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江湖賣藝與文學風骨》“大時代三次割斷我的生活史，每一時段內我都換了環境，換了想法，換了身份，甚或換了名字，一切重新開始。” 這三次，應該大致分別對應，《昨天的雲》之童年成長、《怒目少年》之少年幻滅、《關山奪路》之青年見證。最後，我們也終於走到終篇——《文學江湖》。 比起前三本中經歷了人世間種種漂泊與震盪，然而回首看人生不過轉了十餘載，最後一本回憶錄卻是將從1949年赴臺到1978年移民美國，這“三十年人間”濃縮進十幾萬字中。從這個角度來評價，《文學江湖》像是一位歷經滄桑的寫作者在走到人生邊緣時對往昔的冷靜收尾。這一部中，這位在任何境遇中都保持記錄的寫作者終於把筆落在“寫作”本身——文學成爲刀刃，局部刻畫出對大陸讀者而言並不熟悉的臺灣白色恐怖年代文學生態，同時也向我們展現了戰後社會變遷下知識分子的另一段孤獨之旅——一個人如何以文字安身立命。 1949 年，“僥倖”抵達臺灣的王鼎鈞，身無長物，也無可能重新選擇人生路徑。因此，他在人生的最低點重新拾起寫作，某種程度上，並非爲了文學夢想，而只是爲了活下去。儘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至少在他初登基隆碼頭抓筆投稿的那一刻，寫作記錄的本能是超越謀生技能而成爲一種自我確認和歷史見證方式的。至於後來生活逐漸穩定，寫作於他的意義，除了提供一份初到臺灣可養家餬口的保障，更是讓他在流離失所中確證了自己的存在：每一篇文章刊出，既是對不可捉摸現實的一種參與，也是對自我價值的再次確認。 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五六十年代臺灣，作爲輸出語言的知識分子，如何以文字維持生存的同時維護文學尊嚴，守住表達的安全邊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鼎鈞的抗議方式並不是“英雄式”的——既不會主動唱犯忌諱的曲目，也不效法那些與體制正面衝撞的作家，他雖敬佩敢言者的勇氣，卻也認定一味諂媚或對抗皆寫不出好作品。於是，他以《歷代名臣奏議》式的傳統經驗，用更審慎剋制的委婉曲筆保存言說空間，用他自己在採訪中的話說——“知道怎樣對君王說話，用什麼樣的腔調，什麼樣的姿勢，他聽得下去，縱然不悅也不致於殺人。” 這既是生存技巧，也是道義底線。 整體而言，與前三部相比，《文學江湖》的語言風格愈發冷靜穩健，彷彿少年時代的激烈與青年時代的困惑都沉到水底，只剩一層浮在表面的疏離語調，而水面之下，是經過時代打磨之後的圓潤卵石，剋制卻不失重量。 關於臺灣那三十年的故事，過去讀過的少量官方文字裏，不免有一種宏大敘事的俯瞰感。但王鼎鈞將這些歷史場景通過一個個親歷片段的串聯來呈現，如校園匪諜案的荒唐冤劇，到文藝獎背後的政治算計……於是我們得以看到從戰後悽惶到經濟騰飛的臺北社會橫截面：五十年代初人心困頓茫然，白色恐怖時期人人自危屈辱驚懼，六七十年代冷戰僵持下民衆心理疲憊，直到後期現實逼人不得不“落地生根”接受分隔現狀…… 這種以知識分子良知記錄下時代的衆生相，和來自邊緣的清醒觀察，讓我想到了去年這個時候寫喬伊斯《都柏林人》書評，那時我對比了自述受其影響的白先勇作品《臺北人》：前者是以近乎無情的社會洞察力和以目空一切的天才與傲慢將中下層社會的人物刻畫得精準而刺骨，將這座城市的癱瘓和麻痹呈獻給無動於衷的公衆；而後者則將物理環境放置於臺北，遙遠地與上海、南京等大陸城市建立記憶上的聯繫，時間則聚焦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戰後經濟騰飛的臺北，將曾經滿載榮光的國民黨軍官、從風光無限墮落塵泥的軍官眷屬、鬱郁不得志進而扭曲放浪的讀書人、似仙似鬼掠過人間的交際花，以及泥淖裏摸爬滾打的賣腰舞女……共同組合成特定歷史時期“臺北人”的時代剪影。 都柏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尚且精神流浪，來自外省的“臺北人”在異鄉更是難以安頓靈魂。城市中的每一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與孤獨抗爭，也都在割裂的環境中竭力辨別自己的文化認同，卻都無可避免地沉溺舊夢，迷失虛無，在夜色中踽踽獨行。 白先勇在《臺北人》中借小說反映出國民政府退居臺灣後所形成的“異質文化羣體"與“本土化進程”的碰撞，以及個人的懷舊與時代的前行所形成的強烈反差。其核心與《文學江湖》中以局外人的眼光所觀察到的臺灣社會與文學環境是統一的：政治/歷史變動往往裹挾個人命運，形成無可挽回的缺憾。 書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你們外省人將來都會得精神病。’爲什麼？‘你們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說那不一樣，他們如果決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們想回去但是不許回去。” 客觀來說，在長期戒嚴和反共高壓下處處瀰漫着緊張和荒誕的社會中，拋開個人情感，就創作者的角色來講，作者的身份很適合在這個情報人員滲入文壇、文藝政策服務政治、作家處處自我審查的環境下積累創作素材。一方面，他在體制內擔任報刊副刊編輯、廣播電視編審等職 ，得以近距離觀察文化掌權者的意圖與困境；另一方面，作爲“外省人”，他又遊離於本省社會主流之外，能從局外洞悉各方勢力角逐的矛盾。 關於後者，其實也說不上是安慰還是隨遇而安的妥協。就像因空間距離，我和國內的熱門事件往往有時差，也因刻意保持與社交軟件的距離而愈發毫無參與感；但同時，身在有一定文化和社會隔離的西方國家，本地發生的事件，我又多以一種事不關己的態度來打量，除非關涉自身，大多數情況下並不爲其擔憂或歡欣。在這樣的“真空環境”中，的確是極“安靜”，這也給了我大量的讀書、思考以及寫作的空間。然而，偶爾我也會自省——如此遊離於社會關係之外的生活，是否過於“低溫”？ 就像我在讀王鼎鈞描寫周圍的人與事時，也會質疑——其思考角度多侷限於外省知識分子的經驗範圍：從大陸到臺灣，行政地理屬性上仍是跨省遷徙，所以他們似乎很少把自己置於殖民這種更復雜的地方社會譜系裏反省，對臺灣本省社會、地方歷史、階層結構的理解更傾向把問題放在政治高壓與個人命運層面。 說到這兒，其實進一步回溯，無論是大陸時期的受教育軌跡，還是到臺灣後在媒體機構的工作，王鼎鈞始終處於文化場域內部且擁有以語言謀生的通道，這使他的半生敘事幾乎都在城市知識階層的生活半徑之內。他雖然始終能以一種微妙的距離感觀察這個由文學、政治、特務交錯構成的“江湖”，但個人認爲，“文學江湖”之名，其細部是需要由更底層、更邊緣的人來填充的，他們往往是無法留下文字的人羣。某種程度上，他或許爲他們發聲，但始終無法真正站在階層內以個人真實體驗來書寫。 不過，這也無傷大雅，我覺得它可以被描述爲一種“座標”，就像他自陳回憶錄的寫法是 “以自己爲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着再畫一個，全部回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 作爲讀者，我覺得也可以樂觀寬容些，即便這一本無法提供完整拼圖，卻因爲他把自己所在座標寫到足夠清楚誠實，便可以以此爲線索向四周發散求證。 從1992年第一本《昨天的雲》出版，到最後一本《文學江湖》問世，這一段人生回憶寫了至少17年，這當然出自一位文學創作者的自覺以及作爲歷史見證者的責任，然而這一段寫於上世紀末的人生記述卻在1978 年赴美的那一刻便戛然而止，他自言不願再寫下一段人生： “我不想再寫了。當年離開中國大陸，踏上基隆碼頭，我的感覺像再生；後來移民出國，走進美國海關，我的感覺像死亡。” 爲什麼？ 自少小離家，繼而離鄉失國，餘生大半個世紀中他本應已習慣扮演異鄉人的角色，習慣了輾轉如浮萍的生活。但這種不斷被時代巨浪推離故土的經歷，時刻加劇着他長期處於斷裂的身份認同。 他也曾在訪談中感嘆： “在臺灣我們曾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無祖之裔，無史之國。” ——飄泊他鄉的外省人卡在斷裂的時空裏，在真空環境裏上無所承、下無所寄，只能在歷史夾縫中尋求自身位置。這種文化與情感上的失根，令他在文學圈縱有朋友知己，內心深處仍難免形單影隻。而最終選擇在年過五旬徹底揮別故土，前往異國，落葉不再歸根，對一個已經漂泊半生且從未真正安定下來的流浪者來說，這雖不是人生的終結，卻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徹底斷裂：文化、政治斷裂、人際，以及自我斷裂。 當下人生經驗尚淺的我，也只敢暗暗揣測，或者說作爲讀者的期望——他不再願意繼續寫後來的生活，不是因爲生活不值得寫，而是因爲他已抵達歷史使命完成後的終點。

這段時間最喜歡的兩位作家，一是費孝通，一是王鼎鈞，因爲他們都能把一件大事情寫得具體生動，讀者讀他們作品的文字不會覺得深奧難懂，反而會喜歡讀，會從他們的文字中獲取每個人能理解的知識和情感。費先生主要是把大道理簡化生動化，而王鼎鈞先生是把大事件具體細緻化，讓讀者有一種栩栩如生、身入其境的感受。 “回憶錄第一冊《昨天的雲》，寫我的故鄉、家庭和抗戰初期的遭遇。第二冊《怒目少年》，寫抗戰後期到大後方做流亡學生，那是對我很重要的鍛鍊。第三冊《關山奪路》，寫國共內戰時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 看第一本很喜歡，因爲很多兒童趣事，也有各種很新鮮的人事物的描寫。 第二本有點看得慢了，原因作者在經歷戰亂，在寫各種戰爭和混亂，知識背景缺乏，導致我閱讀上興趣不大，於是草草看完。 第三本還是寫戰爭，但相對第二本我非常喜歡，因爲作者從自己親身經歷寫被騙加入國民黨隊伍的經歷，感受到當時年代青年學生的感受，如同回到那個時代親眼旁觀。“希望讀者能瞭解、能關心那個時代，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 第四本是寫作者49年到78年在臺的工作經歷，基本上都是從事文學類工作，廣播、電視、報紙、雜誌都做過，不僅寫個人經歷，也是展現時代變遷。寫的最吸引人的就是講特務組織和文字獄，作者的語言描寫把讀者完全帶進去了，可笑可悲可怖的經歷都感覺在親身體會。 這套書籍非常推薦閱讀，不僅文字語言吸引人，而且親身經歷非常豐富生動。

有人的地方有江湖，在以意識形態爲主的時代，文學，既不倫不類又茁壯成長。“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異，不敢立異。有江湖就有大佬，大佬一言九鼎，大佬一錘定音，大佬也唯命是從……從那個高壓年代走過來的人像是給自己安了一個叫做節制的閥門，稍微鬆一下流出一點來就又擰緊了。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們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養、品位、識見還有“居心”，而生喜悅或厭惡，小姑娘總是無罪的。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看完我都沒弄明白這個人到底是誰，書裏出現的人物名稱除了那些歷史書上都寫過的，也沒幾個認識的。想來想去，還是第一部《故鄉的雲》更能引起一些記憶，畢竟那些風土人情還能看到一些影子。第二部《怒目少年》記錄了一輩人的顛沛流離，那是一部分人的命運，在時代的背景裏顯得特別慘淡。苦難的生活裏，更能看見生命力的茁壯。第三部《關山奪路》是抗戰勝利後的命運，大多耳熟能詳，第四部《文學江湖》像是一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閒雲野鶴，最後遠走他鄉，有點像飛出囚籠的意思。

【226】王鼎鈞《文學江湖》，四部曲之四。寫1949-1978在臺歲月，三十年，文中自述又在美寫作三十年。讓人想起，有段時間提倡，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書中自述經歷，職業在傳媒文學上，做過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橫跨各種媒介，已屬難得，又身處文學、教育整個環境的變動與革新中。不過，這塊零零總總許多人物和故事讀來並不熟悉，只能簡單瞭解一二。 倒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令人感慨，比如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軍中文藝活動，又比如貫穿全書的業務政治和白色恐怖，其中世情變幻、人情冷暖，滋味複雜。 金句不少，印象深的有： 作者自謂：“以此殘魂冷魄，到這殘山剩水，討點殘羹冷飯。” 說詩人瘂弦做主編做得好，突然來了一句，“事業總是懷才不遇的人做出來的。” “那時口出怨言的大都受過高等教育，進入社會以後就停止學習，新生事物使他們由先進變爲後學，使他們不能適應”，令多少人汗顏。 第226本，年度第40本。2025年12月4日記。

1949年，曾經的山東少年，後來的軍中文藝青年，經過了亂世的顛沛流離，終於來到了臺灣。 原本在廣闊大陸，那幾千公里的活動空間，突然就被壓縮在南北縱向僅394公里的臺灣。 空間小了，人口密度大了，再加上兩岸對立，島內政治高壓。 於是，這本書裏不再有空間變換、輾轉騰挪的新鮮感，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碰撞、傾軋，有的是在出版業30年裏的職場糾結，有的是“水深江湖闊，無使蛟龍得”的心有餘悸。 （注：“水深江湖闊，無使蛟龍得”出自杜甫《夢李白二首其一》，意思是：水深浪闊，旅途中請多加小心，千萬不要失足落入蛟龍的嘴裏。） 今日讀書：王鼎鈞回憶錄第四部《文學江湖》。 看完王先生73萬字的回憶錄，發現他的故事寫得很細，很多平日裏發生的小事，甚至僅僅見過一面的人，都記憶猶新，能夠娓娓道來。 從書尾的“文學生活大事記”，那列出來長達十幾頁的清單，反映出他是一位有寫日記習慣的人。 由此想到，當我們老了，如果真有閒情逸致，願意自己，或找人來寫自傳，愛玩手機的我們，一樣也能翻出忘記了的故事。 我們用微信代替了紙筆，我們把數據記錄在雲端，小小的電子方盒裏，是我們存在過的證據，是我們精彩過的人生。

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至此已閱讀完了。讀這本書的興趣彷彿回到了20多年前在韓城化肥廠閱讀約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諾夫》的情景。

推薦。 王鼎鈞先生的書，因何原因藏入書架，原因已不知。所讀關於關於臺灣、臺灣作家的作品，第一次讀王先生的作品，通過他的這本書，對臺灣1949年之後的文化界的人與事，政治與歷史演變有了一些理解。 去過臺灣，做過環島數日遊，如可能還想去。 殖民、血脈、主義、歷史演變、國際政治、地緣政治、霸權，使中國、中國臺灣有着太多太多的無奈、無可奈何，在歷史上上演了幾百以至於上千年的人間悲喜劇，並且還在繼續演出中……， 有一件事。據說，1975年4月去世的蔣中正先生，48年後的現在，在臺灣某處依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 阿門……

其實我一向對回憶錄這種文學體裁不是很感冒，能把這四本全看完，完全是因爲王鼎鈞是個謙遜的敘述者，山澗流水，娓娓道來，很難討人厭。 他在“廣播文學先行一步”一章裏說，寫廣播稿時要對文言保持警惕，努力向日常生活中的白話靠近，“把‘如’換成如果，把‘但’換成但是，把‘雖’換成雖然”。這個事情雖然很小，但我讀的時候真是印象深刻，對創作者來說，不故作高深着實是個大優點，如果所有文學創作者都下定決心寫通俗易懂的人話該有多好。 王鼎鈞認爲廣播稿句子太長也使聽衆窮於應付。“人在一呼一吸之間可以講十個字，換氣最好也換句。”所以他寫廣播稿總是句式簡單明快。質簡無華的廣播風格也反哺到了他的文學創作。很多時候不覺得他寫得話有多文采斐然、振聾發聵，但看着就是讓人有耐性讀下去，心情平和。 “六十年代，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選邊站。我是在中間插隊落戶的，我一直緊緊拉住兩邊，直到雙手痠麻，同時放開。” 我覺得王鼎鈞的“中庸”並不是沒有態度，恰恰相反，不完全的贊同就相當於一定程度上的反對，不標明立場，其實已經是一種鮮明的立場。王鼎鈞就這麼遵循自己的價值觀，像打在繃緊的兩端繩子中的繩結，靜止時就是不休的抗爭。 “水深江湖闊，無使蛟龍得”。文學江湖是危機暗藏、身不由己的遼闊水域。縱使風波迭起，最寶貴的是保留一片冰心。

在後續的三十年中，鼎公給報紙寫文章，成爲編輯，入廣播電臺做節目，見識各種名人，成爲文壇領袖，一到退休年級就逃離臺灣，當然了因爲經歷共軍俘虜，被反反覆覆審查監視，經歷白色恐怖。 談到白色恐怖，辦案人員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訴他們，全國只有一個人不會站在這裏（除了“最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叛國受審），那時已土崩瓦解衆叛親離，我們已完全喪失信心。以前新兵訓練營的班長常說：你的事到了我的手裏，要多輕鬆有多輕鬆，要多嚴重有多嚴重，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量”，多謝這班長給我啓了蒙，開了竅，五十年代的臺灣，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內，許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把千斤四兩的心法傳給好幾位朋友，幫他們趨吉避凶，殷海光教授聽到這八個字，嗟嘆久之，他把這八個字轉換成學術用語，稱爲“不確定感”，並附以英文原名，國民黨用“不確定感”統治臺灣。 鼎公在晚年做了許多反省，試圖補償，在八十年代大陸恢復正常後他通信試圖聯繫舊友 ，當年第二十二軍的流亡學校還出了同學錄。鼎公是一個極其感恩之人，在一個極其慌亂、殘酷、人性泯滅的年代保留了一絲微光，這多少和他從小受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以及母親給予的基督教信仰有關，讓他保存了人性中的善念，是逢凶化吉的武器。 有很多曾經的恩人找不到了，無處傾述。其中有一位老師他找到了，寄去了一點錢和一卷錄音帶，和他老人家長談，彙報了四十年來的漂流成長，我我縷述他留給我的言傳身教，很懇切地告訴他，我也教過書，凡是他做到的，我都做不到，他是今世難逢的良師。對老年人，最重要的是肯定他的過去。據說老師一生堅韌，老年寂寞，這卷錄音給了他很大的安慰。 通篇而論，鼎公敘事中夾雜了大量的議論，其中包含人生哲理，這其實是精煉寫作三十年後的成果，又經歷世事滄桑，晚年孤身在紐約寫這部回憶錄的時候，無論是思想境界，還是研究水平、閱歷、文筆都已臻於化境，寫出的文字值得誦讀。 論及大家庭。大家庭好比一隻貓，努力扭曲身體以各種姿勢去舔掉身上的骯髒，吞進肚裏，有些事情是要隱瞞的，有些話是不外傳的。 談到任何一種痛苦的生活，即使是監獄和妓寮，只要有新人跟進，資深者所受的折磨都可以化爲成就感，支持人們熬下去，熬出來的力量似乎是：向前看有光亮，回頭後繼有人。 至於人，世上哪有“居心完全純潔、行事完全準確”的人物？ 上帝並未創造這樣的人類，人們若是以此期待，乃是逆天行事。事實是，人的忠誠度越高，執政的人在下達命令的時候越容易掉以輕心、草率行事。統治者個人的權力越大，他的左右親信越容易透過服從的方式切權自肥。要求“絕對服從”，政府與人民可以慮始，難於樂成，聰明人陽奉陰違，純潔的人就憤世嫉俗了。歷來治理衆人之事，困難不在“否極”之際，而在“泰來”之初，動亂多發生在情況開始改善的時候。 談到對苦難和歷史的理解，鼎公說，不要敘述歷史上那些光榮的名字，當我們讀書的時候，就是我們驕傲的日子！後來，那是我們受苦的日子，爲什麼受苦，因爲戰爭，戰爭是什麼？是離別、是勞碌、是疾病、是飢餓、是欺騙、是毆打、甚至是死亡。但是，戰爭又是什麼？是忍耐、是鍛鍊、是擔當、是覺悟、是熱情、是理想，戰爭給我們一枚金幣，以上云云，是金幣的兩面， 有了這一面，必有那一面，失去那一面，也沒有這一面。 鼎公是什麼樣的人呢？是經歷了大悲苦、大滄桑，但卻不失其志的人。基督的信仰，儒家的修養，晚年研習佛家帶來的智慧，使得他在面對十年親朋生死兩茫，在面對萍水相逢、九死一生的慘劇的時候，在面對好人沒有好報，叫天地不應的困境的時候，挺了下來。對成王敗寇的反思，書中沒有歌頌勝利者的成就，反而注視失敗者的落幕，他對弱者、失敗者有同情感，對得勢的人加以懷疑，對失勢的人報以同情。因果報應讓人感慨，他毅然選擇知恩圖報，又令人心安。 有人會說，歷史跟你有什麼關係呢，政治跟你有什麼關係？那些過眼雲煙與眼下的生活何干？ 何必要去關心，如果你也是個普通人，你的家庭也在大時代的變動下危如累卵，不知讀這樣的書你還覺得和你有無關係呢？

本書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相比前三部的波瀾壯闊，第四部稍顯清淡，但是這是時代之幸，非詩家之幸。關山奪路，奔向寶島，從此埋首書桌，深耕文學，在自由世界裏馳騁文字，鼎公得其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