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非勝利者的記憶：一個流亡者的四次回望》上一年最後三個月，我的閱讀方向由近代史轉向近現代史背景下以口述史與回憶錄爲主的“傳記文學”。而在這些不同歷史角色的敘事視角下，我得以看到“見證”的差異性。 正如不久前在年度閱讀總結中寫到的那樣，同樣面對時代的斷裂與暴力，有些敘述試圖替他人說話，有些則刻意讓出話語的位置；有些能將個人經歷納入宏大的理解框架，有些則堅持把“活過”本身作爲唯一的證詞。 敘述方式的不同，並非文風差異，而是個人選擇。 例如：在《一百個人的十年》中，傾聽本身被置於寫作之前，作者不斷後退，剋制判斷，儘量讓說話的人保留自己的語調與遲疑；而在《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中，作爲親歷者，作者擁有敘述的資格，卻在關鍵處選擇輕描淡寫，某些重量被迅速放過，某些代價被模糊處理，階層與位置帶來的緩衝，使得沉重的歷史在敘述中變得輕易可承受，這種個人化的迴避，同樣見於《沒有不散的筵席》。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所謂“記憶”，也並不全然是自然留下的，也可能是在無數次選擇中被篩選或修剪，以及被允許存在的結果。 例如：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兒》裏，女性知識分子的生命軌跡，在不被刻意放大的書寫中顯露出真實的重量——不是作爲榜樣，而是作爲事實，記錄者誠實地承擔了記住的責任；而在《沈醉回憶錄》中，尤其是《人鬼之間》裏，“見證”也許走向另一種危險——一個曾經身處暴力系統內部的人，如何回頭講述那段歷史，並在講述中重新安排責任與道德重心——這不再是“是否誠實”的問題，而是“敘述”是否正在成爲某些羣體另一種形式的清算與自辯。 這使我進一步意識到，並非所有回憶錄都是見證：當一個人擁有完整的敘述能力、語言技巧與發表空間時，他也同時擁有重塑歷史圖像的力量。 記憶並非天然通向意義，而更像是一種責任——要求書寫者不斷確認自己的位置，也要求讀者放棄對唯一答案的期待。 因此，那些極具文學性的、高度完成的回憶，讓我感到危險。它們過於順暢合理，以至於讓人產生理解的錯覺。 例如：在《上海的紅顏遺事》中，記錄了一位普通卻又被時代選中的女性如何在不理解政治、也不試圖反抗政治的情況下仍被政治毫不留情地吞沒，儘管它得以使一個原本難以擁有敘述位置的女性留下姓名與輪廓，但同時也讓我對其敘述方式感到遲疑——當苦難被包裹在過於柔軟的語言之中，當城市記憶與寫作者個人情感的濾鏡反覆疊加，歷史的鋒利也將被審美化的敘述所削弱；而在何兆武《上學記》裏，作者極力淡化自我，不渲染苦難，也不急於賦予經歷以意義，他將自身安置在歷史的邊緣位置，作爲一個旁觀者，記錄戰亂、流亡、求學，以及那一代知識分子如何在極端環境中仍堅持思想的自由——以近乎“退場”的姿態，展現出人如何被時代洪流裹挾向前，又如何在狹窄的生存空間中守住思想的尊嚴。 基於以上對照，我重新思考並確立了自己閱讀歷史傳記的評價標準。閱讀不僅僅是一種“獲取”，更是一種被迫承擔——承擔那些被留下的聲音和敘述無法抵達之處的沉默，也承擔作爲讀者所必須面對的不適與遲疑。 在此基礎上，我開始了2025年最後一本，同樣也是最厚的一套回憶錄的閱讀——《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在鼎公散文化的敘事語言中，我反覆感受到一種罕見的節制：這裏並不存在如何在時代中完成自我的宏大敘事，更多的是不斷反省的自我定位——即便仍存一些出自個人階級與政治立場的侷限。從故鄉的白雲到異鄉的江湖，他書寫教育、戰爭、流亡，以及制度變遷和意識形態差異，卻多將筆觸落在那些與自己擦肩而過的人身上：鄉鄰、同學、戰友、同事，以及千千萬在分岔路口消失的普通人……個人經歷在這裏成爲進入時代的一條通道，我們走入通道，因此得以窺見二十世紀鉅變的時代的一角。 以下是按照四部曲的順序撰寫的獨立書評： 《故鄉的雲——澄澈池泊裏的昨日雲影》《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是我在2025年下半年的閱讀中，幾乎滿足了我目前爲止對“將個體生命的印跡鐫刻於大歷史的側影之中”一類書籍全部期待的一套書。 鼎公於近古稀之年動筆，將此回憶錄視作自己“最後一本書”，發願要“爲生平所見情義立傳”。而 《昨天的雲》，作爲四部曲的第一卷，記述着他在1942年離開家鄉前的少年時代，這裏有童年、有家人、有宗族，也有再也回不去的故鄉。當歷盡滄桑浮沉的老者重新以少年的目光打量二十世紀初，與其說是在書寫“歷史”，不如說是，歷史洪流外側的那幾汪清淺池水——其中倒映的，是往昔家園的光影、少年心性的形塑、以及一位文人在時代夾縫中逐漸生成的精神骨架。 就個人而言，我很喜歡讀這一類回首看百年往事的作品，以順暢明晰的文字超越自我書寫，既有還原時代視角的忠實記錄，也有以長者之思爲重新審視記憶並賦予更深遠歷史意味的註解。畢竟—— 昨日的雲雖已飄散，但那些曾在風中顛沛的生命，並未真正遠去。 《昨天的雲》裏最動人的，是一個少年如何在時代的縫隙裏被迫成長。 ——這句話，當我在鍵盤上敲出來時感到熟悉，恍惚了幾秒，想到了去年重讀童書《草房子》時也寫下過類似的句子。但這裏註定是不同的，因爲那個不可忽視的限定詞——“時代”。 但孩子們的對童年的體驗總有相似。儘管，王鼎鈞的童年並算不上浪漫：他出身於一個“由盛轉衰”的士紳家庭：祖輩富庶，父輩清貧，家道不斷滑落。曾經象徵體面的“天棚石榴樹，肥狗胖丫頭”漸次消失，耕作的牲畜從騾馬降爲黃牛，終至賣掉最後一頭驢。然而，正是在殘破舊家的庭院和私塾，他汲取了精神養分——在舊屋的天井邊玩耍，在私塾裏學詩書，從鄉賢長者的言傳身教和母親的智慧與信仰中、在家鄉的集市、祠堂、田野之間理解“天下”的質地。 我在初讀時尚且以輕鬆語調戲謔——是不是名人們寫回憶錄都要從少說祖上三代一一數來，然而在讀完兩冊《怒目少年》與《關山奪路》後，我再回頭看，便不能不嚴肅認識到，在這大時代的縫隙中，他被徹底鍛造的價值觀與人格，不僅來自親歷顛沛而習得的堅韌與清醒，也來自傳統家教與仁愛信仰的烙印。 另一方面，在族人興辦的鄉學裏，王鼎鈞遇到了啓蒙恩師“大老師”。這位新學教師在作文課上嚴斥堆砌辭藻的花腔，要求筆端簡潔明晰，將少年王鼎鈞文章中那些矯飾華麗的句子一筆勾銷，直截了當地改寫成大白話。可以想見，這段經歷爲他日後的寫作首先奠定了一種求真務實的基調，而我們如今讀到的鼎公於語言上的節制與誠懇，正是少年時代潛移默化的結果。 然而，這種衰敗中的耕讀生活也並不持久。動盪亂世中，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沒有人能真正獨善其身。當家鄉日漸淪陷，家中父母篤定選擇了讓他出走，即便明知外界兇險，仍要把孩子推出家門，因爲留下去只會更危險。 於是，揹負着父母“你走吧，不要回頭看”的囑託，少年一口氣奔出五里路，回望時——故鄉蘭陵已消失在天際 。 我在這一冊最後一句中頓時明瞭爲何回憶錄第一本名爲《昨天的雲》：家庭的庇護和故土的安穩都成爲昨日雲煙，只剩下少年獨自走向未知的前路。 在《一百個人的十年》書評的評論區中，和一位書友討論到這套書，書友形容其爲“如釅茶利口也如清泉潺潺”——我非常認同這個評價。這本書的敘述文字確有一種冷靜且潔淨的美，看似尋常，卻極難模仿。這種“乾淨”同時也是道義層面上的，有一種文人應有的體面，且少有煽情與情緒表演，更不見刻意製造苦難與悲情的姿態。這種語言姿態，正如上文所說，一方面來自少年時代受私塾與鄉賢影響的教徒式的誠實，另一方面，我想則來自戰亂歲月的內在訓練——經歷過真正的恐懼的人，往往難以說出激烈的話。這種冷靜、質樸又維持熨帖溫度的文人氣質，既可見傳統士大夫的涵養與悲憫，又不乏現代知識分子的敏銳和開闊。 這同樣體現在這本書的敘事選擇上：以日常小事填充人物的微光，而少以宏論高喊時代的口號。宏大敘事或高高在上的歷史評說被具體的人與事取代，碎片化的生活場景已足以折射出歷史的影子。例如，爲本書格外添上齊魯大地獨特地域氣息的，是文中反覆出現的對家鄉風物的描繪：蘭陵美酒馥郁醇香、不易揮發，上世紀博覽會上曾獲大獎；煎餅攤上鐵鏊子烙出的煎餅薄如紙、脆如酥，噴香誘人......這些故鄉美食與民俗細節，看似瑣碎，卻營造出濃郁的生活氣息，即便是我這樣對這些北方生活化場景感到陌生的南方人，也可以在腦海中逐漸建構起一幅20世紀三四十年代山東鄉村社會的立體畫卷。再如寫到鄉村的勞動場景：壯漢們光着上身在打高粱葉，豪放地唱着葷段子試圖傳到女工那邊，引得孩童亦步亦趨，既羞赧又神往。如此富有畫面感的片段俯拾皆是，普通人的生活及世態被細膩地呈現，當一幕幕有溫度的往事在時光中閃爍，之後的山河破碎、世事變遷，才能激盪起更深遠的迴響。 除了鄉村教育與農事四季，日軍暴行與游擊隊割據等宏觀情景也同樣以少年的眼光呈現。例如，當蘭陵陷入戰亂，土匪、國軍、八路軍各支游擊隊錯綜盤踞時，作者透過少年視角觀察到各種荒誕與矛盾：土匪搖身一變成了“抗日自衛隊”，國民黨游擊隊消極避戰卻好喫懶做，共產黨游擊隊幫農民推磨挑水、教唱歌，鄉間甚至流傳出順口溜總結各方特徵——“日本鬼子抱窩，國民黨喫喝，八路軍唱歌”。歷史洪流對個體生活的衝擊和滲透，便經由這種看似不經意間將個人記憶的線索與時代事件並置的交織敘事凸顯。 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些回憶並不僅僅屬於王鼎鈞個人，更是20世紀動盪圖景下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記憶：抗日烽火、內戰離亂……文人的生存命運在那樣的大時代中往往身不由己，顛沛流離乃人生常態。而《昨天的雲》之後的人生軌跡—— 1949年隨時代洪流赴臺，此後又遠走異鄉定居美國，這種跨越兩岸三地的流亡人生，同樣也是20世紀華語知識分子共同命運的縮影。 但不同於許多被時代激怒或被單一意識形態操縱的知識分子，他的選擇始終如一：以筆爲生，保持良知，記錄真相，把寫作視爲安身立命之本。 因此，在他的回憶錄第一冊中，他筆下描繪的衆多人物，無論是貧寒善良的佃農、臨危不懼的縣長，還是隱忍持家的母親、仗義傳道的義士——這些都不是會出現在歷史教科書裏的名字，卻有不亞於英雄史詩的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輝。他深知自己或許是某些往事與人物的最後見證者，因此懷着強烈的歷史見證意識與使命感去記錄那些斷簡殘篇。 其中尤其使我爲之震撼繼而靜默的，是《插柳學詩》一章中以濃重筆觸刻下的“瘋爺”——一位舊時代遺風的鄉紳，在時代錯位中被誣爲漢奸，又湮沒無聞。王鼎鈞不無感慨地發問： “瘋爺的詩自己不留底稿，他寫給我看，是有意還是偶然呢？吾鄉沒有人收集他的詩，今日天地之間，有誰能夠爲瘋爺的感情和心血作證？除了我，誰還能記下這斷簡殘篇？” 當時初讀這一段時，便清晰地意識到，個人回憶錄不僅僅是記錄着以唯一個體的眼光打量、經歷和感懷的時代，更是爲那些記述主體之外的、不見於正史、易爲人遺忘的個體存證，爲時代洪流中無名者的情感與命運留下最後的註腳。而這實在是一種超越私密記憶的宏大情懷，更是一種極爲端正的書寫姿態和歷史意識——不是在自我書寫中沉湎過去，而是藉由對自身經歷的書寫，完成一場與歷史、與衆生的對話。 和此前讀過的諸多回憶錄一樣，這也引起了我對記憶書寫及個人與時代關係的思考。 “一本回憶錄是一片昨天的雲，使片雲再現，就是這本書的情義所在。” 藉由文字之手，將飄散的舊日雲影重新凝聚於眼前，是這本書最動人的用意之一。然而，記憶如何化爲文字？個人經歷如何拿捏於宏大歷史之間？在王鼎鈞筆下，我們看到個體與時代並非對立的兩個層面，而是交織在一起：大時代構成了個人際遇的舞臺，而無數個體的命運又匯成了時代浪潮的底色。 雖然作爲回憶錄第一部，書中主要還原的是少年在抗戰初期的懵懂無知，但也並不迴避諸如“那時，我就應該想到，階級鬥爭完全是可能的”的成年筆觸。於是作爲讀者，我們能夠看到的是一種隱形的雙重視角——因此得以同時感受歷史進行時的微觀體驗和歷史反思時的宏觀洞見。 或者說，這整一套回憶錄，作者都遊刃有餘地徜徉於個人與時代的邊界處。 一方面，有孩童之眼，忠實記錄着當時所見所感的斑駁圖景；另一方面，也有長者之思，審慎地爲這些記憶定調、註解，賦予其更深遠的歷史意味。 真切生動的真實記憶之上，更有厚重的思想維度。 其次，王鼎鈞深諳記憶的選擇性與文學加工之間的平衡。他在開篇就謙遜地聲明： “我並不是寫歷史。歷史如江河，我的書只是江河外側的池泊。池泊和江河之間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調節......” 這便預先定義了這部回憶錄的性質：它並非對歷史洪流的全知全述，而只是旁逸出的幾汪清淺池水——盛載的雖是個人記憶的碎片，卻也折射出江河般的時代波光。在這裏，宏觀敘事被有意識地留白，只有那些對個人而言銘刻於心的細節與片段被擷取，讓涓滴般的記憶自然而然地匯入時代背景，以期既忠實於自身記憶及其歷史意義，又不因試圖在事後重繪歷史走向而逾越歷史記錄者的角色邊界。 不過，我們也應注意到，第一本《昨天的雲》出版於1992年。 這個耐人尋味的時間節點，除了是海峽兩岸關係較好的時期，還是恰在91年臺灣結束白色恐怖後一年。雖然這時作者已在美國定居多年，但要發表近現代史作品，仍不得不考慮華語地區的接受度。考慮到需收集整理大量資料，以及寫作編輯等工作，出版於92年的《昨天的雲》，創作應主要還是在戒嚴期間，因此，可以微妙察覺到，作者對許多敏感事件採取了緘默或一筆帶過的方式。之後局勢緩和，續作《怒目少年》開始補敘前書未盡之言，以期還原歷史原貌。而到了第三部《關山奪路》，我找來繁體原版閱讀，提及一些事件見聞語言則更加直白大膽。 見微知著—— 關於回憶錄/傳記創作，個人記憶並非真空中獨白，其書寫往往深受時代語境制約。 因此，作者需要在真相與安全之間權衡，在真誠記錄與自我審查之間尋求最大程度的真實性。 一路讀來，尤其到了第四部《文學江湖》，我們可以看到王鼎鈞的選擇是先保存史料於心、隱忍待時，後終以四卷鉅著將全部經歷傾吐紙上。這便不僅僅是其在動盪前半生中鍛煉出來的謹慎的人生智慧，也同樣彰顯了一位記憶書寫者對歷史的責任感。除此之外，還有記憶書寫所面臨的普遍挑戰，即，受制於記憶本身的模糊與遺忘，早年經歷往往難以還原完整。 我看到過有讀者對此發出感嘆，“人生的記憶，越早忘記的越多”。昨天在讀的韓國女作家崔恩榮，在《即使以最微弱的光》中也寫到這樣的憂慮—— “如果不做記錄，我擔心每天都一模一樣的日子最後結成了一團疙瘩，突然就消失了。” 別說鼎公在寫作本書已逾花甲，二十多歲的年紀，我也常感到若不時時刻刻地留心整理記錄，記憶也會像自動打結的耳機線一樣糾纏成糟心的線團，事後試圖直接插入連接，也是接觸不良似的，聲音模糊而畫面遙遠。因此，正如我寫在高中日記本里的，“趁一切還記得的時候”，要一直一直地寫下去——即使我的回憶只有對自己而言的價值——誰知道呢？ 就像讀完《昨天的雲》，以及之後三本回憶錄，我最強烈的感受是——雲已散，池泊仍明亮。 正因有人在不斷地誠實寫作以重現“昨天的雲”，使那些逝去的雲煙化作雋永的文字，後人才得以循着這些文字的指引，窺見漂浮在整個世紀上空的陰影與光亮。 《怒目少年——流亡青春的成長與幻滅》在王鼎鈞的四部回憶錄中，《怒目少年》是一處關鍵的斷裂點。 它既承接《昨天的雲》裏那個尚存天真、帶着鄉土溫度的青澀少年，又向後續兩卷——《關山奪路》《文學江湖》，交出一個已經被亂世征途裁剪過的青年。 如果說《昨天的雲》寫的是家族的庇護逐漸退潮，那麼，記錄了抗戰後方流亡學生歲月（1942–1945）的《怒目少年》，寫的則是個人漂浮於時代洪水中，從懵懂走向幻滅的內在轉折。 即便在序言介紹中已經基本瞭解了王鼎鈞的生平軌跡，知道自他故鄉一別後半生漂泊流離，但閱讀《昨天的雲》時，我也會錯覺那個孩子仍有一個可回頭的故鄉。可到了《怒目少年》，17歲的王鼎鈞在接下來三年裏經歷了包括但不限於顛簸換校、飢寒困頓、疾病死亡、政治宣傳、集體狂熱……無論是作者本人，還是站在其人生之外閱讀往事的讀者，此時都已經清楚——他的人生再無退路。 約摸可以想象一些：戰爭初期，少年人對抗日、對守衛家鄉一定懷着一種亢奮的熱情，在那個年代，也許廣播、演講和熱血口號就構成了青春的儀式。然而這種青年人的熱血與激情也會被長期飢餓、混亂、死亡一點點磨掉，這時候或許纔是真正成長、蛻變的時刻。 就像之前讀兒童文學《草房子》時寫的那樣，說少年桑桑的成長，不是獲得，而是從失去某種天真和盲目相信開始。 其實在很多地方讀到過關於戰爭初期年輕學子胸懷救國激情，在校內校外掀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從軍熱潮的故事，但這好像是我第一次讀以流亡從軍學生自身的視角來回顧這一段歷史。作爲個人回憶錄的第二冊，承接淪陷區少年故鄉往事，揹負着全家的希望被送離故鄉的少年在這一刻彷彿看見勝利的曙光，激情迸發、熱血沸騰。然而當熱潮退去，長期顛沛與苦難引發了身心的疲憊。當勝利漸近之際，他又隱約感受到時局將崩壞、大難臨頭的陰影，希望的虛妄竟如同絕望一般真實 。 戰爭年代塑造了他的青春，也讓他的理想隨之幻滅：離別、勞碌、疾病、飢餓、欺騙甚至死亡相繼襲來，同時也逼使他過早地學會了承受、擔當與覺悟。“怒目”的少年正是於這樣蒼茫的世事中迅速結束了痛苦的成人禮，提前進入了激情燃盡後的困惑和幻滅。 作爲親歷亂世的青年，王鼎鈞在《怒目少年》中記錄的，不僅是個人的革命時代成長史，也是一代中國知識青年在國家劇變中塑造自我卻一再受挫的一類形象縮影。 時代如烈日當空，再亮的個人火花也顯得黯淡。 在我反覆對比並計算作者在各個重要歷史節點的年齡時，常常感嘆這個“中間態”實在有些尷尬：既是出生太早，無法成爲戰後新秩序的主體；又是不夠早，無法被納入舊秩序的正史。因此，不得不在兩個體系之間長期懸浮。這或許從一方面解釋了某種我個人於文字中感到持續存在的疲憊感，或者說某種超出敘述對應時期年齡的過度遲疑與審慎。就像是，在讀一種長期滯留在歷史夾層中的敘述。 不過，也很能理解這種疲憊感。 一方面，在流亡求學期間，他目睹國民黨戰時教育對青年思想的塑造，也暗中觀察到進步學生的抗爭和左翼思潮的湧動。他同時經歷着兩種極端意識形態的馴化：課堂上是國民黨的統一價值，而同學中又流動着共產黨或地下學生組織的聲音。 另一方面，正如書中所寫，他恰好經歷了由外國到本國的“兩種怒火”：中國人的憤怒最初指向侵略者，最終卻轉向自身同胞。原本渴望通過讀書建立自我，卻不得不在戰火中不斷改換角色，甚至成爲另一同胞陣營的俘虜漂泊他鄉。 當政治宣傳和派系鬥爭逐漸把他推入層層迷惘，時代需要他站隊的時候，他卻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無法百分之百認同任何一種身份。 或許民族大義曾短暫地使他熱血沸騰，但尖銳的認同困境卻無時不刻在折磨着他的神經，而他在之後不同階段的流亡人生反覆提及的“我想我得了憂鬱症”，大概在這時就已埋下伏筆。不過，幸或不幸地，這種身份上的無根感與流離感，也許成了他後來的文學生命源頭。 這也是那個年代，以及之後的那些歷史事件中，兩岸知識青年的共同命運： 政治上被迫捲入，精神上卻沒有真正歸屬。革命年代往往賦予青年熱望，卻也令他們陷入身份認同的矛盾衝突，許多人的人生規劃因此被迫中斷、自我實現被無限期推遲。千瘡百孔的時代裏，個體終究難以主宰自己的命運。 不過，很難得的一點是，在這樣的艱難世道與流離歲月裏，王鼎鈞始終維持着一種適度的文人敏感，或者說使命感，雖然從未因“站隊”獲得生存的安全感，卻從未停止作爲“見證者”的記錄，這也爲他之後初到臺灣能夠以寫作安身立命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我們如今讀到的文字是平實冷靜的，彷彿長者平心靜氣的講述，然而卻不會因此淡化其筆下展現的曠日持久的戰亂，以及戰亂之下人性的劇烈衝突。或者說，正是這種反差，使作品更具震撼力，有一種史詩般的壯闊。這種震撼不因我們早已熟知歷史的走向而稍減弱，只會愈加設身處地地關懷個體在既定的命運中如何被拋起又重重落下，正如我讀到《怒目少年》結尾時——抗戰勝利的歡呼尚未散去，新的內戰硝煙卻已在地平線上隱現。 從《昨天的雲》到《少年怒目》，也是從 “不識愁滋味”的孩童到被求學生涯戛然而止、被倉促投入軍隊的少年逐漸成熟的過程，而我對書名的含義每一次從不明到恍然，都在驚歎作者精準將一段人生濃縮成四個字的文字功夫，也因此，在閱讀時表示更加期待之後一本從書名看似乎險象環生的《關山奪路》。而在讀完全四冊後，再看這一本一本遞進的人生，也愈加意識到沒有《怒目少年》中的失去、幻滅和憤怒，就沒有後來在《關山奪路》中被徹底捲入政治與戰爭後的“理解”，也不會有平和內斂的終章《文學江湖》。 它是王鼎鈞人生敘事真正向外躍出的那一跳。 《關山奪路——作爲“非勝利者”的見證》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從《昨天的雲》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到《怒目少年》的“流亡青春的成長與幻滅”，第三部《關山奪路》進一步將敘事退向更深處——在國共內戰的大遷徙與大潰敗中，一個“被時代推着走”的普通青年，如何在輾轉六千餘公里、歷經生死的流亡中經歷恐懼、僥倖、認清，以及最終的逃離。 這裏沒有英雄史詩，當然也非勝利者敘事，只有一個歷經半個世紀浮沉的見證者，以冷靜剋制的態度將往事娓娓道來，使我們得以從部分視角觸摸到那段歲月的脈搏和靈魂。 《關山奪路》從一場幾乎無法及時做出反應的遷徙展開：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天津陷落……繼而——成爲戰俘、徒步南撤、輾轉上海、倉惶赴臺……戰爭中的遷徙，讓少年徹底成爲一個“無根之人”，戰爭用最快的速度切斷了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讓人像風中的紙片，落在哪裏、掉進誰手裏，都不由自己，而下一秒是否還能活着，更不由自己。《昨天的雲》裏，他是離家奔出五里路不敢回頭的少年，不過七年，到了《關山奪路》，青年走過的每一處都成了他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短短几年間，青年王鼎鈞穿越六千里土地，也被迫越過無數次生死邊緣。讀時我常常忘記，經歷過如此種種，至1949，作者也不過24歲，然而讀到他當時心態卻感到已如遲暮老人。年僅二十餘歲的他，已歷經故鄉淪陷、政權更迭、生死流離，這些都足以使他迅速失去青春的憧憬和激情。時代的巨輪將個人的夢想碾成碎片，而倖存者只能以過來人的遲暮眼光，提前審視起自己的“墓誌銘”。 在上一本《怒目少年》的評論中，我寫到：“時代需要他站隊，然而他卻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其實無法百分之百認同任何一種身份。儘管幸或不幸地，這種身份上的無根感與流離感，也許成了他後來的文學生命源頭。” 在《關山奪路》中，一步步被形勢推着，這種身份角色的切換則更令人唏噓。過去也讀過不少流亡學生回憶錄，它們大多爲了求學，以學生的身份遷徙各地，最終大多在西南後方彙集，即便炮火硝煙不斷，卻尚有幾年“安心”讀書的好時光。而王鼎鈞，最初是敗落地主家的長子，離開家鄉時是熱血青年學生，後來被迫從軍成爲國軍憲兵與軍需官，最後在內戰即將塵埃落定時淪爲戰俘和流亡者。而這段跌宕起伏的旅程，是最深謀遠慮的編劇，也難以寫出的偶然與命運交織——但這又只是千千萬萬個普通個體的縮影。 後世的影視文學作品或許會給其中一些身份編織上浪漫情節，然而，作爲在親歷者的書寫中，我看到的只有倦意和僥倖，以及“苟活”必需的清醒。這也補充了我在上一本寫到的，一代知識青年在那時以及之後的兩岸政治漩渦中的共同命運：沒有任何地方真正屬於他們，也沒有任何陣營能讓他們完全安心，他們唯一能忠誠的，只有自己的判斷與良知。這與某種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無關，作爲被迫裹挾入漩渦的流亡者，他們看見的是人而非主義。 他寫—— “國共好比兩座山，我好比一條小河，關山奪路、曲曲折折走出來，這就是精彩的人生。” 其實關於1949年的這一段歷史，我們讀過太多宏大敘事，也讀過許多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在關鍵時刻的選擇，以及他們之後命運各異的人生，我也常常做出虛妄的假設：某人在那一刻，重新選擇離開/留下，此後人生際遇又會有如何改變？是得以幸運順遂，還是被添上更多遺憾或者悲烈？總之，都少有讀過這樣一個雙重身份——既是國軍中下層士兵，又是一個終生保持文人意識的個體，講述亂世漂泊求生的曲折艱險，以及小人物在兩大歷史洪流夾縫中頑強求存的命運悲歡。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在爲千千萬萬個有過相似經歷，卻沒有能力或沒有機會發聲的個體，寫下一段不應被遺忘的人生經歷。 至於 “最關鍵”的——他究竟是什麼立場？ 個人暫且認爲，親歷了國共兩軍的所作所爲後，王鼎鈞對雙方的意識形態都保持清醒的懷疑與警惕。 如果說要進一步解釋的話——基於湊合着也算艱難讀完的繁體豎排的爾雅出版社原版（大陸出版時，相關部門刪除了書中許多有關政黨的評論），我認爲，出於個人遭遇和立場，一方面，他雖然也質疑國民黨軍隊中對個體的粗暴壓制，但這種身處內部的批判更多關注的是官僚的腐敗和失能等方面；另一方面，王鼎鈞一直對共產黨及其政治動員機制的警惕非常強，這種意識雖然建立在戰爭、俘虜、改造和宣傳這些他自身的經歷，但也難免會有一種敘述慣性，這種批判更多關注一些原則性的東西，例如意識形態和控制等方面，似乎傾向於描述政治對人的吞噬，而對共產黨在部分人羣中爲何具備吸納能力與合法性的深層原因則並不過多着墨。 不過，這也無需過多苛責，沒有人能具備全知視角，要獲得一幅“完整拼圖”，則是我作爲讀者要廣泛閱讀並進行選擇的工作了。 除此之外，在這本書中，我們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他講述的具體細節——那些勝利者的神話之外由無數具體的人與事構成的現實底色，那是意識形態的帷幕背後，原本湮沒無聞卻決定了歷史走向的細節和人心。回憶錄不同於史論，貴在以小見大、以實帶虛。以勝負論英雄的眼光歷史書寫太過輕浮，與其動輒發議論下結論，讓敘事流於空洞，不如儘量減少抽象評判，用具體的細節來說話。 例如，王鼎鈞記述作爲新兵離校開赴前線時的一幕：公路上一位被軍車驚倒的老樵夫趴倒在塵土中，車上一羣新兵竟鬨然大笑。對此，他冷靜地寫道： “我們還是一個‘準兵’，這老樵夫的痛癢已無關我們的痛癢，成爲我們的開心果。以後國府調兵遣將，軍人和民衆始終各有各的喜怒哀樂，彼此很難產生同感。” 素描一樣剋制的文字，寥寥數語，毫無誇張修飾，軍民之間早已失去共情的殘酷現實卻足以被洞見，政權成敗終是與人心向背息息相關的——這比直白的批判更具力量。 不過，即便多年後回憶起來感到羞慚，卻依然是知識分子式的“自省”。他寫戰爭中的“底層百姓”，觀察位置始終在受教育者與媒體工作者的視角，他可以同情，卻難以與他們“共處”，這也是大多數與作者的出身階級與政治立場相似者通常具備的侷限。 他們也許懂得人情世故，也會評價倫理與命運，卻少有真正深入到勞作現場，以此爲基礎來思考經濟結構、階級組織如何運作。至於對底層的“理解”，則往往通過傳統教育所授“道德”來呈現，而不是從他們的生計邏輯和利益結構出發。 同樣令我震撼的細節，還有一處，在上海吳淞口，王鼎鈞帶着老父一同踏上流亡之路—— “此時已是夕陽西下，父親問我：​‘往哪裏走？有路嗎？​’我說，​‘沒有路也得走。​’父親連忙用麪粉口袋裝了一點白米，這是他逃難養成的習慣。他提起米袋，環顧四壁，掉下一滴眼淚，好大一滴淚，只有一滴。我心頭震動，原來父親也有滄桑之感，家國之痛，炎涼之憾。” 這裏， 來自老父的這一大滴淚，使我想起齊邦媛在《巨流河》裏反覆描繪，從東北再也渡不過的巨流河流徙到臺南那“充滿了聲音與憤怒，全無意義”的啞口海，被尊稱爲“鐵老”的父親齊世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每每淚流不止。 他們都是“望鄉臺上的鬼魂”，凝望故土卻再無歸處。 其實我們常讀到特定時期、特殊背景下的作家筆下這種幽魂般的孤寂，而這正是特定歷史背景的寫作者難以擺脫的宿命。正因肩負着替逝去年代發聲的責任，他們的筆纔沒有被異鄉的孤獨吞噬，反而在孤絕中迸發出更強烈的歷史擔當感——他們一生的漂泊無定終需化作字裏行間的見證，否則那些苦難與教訓將淹沒於塵埃。 從這個角度，一如《文學江湖》，一如《巨流河》，或余光中、王文興、陳映真、劉大任、白先勇、琦君和朱天心等諸多戰後外省一代及二代作家的作品，既是其個人記憶的告別，也是代無數同時代人向歷史盡責的一次莊嚴記錄。 正如王鼎鈞《寫在<關山奪路>之後》中說—— “我的經歷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現在，就是教我作個見證。” 這種“見證者的使命感”雖貫穿整個四部曲，但到了第三部顯得特別清晰。二十世紀中國的內戰歷史，長期以來在不同陣營的敘述中被各自塗抹上厚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王鼎鈞所做的，正是試圖還原出一些被主流話語忽略或掩蓋的真相——儘管如前文所分析的，他不一定客觀。不過，他並非爲某一方作證，而是作爲“非勝利者”，爲那些被時代拖着走、被戰爭拔掉根的人作證——也是作爲這一代人中，極少數願意、也能夠留下證詞的人。 最後，就個人來說， 這本書裏關於作者生平，我最好奇的，好奇到當時夜以繼日推進閱讀進度也要先弄清楚的，就是在已知人生軌跡大概的情況下——他作爲一個在天津陷落時成爲解放軍戰俘的普通國軍後勤軍需上尉，是如何踏上最後一艘離港的甲板，僥倖逃過此後大陸的政治清洗的。 “這時候最怕有人再推我，這是我的最後關頭。甲板上有隻手拉了我一把，我轉危爲安，那天晚上這一推一拉，我歷盡生死禍福。” 幾度陷入絕境，偏又有“絕處逢生”，天時地利人和恰恰好就到位了。更甚，因戰亂淪陷以不同身份流浪各地的家人，除了早逝的母親，在彼此毫無音訊的情況下，居然也齊齊從各種渠道在不同時間登上了駛向同一方向的大船，最終在基隆碼頭團聚。真如我前面所說，這段跌宕起伏的旅程，是最深謀遠慮的編劇，也難以寫出的偶然與命運交織。 從《怒目少年》到《關山奪路》，兩部中間隔了十三年，而鼎公回憶有關這部鋒利作品的創作過程，如此寫到—— “當有權有位的人對文學充滿了希望、對作家充滿了期待的時候，我這本書沒法寫，直到他們對文學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認爲你成事固然不足，敗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讓你自生自滅了，這時候文學纔是你的，你纔可以做一個真正的作家。” 出版了回憶錄四部曲的爾雅出版社創辦人，同時也是作家兼鼎公好友的隱地也因此評價，寫《關山奪路》使用了他等待了一輩子的自由。 這“一輩子的自由”，也許可以這樣理解： 他走過六千里路，丟失故鄉，也丟失身份，最終抵達一個可以暫時停下的地方。 而這真正的“歸鄉”非臺灣、非紐約，甚至也不是臨沂蘭陵的故鄉——而是回到自己，回到寫作，回到見證的使命。 《文學江湖——江湖賣藝與文學風骨》“大時代三次割斷我的生活史，每一時段內我都換了環境，換了想法，換了身份，甚或換了名字，一切重新開始。” 這三次，應該大致分別對應，《昨天的雲》之童年成長、《怒目少年》之少年幻滅、《關山奪路》之青年見證。最後，我們也終於走到終篇——《文學江湖》。 比起前三本中經歷了人世間種種漂泊與震盪，然而回首看人生不過轉了十餘載，最後一本回憶錄卻是將從1949年赴臺到1978年移民美國，這“三十年人間”濃縮進十幾萬字中。從這個角度來評價，《文學江湖》像是一位歷經滄桑的寫作者在走到人生邊緣時對往昔的冷靜收尾。這一部中，這位在任何境遇中都保持記錄的寫作者終於把筆落在“寫作”本身——文學成爲刀刃，局部刻畫出對大陸讀者而言並不熟悉的臺灣白色恐怖年代文學生態，同時也向我們展現了戰後社會變遷下知識分子的另一段孤獨之旅——一個人如何以文字安身立命。 1949 年，“僥倖”抵達臺灣的王鼎鈞，身無長物，也無可能重新選擇人生路徑。因此，他在人生的最低點重新拾起寫作，某種程度上，並非爲了文學夢想，而只是爲了活下去。儘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至少在他初登基隆碼頭抓筆投稿的那一刻，寫作記錄的本能是超越謀生技能而成爲一種自我確認和歷史見證方式的。至於後來生活逐漸穩定，寫作於他的意義，除了提供一份初到臺灣可養家餬口的保障，更是讓他在流離失所中確證了自己的存在：每一篇文章刊出，既是對不可捉摸現實的一種參與，也是對自我價值的再次確認。 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五六十年代臺灣，作爲輸出語言的知識分子，如何以文字維持生存的同時維護文學尊嚴，守住表達的安全邊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鼎鈞的抗議方式並不是“英雄式”的——既不會主動唱犯忌諱的曲目，也不效法那些與體制正面衝撞的作家，他雖敬佩敢言者的勇氣，卻也認定一味諂媚或對抗皆寫不出好作品。於是，他以《歷代名臣奏議》式的傳統經驗，用更審慎剋制的委婉曲筆保存言說空間，用他自己在採訪中的話說——“知道怎樣對君王說話，用什麼樣的腔調，什麼樣的姿勢，他聽得下去，縱然不悅也不致於殺人。” 這既是生存技巧，也是道義底線。 整體而言，與前三部相比，《文學江湖》的語言風格愈發冷靜穩健，彷彿少年時代的激烈與青年時代的困惑都沉到水底，只剩一層浮在表面的疏離語調，而水面之下，是經過時代打磨之後的圓潤卵石，剋制卻不失重量。 關於臺灣那三十年的故事，過去讀過的少量官方文字裏，不免有一種宏大敘事的俯瞰感。但王鼎鈞將這些歷史場景通過一個個親歷片段的串聯來呈現，如校園匪諜案的荒唐冤劇，到文藝獎背後的政治算計……於是我們得以看到從戰後悽惶到經濟騰飛的臺北社會橫截面：五十年代初人心困頓茫然，白色恐怖時期人人自危屈辱驚懼，六七十年代冷戰僵持下民衆心理疲憊，直到後期現實逼人不得不“落地生根”接受分隔現狀…… 這種以知識分子良知記錄下時代的衆生相，和來自邊緣的清醒觀察，讓我想到了去年這個時候寫喬伊斯《都柏林人》書評，那時我對比了自述受其影響的白先勇作品《臺北人》：前者是以近乎無情的社會洞察力和以目空一切的天才與傲慢將中下層社會的人物刻畫得精準而刺骨，將這座城市的癱瘓和麻痹呈獻給無動於衷的公衆；而後者則將物理環境放置於臺北，遙遠地與上海、南京等大陸城市建立記憶上的聯繫，時間則聚焦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戰後經濟騰飛的臺北，將曾經滿載榮光的國民黨軍官、從風光無限墮落塵泥的軍官眷屬、鬱郁不得志進而扭曲放浪的讀書人、似仙似鬼掠過人間的交際花，以及泥淖裏摸爬滾打的賣腰舞女……共同組合成特定歷史時期“臺北人”的時代剪影。 都柏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尚且精神流浪，來自外省的“臺北人”在異鄉更是難以安頓靈魂。城市中的每一個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與孤獨抗爭，也都在割裂的環境中竭力辨別自己的文化認同，卻都無可避免地沉溺舊夢，迷失虛無，在夜色中踽踽獨行。 白先勇在《臺北人》中借小說反映出國民政府退居臺灣後所形成的“異質文化羣體"與“本土化進程”的碰撞，以及個人的懷舊與時代的前行所形成的強烈反差。其核心與《文學江湖》中以局外人的眼光所觀察到的臺灣社會與文學環境是統一的：政治/歷史變動往往裹挾個人命運，形成無可挽回的缺憾。 書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你們外省人將來都會得精神病。’爲什麼？‘你們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說那不一樣，他們如果決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們想回去但是不許回去。” 客觀來說，在長期戒嚴和反共高壓下處處瀰漫着緊張和荒誕的社會中，拋開個人情感，就創作者的角色來講，作者的身份很適合在這個情報人員滲入文壇、文藝政策服務政治、作家處處自我審查的環境下積累創作素材。一方面，他在體制內擔任報刊副刊編輯、廣播電視編審等職 ，得以近距離觀察文化掌權者的意圖與困境；另一方面，作爲“外省人”，他又遊離於本省社會主流之外，能從局外洞悉各方勢力角逐的矛盾。 關於後者，其實也說不上是安慰還是隨遇而安的妥協。就像因空間距離，我和國內的熱門事件往往有時差，也因刻意保持與社交軟件的距離而愈發毫無參與感；但同時，身在有一定文化和社會隔離的西方國家，本地發生的事件，我又多以一種事不關己的態度來打量，除非關涉自身，大多數情況下並不爲其擔憂或歡欣。在這樣的“真空環境”中，的確是極“安靜”，這也給了我大量的讀書、思考以及寫作的空間。然而，偶爾我也會自省——如此遊離於社會關係之外的生活，是否過於“低溫”？ 就像我在讀王鼎鈞描寫周圍的人與事時，也會質疑——其思考角度多侷限於外省知識分子的經驗範圍：從大陸到臺灣，行政地理屬性上仍是跨省遷徙，所以他們似乎很少把自己置於殖民這種更復雜的地方社會譜系裏反省，對臺灣本省社會、地方歷史、階層結構的理解更傾向把問題放在政治高壓與個人命運層面。 說到這兒，其實進一步回溯，無論是大陸時期的受教育軌跡，還是到臺灣後在媒體機構的工作，王鼎鈞始終處於文化場域內部且擁有以語言謀生的通道，這使他的半生敘事幾乎都在城市知識階層的生活半徑之內。他雖然始終能以一種微妙的距離感觀察這個由文學、政治、特務交錯構成的“江湖”，但個人認爲，“文學江湖”之名，其細部是需要由更底層、更邊緣的人來填充的，他們往往是無法留下文字的人羣。某種程度上，他或許爲他們發聲，但始終無法真正站在階層內以個人真實體驗來書寫。 不過，這也無傷大雅，我覺得它可以被描述爲一種“座標”，就像他自陳回憶錄的寫法是 “以自己爲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着再畫一個，全部回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 作爲讀者，我覺得也可以樂觀寬容些，即便這一本無法提供完整拼圖，卻因爲他把自己所在座標寫到足夠清楚誠實，便可以以此爲線索向四周發散求證。 從1992年第一本《昨天的雲》出版，到最後一本《文學江湖》問世，這一段人生回憶寫了至少17年，這當然出自一位文學創作者的自覺以及作爲歷史見證者的責任，然而這一段寫於上世紀末的人生記述卻在1978 年赴美的那一刻便戛然而止，他自言不願再寫下一段人生： “我不想再寫了。當年離開中國大陸，踏上基隆碼頭，我的感覺像再生；後來移民出國，走進美國海關，我的感覺像死亡。” 爲什麼？ 自少小離家，繼而離鄉失國，餘生大半個世紀中他本應已習慣扮演異鄉人的角色，習慣了輾轉如浮萍的生活。但這種不斷被時代巨浪推離故土的經歷，時刻加劇着他長期處於斷裂的身份認同。 他也曾在訪談中感嘆： “在臺灣我們曾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無祖之裔，無史之國。” ——飄泊他鄉的外省人卡在斷裂的時空裏，在真空環境裏上無所承、下無所寄，只能在歷史夾縫中尋求自身位置。這種文化與情感上的失根，令他在文學圈縱有朋友知己，內心深處仍難免形單影隻。而最終選擇在年過五旬徹底揮別故土，前往異國，落葉不再歸根，對一個已經漂泊半生且從未真正安定下來的流浪者來說，這雖不是人生的終結，卻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徹底斷裂：文化、政治斷裂、人際，以及自我斷裂。 當下人生經驗尚淺的我，也只敢暗暗揣測，或者說作爲讀者的期望——他不再願意繼續寫後來的生活，不是因爲生活不值得寫，而是因爲他已抵達歷史使命完成後的終點。

從一句“花近樓高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找到的王鼎鈞先生這部集子。 茨維格有句話是講文化就是人爲編織的東西，就是蒙在我們的粗俗的物質生活上面的一層最美好、最溫情和最精純的色彩。從昨日的雲到怒目少年，再到關山奪路，至最後到文學江湖。在我看來是四種帶着情緒顏色的意象，從暖黃的昏羅帳到緋紅的長纓槍，再到慘白色大霧瀰漫的山路口，至於最後的文學江湖我想大概就是世界上最明亮的光，是一個人走了很久的夜路所看到遠方如豆的燭火。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燈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這套作品裏我們幾乎上是看到了作者一生或者這一代文人中的一個很典型的代表的生活軌跡。就好像他在作品《碎琉璃》裏說的那句：時代像篩子，篩得每一個人流離失所，篩得少數人出類拔萃。從昨日書房跟着瘋爺學詩學文的昨日溫情，到雄獅少年充滿了撞破南牆的力量，再到忽而感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乃至最後的大巧不工的文學江湖。最後的閱讀時長定格在43天（66小時37分鐘），不由得感嘆一聲：故園無此聲。 這部書讓我想起了最近看的一本紙質書周文翰先生的《鹽香風色：揚州八怪傳》的前言，作者爲我們解釋了一句佛語“鹽香風色”：鹽本無香，風本無色，佛家以“鹽香風色”形容世間之事皆是虛幻之象，不必無中生有，徒然動念。可我卻喜歡“鹽香”這個詞的奇想之處，人人所需的鹽若是有了香氣，怕是要掀起更大的波瀾。即便無香，鹽也造就了揚州這座城市千年的繁華，惹來許多人事變幻，風花雪月。 是的，回憶恰似當年平淡無常的暖風伴着個人成長逐漸升華成的那一朵朵難忘的雲。這片雲海跟着主人公越過了關山，騎過了藍關，飄到了彼岸，不斷醞釀反芻，直到後來某天后知後覺的下起的那場起心動念的瀟湘夜雨。 寫到這裏再放上朱敦儒兩首《西江月》收尾聊以慰藉: 其一: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來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況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其二: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 黃泉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這套四部曲是作者以個人命運爲線索寫就的回憶錄，串聯起抗戰、流亡、內戰到戰後臺灣幾十年的變遷。 第一部《昨天的雲》寫1942年前的少年時代，故鄉山東蘭陵的風土、家族興衰與抗戰初起時的動盪，把“故鄉消失在昨日雲煙”的悵惘寫得沉靜動人。第二部《怒目少年》記錄流亡學生歲月，他在國立二十二中輾轉多地，親歷飢餓、疾病和政治宣傳，從熱血走向幻滅，刻畫了一代知識青年的精神斷裂。第三部《關山奪路》講1945到1949年的經歷，從被迫從軍、被俘、南撤到赴臺，以“非勝利者”視角呈現內戰中小人物的恐懼與僥倖。第四部《文學江湖》回望在臺灣的三十年，他從流亡者成長爲報人、作家，在白色恐怖夾縫中謀生並堅守良知。 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是將個人命運與大歷史緊密交織，文字冷靜剋制，平淡中透出厚重。他自認“非勝利者”和普通見證人，記錄了被宏大敘事忽略的普通人處境，兼具文學性、史料價值和人性哲思。

在師大圖書館架上偶然看到一套四本的《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見三聯的封面做得好，於是就抽讀了幾頁，而後就不知日月，再抬頭時已是天黑月明。回家後搜到電子書繼續讀，讀完佔去了12月份大半時間，結果導致計劃在讀的《納博科夫傳》只幹掉第一本。 我以前是不知道王鼎鈞的，1925年生人，現年98歲，臺灣人稱“鼎公”，極有文化地位。這書的確好看，難怪陳丹青說“最近天天讀臺灣旅美散文家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好看極了，生怕讀完。”三聯說這部書可遇不可求，極力爭取到了大陸的出版權。網上說一字未刪，其實不可能，特別是講國共內戰的第三部《關山奪路》（我覺得最好看的一部），即便有過刪減，讀來也是有相當尺度的，很難得。讀完《關山奪路》就會去讀第一部《昨天的雲》和第二部《怒目少年》，有他親歷抗戰的許多視角，也很好看。《文學江湖》是跳讀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對岸的事。 這部書對兩岸讀者都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恐怕就是作者的視角，他的個人經歷無人能比，筆下的微觀歷史，家國鉅變的見證，真實而理性，都是回頭看到的因果。作者說“歷史是小姑娘，任人打扮，但首先是要有小姑娘”。每回讀到這類書，透過一層層被人爲遮掩和塗抹的面紗，慢慢就看到背後的面目了。而他們若不說不寫，任老去逝去，我們也就不知道了。

【於滄桑筆墨中，窺見歲月真相】 🌳百歲老人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四部曲，歷時十七年寫成，從1992年動筆，至2009年全部完成。四部曲由《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組成，依次回望故鄉童年、戰亂求學、亂世行路與文壇浮沉。作者以個人命運串聯時代變局，用平實剋制的筆墨，爲近現代動盪歲月留下細膩真切的私人記錄。 📕這套書，和以往讀過的教課書、官方的文史記錄相比較，完全是不同的視角審視歷史與人事。人們常習慣用固定結論概括過往，卻忽略了時代本身複雜多面。古語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單一立場容易造成遮蔽與誤解，唯有接納多元敘述，才能靠近真實。這也印證了書中傳遞的深刻認知：歷史沒有真相，只有視角，視角越多，才越接近真相。王鼎鈞先生不偏激、不盲從，如實記錄親歷所見，讓被宏大敘事忽略的個體悲歡，重新被看見、被理解。 💥回望書中亂世紛爭，同胞相殘、人心離散的圖景令人唏噓。千年前曹植的詩句讀來依舊沉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山河同根、血脈同源，亂世之中卻屢屢相互傾軋、彼此消耗，無數普通人被迫顛沛流離，承受時代帶來的無奈與傷痛。先生文字少有怨憤，更多是悲憫、反省與對安寧的珍重。 🌿以個人浮沉觀時代起落，是四部曲動人的力量。它提醒讀者，看待過往切忌片面偏執，更不要輕信定論。保持傾聽、包容視角、心存敬畏，方能在紛繁世事中守住清醒與善意，讀懂歲月深處的厚重與滄桑。

58小時33分鐘，在微讀的第一百本書。很值。 身爲那段歷史的參與者，地主家庭出身，國民黨軍官生涯，臺灣背景，這些相當敏感的詞語滲透出這部回憶錄的底色註定複雜多元。可貴的是，作者剋制自己的情感因素，以他特殊的身份，從一個與大陸大相徑庭的視角寬度觀察體會，爲讀者展示了一段客觀完整、超越了政治色彩的史實。 從抗戰，到去臺灣生活，作者的經歷與戰爭密不可分。而戰爭的影響也永遠留在他的骨子裏，成爲他無法拋棄的一部分。關於國共黨爭，關於政權更迭，關於民生國計，作者身處天翻地覆的漩渦中，切身感受，翔實記錄，一個文人的自尊與無奈也盡在其中。 作者從小就想當個作家，他是有天分的。囿於生存壓力，他把養家餬口安身立命排在了第一位，母親臨終的囑託，父親弟妹的生活，需要他用筆換取物資維持——他也都做到了。從加入國民黨，他就像一個異類，在格格不入的環境裏恪守着自己的準則，沉默執拗又堅定精準的執行每一項工作。我想，在他的意願裏，應該不屬於任何一個黨派，只是他的出身迫使他做出了這個選擇。幸運的是，他賴以爲生的職業，一直都與寫作有關，即使書寫內容不是全都非他所樂，但是能寫也是很幸福的事——而且那些往事逐年積累，終有一天會從他的筆端勃發，這是他爲自己賺取的豐厚寶藏。 讀完這本書，我覺得自己平和了許多。我以爲世間太多極端尖銳的問題，一不小心就會刺痛自己；現在想想，其實也有可能是我自己過於鋒芒，世界本來就不是黑白分明那麼簡單的存在，我要學會接納。

​王鼎鈞之於齊魯 這部回憶錄對於我來說​極好，收進本人2022十佳書單。感受有幾點。一，先說關山奪路，十天前有位大神推薦關山，強調其真。上手一讀，好到爆。二，關山爲王親歷國共內戰，多處寫的直截敏感，據稱正體印簡體一字未刪，真若此，三聯很不易很難得。 三，王自況東北戰事信史只有他這本關山與血紅雪白，看過後我感覺這話說的較真，雖然因爲囿於個人回憶錄體例，篇幅較短小與記述非全局。四，王具有國軍基督徒南渡以及海外經歷身份，他的親歷感受想來可阻遏一些俗見與成見。 五，前一直以王爲散文家立世，這套回憶錄看過後發現較散文有大突破，歷史價值意義很大。六，讀過關山後，即刻讀另三部，讀昨雲見傳統見鄉土，讀怒目見離亂見成長，讀江湖見避禍見化境。都好，都各有主題側重，都可讀出不同以往歷史的感受。 七，本套回憶錄平均每本十幾萬字，信息量大。看過它，再翻他的單本幾萬字的人生四書隨感，人生四書立見單薄。八，王以瀟灑多變的文筆書寫心靈感受、書寫人生歷程，誒，王先生記憶真好。也由衷感到文史不分家，讀着審美、讀着審智，多方面有複雜豐富的收穫。 九，山東有了王鼎鈞，就好似湖南有沈從文，北京有梁實秋史鐵生，浙江有魯迅郁達夫，上海有張愛玲，王真是給山東增添了臉面。多嘴一句天津的馮先生，以作品看盛名難副。最後，我這得到閱讀大收穫的年少小子由衷祝願王先生康健，王先生1925年生人，已近百歲。

機緣巧合看到別人對這套書的推薦以及文章節選，非常可讀。四處蒐羅準備入手，偶然想到可以在微信讀書上先睹爲快。讀着讀着，看到作者少年時就讀流亡中學國立二十二中，一路流亡阜陽、陝南的經歷，意外發現作者王鼎鈞老爺子，竟是已故外公的同學(準確點說，是校友)。打小就聽說外公在抗日時期曾外出流亡讀書，一路到過武漢和陝西(倒沒聽說過先去的安徽)。求證父母，果然和作者就讀的是同一所學校。 作者1925年生人，仍然健在。外公年長兩三歲，已故去十三年了。作者說，小人物的回憶錄就是歷史。在這裏，懷念一下我那並沒有留下回憶錄的外公，聊作紀念(北方人稱外公爲姥爺)。 從小就知道，我有兩個姥爺。再大一點才知道，他們還有一個兄弟，即二姥爺。因爲遠在寧夏，千里之外，通信已經不易，回鄉更是難得，所以一直沒見過面。 三個姥爺都是民郭生人。大姥爺和大姥姥沒有孩子。作爲親兄弟，二姥爺將自己的兒子-我的大舅，也是族內長子過繼給了他；三姥爺也將自己的長女-我的媽媽，過繼了過去。於是原本無後的大姥爺兒女雙全了。可見過去宗族觀念之濃，手足感情之厚。 抗戰時大姥爺作爲流亡學生，跟着學校遷移，最遠到了陝西。汪曾祺寫過跑警報和泡茶館，想來大姥爺當年也有類似經歷。他返鄉後做了教師。記事時他已經離休了，雖然身處鄉村，但精神矍鑠，衣裝板正，每天早起鍛鍊，放羊，寫字，看報，身體特別好，大家都認爲他能活過一百歲！可惜在大姥姥去世三四年後，2013年秋，他就因爲一場小病去世了。雖然也九十多的高齡了，可算喜喪，但後人們總是遺憾滿滿。“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更令人遺憾的是三姥爺，我媽媽的親生父親。因爲中學時成績優異，49後本來可以繼續往上讀的他被選送去師範，作爲緊缺的教師培養。畢業後他成爲了幾個鄉鎮有名的好老師，數學教得特別好。但在飢餓時期，因爲一句話出言不慎，被打成右拍。本來就內斂的他從此更加沉默。但他對孩子尤其慈愛。有次我的腳被自行車夾傷，養傷半個月，期間每天是退休的姥爺抱着我到門前遛彎兒散心，隔三差五還變出個黃元帥蘋果或者其他好喫的，哄得四五歲的我開心不已，讓我熬過那難熬的半個月…然而，剛過上好生活沒多久，退休沒幾年，1997年仲春，舅舅爲他新建的房子剛落成，還沒來得及入住，外公即在一次車禍中不幸離世。那是少年的我第一次經歷親人離別的切膚之痛。這場飛來橫禍讓整個家庭在後面的許多年裏少了很多笑容。 二姥爺遠在寧夏，年近百歲，如今已垂垂老矣。幾個舅舅前兩年相伴去看望他。身體尚好，但得了帕金森，已經失去記憶了。舅舅們也都是白髮蒼蒼，兒孫滿堂的老人了。在幾個姥爺的庇廕下，家族枝繁葉茂，人丁興旺。表哥表姐們的孩子，家族第四代，總計二三十個。這些小輩兒肯定記不得老爺爺，太爺爺們的模樣，但他們的身上，明明白白地流淌着先人的血。 #一代人終將老去，一個時代終將過去#不知道王鼎鈞老爺子，還記不記得當年學校裏，有位來自山東曹州，身材高大，笑聲爽朗的仇來芳同學？ ​

2017年讀完的最後一部書。記錄其中兩個收穫和洞察。（個人感想不算點評） 一、歷史不斷重複和社會不斷進步的關係。 作者作了一個精闢的闡釋——“人間事千變萬幻，今非昔比，仔細觀察體會，所變者大抵是服裝道具佈景，例如元寶改支票、刀劍換槍彈而已，用抵抗刀劍的辦法抵抗子彈當然不行，但是，何等人爲何等事在何等情況下流血拼命，卻是古今如一”。 唐太宗說，“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現在普遍的觀點認爲，歷史學就是未來學。尤瓦爾·赫拉利的兩部《簡史》暢銷全球，施展老師即將出版的《樞紐》估計很快也要佔據精英人士的書架。究其原因，就是歷史總能給我們對未來認知提供參考。而這個基礎邏輯就是，歷史總在不斷重複。社會進步的邏輯好理解，科技-生產力-經濟-社會，近千百年來進步越來越快。但到了這裏就不禁有個問題，爲什麼社會在進步，歷史卻在重複?其實所謂“歷史重複”仍只是現象，“重複”的底層邏輯是“人性”！這裏的“人性”是個整體概念，沒有褒貶，是人類在百萬年進化中形成，根深蒂固不易改變的特性。整體的人性放在具體的事上，有的爲善，有的爲惡。 二、命運不可抗拒和自我不甘沉淪的關係。 王鼎鈞先生用作曲和演奏的關係作了個比喻——“我常由作曲和演奏的關係聯想神與人的關係。有人說，萬事由天定，那麼人又何必辛苦努力？我想上帝只是作曲，而演奏在人”。 我想，這裏所謂神和人就是命運和自我吧。我們很多時候容易走極端，一會兒信命，一會兒又太自不量力。作曲，畢竟還是一首好曲，只是歷史的洪流未必這麼浪漫。我想打這麼一個比方：人在歷史的洪流中就好比江河裏的一顆沙礫，河水的裹挾由不得你自己。就像作者自己，少年時被迫邁出離家第一步時，何曾想到一輩子無法回頭？而那個年代像作者這樣的人又何其多！只是，如果沙礫有生命的話，沙礫也要成爲更好的自己，最終更好地成爲自己。

自傳體散文，文筆細膩，才思敏捷，「個體經歷」置身於時代大背景之下，講得一手好故事，兼具歷史和人文價值，樸素無華中透着一種深度與力量…… 條理清晰，目錄分明，可讀性極強，每天看個幾章，當做休閒書籍，比如：睡前讀物，甚好！ 作者：王鼎鈞，1925年生於山東蘭陵，早年經歷抗日戰爭，輾轉流離； 1949年，隨國軍前往中國臺灣，過了三十年； 1979年，應聘至美國的大學任教，之後定居紐約至今。 嗯，王老師沒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生活過，也就沒經歷過1950年-1978年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更沒有經歷過1978年-2019年的黃金時代…… 當然，我們非常有幸能讀到王老師的這部回憶錄，感謝王老師，感謝三聯書店！ --end-- 「李園讀書會」簡介： 上學，→當牛馬，→創業/投資，→自由人，當前……你在哪個階段呢？ 這裏是「以書會友」的個人成長社區，各階段的書友都有，主線任務是通過「創業/投資」實現FIRE的生活方式：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讀書會」現已開放納新，前100名書友，尊享價98元，第101位開始，恢復原價198元；達到300人的時候，提高到398元；600人以上，698元；感興趣就快快私信我加入哈~ 讓咱們常喝茶，多看書，約跑步/徒步/登山，一起愉快地玩耍吧！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閱人少數，少於1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