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死生門：巴以行走觀察

昨天看了食貧道的《迦南孤兒》，感覺心裏很難受。想起自己也曾看過這本關於巴以的書，準備重讀一下。用 AI 先幫自己回憶了一下書中內容： 你唯一的想法寫得很準：“既有旁觀者的冷靜，又有親歷者的共情。” 這本書最核心的地方，是周軼君沒有把巴以衝突寫成抽象的國際政治題，而是寫成一羣具體的人如何在長期暴力中生活、麻木、憤怒、誤解、求生。你劃得最多的不是宏大局勢分析，而是葬禮、檢查站、孩子、人體炸彈、士兵、母親、工人、節日、食物、服飾、宗教和日常細節。也就是說，你關注的是：政治如何落到人的身體上。 你特別在意作者反覆強調的“去妖魔化”。前言裏那句“流淚的流血的都是人”幾乎是全書的鑰匙。巴勒斯坦人不是單純的受害者或暴力者，以色列人也不是單純的加害者或受害者。雙方都在自己的敘事裏把對方變成魔鬼，而一旦對方不再是人，暴力就變得容易，憐憫就變得困難。 你也抓住了書裏最沉重的一層：死亡被制度化、儀式化、日常化。孩子說“明天我要當烈士”，母親給“烈士”發糖，葬禮像集會，屍體碎片要被尋找，記者的鏡頭不斷靠近死亡現場。這不是單個悲劇，而是一個社會把絕望轉化爲意義的方式。可這種意義又會繼續餵養下一輪死亡。 另一個很強的主題是“隔離”。隔離牆、檢查站、工人通道、通行證、身份差異，把人和土地、人和工作、人和親人、人和對方的生活經驗切斷。你劃到很多檢查站細節：工人像牲口一樣排隊，知識分子也要去敵人的工業區打工，安全名義下人的尊嚴被層層剝掉。衝突不是每天都爆炸，它更多時候是讓人持續地難堪、貧窮、屈辱、等待。 但這本書並不只寫黑暗。你也劃了“和平綠洲”、兒童交流、共同祖先、共同食物、伯利恆的節日、海法大餅店裏“人都會餓”的瞬間。作者並不天真，她知道個人交往改變不了政治結構，但仍然珍惜那些杯水車薪的努力。後記裏“大海里的一滴水”是全書的微光：明知無力，仍然不放棄理解。 所以，按你的劃線來看，你讀到的《中東死生門》不是一本“巴以衝突介紹”，而是一本關於 人在暴力循環裏如何被敘事塑造，又如何在日常中保留一點點人性 的書。它最打動你的，應該不是立場，而是複雜性：冷靜地看見結構，共情地看見人。

從圓桌派裏認識了軼君，沒想到她竟然有過這樣的經歷。 這本書記錄的是20年前的事情，當作者再版時巴以衝突已經暫時平息，但那只是短暫的中場休息，這幾年衝突愈演愈烈。以色列和伊朗已經互相投擲了無數導彈，伊朗高層被大清洗，以色列國土被大轟炸，雙方你來我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全世界的人都同情於二戰期間猶太人的悲慘遭遇，但這些年以色列人在加沙犯下的罪行早已罄竹難書，比之他們當年受的苦楚不遑多讓。這本書裏雙方的衝突還止於一方“定點清洗”另一方“人肉炸彈”，而現在以色列的行爲完全稱得上單方面屠殺。可衝突之後呢，巴以之間到底要走向什麼樣的結局？ 我在B站反覆看了好多次的一個音樂視頻，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站在同一個場館高唱《one day》，每個人臉上都洋溢笑容，充滿希望。 “becaus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因爲我窮盡一生苦苦等待 I've been praying for 我一直在虔誠祈禱 for the people to say 希望人們能大聲吶喊 that we don‘t wanna fight no more 我們再也不想捲入戰爭 there'll be no more wars 這個世界再也不會戰火紛飛 and our children will play 我們的孩子會自由嬉戲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總有一天一天總有一天總有一天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總有一天總有一天總有一天” 還會有這一天嗎？

作者周軼君作爲新華社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記者，在這個戰亂頻仍的地區工作兩年有餘。當時正值21世紀初期，中東地區已經歷了五次規模化戰爭，其中三次涉及以色列，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以色列佔領西奈半島、戈蘭高地等地區，改變了中東地區的戰略格局。此後，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的侵佔意圖愈加明顯。尤其是約旦河西岸，猶太人把那裏叫作“猶地亞和撒瑪利亞”，是大約3000年前，一南一北兩個猶太人國家首都的名字，即以色列和猶大國。西岸地區遍佈猶太人先祖遺蹟。 作爲一名戰地記者，作者冒着生命危險長期在描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區之間奔走，記錄了雙方在不斷的人體炸彈襲擊和導彈轟炸下日益增長的互憎情緒。關於巴勒斯坦的平民烈士，是的，去做人體炸彈或者被以色列的導彈炸死都可以被稱作烈士，可以享受成百上千人的送葬，家人也會享受至高的榮譽，當問及家人失去他們的感受時，回答大多是“他成功了，我們爲他驕傲”之類的，卻很少感受到失去親人的痛不欲生，可以說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來說，對以色列的仇恨已經成了高於一切的信仰…… 答案在對哈馬斯領袖亞辛的採訪中更加清晰:“不應該要求我們停止自衛，而是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無論我們是否進行自殺爆炸，都會遭到以色列的殺戮，是以色列的殺戮激起了我們的復仇行動。”面對這樣的回答，我們又能說什麼呢？如果官方不作爲，如果國際社會都迫於壓力坐視不管，那麼也只有民間組織和平民百姓去復仇，去打擊入侵者的氣焰，而這種情況與當時抗日戰爭時期的我們何其相似？ 2023年以後，加沙地區的情況更加惡化，已經到了被滅絕、被佔領的邊緣，希望巴勒斯坦被更多的國家承認，當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被侵略，而不是子虛烏有地被看作是佔領其他國家領土的強盜，纔可以得到更多的人道主義支持，纔能有更多的生命被挽救🙏🏻🙏🏻

“‘你好’‘再見’在阿拉伯語中，也是‘和平’的意思，連發音都同以色列人講的希伯來語差不多。猶太教經典中講‘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古蘭經》中也可以找到。這句話用希伯來語或阿拉伯語念出來，也是一個聲音。”

最近連續看了三本中東相關書籍，分別是張翠容的《中東現場》以及周軼君的這兩本《中東死生門》和《走出中東》。 非常巧，兩位作者都是親赴中東一線的戰地記者，並且都是女性。也許正是因此，三本書都擁有真實不做作的臨場感，充滿細節翔實的一手資料，以及只有戰事親歷者纔有的悲憫氣息。 儘管如此，這三本書又是各有偏重的，內容與寫作手法都不盡相同。 張翠容的《中東現場》重點聚焦於巴以衝突，釐清其發生的歷史脈絡，並還原了戰火之下民衆的生活和思想差異。​她在書中盡力剝離了自我，對觀點的表達也非常剋制，用嚴肅客觀的筆調來寫作。 相比之下，周軼君的兩本書則更有個人色彩。 若說張翠容寫的是新聞報道，那麼周軼君寫的就是紀實文學了。 《中東死生門》包含47篇巴以生活的剪影，取材於周軼君2002至2004年兩年間派駐加沙的經歷。 彼時的周軼君只有二十多歲，第一次被派駐國外，便來到了這個全世界最混亂危險、也最奪人眼球的地方。她有着年輕記者初生牛犢的衝勁和初來乍到的青澀。這種特質讓她的文字中充滿驚奇和震撼，也更貼近普通人——而非經驗老道、見怪不怪的記者——的視角。正如她自己所形容的，這些文字是「憑直覺往紙上噴，技巧欠奉，儘管也有樸實靈性的東西，讓人心頭一熱」。 篇首的《歷史說明》值得稱道。它簡要介紹了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歷史，以及加沙走廊、約旦河西岸等主要衝突地帶的現狀，對不瞭解中東的“小白”非常友好。 接着，全書47篇短文被歸入9個主題之下。 《大亂》講述死亡的輕易和葬禮的異化。無論是戰士還是平民、老人還是稚童，死亡來得突然而又頻繁，荒唐無稽而又一視同仁。葬禮也不再單純，巴勒斯坦的葬禮遊行是最好的集體情緒洗禮，以色列的落棺儀式則是安靜卻堅決的示威。 《赴死》討論加沙人民的死亡觀念。這也是帶給我最大震撼的一個章節。慶典上的人體炸彈化裝演出，聚光燈下的武裝人員赴死表演，滿牆的戰鬥宣傳塗鴉，讓人體炸彈成爲日常甚至家族榮耀。無怪乎就連孩子也用好像明天要去遊樂園一樣的笑容說：「給我照相！明天我要當烈士啦！」而作爲另一方，住在隔離牆外定居點的以色列孩子，則麻木地適應了「子彈飛過，繼續睡覺」的生活。在如斯恐怖中出生、成長的雙方孩童，都成了戰爭的犧牲品。 《小靜》閒筆勾畫了幾則無涉戰事的暖心小事。不惜穿越火線去品嚐的美食，耶路撒冷城中信仰不同卻和諧共處的人們，分享橘子的孩童和盡職又幽默樓管人，令人捧腹的“爬電線杆”拍照奇聞，這些“大亂的小靜”，讓我從窒息的死亡深淵中抬頭喘了口氣，也看見了某種和平的可能性。 《聖地》講述了遊覽兩個聖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恆的經歷。耶路撒冷的哭牆在以色列的商業化之下，成爲人聲鼎沸的景區；伯利恆的聖誕教堂在戰事中依舊豎起聖誕樹，因爲「政治局勢越晦暗，人們越需要一個盛大的、歡喜的節日」。 《隔離》講述巴以雙方在物理上的隔離和在精神上的隔閡。以色列豎起一堵堵隔離牆貪婪地切割巴勒斯坦的土地，也讓一幕幕親人隔離、一關難過的悲劇在檢查站中上演。 《輕重》書寫在最沉重的死亡和最嚴肅的政治中，偶得的一些荒謬的、讓人發笑的局部。在這個死生麻木之處，「輕重亦如旋轉門」，上一秒的調侃與笑顏，下一秒便化作仇恨與屠殺。 《大同》聚焦於巴以境內的幾種和平嘗試，包括阿猶同校的“和平綠洲”小學、溝通作坊式的“Abraham and Ibrahim”活動、阿猶和平共處的“樣板”城市海法等，但可以看出它們收效甚微，甚至讓人覺得虛僞。反而是對第一位女性人體炸彈哈娜迪的家人的採訪更加令人唏噓。法學碩士、熱愛藝術的聰慧女子，目睹親弟弟和兩任未婚夫被殺，本該美好的生活只得被絕望和仇恨埋葬。恐怖主義的人彈背後，是一場人間悲劇。 《衆生》描繪了幾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有在檢查站相熟的年輕以色列大兵，有耶路撒冷古城的老銀匠，有在以色列空襲中倒下的巴勒斯坦小學生和普通工人，有在哈馬斯集會上被推到臺上、迷彩持槍卻目光哀慟的小女孩。 《領袖》的主角是巴解領導人阿拉法特、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及巴勒斯坦前總理阿巴斯，作者真實記錄下與他們珍貴的對談經歷和相處細節。 一個個短小的篇章像是日記一樣，有血肉、有溫度。她把第一人稱的“我”放進了那些場景中，毫不諱言當時的害怕、驚詫或感動，用生動的筆觸勾勒出或悲哀、或有趣、或殘酷無情、或充滿人性光輝的一幕幕。 在這本書裏，日常生活與突然死亡之間的距離異常的近，由生入死、由喜入悲、由愛入恨，都像是走過一扇旋轉門，那麼輕易，又那麼決絕。 整整兩年日夜直面生死的經歷，也讓周軼君有了許多改變，進行了許多深思。正如她自己所言：「去時想法很簡單，年輕記者渴望經歷和榮譽。但是，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將虛榮心滌盪乾淨。長久的絕望與煎熬，帶我沉下去，看見更多。」 她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記者總是從別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後走掉」，而那些深陷百年衝突泥淖的巴以人民，卻也許一生都無寧日。 我們不該簡單粗暴地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目光，來看待這些朝不保夕、在死生中麻木的人們的行爲。 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都不是對方口中的撒旦、惡魔，而是同樣有愛憎、有喜怒哀樂的同類。只是，經年的貧窮、絕望和戰亂，讓生命失去了應有的重量和溫度。麻木的人心是暴力循環的開始。 對孩子的描寫佔據了許多篇幅。浸入民族文化的對立和仇恨，已經把本應純真美好的孩子雕刻成扭曲模樣，令人心痛又絕望。也許一代又一代，他們依舊沒有出路，只會在這暴力循環中愈陷愈深。 「但那裏的人們，他們的命運不該被遺忘。」

“加沙走廊”這片狹長的海岸線，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2015年統計顯示人口數量爲220萬，四面均被以色列封鎖，以色列著名專欄作家阿里·沙維特稱其爲“世界最大的監獄”。人在這片脆弱的土地上，成了驚弓之鳥，沒有任何方式可以獲得安全感。巴勒斯坦人說：“這就是加沙，封鎖之下我們哪兒都去不了。轟炸，天天都有，有什麼好怕的，真主決定一切。”悲劇頻繁上演，無法逃離的人們，只能默默承受。孩子們常常在說笑中談論如何綁上炸藥去炸猶太人的定居點，然後當上烈士。而當親人聽說自己的孩子成爲“人彈”並“成功”後，甚至會發糖和大家共同慶祝子女“成了烈士，上了天堂”。哈馬斯領導人亞辛的一句話，道出了暴力衝突的本質：“殺死多少以色列人不是關鍵，關鍵是在以色列人中間製造同等的恐慌”。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以色列的士兵，還是哈馬斯的人彈，不過是權力雙方博弈的籌碼。而平民百姓“成爲人彈”，不僅是一種異化的“榮光”，也是在絕望和逼迫下的無奈選擇。 雖然二戰中遭到屠殺的猶太人，他們歷經千年苦難後，終於重回迦南，但對巴勒斯坦這樣一個沒有話語權、又不具備科技優勢的弱勢民族而言，以色列的行爲也是赤裸裸的侵略。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前，有超過75萬巴勒斯坦人遭到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種族清洗並被迫逃離家園，巴勒斯坦近78%的領土被掠奪。1967年的“六月戰爭”又導致超過30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並喪失了散佈在約旦河西岸與加沙地帶剩餘領土。從此，巴勒斯坦人徹底失去家園。在貧窮、絕望和持久的戰亂中，巴勒斯坦民族被摧殘的面目全非。 《中東生死門》是新華社記者周軼君2002年至2004年在巴以地區生活和工作經歷的真實記錄，詳細描述了巴以雙方在加沙地帶和耶路撒冷爭奪家園和土地的激烈衝突，以及當地居民在戰爭中的痛苦和絕望。如今，又過去了20年，可書中所描寫的死亡、悲傷、混亂，依然還在持續。

這本《中東死生門》的初版叫《離上帝最近》，我覺得初版的名字更好，既指出了巴以衝突的深層次的宗教背景，也道出了當地民衆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的殘酷現實。 J.P摩根說：“人們總能找到某種原則性的說辭去爲任何立場特別是自己的利益進行辯護。一個人做任何事情總有兩個理由：一個好的理由和一個真正的理由。” 在閱讀這類書籍的時候我有幾個習慣： 第一，尋找包括當事雙方在內的多方的不同觀點，以及支撐他們觀點的證據。並試圖理解他們的思維邏輯，驗證這些證據的可靠性。 第二，既反對以“愚蠢”、“邪惡”這種簡直粗暴的方式去理解任何一方，也反對以“利益”、“立場”等單一方式去解讀他們的行爲。 第三，堅決反對先入爲主，反對以仇恨的方式去看待問題。儘可能不要去做道德評判，更關注行爲背後的深層邏輯，思考解決問題根源的可能性。 第四，切忌理想主義情懷。尊重各方立場，考慮到問題的複雜性和多變性。不要認爲一兩句話或者一兩年就能輕鬆解決這些長期積累的矛盾，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長期的智慧和努力，甚至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邁出一小步。 巴以衝突相當複雜，十本書也說不完，我儘量以言簡意賅的方式淺談一下： 1⃣️以色列建國 由於歷史和宗教等原因，猶太人在西方長期受到迫害，十字軍東征時期就對猶太人進行過大屠殺，19世紀末，歐洲出現大規模反猶太主義浪潮。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被刺殺之後，亞歷山大三世又對猶太人採取強硬措施，據說有三分之一的猶太人被驅逐，三分之一被殺害，另外三分之一被同化。1881-1914年之間，有180萬的俄國猶太人，開始遷移，這之中有155萬人都前往了美國定居。 針對沙俄對猶太人的屠殺、法國德雷福斯事件等反猶太人運動，1896年，中歐地區的奧匈帝國猶太裔記者西奧多·赫茨爾發起錫安主義運動（又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號召全世界猶太人迴歸故土，恢復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 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爾，他召集了第一屆“世界錫安主義大會”，大會決議建立“一個得到公衆承認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園（或國家）”。“猶太國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等相應機構成立，幫助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俄國猶太學者米嘉·約瑟夫·別爾季切夫斯基甚至認爲猶太人應該反叛猶太教。他說：“我們要麼做最後一批猶太人，要麼做第一批希伯來人。” 於是猶太人開始積極尋找定居點，在此之前，19世紀初猶太人就提出在紐約州的格蘭德島（Grand Island）建國。後來，還考慮過烏干達甚至中國的哈爾濱。此外，被提到用於建立猶太國的地方還有東非的瓦辛基蘇郡（Uasin Gishu, 1903—1905）、安哥拉的本格拉（Benguela）高原（1907—1914）、馬達加斯加島（1933—1942）、塔斯馬尼亞的戴維（Davey）港（1940—1945）和蘇里南（1938—1948）。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猶太人才停止尋找新猶太家園的地點。 英國人曾經試圖勸說猶太人，在英屬非洲的某個地方劃一片土地安置他們，但被拒絕了。猶太復國主義者敏銳地意識到，要想真的吸引全世界猶太人的關注，只有曾經的家鄉耶路撒冷才能做到。而且耶路撒冷當時在歐洲病夫奧斯曼帝國的掌控之下，這個即將瓦解的龐大帝國與猶太人關係良好，不但不排斥猶太人，反而多次幫助過猶太人。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小撥猶太人開始移民尚屬於奧斯曼帝國的巴勒斯坦地區，錫安主義運動的發展推動了第二次迴歸浪潮（1904～1914年），約有四萬名猶太人返回定居。奧斯曼解體之後，巴勒斯坦歸英國委任統治，由於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 中英國承諾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家園” ，因此猶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規模移民，他們從奧斯曼帝國和阿拉伯人手中購買土地並且定居。 1922年，國際聯盟通過了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訓令”，規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之家”。以後，世界各地猶太人更是大批移居。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掀起了第三和第四次移民浪潮。隨着猶太居民的增多，他們與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也日趨緊張。在1929年爆發了希伯來大屠殺，阿拉伯人殺死了133名猶太人。接着在1936年-1939年又有數場暴動發生。對此英國在1939年頒佈了一份白皮書，限制猶太人的移民數量至75,000人，並且限制猶太人購買土地。這份白皮書被許多猶太人和錫安主義者視爲是對猶太人的背叛，認爲那違背了貝爾福宣言。阿拉伯人也並沒有就此平息，他們希望完全停止猶太人的移民。 1933年，納粹在德國執政，猶太人又經歷了納粹大屠殺，納粹屠殺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猶太人，掀起第五次猶太人移民浪潮。1940年，猶太人已佔當地居民總數的30%。二戰剛結束時猶太人在歐洲依然受到排擠，不少從集中營“回家”的猶太人頻繁遭受襲擊，因此大量猶太人再次奔向巴勒斯坦， 1944至1948年之間，超過20萬猶太人通過各種途徑輾轉來到巴勒斯坦地區。二戰結束後，巴勒斯坦地區已經有60萬猶太居民。 1947年，鑑於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暴力衝突不斷升級，和平努力受到挫敗，英國決定從巴勒斯坦託管地脫身，將巴勒斯坦問題甩給了聯合國，聯合國確定了巴以分治。 2⃣️巴以分治和中東戰爭 聯合國成立了“巴勒斯坦專門委員會”， 1947年11月29日，聯大通過第181(II)號決議《1947年聯合國分治方案》，33國贊成（包括美國和蘇聯），13國反對（主要是阿拉伯國家），10國棄權（包括中國、英國），提議在巴勒斯坦建立兩個獨立國家，一個是阿拉伯獨立國，另一個是猶太獨立國，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別擁有大約55%和45%的領土（阿拉伯國和猶太國），耶路撒冷被置於聯合國的管理之下，以期避免衝突。大衛·本-古理安接受了該方案，但被阿拉伯國家聯盟斷然拒絕。阿盟委員會高層下令對以色列的猶太平民展開爲期三天的暴力襲擊，攻擊建築、商店、以及住宅區，緊接着猶太人組織的地下民兵部隊展開還擊，這些戰鬥很快便蔓延爲大規模的衝突，繼而引發了1948年5月的以色列獨立戰爭。以色列在1948年的戰爭中以色列佔領了巴勒斯坦77%的土地，以及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區。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當地居民要麼逃離要麼被驅逐出了巴勒斯坦。約旦和埃及佔領了分治決議本來劃分給巴勒斯坦阿拉伯國的其它部分領土，這個巴勒斯坦阿拉伯國家從未正式成立過。 插一句，阿拉伯國家當時反對的不僅僅是以色列建國，他們也反對巴勒斯坦建國。他們認爲巴勒斯坦地區應該由他們阿拉伯國家來統治。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東戰爭（六日戰爭）爆發。納賽爾苦心經營十年後，認爲時機已到，勸說阿拉伯國家將指揮權交給埃及，下令封鎖蒂郎海峽和驅逐聯合國維和部隊（駐紮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間）以色列先發制人，不僅把東耶路撒冷、加沙（當時被埃及佔領）和西岸搶了過去，奪走了埃及的西奈半島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還搶走了黎巴嫩南部、約旦北部的一些地方。這次戰爭導致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的大量外逃，據估計外逃人數達50萬人。在美國的施壓下，以色列在1967年6月12日停火。安理會於1967年11月22日通過第242號決議，促請以色列從它在1967年的衝突中佔領的地區撤離。 第四次中東戰爭再次慘敗後，埃及薩達特主動與以色列友好，開啓了土地換和平的政策，收復了全部失地，奠定了中東和平的基礎。但埃及也因此從“阿拉伯國家的領導者”變成了“叛徒”。 第五次中東戰爭後，約旦、黎巴嫩也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支持並承認以色列國，以色列把西奈退給了埃及、約旦北部退約旦、黎巴嫩南部退黎巴嫩，敘利亞至今不承認以色列，以色列於2018年正式宣佈吞併戈蘭高地（約1100平方公里），而隨着阿拉法特爲首的巴解組織宣佈放棄恐怖行動，承認以色列，以政治和外交手段爭取巴勒斯坦利益，以色列歸還了約旦河西岸大部分和加沙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共計一萬多平方公里，即從6.5萬平方公里，退了4萬平方公里，現以色列只有2.5萬平方公里，其中以色列政府僅從加沙強行趕走了5萬多以色列定居者，留下了大量完整的現代化農業農場和住房等。 總之，加沙已於2005年由以色列全部歸還給了巴勒斯坦，定居點被拆除，猶太人全部撤出。但約旦河西岸土地至今仍未確定巴以之間的最後疆界。 這便是以色列1992年開始推行的“土地換和平”政策。但是，這種長期的佔領決定了巴勒斯坦無法作爲一個統一的國家開展國家的籌建，當他們建立國家的幻想破滅，也就加劇了暴力和報復的往復循環。而對於以色列來說，他們對和平、安全和區域認可的願望依然無法實現。 3⃣️再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主流觀點認爲，公元130年，羅馬皇帝哈德良宣佈重建耶路撒冷，爲了割斷這座城市同猶太人之間的聯繫，他將其改名爲伊利亞·卡皮託林那（Aelia Capitolina），這一地區則改稱爲敘利亞·巴勒斯坦那（Syria Palestina），這也是今天巴勒斯坦名字的來歷。這個地區後來先後屬於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一戰後被英國託管。也就是說，阿拉伯人從沒有在這個地區真正的建立過一個國家。這也是猶太人對在此地建國的原因，他們認爲這是一個有阿拉伯人生活的地區，而不是一個民族的稱謂。作家伊斯雷爾·贊格威就認爲巴勒斯坦是“一塊沒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另一位猶太作家還寫了一部叫《新故土》的小說，裏面暢想着阿拉伯人是如何歡迎他們的到來，猶太人則將它建成了現代化的繁華之地，大家在這片土地上歡快地相處。 插一句，古代巴勒斯坦地區與今天的約旦、敘利亞等國有重合之處，這也是這些國家和巴以問題攪和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如今整個巴勒斯坦地區都是土地貧瘠、地小物缺的狀況，猶太人買來的土地更差。以色列建國之初除了少量無法耕種的沼澤地，大部分地區是荒蕪的沙漠。所以以色列最初的宣傳口號是“給予沒有土地的人民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並得到了許多國家的同情。實際上，由於自然資源貧瘠和資金短缺，國家沒有辦法解決大量移民的喫住，開始實行食品定量供應制。剛剛建國幾年，這個國家就瀕於財政崩潰，虧的全世界猶太人的捐助才存活下來。 美國人包括在美猶太人其實剛開始並不支持以色列建國，他們認爲以色列這個國家不可能長久，而且部分偏激的猶太教徒堅信賽彌亞（救世主）還沒有到來，不認同以色列這個國家，在巴以幾次衝突後以色列穩固下來才逐漸開始支持。以色列在美國的宣傳也很有意思，以宗教迫害和應許之地展開遊說。即美國是因爲清教徒遭受迫害而建國，猶太人是因爲猶太教受迫害而建國；北美是上帝對美國人的應許之地，而耶路撒冷是上帝對以色列的應許之地。 此外，巴勒斯坦有極端恐怖分子，以色列也有。1993年與巴勒斯坦簽署了歷史性的《奧斯陸協議》的總理拉賓就是被極右翼分子刺殺的。根據協議，以色列先行撤出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城市傑里科，並逐步擴大巴勒斯坦的自治範圍。爲什麼極右翼分子要殺拉賓？因爲以色列的極右翼掌權時曾大規模在佔領的土地上搞定居點，這些人不願意把土地還回去。以色列的極端分子主要是不想政府讓步太多，巴勒斯坦這邊的極端分子則是不希望巴以和談有任何結果。他們希望以色列由沙龍這樣的強硬派上臺，他們就有足夠的理由與以色列一直幹下去，甚至希望巴勒斯坦一片狼籍。這樣他們就能拿着武器，保持自己的權力，同時還能得到國際上的同情和援助。所以，以往只要巴以一和談，這些極端組織恐怖襲擊就鬧的越歡。 此外，猶太人內部其實也有很多分支，比如德系猶太人（Ashkenazi Jews）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c Jews）等等。還有原本數量微不足道的哈瑞迪人現在也是以色列國內的重要力量。哈瑞迪人（Haredim）在希伯來語中是“顫抖者”的意思。他們是一羣極端守舊的猶太教徒，生育率比阿拉伯人還高，反對復國，也不服兵役，也是以色列國內的一個隱患。 4⃣️巴以最接近和平的一次 1993年，拉賓與巴勒斯坦簽署了歷史性的《奧斯陸協議》，爲此，拉賓和時任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時任以色列外長佩雷斯共同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以及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 1995年11月4日，拉賓（Yitzhak Rabin）在特拉維夫廣場參加一次和平集會後遭到一名猶太極右翼激進分子的槍擊，傷重不治，時年73歲。 2000年克林頓邀請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到美國和談，這就是戴維營和談。在美國的斡旋下，以色列同意讓出佔據的95%土地給巴勒斯坦建國，兩國同時在耶路撒冷建都，其餘的以後再談，阿拉法特不敢簽字，一直藉故拖延，最後甚至電話都不敢接。他後來告訴克林頓，如果他簽字了哈馬斯會殺了他。因爲這個事情，很多阿拉伯人瞧不起阿拉法特。很多人批評阿拉法特只能做一名游擊隊領導人而做不了一個國家的治理者。實際上巴勒斯坦土地貧瘠，資源缺乏，在沒有國際援助的情況下，巴勒斯坦人根本沒有能力存活下去。爲什麼哈馬斯能在選舉中打敗法塔赫？許多加沙的居民承認：並不是哈馬斯有多好，而是法塔赫太爛了。哈馬斯其實也沒有治理能力，這也是他需要煽動民衆仇恨、轉移民衆注意力的重要原因。這其實是很多國家不願正面回應的事情：沒有以色列和周邊阿拉伯國家全方位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將註定失敗！ 雖然戴維營和談最後失敗了，但我們也能看到巴以和平不是沒有可能的。但這需要兩國領導人拿出巨大的勇氣，不受反對勢力的干擾，相互承認並給予對方尊重，同時國際社會也要給予真金白銀等實實在在的支持。 5⃣️巴以衝突給我們的啓示 雖然上面寫了很多，但是其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比如伊朗在這中間的作用，巴解的八支武裝力量，以色列支持黎巴嫩長槍黨對巴勒斯坦難民進行的貝魯特大屠殺等等，限於篇幅，都無法展開。總之巴以問題錯綜複雜，各方勢力攪和在裏面，短期內很難解決，我強烈建議不要以道德去評判任何一方。 這本書中作者採訪了許多哈馬斯，他們中有兒科醫生，有阿拉伯語老師，有畫家，有法學碩士…… 你很難想象這些人竟會成爲某些人口中的“恐怖分子”。書中提到一個故事：以色列士兵施羅莫難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對每一個以色列士兵“個體”的仇恨，“我不恨那些想好好過日子、養家餬口的巴勒斯坦人，我恨那些‘恐怖分子’。”這倒讓我想起經常聽巴勒斯坦人講的一句話：“我們不是恐怖分子，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怒火”。 在我看來，仇恨教育是非常不可取的。以色列沒有辦法殺光所有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更做不到殺光所有猶太人。最終他們還是要生活在一起的。 “100年了，巴以雙方相互不瞭解。有些以色列人還以爲巴勒斯坦人青面獠牙、長着尾巴，我們必須瞭解他們，也使他們瞭解我們。直接接觸是溝通的最好辦法，30多年前我就說過，‘必須同他們談判，以便相互瞭解’……”阿巴斯是巴勒斯坦高層屈指可數的以色列社會問題專家。 宣傳仇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阻礙和平的到來。學習歷史，不是爲了記住仇恨，而是爲了讓悲劇不再發生。 不管是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如果走不出受害者心態，就會永遠停留在自我感動的黑洞，永遠不可能實現和解。 戰爭不可能徹底解決巴以問題，戰爭只能帶來短暫的和平。奧威爾說：“所有的戰爭宣傳，所有的吶喊、謊言和仇恨，總是來自不參加戰爭的人。” 只有面對當下，展望未來才能跳出歷史的束縛。巴勒斯坦地區長期的安定需要雙方的信任、溝通、理解與合作。只有通過長期的宣傳、教育和引導才能實現。 6⃣️寫在最後 大衛王於公元前930年左右建立猶大王國，把首都命名爲“Zion”，意思是“烤焦的沙漠”，後來改稱耶路撒冷，意思是“和平的住所”。 距離耶路撒冷約20公里的約旦尼波山有座著名的摩西昇天教堂，傳說摩西就是在這座山上發現了這片“流奶與蜜之地”。 不求這片土地流奶與蜜，唯願它早日成爲一片“和平的住所”。 參考書籍： 杜震《一個戰地記者巴以衝突親歷》 埃文·賴特《殺戮世代》 斯科特·安德森《阿拉伯的勞倫斯》 勞倫斯·萊特所《九月的十三天》 托馬斯·弗裏德曼《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 丹尼爾·戈迪斯《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 雅科夫·卡茨，阿米爾·鮑伯特《獨霸中東：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密碼》 湯姆·賽格夫《一個完整的巴勒斯坦》 伊恩·布萊克《敵人與鄰居》

門的那一邊 因爲戰火再起，讀書會推薦了二十年前出版的《中東死生門》。作者周軼君是上海人，我曾在《鏘鏘三人行》中見她談笑風生，卻是第一次認真讀她的文字，這本書爲我打開望向中東的大門，看到另一種生命的存在。 在前言中，她坦言選擇成爲戰地記者的初衷：“去時想法很簡單，年輕記者渴望經歷和榮譽。”而到了後記，她卻寫下更爲冷峻的自省：“記者總是從別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後走掉。”兩年的戰地生涯，她眼中的爆炸與衝突不再是“新聞”，而成爲日復一日的日常。“加沙的生活，直面生死，容不下矯情造作，類禪宗棒喝，立見分野。”而“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將虛榮心滌盪乾淨。長久的絕望與煎熬，帶我沉下去，看見更多。”她寫自己看見生命在眼前消失，聞到空氣中血肉與鋼鐵撞擊的氣味，嚐到失去親人的苦澀淚水——戰爭的兩端承受着同樣的痛苦，卻又無法停手，生與死迅速翻轉，荒謬彼此映照。 我首先欽佩的，是她近乎本能的勇敢。二十幾歲的年紀，穿黑袍黑褲，蒙黑頭巾，揹着相機，穿行在爆炸與槍火之間，記錄官方、平民、受害者家屬與士兵的聲音。如果說被捲入襲擊的概率尚可用“偶然”來安慰，那麼在中東炎熱氣候中依然要裹得嚴嚴實實這一點，已經足以讓大多數同齡人卻步。她並未刻意渲染那些“死裏逃生”的瞬間，但正因爲輕描淡寫，才更顯真實——那種延遲而來的後怕，只有親歷者才懂。 書中偶有輕巧的片段，卻反而更顯沉重：她曾在海邊試圖下水，卻因長袍阻力太大而無奈返回；兩個星期後，鄰居巴勒斯坦記者認真地問她：“你有什麼煩惱嗎？那天天剛亮我看見你一個人下海。”又有一次，她甩開相機、提起袍子，在電線杆間迅速攀爬——這些略帶荒誕與幽默的細節，使戰地生活不再只是“宏大敘事”，而成爲具體可感的日常。 在周軼君的筆下，中東西亞的平民與逝去的生命，不再是新聞中的冰冷數字，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有信仰、有執念、有親情與哀慟；只是與身處和平世界的我們相比，他們對人彈、炮火與延續數代的仇恨早已司空見慣。 書中記載了一位名叫哈娜迪·賈拉達特的女性：她在目睹弟弟與未婚夫被以軍殺害後，選擇成爲人肉炸彈，在海法引爆自己。作者與她的妹妹交談，妹妹最初震驚，繼而感到“高興”，甚至爲姐姐“成功”而哭；父母則感謝真主讓她完成使命。這樣的反應，初看令人難以理解，細想卻又合乎其內在邏輯——在長期壓抑、不斷收縮的生存空間中，復仇被賦予了某種“正義”的意義。對他們而言，哈娜迪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以另一種方式“存在”，甚至被銘記與榮耀。 但也正是在這裏，閱讀變得沉重：當“愛”與“毀滅”不再對立，而彼此糾纏，人性的邊界被戰爭一點點侵蝕。我們或許可以理解，卻無法真正認同。 與此形成呼應的，是書中對亞辛葬禮的描寫。那是一場巨大的羣衆性事件：成千上萬的人湧上街頭，抬着他的遺體，高喊口號，情緒高漲，彷彿不是在送別一位死者，而是在參與一場集體的宣誓。死亡在這裏被轉化爲象徵——象徵抵抗、信仰與延續。對外界而言，他或許是爭議甚至恐怖的象徵；但在擁擠的人羣之中，他是被悼念、被崇敬、被寄託希望的人。 這樣的場景，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正義”的多重面孔：同一場死亡，在不同敘事中可以擁有完全相反的意義。而記者所能做的，並非裁決，而是記錄——把這些彼此衝突卻真實存在的情感並置，讓讀者自行面對其複雜性：當仇恨成爲日常，當死亡被賦予意義，當個體被裹挾進歷史洪流——人，還能否僅僅作爲“人”而存在？

連續三本關於生死、命運的書，都是真實的人和事，時間、地點、人物各有不同，有國內有國外，有過去，也有現在，本書雖然是講述約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仍給人震撼，配上直面死/亡的黑白照片，讓人頭皮發麻。面對鮮/血、死/亡，人們竟然麻木了，這個離上/帝最近的地方，爲什麼給人類安排了這麼一出？人類的醜陋、善良，生死，天堂和地/獄都在一念之間，看不到盡頭；上帝是用這種殘/忍的方式，犧牲當地人寶貴的生命，來提醒人類嗎？人類就是牲/口，簡單機械的爲着爭奪土地而活着嗎？和平真的像氧氣和水一樣珍貴，也許真的要等到周圍土地也變成“紅海”，濃的再也裝不下仇/恨和鮮/血，人類和上/帝才能達成共識。

我們只是生活在暫時和平的國家，戰爭纔是這個世界的主旋律。巴以問題難以解決，只能希望祖國和平，一切健康平安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