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权与国家权力关系研究：从明清到民初

此书是徐的博士论文，站在历史学的角度点评则是完全看不下去。脚注引用全是他人著述，大量缝合学术著作，基本史料亦是如此，或者说就没有史料，观点亦不新颖，研究综述倒是捋的清晰。

绅权与国家权力研究读后感 此书是早年所读，近来结合《清代地方政府》《州县官的银两》《爪牙》《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书再略做一回溯性补充。 在明清时期，士绅群体往往集地主、官员、商人、高利贷者于一身。是政务程序中明文规定的基层自治组织与地方推行政策的代理执行人与委托人（如倡导捐助公共设施与福利），也是地方舆论的主要代言人（采风与调研的主要对象），更是与地方事务相关的主要资政建议提倡者。从本质上来看，同时被上级政府视为地方力量的主要代言人和执行人，而凭借其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特权被普通民众视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言人与执行人，双重角色下士绅群体尽管在清代收到了打压如满洲贵族势力的政治打压、非科举制下捐纳制度对科举群体的冲击、经济上严格执法（江南赋税查抄）与政策上打压（士绅一体纳粮）以及其他在正式行文中的规定（如禁止干预地方政务等）。 但事实上是这种打压只在王朝建立初期发生作用，而随着士绅群体的扩大，其不由自主的会形成掌控政策制定—执行—评价—监督的庞大利益群体，这些群体会与既有的非正式财政制度（如火耗与附加费）、非正式的人事聘用制度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地方私有信息与科层制信息传递遗漏相结合发挥作用。 就明清总体而言，其士绅主要凭借其经济特权（赋税减免；劳役大部分豁免；附加费免除甚至分肥）与司法特权与州县官的衙役、书吏、幕友、亲友相结合，进行包揽诉讼、包揽钱粮，利用征收附加费特权偷征、加征、转嫁税负共同剥削所在地区的百姓，截流向中央输送的财富，最终百姓不堪盘剥，中央财政经济资源无法集中，好政策被截流，坏政策被加剧，地方信息无法传递到中央，一经天灾、战乱或其他骤然增加的中央开支，王朝很容易土崩瓦解。 而就清代与民国阶段的士绅群体，由于战争开支所引发的大规模捐监与捐贡（人事）、团练局（军队）、公局与发审局（司法）、厘金局（税收）、恣议局（行政）的成立使得士绅群体的权力从非正式转为正式权力，从本质上来说在基层形成了正式的“以绅代政”，这是满清地方政府基层权力崩塌的直接体现，在全国范围内除边疆地区、东北地区以及部分内地附有满城的地区中央政府尚存有一定的影响力，其执政的地方根基已然崩塌，仅剩下中央政府的根基，即财政资源（关税与中央税收）、军队（中央军）与科举选拔，而且其中大部分还集中在外国人（如海关与税务）与汉族官僚手中。 从本质上来说，以咸丰满族宗亲的下台为起点（如肃顺等），同光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为兴起（湘淮为承接，自此清代地方执政根基消亡），剿捻中为壮大（僧格林沁之死与北洋集团建立），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为跌宕，东南互保为顶点（自此清代中央政府执政根基基本消亡）在此背景下，以武昌起义为起始点，清王朝才能很快被推翻。 而基层士绅权力达到顶点的局面并未消除，地方军阀割据与中央政府权威的消失加速了其地方士绅群体权力的扩张，而国民政府急于建立形式上统一的政权使得国民党的权力并没有很好的乡下延伸，在城镇化率不足百分之10的情况下，也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经济动员体制，其统治基础只能维持在少部分中心城市与中央政府经济（财政与货币）、军队与特务组织之中。尤其是，这其中“四一二与“七一五”的反革命，造成国民党内部向下坚决延伸进行土地革命与基层权力再造的群体被消灭，其后无论推行的“赣南模式”及乡村建设模式都无法动摇基层统治的根基，截止国民党退出大陆，其执政基础仍然无法向下延伸 ，继而也为国民党统治的消亡埋下了伏笔。

绅权治理是一种以精英自治为核心稳固乡村社会的结构基础，是基于乡土文化和儒家伦理相互作用产生的权威性自治，是官府与乡村的妥协、合作、共治来维护乡村的秩序和公共利益。绅权治理从实然层面反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共生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权力，是官僚的正式权力的对称，绅权的行使可以柔化正式权力的刚性，使地方性知识与正式权力相结合，并使后者在不同的乡土环境中得到切实的遵从而不是被规避，并同时阻止正式权力越出其边界。从治理效果而言，绅权治理在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是一个动态的调节器，移动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向国家争得了一个相对自治的乡村社会。

知易行难。在权力游戏中的理性思辩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