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

作者用心颇深，读来不但对当时历史之情况有了解，对当下之现实亦有感触。 节录一段思考如下，诸君若有意见，麻烦少议论多做事。 如果中西学并举，在晚清时或许会有一个惯性使“人心之学”衰退的热情减慢。但是随着时间线的延伸，政局用人思路偏向“干才”必然导致向心力的偏移。此外，正值中弱西强之时，个人本身更习惯接受易于理解和逻辑性强的知识，这点对于“经学”一样会造成冲击。 再把眼光拉回书中，作者提到科举废止之后，有旧学根底依然很吃香，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做人更得体。那么，反观我们当下，从高考到研究生入学，政治都作为很重要的一门应考学科。这点似乎解决了作者在书中提到的社会价值紊乱的情况，但实际上经学更多侧重于做人之道，有一套成型成熟的三观去塑造个人。而我们当下的政治考试却很难做到，理论与现实的较大脱节也让我们大多数人极度厌倦政治考试。试问有几人会用毛中特和马原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我们为何生活？如何面对生活？怎样生活呢？ 当然，马恩理论本身是有很多可取之处。可是以此为“国教”真的足够了么？ 那么综上，我们当下一直讨论的社会浮躁情绪和社会问题，“人心之学”的缺失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构成因素。我想，踏实的从教育中想办法夯实这一基础远比不停地开会讨论“国民性”重要。 西方有个很好的补充就是宗教，蔡元培先生大声疾呼“以美育代替宗教”。可是在“成绩第一”理念以及随之而造成的知识标准化规范化的情况下，美育比德育更容易被忽略。 所以马云的话会成为圣经，商业巨子们看过的书，说过的话会让大家趋之若鹜。似乎成功就是从A到B，我们复制了他们看过的书、说过的话，我们也可以如何如何。 那试问我民族之自强、思辨、求真之精神应在何处？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关晓红｜核心观念+完整思维导图 一、全书核心主旨（作者标志性学术贡献） 本书彻底颠覆“科举腐朽落后、废除是历史必然”的单一进步史观，以1905年科举停废为核心节点，打通制度史与社会史，依托清宫档案、督抚奏折、州县方志、士人日记等一手史料论证：科举是晚清内外政局剧变、督抚集团与立宪派合力施压下的仓促废止，而非制度自然淘汰；其兼具教育选材、官员铨选、社会流动、礼法教化、城乡纽带的多重功能骤然消失，不仅重塑了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与政治格局，更埋下了乡村人才断层、基层治理失序、传统文化断裂等延续至民国的深层社会隐患。 二、五大核心学术观念 1. 进程观：从“渐进改制”到“骤然停废”的政治突变 - 清廷原设计30年平稳过渡方案：1901年废八股改策论→逐年递减科举中额→学堂与科举双轨并行→最终以学堂取代科举。 - 1905年决策急转弯：日俄战争（立宪国胜专制国）的舆论冲击、袁世凯/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联衔死谏、立宪运动高涨，迫使清廷放弃渐进路线，一刀切废止所有乡会试、岁科考试，未制定系统的士子安置与制度衔接方案。 - 关键纠正：废科举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是政治局势压倒制度理性的结果。 2. 制度观：科举是“综合社会制度”，而非单纯考试制度 - 科举的五大核心功能：官员选拔、国民教育、社会阶层流动、儒家意识形态传承、城乡人才循环。 - 科举与新式学堂本非对立：新政初期二者形成互补——科举吸纳旧式士人，学堂培养技术与新政人才；骤废后学堂无法承接科举的全部社会功能，造成巨大制度真空。 3. 阶层观：百万士子的整体性危机与近代知识群体的诞生 - 废科举直接切断了全国约300万童生、100万秀才、10万举人的上升与谋生通道（入仕、书院掌教、私塾授徒路径全面崩塌）。 - 士人群体五大分化：- 精英层：出洋留学/入京师省城学堂→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记者、法政人才； - 中间层：投新军、巡警、宪政公所→进入近代军政体系； - 乡土层：改行经商、行医、讼师→下沉为民间职业者； - 没落层：滞留乡村沦为游民，部分沦为地方豪强附庸； - 激进层：投身立宪/革命运动，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 结论：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正式形成。 4. 社会观：摧毁城乡纽带，开启近代乡村衰败进程 - 传统科举时代：城乡人才双向循环——乡村子弟读书科考进城做官，致仕后返乡主持宗族、私塾、公益与基层治理，士绅是乡村的“文化与权力核心”。 - 废科举后：新式学堂集中于省会、府城、县城，乡村教育资源彻底枯竭；乡村精英单向涌向城市，乡土文教衰败、私塾大面积消亡。 - 基层治理失序：正统士绅退场，劣绅、土豪、会党填补权力真空，保甲与宗族体系瓦解，民国乡村的“土豪劣绅政治”由此发端。 5. 历史观：废科举的双重遗产与制度改革的教训 - 积极遗产：瓦解帝制的选官根基，打破儒家学说的制度化垄断，推动新式教育、近代文官制度与宪政思想的传播，加速清王朝覆灭。 - 隐性代价（本书核心新论）：仓促废止导致的人才断层、文化断裂、乡村空心化、社会流民化，其负面影响远超当时人的预期，是民国诸多社会乱象的重要源头。 - 历史教训：重大制度改革必须兼顾渐进性与配套性，单纯追求速度的“一刀切”改革，必然会付出沉重的长期社会代价。 三、全书详细思维导图（按修订版章节结构） mindmap ## 绪论：重审科举停废的历史坐标 - 既往研究局限：单一进步史观，忽视社会影响 - 本书研究视角：制度史+社会史，中央+地方 - 核心史料：清宫档案、督抚文集、州县方志、士人日记 ## 第一编 晚清科举改制的渐进探索（1860-1904） ### 第一章 科举弊病与早期改制尝试 - 洋务运动：增设算学特科，零星调整考试内容 - 戊戌变法：废八股改策论（政变后复辟） - 庚子事变后：科举改制成为新政核心议题 ### 第二章 新政初期的双轨制设计 - 1901年：正式废八股，乡会试改用策论 - 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奏定《奏定学堂章程》 - 清廷决议：逐年递减科举中额，30年完成过渡 ### 第三章 科举与学堂的共生格局 - 士子心态：“科举正途，学堂旁门”，二者兼修 - 地方实践：学堂与私塾并存，科举仍为社会主流 ## 第二编 1905年：骤然停废的决策内幕 ### 第四章 废科举的三大助推力量 - 外部：日俄战争结局，立宪思潮席卷全国 - 内部：袁世凯、张之洞领衔督抚联衔奏请 - 舆论：新式报刊与新派士人的集体鼓吹 ### 第五章 清廷的仓促决策 - 1905年9月2日：上谕立停科举，所有考试一律停止 - 仓促出台的安置措施：功名奖励、择优入学 - 安置措施的落地困境：名额有限、经费不足 ## 第三编 废科举冲击下的士人群体分化 ### 第六章 不同层级士子的生存危机 - 童生：基数最大，上升通道彻底断绝 - 秀才：功名贬值，谋生无门 - 举人/进士：部分获保举官职，多数仍面临转型 ### 第七章 士人的五大分流路径 - 路径1：留学日本/入新式学堂→新式知识分子 - 路径2：投新军/警务/宪政机构→军政官僚 - 路径3：返乡经营实业/宗族事务→新士绅 - 路径4：改行经商/行医/讼师→民间职业者 - 路径5：投身立宪/革命→政治活动家 ### 第八章 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 - 士绅权力来源：科举功名→财富/武力 - 四民社会解体，近代阶层结构形成 ## 第四编 废科举与新式教育的畸形发展 ### 第九章 新式学堂的被动膨胀 - 短时间内大规模扩招，经费、师资、校舍严重短缺 - 学堂质量参差不齐，“速成学堂”泛滥 ### 第十章 乡土文教的全面衰败 - 科举消失，私塾失去升学价值，生源锐减 - 乡村基础教育空心化，文盲率不降反升 ### 第十一章 教育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 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城市 - 乡村子弟接受新式教育的成本大幅提高 ## 第五编 废科举与地方社会治理变迁 ### 第十二章 士绅乡土权威的崩塌 - 功名不再具有制度背书，士绅失去公信力 - 宗族与保甲体系失去核心领导者 ### 第十三章 基层权力的重构 - 正统士绅出走，劣绅、土豪把持地方事务 - 官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大幅减弱 ### 第十四章 城乡割裂的定型 - 人才从双向流动变为单向流失 - 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差距急剧扩大 ## 第六编 科举停废的长远历史回响（修订版新增） ### 第十五章 废科举与清王朝的覆灭 - 士人群体对清廷的离心离德 - 新军与革命党人的崛起 ### 第十六章 民国时期的科举余绪 - 文官考试制度的尝试与失败 - 乡村建设运动对科举遗产的反思 ### 第十七章 重新评价科举停废 - 积极作用：推动中国近代化转型 - 消极影响：制度断层与社会代价 - 历史启示：重大改革需兼顾渐进与配套 ## 结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 科举的历史价值与局限 - 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四、修订版（2013年）核心增补内容 1. 史料升级：增补大量州县地方志、民间士人手记、地方办学档案，细化了基层社会的真实反应，纠正了以往仅依赖中央档案的偏差。 2. 数据强化：补充了新政时期各省办学经费、士子安置人数、私塾消亡数量等量化数据，使“骤废弊害”的论证更具说服力。 3. 学术回应：回应了学界关于“科举渐进改革是否可行”的商榷，进一步论证了1905年决策的仓促性与非理性。 4. 延伸讨论：增加了“民国文官考试与科举余绪”“乡村建设运动对科举的反思”等内容，将历史影响延伸至民国中后期。

本书结构清晰，完整讲述了科举制是如何调整改革直到废除的过程，没有什么废话，史料翔实，文笔通畅，非常标准的社科著作。不仅仅讲科举制，还讲科举制变化下的士人，举例详细内容全面，能清晰的看到时代浪潮下个人的拼搏起伏。读完后才知道科举制废除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既要随着时代变化又要顶住各方压力，一次又一次的变化背后，是一场又一场的权力博弈，保守派官僚下台，新式官僚推着科举制走向终点 科举制结束后，育才与抡才之间该如何取得平衡

关于科举取士所得人才为何不能经世致用，乾隆朝军机大臣鄂尔泰曾一语道破天机：“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与鄂尔泰同朝为官的张廷玉认为科举可使“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采用时文“本欲其沉潜于四子之书，反复于濂洛关闽之说，返躬深造而明理以达于用也”。此处之“用”，即专指为皇权所用。对于治事于世，则“徒空言而不适于实用”。“愚民”无疑有利于统治者，而三纲五常更是维护社会控制的重要支柱，士为四民之首，更需“牢笼”和“驱策”为其所用。清季陕西藩司樊增祥则录取时人的对话以释疑：“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中国历朝以来皆以一人坐制天下，惟恐奇杰之士逞其嚣然不靖之气，窥觎宝位，窃据神州，乃啗之以科名，纳之于场屋，使天下才智之士窃（穷）老尽气致力于文字之中，其下者则听其生活于兵农工商及一切杂徭贱业之内。设有不靖，以中国之人平中国之乱，不必奇材异能也。向使汉祖唐宗早知六合之外犹有跳龙卧虎十数大国，可以远越重洋以夺吾国之美利，损吾国之威权，而我制举之文与徒搏之勇举不足当其万一也，则亦必亟开民智，早图富强，何待今日始成为过渡之时代哉？”一言以蔽之，科举制是适应与维系皇权政治的产物，与以启民智、倡民主、论平等为特征的西方宪政差异甚大。…新式学堂的教学，尽管仍有读经的课程与内容，但因为失去了科举考试的向心力，学生们已渐从既往的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甚至开始对旧传统与道德有所怀疑否定。1909年夏秋之交，江苏常熟、昭文两县公立高等小学堂毕业试卷，令清廷大为震惊。两县高小学生光绪三十三年上学期的修身科考试，试卷共有四个问答题，其中第三题“三纲之说能完全无缺否”，江苏提学司抽查时发现，除个别学生答卷“尚无谬说外”，其余分数较多者，大都谓君臣夫妇二纲可以不设，“其尤谬者，王以谦卷则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其理甚谬；徐曾植卷则谓后世谓父为严君误矣；程瑛卷则谓在朝为臣则认为君，否则吾与君为路人；张元龙卷则谓三纲之谬，彰彰明矣；王耀祖卷则谓三纲中君为臣纲尤谬，盖君非我之祖父，与我并无关系也各等语，实为离经叛道之尤。又毕业考试各卷徐曾植王以谦赵仲葵张元龙四名修身卷内，谓七出三从之制可革；谓三从四德有碍女子权利；徐曾植国文卷内谓事贼为一节之偶失；庄宗耀地理卷内，谓君主与人民固无阶级，均属谬妄”。提学司与巡抚均指斥教员“与定章注重四书要义之旨显然违背，致使无知幼学肆口妄言，罔识大义。该学生等固咎无可辞，该教员等实有陷溺人心贻误子弟之实据”，最终处理是将该教员“褫革衣顶，即行撤退。并追缴所得文凭，不准充当各处学堂教员”，移交地方官察看。对六名学生的处理“拟请一体追夺文凭，照章不准更名改籍另考别处学堂”。上谕诏令全国加强学堂师生的监管，加重对离经叛道者的惩罚，以免“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可见崇尚西学之用，仍无法回避西体的影响，最终必然动摇中学之体，原为挽救大清朝危难的新政改革，反成为其催命符。—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作者指出科举停废是纳学堂于科举和纳科举于学堂失败后新学倡导者认为科举和学堂的对立性以及防止科举回潮所推动的，属于清廷面对科举制无法适应变局以及为了立宪被迫采取的政策。虽然科举停废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彻底放弃科举，仅仅是停止，但是随着局势变化再也没有被拾起。 清廷为士子善后采取多重手段，使得读书人在科举停废后并没有被边缘化，而是通过考试做官或者成为地方自治的骨干（罗志田有不同观点），也可以去学堂教书，出路多样。而且学子在科举停废之前已经开始自找出路，社会各阶层对此事反响不大，很多人认为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学堂教育并没有因为科举停废得到充分发展，培才与抡才合并于学堂加剧了学堂混乱，新学人才不够，旧读书人进入学堂太多、考试频繁都让学堂科举化，被当时人诟病。另外，因为学堂不像传统书院那样可以靠读书养家，很多人对新式学堂的兴趣下降。 学堂注重有用的内容，忽视道德培养让旧道德崩塌的同时新道德体系没有建立，引起失范和官员道德问题，以及读书人大规模涌入官员行列使官员鱼龙混杂，晚清本来就腐败的吏治并没得到改善。 但是，科举停废也推动各类技术知识教育的发展，促成留学生和新军扩大，以及西方知识的传播，促进了现代社会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增长，这些人又成为未来反清革命骨干。 清廷废停科举虽有一系列善后措施，并且给一直在努力调和中西方教育避免社会的动荡，最后却埋下毁灭的种子。

对科举停废前后史实的梳理很有条理，值得一读，但废科举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部分有些薄弱。刘大鹏、朱峙三等个案略少了。看得出来关晓红有意商榷罗志田的经典论断，但个人觉得并不是很能说服我。作者有一句话说的极好：科举制的终结是清末新政改革阵痛的“早产儿”。清廷之所以废科举、兴学堂，是其寄希望于学堂承担育才与铨官两大职责。但这样一来，学堂究竟是法兰西国家行政学院呢还是近现代的学校？日本人对此看的明白：今清国之政俗靡不现成一八股之模样，则以谋国者皆出身八股之人，故所行所言，所作所为，终难脱八股之蹊径也。科举虽废，善后之举犹存；学堂当兴，育才之道何在？

关老师这本书信息量极大 简言之，本书论证了三个方面，即科举停废的过程、清政府的善后政策、对士大夫 政府 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我感觉第二部分比较有趣哈，主要有这几点收获： 1.立停科举并不等于废除科举（这点貌似在以往的研究中最怕没怎么提过） 2.科举停废后清政府也看到了对于社会的影响，所以并不是无动于衷，相反的构想并实施了很多善后政策，不过没什么卵用，反而将自己推向了崩溃 3.作者流露出一种感觉，就是科举制最大的余毒在于其颠倒了考试和学习的本末地位，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入士即学、否则没用 不做官就可以补血的的氛围，与我们现在教育培养现代公民的目的相去甚远 4.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科举制断绝了知识和道德的内在联系，人人竞相追逐所谓的“实学”而忽视了“思想文化建设”，造成了一种严重畸形的状态

作者的史料功夫非常扎实，从开始的西学东渐到废除科举，再到善后安置，最后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对研究历史，也对当下的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其中，个人认为比较精彩的是大环境下的科举停废问题。由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难等一连串的事情，科举改革势在必行，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开始主张渐废科举，后由于京师贡院的修复问题，为防止保守派进一步影响改革，而转为立废科举。也就是说，废除科举并非历史发展下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一种应急下的冲动举措，且这一举动建立在对学堂教育的美好幻想之下，并没有看到其弊端，因此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科举制度与学堂制度的冲突，前者的目的是选才，后者的目的是抡才即培养人才，本来二者可以在较为缓和的环境下各自发挥优势，提高人才质量，却由于科举的立停使后者的弱点明显暴露出来，走了考试的回头路的同时又无法让学生学习到真正的实用性技能，而其对国家与个人的时间与金钱的消耗更是对社会发展有不少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书的后半部分，作者提出废除科举与立宪息息相关，因为前者是维护皇权专制的工具，与主张自由、平等的后者有根本性冲突。所以在废除科举后，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的全面变革，尤其是在开启民智方面成果显著。最后的总结中，作者认为当西学的分类与专业选拔逐渐取代传统学问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专业教育过多，道德教育严重缺失的问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可是，如果看过阎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在汉朝便已被儒生们提出，并着手改革，直到科举制度的确立，才使得非专业的士大夫代替专业的文法吏，主导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可以说，近代的这一剧变同两千年前的人所面临的困局有很多相似之处，至于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希望的当然是理想状态下的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达到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程度，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却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胸怀。总之，本书比章清的书强不少，可以一看。

科举停废前后历史进程，以及科举停废有关的各种历史课题分析。史料详实，文笔精炼。

近代社会变动使旧学士子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科举停废迫使昔日拥挤在独木桥上的士子改弦易辙，大部分举子童生选择了各式各样的新路，而对于那些不愿或难以弃旧图新的中年士人，变动的社会也保留了不小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沿着旧轨滑行，只是本来尚存一线的建功立业希望，被纯粹的稻粱谋所取代，心绪自然容易恶化。因此，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随着科举停废在社会结构里逐渐消失，众多士子却通过诸多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然后再度融入并服务于社会。 废科举最大的输家正是清朝统治者，他们本来试图以弃旧图新挽救统治危机，却因此而造就了大批激进青年，并导致中年士子文化心理失衡，在全面新政和加速预备立宪过程中，吏治与财政纠结，多种矛盾激化，最终反倒丢掉了江山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