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

领事馆大半的业务，是代理追索债务。英籍华人在英国领事和清朝官员间，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加以利用，英国领事只不过是能利用的中间人而已。在选择之际，向英国领事请求协助比向清朝官员请求简单，因为求助于清朝官员时需要手续费之类的费用。如此，英籍华人对所有能利用的关系都加以利用的态度，应该也是造成纠纷增加的原因之一。 ‘’近代性”制度被引入中国大多是在双方的合作关系中推进的，并非是依照外国、外国人的意图实现的，而且还有来自清朝方面的强行推动。外国、外国人不是在“利用”中国政府、中国人，而是在“被利用”的状态；换言之，外国人成了事务的代理人。而对清朝而言，相较于让成本高且可能发生中间榨取等各种纠纷的中国人承包，将事务委托给外国人更为实在。

详尽近乎啰嗦，但以此书为敲门砖，看到利益和人性倒颇为有趣

以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厦门贸易为主轴的一部论文集子，虽然读着颇为艰辛但确有所收获，作者反对将鸦片战争视为近代之始，而仅仅是近代的产物。由于对沿海控制力不足以及牙行等管控中介的衰落，鸦片贸易始终无法根绝，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也不是任由帝国欺凌，相反借助英国军舰扫清海盗，并将征收厘税、海难救济等行政成本转嫁给了英国，完成了沿海新秩序的整合。而本章着眼点的厦门，也是通过发展东南亚以及台湾茶叶的转口贸易实现贸易繁荣，但由于厘税繁重、生产低质、以及台湾脱离闽南经济圈等缘故出口事业限于衰败，却反而依靠侨汇实现了新的贸易平衡。而对于外籍华人而言，对于清朝还是厦门领事来说都极为头疼，清帝国采取了尽可能否认英籍华人身份的方式以维护本土阶层的利益以及地方权威，但厦门也因此失去了来自东南亚的技术输入与资金支持

“福建人全球免签”古已有之。 在这样的闽南，居民并未在整体上形成一个坚固团结的团体。特别是泉州人与漳州人明确分为两个团体，互相对抗之事经常发生，即使在台湾，对立的双方也一直反复进行分类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