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近世中国）

黄道炫的《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以1933-1934年为历史断面，深刻揭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鼎盛与危机中的内在张力。作者并未止步于传统叙事，而是深入剖析了苏区在激进革命理想与落后现实、强大外部压力与内部资源匮乏之间的多重矛盾。 书中特别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政策（如查田、扩红、筹粮）如何在高亢的革命口号下，与农村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发生的剧烈碰撞，展现出革命进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这种过度动员在短期内凝聚了力量，却也加速了资源的枯竭与社会的紧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转移埋下了伏笔。 该研究超越了简单的成败评价，通过细腻的实证和冷静的反思，呈现了革命实践的复杂性、艰巨性及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对理解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

中央苏区——红色革命征程的多重变奏 用时一周，阅读了20个小时左右，读毕《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感受出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学术视角，将中央苏区的兴衰置于现代中国转型的宏大坐标系中审视。 黄老以"张力"与"限界"的辩证关系为经纬，既展现了革命理想在现实土壤中迸发的惊人能量，也揭示了超越历史条件必然遭遇的深刻困境。这场发生在赣南闽西的革命实验，既是共产主义理想在东方大地的壮丽绽放，也是现代性困境在特定历史时空的集中投射。 一是革命张力的三重奏：组织、动员与制度的奇迹 中央苏区的崛起堪称现代政治组织的典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偏远山区的革命政权构建起五级苏维埃体系，发展党员13万之众，建立起覆盖全境的群众组织网络。这种组织效率的爆发，既源于共产党对俄式建党原则的创造性转化，更植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通过土地革命、文化改造与军事动员的三位一体，苏区成功将分散的农民整合为高度组织化的革命力量，创造了"十送红军"的动人场景与"赤卫队月均歼敌3000"的战争奇迹。 经济领域的"剪刀差"政策展现出惊人的动员效能。通过垄断盐铁贸易、发行公债、推行劳动互助，苏区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维持了经济运转。1933年长冈乡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将80%的收成主动上交公粮，这种超越经济理性的奉献精神，印证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强大感召力。文化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与"红色戏剧"更开创了中国大众启蒙的先河，使文盲率从80%骤降至30%。 二是左倾幽灵的侵蚀，革命理想主义者无法挣脱的认知陷阱 当革命张力触及历史限界，左倾思想便如病毒般滋生。查田运动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激政策，导致中农恐慌性逃亡，1933年瑞金县富农逃亡率达47%。这种对阶级斗争的机械理解，不仅消解了土地革命的政治优势，更使苏区陷入"越革命越贫困"的恶性循环。军事领域的"短促突击"战术，将红军战士驱赶至国民党碉堡群前进行自杀式冲锋，广昌战役中9个师抵挡11个师18天的惨烈消耗，暴露出教条主义对战争艺术的致命扭曲。 政治生态的恶化更具毁灭性。肃反扩大化使苏区干部损失1/3，福建事变中放弃联合陈济棠的良机，折射出决策层战略思维的僵化。当李德在地图上遥控指挥时，前线指挥员彭德怀愤怒地批评其战术是"崽卖爷田心不痛"。这种脱离实际的指挥体系，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伤亡达10.8万人，相当于中央红军总兵力的80%。 三是历史限界的突围，从失败中孕育的现代性觉醒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本质上是传统革命范式的全面失效。国民党通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重构了国家暴力机器，德国顾问设计的碉堡体系日均推进5公里，将苏区压缩至原有面积的15%。而中共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下，将运动战精髓异化为阵地消耗，这种战略错位恰如克劳塞维茨所言："用矛头去碰盾牌，只会让盾牌更坚固"。 但失败孕育着新生的可能。毛泽东在会昌重掌游击战术，红22师夜袭筠门岭的胜利证明灵活机动的生命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共产国际的认知桎梏。这种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转变，不仅重塑了军事战略，更催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范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土地改革埋下伏笔。 从黄老笔下感悟革命辩证法的当代启示 苏区兴衰史给予当代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任何理想主义的实践都必须扎根现实土壤。当前乡村振兴中的"资源下乡"，既要避免运动式治理的旧思维，也要警惕资本下乡的异化风险。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苏区时期"从群众中来"的工作方法仍具指导价值，浙江"枫桥经验"对矛盾调解机制的创新，正是这种政治智慧的延续。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对制度创新的启示。苏区监察制度的"三三制"设计、群众监督的突击队机制，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历史镜鉴。当"打虎拍蝇"成为常态，如何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苏区时期"红都反腐第一案"的震慑效应与制度建构值得深入研究。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张力与限界 》揭示的不仅是革命史的悲壮篇章，更是人类追求理想社会过程中永恒的辩证法。当我们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领域继续书写中国故事时，既要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锐气，更要培育"草摇叶响知鹿过"的历史自觉。 毕竟，真正的革命者永远懂得：最伟大的胜利，往往始于对自身局限的清醒认知！

很精彩的一本书。作者的切入点很独特也很准确，张力与界限这两个词用来叙述革命，乍一听联系不大，但是读起来却觉得很有道理。革命有巨大的张力，也有阻碍和界限，当国民政府内外出现危机的时候，苏区革命就会在其薄弱地带和军阀交界处蓬勃发展，红军也非常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当国民党内外稳定的时候，就会集中全力来对付红军，这时红军就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因为在经济和人数以及装备上都处于巨大的劣势，蒋介石也吸取了前面失败的教训，倚仗经济和人数的优势，通过碉堡战术步步为营让红军很难寻得局部地区包围的战机，红军的被迫转移似乎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作者很严谨用心，引用了双方大量的电文、文件、日记来佐证论点，让人抛却了现在的上帝视角，更深切的了解到当时双方的想法和目的。革命是浪漫的，远看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壮丽，但是身处其中却也像普通人柴米油盐过日子一样有很多难处，红军依靠打土豪来赢得农民的心，而实际上苏区人民生活的却很苦，很多人甚至为了活下去逃往白区，理论和实际总是相差很多。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苏区的资源和兵源日趋枯竭，不得不竭泽而渔式的抓夫扩红，去通过打击斗争面清田，向农民加重摊派粮食任务，苏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当我们看到国共双方打的火热的时候，苏区的内部肃反也从没停止，内部杀的人头滚滚，让人感觉到政治的无限残酷。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很多王明和李德的文章，印象中他俩都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但是在他们的文章里他们却是反左倾教条的，尤其王明，简直是教员思想的发言人。王明远离苏区战场远在苏联，他看问题比较宏观，但也可能比较空洞，现在官场的很多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是自己并不一定去那么做，我们并不能通过王明的文章和发言就来断定这实际是一个什么人。教员的权力在留苏派空降之后被排除在了决策的核心层外，战争打的是经济和军事，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胜负的悬念并不大，但是个人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教员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会是什么结局，历史又是什么走向，我们无法得知，也许也还是失败。历史无法倒回去无法假设，这也是历史的魅力，给人更多的想象思考，它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的视角，永远会有不同的解读。

回到历史现场：重访中央苏区 ——读《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张力”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当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内部产生的牵引力。在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后，“张力”的概念更加复杂多维。在《张力与限界》中，“张力”指的是中共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反动统治的道路，面对重压时爆发出的革命的力量。而“限界”则是客观条件下，革命所能打破的现有秩序的程度。“张力”在“限界”中波动，勾勒出了中共革命势力的起起伏伏。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占据了赣南一半以上的土地，同时也打通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央苏区达到全盛，似乎革命的“张力”无穷无尽。然而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围剿”后，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革命的“张力”碰倒在现实的“限界”中。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我们常常“重复当年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却“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 当我们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以更加理性的态度面对第五次反“围剿”，或许能更加接近原初的历史。重访中央苏区，不只是书中历史叙述之细腻使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更是对以往传统革命史观下历史叙述的思考。 一、作者与作品简介 黄道炫，1966年生于江西赣州，1986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党史。1989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2020年调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等多部专著，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几十年前，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江西展开，作者的家乡赣州正是这场革命的中心，其谦虚自言“使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多了些不可选择的天然条件”，年少生活的浸润，中学时发现的红军遗存，大学时阅读的论文“指引着我去追寻当年那场曾在故乡激起山乡巨变的熊熊烈火”，最终“十年磨一剑”造就了这本《张力与限界》。 “新革命史”“提出较早、提倡最力、影响最大” 的李金铮教授认定《张力与限界》为“新革命史”“比较有影响的专著”。 作者写就本书时，“新革命史”的理念尚未明确提出，然而诸位学者却不约而同地进行着“新革命史”的书写与实践 ，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其背后既有学术自身演进的逻辑，又有时代变迁的驱动；既有社会现实的导引，又有史学界对社会和形势变化的敏感洞察，特别体现了学术追求与现实需要的契合。《张力与限界》无疑是践行“新革命史”的重要著作，改进了传统革命历史接近线性式的历史架构，对于重新认识第五次反“围剿”前后的中央苏区乃至于整体的中共革命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死局、变局与破局 回到历史现场，一面是准备充分不同以往，全力以赴的南京政府，一面是坐拥数万平方公里苏区，夺取数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央苏区。似乎战局的结果不是我们今人看起来那样板上钉钉，胜利的天平还在不断摇晃。但是仔细考察战争前后国共双方的方方面面，似乎历史又早已给出了答案。 （一）死局：全力以赴的南京政府与日益捉襟见肘的中央苏区 在反思数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后，蒋介石痛定思痛，认清要在“纪律和工作超过共产党” 才有剿清的希望。1933年，蒋介石为树立各级长官的战斗意志和团结精神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前后办了三期，受训者达7500余人。经过整训，国民党军队面貌确有所改观。与国民党军交手多次的周恩来也不得不感慨国民党军的“狡猾机警”。除了国民党军整体面貌的改观，其编制与装备也得到了加强。1933和1934年两年间，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订购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费用高达6000多万元。周恩来在总结反“围剿”作战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国民党军装备和编制的加强： 每团中的火力配备改变了。过去每营有机关枪连，现改为每团属一重机关枪连，而每一步兵连中则加多轻机关枪的数目（每连三架）。 他的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亦大大裁减，为便于山地运动与作战。他的行军公文也减少到最小限度，增加战斗人员的比例。 而反观中央红军，装备与编制都略显薄弱，与红军直接作战的国民党军中下级军官回忆：“红军的部队武器较差，特别是弹药不足。” 至于人员补充，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苏区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凸显，红军则更显得捉襟见肘。红军不得不大力开展扩红运动，为红军补充新鲜血液。值得注意的是，《张力与限界》并没有回避在扩红运动中发生的种种极端行为，书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史料来论述在这种内外挤迫下的群众逃跑与扩红工作中的乱象，但同时也对当时的执行者做出了客观而又温情的理解：“面对兵员需求的巨大压力，中央与地方的执行者也实在是左右为难。” 在战术方针上，国民党军一改之前分兵冒进的战术，转而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实施碉堡战术，以碉堡线层层逼近，逐渐蚕食红军的根据地。红军的生存空间一点一点被挤压，时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回忆：“敌在步、炮火力完全有效的掩护下，一次推进四五里，堡垒筑成后，再推进，我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补充。红军兵力五万，敌五十万；敌有全国人力、物力，我苏区则二百五十万人。在这样的物质力量对比下，去与敌拼消耗战，又怎样不失败呢？” 一语道出反“围剿”失败的根源。在传统革命史观的历史叙述中，与国民党碉堡战术针锋相对，李德、博古等人采取的“以碉堡对碉堡”战术、“短促突击”战术最终导致了军事的失败。而《张力与限界》用丰富的史料澄清了我们对“短促突击”战术的误解，并指明面对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蒋介石依据“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与中共争夺民众，其政治攻势在第五次“围剿”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与军事封锁同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严密的物资封锁。作战资源日益匮乏，中共在苏区的生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人力枯竭、粮食匮乏、物资奇缺，原本尚能自给甚至略有剩余的中央苏区在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下逐渐招架不住，显得捉襟见肘。随着压力加大，初期随着快速发展而被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在肃反、扩红、政权建设、群众支持等问题上，都出现了不容乐观的态势。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加剧了军事形势的紧张，政治与军事的双重困境使得中央苏区陷入到难以挣脱的死局当中。 （二）变局：打破“围剿”的可能与福建事变 战争初期，红军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着严峻考验。硝石战役中彭德怀率领三军团“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丧失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 面对国民党进攻战略的转变，红军并非一成不变。《张力与限界》不仅注意到了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而应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 ，还把目光放到了被认为是负军事失利主责的李德、项英甚至是远在苏联的王明身上，展现了他们在打破“围剿”时做出的抉择与努力。作者对毛泽东“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的外线作战，主动出击的战略不置可否，没有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而是变换视角，以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来看，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是“很难承受”的。 历史的发展拥有无限种可能，但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苛责前人。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打破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选择又隐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倘若红军主力尽数外线作战，中央苏区势必难以抵挡国民党军凌厉的攻势。况且大部队在无根据地，无群众基础的外线作战本身就充满着极大的风险，从以后北上抗日先遣队和西路军的遭遇来看，红军在内线作战也是无奈之举。 正当国共双方激战正酣之时，福建事变为尚未落定的战局增添了变数。对蒋介石来说，“闽变”无疑为其精心构筑的封锁线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若处理不当则可能导致前功尽弃。不过尽管福建事变事发突然，却也未必出乎蒋介石意料。作者用丰富的档案证据与蒋介石本人的日记来证明蒋对福建事变早有预料，并迅速做出了“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的判断。 暗含着蒋介石打压内部反对势力，将福建纳入自己手中的打算。对共产党来说，福建事变无疑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绝好机会，但最终中共没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福建事变迅速被蒋介石平定，红军再次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而其中中共对于福建事变的应对态度颇值得玩味，《张力与限界》透视中共、闽方、共产国际各自立场，对此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指明“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闽方的定性也不完全代表其事变中的真实态度。” 显然，这不是站在现在的角度以孤立静止的眼光去看待福建事变中的各方，而是回到历史现场，游离于各方视角得出的结论。 （三）破局：战略转移与“放水” 广昌战役之后，反“围剿”战局急转直下，尽管在政治宣传中苏区领导人还在强调：“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 但在中共内部的讨论中战略转移已提上日程，共产国际基本同意了中共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1934年7月，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改编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之后，中革军委又决定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进行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转移的先遣队。为了减轻向西突围的阻力，中共积极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接触，展开停火谈判。《张力与限界》对此着墨不多，略有遗憾。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讲：“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中共在战略转移过程中中利用各方矛盾纵横捭阖，在长征初期实现顺利转移。这更能体现出中共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技艺，更能深刻地展现出中国革命的波折与复杂。 尽管国民党军处于胜势，但由于红军的坚决阻击，国民党军每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加之其水土不服，传染病频发，国民党军战斗力也大打折扣，境况颇为艰难。颇有新意的是，作者根据李宗仁、蒋纬国等人的回忆，蒋介石本人日记以及国民党方面作战计划认为是蒋介石有意放红军西去，是“放水” 之举。此论虽不无道理，但仍觉稍显仓促。笔者学力有限，不能立论以驳，仅表心中疑问于此。其一，若是蒋介石借助追击红军以行“驱虎吞狼”之计，蒋为何电令何键“巩固赣、信、安、寻第一纵线，务期聚歼该匪于此线以东地区”，次日再发电令命各路军“严密封锁”中央红军，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又电令何键“歼匪于第二纵线”？ 其二，正如作者先前所论“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实力派”。 在先前的几次“围剿”中蒋介石接到两广方面诋毁其“剿共”不力消息时，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喊冤：“闻粤伪府已下讨伐令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 在接到蒋介石红军突围的消息时，南京政府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于日记中写道：“现剿匪军事，功亏一篑。” 国民党内部失望之态度可见一斑，蒋介石“放水”之举必将引来各方之攻讦，蒋介石能不在乎各方之态度而放中共西去吗？当然，“放水”之说是作者对历史材料的合理推论，为认识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以及长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 三、革命与“告别革命” 20世纪的中国风云激荡，革命成为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印记。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探索，而在众多革命浪潮中真正成功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共凭借高超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缔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传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近代中国面临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双重任务，革命无疑是荡清污秽，实现上述任务的利器。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国民大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使人民受到了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如此之大的社会变革，革命功不可没。《张力与限界》切入中央苏区政治、军事、社会内核，展现出了近代中国一场真实的“燃烧的革命”。值得关注的是，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叙述中，对于革命的叙述往往是典型的“政策—效果”模式，只是简单地讲述“一头中共政权的路线政策演变”，“另一头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由此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大大提高” ，忽视掉了中共政策与农民接受的互动过程，似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一帆风顺，而《张力与限界》则更加细腻地刻画出了中央苏区中共政策推行与农民接受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窘境。以苏区的妇女解放事业为例，《张力与限界》不仅关注到了“引人注目”的苏区“妇女地位的改变”，通过妇女受教育、婚姻自由、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几个方面“充分肯定妇女解放的效果和作用”。更注意到妇女解放“相当复杂”的过程，其中普通农民甚至是一些苏维埃干部乃至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中成为抵制妇女解放的堡垒”，并且毫不讳言苏区妇女解放事业中出现的“问题”。 而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这些“问题”总是被有意无意避免的，似乎讲述革命中的“问题”就是在抹黑革命一般。殊不知，任何社会实践都不会是一马平川的，更何况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的革命，中共领导的革命当然也不例外。不回避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并展现当时的中共是如何面对并处理这些难题更能体现出中共革命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更能彰显出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世纪之交，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了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其核心观点是“革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认为近代中国应该走向改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对其观点，学界已有相当之批驳，此处不再赘述。 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谈及肃清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时强调“那些刻意丑化中共历史与中共领袖人物的论述，其真伪并不难辨别，也不难加以驳斥，而对于某些确有学术含量，但客观上又有损于中共历史地位的著述，如果不下很大功夫，花很大力气，就很难产生对其作出正面回应的学术成果，自然也就难以肃清其负面影响。” 就如何肃清“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而言，《张力与限界》做出了有益的实践。那就是回到历史现场，贴近历史实践，全面而又细腻地阐明历史，而非似“告别革命”论那般对历史做简单化的曲解、误读甚至是否定。 结 语 美国左派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相当肯定地预言：“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 显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历史的问题尚在讨论，革命的问题也远远没有终结。《张力与限界》从原初的历史出发，再现了那场中央苏区的“燃烧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对革命的思考。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言：“革命在其所在，存其所当存。作为人类应慎于使用的天赋权力，革命存在于历史，也存在于当下，存在于革命者的心中，也存在与解读者的脑际。” 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消遣，也不仅仅是一项学术事业，它更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今日所进行的改革的事业同样也是一场革命，扫除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障碍，是昨日革命的继续，将来由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极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史的书写显得尤为重要，革命史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让革命史的研究回到历史研究的轨道，才能对革命做出更清晰透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秉持革命理性、赓续革命精神、坚定革命信念，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这帮人写来写去都是那一套，毛的任何可能有错误的疑点（还不是真的错误）都当作屎盆子扣在他头上，其它当时都已经被锤死有错误的人（王明，博古等等）全都拎出来洗干净再论功行赏，而对毛本身的功绩则全部化为群体智慧，众人拾柴火焰高。可惜，就算再过五十年老百姓也不会把作者这种人的头像挂在墙上。

“历史的一个风陵渡口” 2026年恰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无论是声口相传，还是影视剧作，爬雪山，过草地，还有毛主席那首著名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给了我们长征最初级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我们惊叹佩服于红军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另一方面历史也在诉说着红军长征前后的种种磨难。 绝大多数的我们对红军的认识发轫于井冈山朱毛会师，创建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就像任何人都会成长，我们的根据地从创建开始就释放出了它的巨大“魔力”，或许是真正革命的精神，或许是我们伟大领袖的人格魅力，或是其他。前往苏区的人民群众滔滔不绝，本着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当然也清楚的明白苏区创造了一片属于人民群众的不同于千年来以往的生活风貌，我仍然相信这才是苏区存在的重要之处。 千年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下的人民群众莫不是在封建压迫之下，莫不是天潢贵胄之胯下，哪怕近代民主革命以来也未能逃过此等种种厄运。相较之下，苏区绝对称的上是“世外桃源”。我们既然能理解，人民群众会为了锱铢麦稻而选择奔波东西，也能理解他们会为了美好生活而放弃个人生计而专注于革命。 革命存在张力与限界，我们个人的能力怕是也逃不过限界的阻碍，这是自然客观的法度。苏区在成长，成长免不了磕磕碰碰，更免不了国民党的围剿。历史的来看，领导中国苏区的那群革命者也不过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正是敢闯敢干，挥斥方遒的时候。一次冷不丁的选择，一个简单的方案，免不了冲动与天真的肘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天真烂漫，那是血与火的洗礼，错误的路线固然会影响苏区的成长，更是波及苏区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家。这同样也是我们要看到的，要理解的。 唯物主义者讲唯物主义，革命者也诉说着革命。社会的存在依照的客观的物质基础，苏区一个个红军战士，一对对寻常夫妇，一群群儿童少年等等，以及囊括着他们的这个有着社会主义气息和罗曼蒂克式风貌的体系都是物质的。我们理解传统自给自足，也不能糊涂闭门造车。我们在书中看到了苏区经济物质匮乏的一面，也有着过激的一面。我们也能更好理解，苏区也确实在在最大限度内用最少的物质资料养活着最大容量的人口，这都是客观。革命的严酷形式自然会带来革命者的质的变化，也许就是在不断诉说着革命下，苏区才在成长！ 我们总是站在上帝视角，红军本身和红军战斗和后续长征胜利看的十分通透。武装力量永远是革命的支撑，苏区对于红军的支持就是“军民情深”的具体表现。战争的失败绝对是极为严重的失败，我们无法自圆其说。我们也仅是对于当时具体情况掌握后的理论分析，不能想当然认为和归因。我们理解革命前辈们都是带着革命主义伟大精神去奋斗，尽管再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后，一次一次紧要关头下，前辈总能重整旗鼓，从未说过放弃。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后看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胜利后在黄土高原上又重新建立了伟大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革命的火种继续存在，精神的传递继续进行。 跨越中原之旅，即将到达曾经的“革命的西北角”陕西 记于2026年6月1日儿童节，行车将至，过风陵古渡和潼关古口！

《张力与限界》一书以大量的、详实的、多个方面的史实论述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旨在“在不确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确定的唯一”，还原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相。 书中，作者引用“张力”与“限界”两个物理学概念，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所领导的革命的进程。用动态的“张力”来形容初期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高歌猛进:“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数年后几十万的武装即矗然挺立”，同时开辟了大小十数块苏区，被称为“神话般的故事”，到1933年秋，中央苏区已经处于全盛时期，充分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苏维埃革命的张力之强。用静态的“限界”来形容苏维埃革命终究要受到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失败是其必然结果:“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到这时，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 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就在国民党军强大的压力下易手。依作者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本质上是历史与自然规律的结果，是“张力”达到其“限界”的结果。 苏维埃时期“是一个中共成长壮大的时代，但远不是中共掌握政权的时代，超常的能量，也无法突破可以做、可能做、不能做的限界。”即是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历史的“宿命”，怨不得谁。博古等“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他们改变了的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在滚滚的历史大潮面前，他们难以担当引领潮流的重任，更多时候乃是随波逐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航向”。当年将这次失败定性为左倾错误，“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 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研究在此前实际上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在充分掌握相关史实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突破传统革命史观的固定架构，对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书中对于苏区土地革命以及军事推行特征多角度的考察不禁让我们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产生思考。 对于客观化史学立场的研究者来说，历史往往首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史料的掌握是研究历史的基础。但是对于秉持新历史观的黄氏而言，除却对于史料的呈现，《张力与限界》一书最想向我们传达的观念是一种全面还原历史的方式。 这种方式要求作者在对中央苏区革命历史进行书写时必须带有自我思想的光芒。在这种新历史观的引导下，本书首先跳出历史学单一学科的局限，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全面考察了原初历史中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苏区土地分散这一推论实质上是作者通过苏区大量的经济数据比对分析得出。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土地面积数据、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比数据、生产资料占比数据等，通过对数据的处理，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视野，我们才能够对土地革命的复杂性进行全面的反思。

二刷这本书。记得第一次是在两年前，因为专业性强，而且研究的点太细，所以没办法都懂。但是自认为是很棒的书，因为书中有很多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让人耳目一新，比如环环相扣，旁征博引的方法让人咋舌，尤其在资料好像浩如烟渺而有奇缺的情况下。二刷时已经过去两年，这两年没有把精力放在苏区史研究上，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对这方面的知识或多或少有了更深切的体感，所以不会感到陌生。所以再捡起来看还不感到陌生，反倒亲切，而且有点要看懂学会的冲动！二刷目的比较明确，就是想找到在历史转折的1934年，中共何以从困境当中走出来，而且走出的这么快？既然称为转折，那么从旧的到新的转变中，又走出了什么样的新路？新在哪？ 这本书书写了33－34年，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年的历史，试图从反围剿失败的历史中找到长征出走的深层原因。尽管这个因果关系被讨论了无数次，但是此时作者是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从历史的限度层面解读，因为反围剿失败不仅是战争力量对比的结果，还是综合因素的结果，这个综合的因素，就构成了失败有其必然失败的因素，这就是历史的限度，既超出了事物发展的限度后，必然走向反面。所以作者除了军事的，更讨论了政治的、政党的、政权的、群众的等因素，他尝试在这些方面讨论失败的限度是什么。 这本书写的是历史的限度。而我二刷是为了找到1934年新路和旧路的问题，就是党如何在困境中找到新路？强调在困境中，尽管在百年党史上，不乏其例，但是真正研究1934年这个转折年份会更加有意义！ 研究这条新路又必须回到一年前的反围剿失败的历史上。我的预想是，党的领导成功使革命出现转机，走向了一个完全与中央苏区根据地稳定政权生存不同的游走的生存道路，长征游走的成功方案，使党由幼稚走向成熟，淬炼了党的品质，也造就了党的前途命运，自然选择北山陕北的根据地。 党的成长成熟是决定性的，由此成为影响党今后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真正让革命有胜利走向胜利。党的成长或许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把这个陈旧的论题放到新的语境中可能会更有意义，尤其放到转折的历史条件下，更能放大党这个特殊的因素，让我们更能看清楚历史。

重访中央苏区 ——读《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张力”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当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内部产生的牵引力。在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后，“张力”的概念更加复杂多维。在《张力与限界》中，用动态的“张力”来形容初期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高歌猛进，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占据了赣南一半以上的土地，同时也打通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央苏区达到全盛。然而仅在一年后后，革命的“张力”碰到现实的“限界”，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昭示出:“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到这时，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依作者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本质上是历史与自然规律的结果，是“张力”达到其“限界”的结果。但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常常以“重复当年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结论，以‘左’的错误为这次失败定性”，却“忽视了其中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阅读此书，不只是感受历史叙述的严谨与细腻，更是对以往传统革命史观下的历史叙述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作者与作品简介 黄道炫，1966年生于江西赣州，1986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党史。1989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2020年调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等多部专著，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几十年前，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江西展开，作者的家乡赣州正是这场革命的中心，其谦虚自言“使我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多了些不可选择的天然条件”，年少生活的浸润，中学时发现的红军遗存，大学时阅读的论文“指引着我去追寻当年那场曾在故乡激起山乡巨变的熊熊烈火”，最终“十年磨一剑”造就了这本《张力与限界》。 2、 宏观视野下全力以赴的南京政府与日益捉襟见肘的中央苏区 1927年国共分裂分裂时，中共从“白色恐怖”中开始武装反抗，仅在数年几十万人的武装即矗然挺立，缔造出井冈山等一批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传奇。不过“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句号，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这不仅仅是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者的不堪重付，更是历史与自然规律的结果，而从国共双方两者的境况便能读出历史发展的隐约趋势。 回到历史现场，一面是准备充分不同以往，全力以赴的南京政府。在军队面貌上，1933年，蒋介石前后开办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以树立各级长官的战斗意志和团结精神。在战术方针上，国民党军一改之前分兵冒进的战术，转而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以碉堡线层层逼近，逐渐蚕食红军的根据地。而另一面的中央苏区，虽坐拥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夺取了数次反“围剿”胜利，但其装备与编制都略显薄弱，与红军直接作战的国民党军中下级军官回忆：“红军的部队武器较差，特别是弹药不足。”至于人员补充，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苏区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凸显，红军则更显得捉襟见肘。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蒋介石依据“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力图“从社会政治等层面强化本身力量”，以与中共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抗衡并与中共争夺民众。同时，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也使得红军作战资源日益匮乏。人力枯竭、粮食匮乏、、物资奇缺，加之在肃反、扩红、政权建设等方面上问题的暴露，使得中央苏区陷入到难以挣脱的死局。 3、 微观视角下中央苏区决策运行的不确定性 宏大的境况也许能让我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致趋势，但如果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抓住一个微小的历史组成，细细分析，便会发现每一细小的历史事件背后所蕴含的多种可能性，无数个历史事件以及其背后可能的结果汇聚成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即是结果确定，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史料都会导致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结果做出不同的历史解释。 在传统革命史观的历史叙述中，与国民党碉堡战术针锋相对，李德、博古等人采取的“以碉堡对碉堡”战术、“短促突击”战术最终导致了军事的失败。而《张力与限界》用丰富的史料澄清了我们对“短促突击”战术的误解，并指明面对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再者，作者对于红军在内线作战的失败，并没有归咎领导者的失误。对于毛泽东“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决心”的外线作战，主动出击的战略也不置可否，没有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而是变换视角，以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来看，转为外线作战带来的巨大风险是“很难承受”的。纵使有理由相信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打破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选择又隐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大部队在无根据地、无群众基础的外线作战会充满着极大的风险，倘若红军主力尽数外线作战，中央苏区势必难以抵挡国民党军凌厉的攻势，因此作者对于红军在在内线作战认为其属无奈之举。 三、“新革命史”的践行 读罢《张力与限界》，书中历史叙述的细腻不仅使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更有对以往传统革命史观下历史叙述的思考。“新革命史”提出较早、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李金铮教授认定《张力与限界》为“新革命史”“比较有影响的专著”。 在传统的革命历史叙述中，对于革命的叙述往往是典型的“政策—效果”模式，只是简单地讲述一头中共政权的路线政策演变，另一头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由此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大大提高。但忽视掉了中共政策与农民接受的互动过程，似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一帆风顺。而《张力与限界》则更加细腻地刻画出了中央苏区中共政策推行与农民接受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窘境。以苏区的妇女解放事业为例，《张力与限界》不仅关注到了“引人注目”的苏区“妇女地位的改变”，通过妇女受教育、婚姻自由、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几个方面“充分肯定妇女解放的效果和作用”。更注意到妇女解放“相当复杂”的过程，其中普通农民甚至是一些苏维埃干部乃至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中成为抵制妇女解放的堡垒”，并且毫不讳言苏区妇女解放事业中出现的“问题”。而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这些“问题”总是被有意无意避免的，似乎讲述革命中的“问题”就是在抹黑革命一般。《张力于限界》最大的书写特点便是突破了旧革命史以结果导向的书写方式，尽可能从原初的历史出发，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过程的丰富性。 美国左派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相当肯定地预言：“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张力与限界》从原初的历史出发，再现了那场中央苏区的“燃烧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对革命的思考。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言：“革命在其所在，存其所当存。作为人类应慎于使用的天赋权力，革命存在于历史，也存在于当下，存在于革命者的心中，也存在与解读者的脑际。”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消遣，也不仅仅是一项学术事业，它更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今日所进行的改革的事业同样也是一场革命，扫除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障碍，是昨日革命的继续，让革命史的研究回到历史研究的轨道，才能更好的赓续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革命，这个曾震撼20世纪中国的“幽灵”，不容分说地攫住了众多知识者的心灵。本书聚焦1933年-1934年的中央苏区革命历史，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及长征的选择，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苏区政权的建立与“张力”的扩张。1930年代，由于朱毛红军在赣南一带的出色表现，中央苏区成为了全国各苏区中的“中央”。毛主席的《寻乌调查》以详细数据揭示了地富、中农和贫农的阶级分布，为土地革命提供理论支撑，贫下中农群体成为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面对南京方面的“围剿”，苏区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其背后的“革命张力”主要源于：一是通过宣传与教育，培养了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和中下级干部；二是妇女解放，彰显共产革命求平等求解放的宗旨；三是严密的武装链条，以“红军—地方独立师—赤卫队—少先队”，实现社会的高度军事化凝聚和控制。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渗透与政治教育，红军表现出超越物质条件的战斗力。而南京方面吸取前四次的失败教训，采用碉堡战术步步紧逼、压缩苏区阵地，辅以“七分政治、三分战争”的统战策略，有效克制了中共红军“短促突击”，对苏区构成巨大压力。 “限界”的凸显与长征的必然。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推进，苏区人财物濒临崩溃，“资源陷阱”愈发凸显：肃反扩大化与查田运动误伤大量“假想敌”，腐败滋生渐失民心，扩红中的“强拉”导致逃兵“开小差”与群众逃离。赤白对立演化为阶级与地区对立，使苏区难以向外扩张。前期凭借政策营造的“张力”，终在经济枯竭、民众负担过重、伤员无法增补的综合作用下，触及了“限界”，在错失福建事变的良机后，战争逐渐走向苏区难以控制的局面。广昌失利后，战略转移成为唯一选择。长征实质是反“围剿”的延续，前期否认小规模游击，最终走向大流动。同时，蒋出于军阀博弈及国际局势考量，试图将红军驱赶至西南边陲，借“追剿”之名行中央军入川削藩之实。自此，瑞金时代结束，长征开启，革命者们在总结失败中重新出发。 作者以“张力与限界”的框架，精彩地揭示了革命在“理想动员”与“物质约束”间的拉扯。但通读之余，我发现作者对李德军事上的指挥失误与苏区错失十九路军结盟良机的着墨不多，李德的失误暴露了教条主义对军事判断的侵蚀，而福建事变的错失则体现出政治决策中的犹豫，这些关键变量都是对“资源决定论”的补充，共同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我很喜欢作者在结语中的一句话，“革命常常以打破现存规则为代价，而规则又是人类社会构成、存续和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石，其间所显示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令人炫目的张力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革命不只是激情燃烧的理想，更是代价精算的现实，张力决定它能跑多快，限界决定它能走多远，而长征，正是理想主义在粮秣耗尽、兵源枯竭后，用脚步重新丈量生存的必然抉择。在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保持独立思考，方能理解历史深处的复杂与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