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管理智慧3：领导修炼与文化素养

这本书有亮点，用多视角去阐述一件事，管理学起源于欧洲，当时正处于机器化时代，管理者更多是以效率最大为目标，所谓人文关怀，也不过是把人更像机器一样稳定。 摘抄书中结尾一段内容： 傅斯年称：“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在设定史语所的旨趣时，傅斯年明确把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区分开来：“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的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这种科学化的史学，其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们在高度肯定其积极意义时，往往会忘记任何进步都要付出某种代价。史学科学化，意味着传统史学中的价值导向被消解，道义伦理被排斥。而中国传统的以史为鉴，论史知世，由史得悟，从史生智，大半会在科学光芒下销声匿迹。这种史学用于管理研究，难免有所偏向，注重实证而反对思辨。实际上，历史就是观念史，历史就是思想史。把历史科学化，那种以实证方式从历史资料中寻找管理奥妙的努力，不过是给管理研究增加了一些历史数据而已。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于，西方的社会演变过程中，科学、神学、文学、艺术各司其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兰克史学的兴起，在西方不会替代基督教伦理和信仰的地位。而在中国，则出现了以科学决定人生观的呼喊。当今有些学者以计量史学解释管理问题，就类似于用多巴胺的生化反应解释爱情问题。其中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关注和研究。 如果说，史学的科学化尽管有副作用，毕竟还是正路，那么，史学的政治化，就是副作用更大的弯路。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受政治需要的带动，史学向实用、影射和比附方向的发展，就是这一方向。 晚清时期，康有为以公羊学的比附方式，为维新寻找历史证据，孔子成为改制的先驱。到了章太炎，则以古文经学的研究为排满革命服务。这一路径，到民国时期已经蔚成风气。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在学术语言中渗透了现实需要。虽然这一讨论的政治倾向和实用追求明显，但大体上还能在学术范围内说事。尽管如此，已经出现了“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公式剪裁和套用中国史料。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史家和著作都多少带有论在史先的痕迹，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号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是出于“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是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的“鸡鸣不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即便如学界评价很高的吴晗的《朱元璋传》、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也带有明显的影射民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色彩。至于政治领袖推崇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专门为政治服务的史论文章，则政治已经压倒了学术。这条道路的最终走向，以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发表于《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最为典型，其效果以“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方式走向极端。值得警惕的是，许多学养丰厚、造诣非凡的著名学者，如吴晗、翦伯赞、郭沫若、杨荣国等人，不但未能避开这一弯路，反而在这条弯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殉难于政治。 这种政治化的史学，在管理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有两个方向，一是狭义的借鉴、简单的比附和低档的类推；二是在实证领域以非科学方式排斥科学。 虽然有文革的前车之鉴，但当下的管理研究领域运用史学，似乎并未从前鉴中汲取多少教训，甚至还在前仆后继。主要的表现有： （1）对历史现象按照传统方式归类概括，借以说明《神农本草经》优于现代植物分类，四库典藏优于现代图书馆。 （2）根据需要剪裁史料，寻求符合自己意图的史实验证相关假说，对某一观点和见解寻求史料的正反馈支持，而对负反馈视而不见，导致历史真的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3）按照现实发掘故事，叙述历史以证明当下的合理性。 （4）用混沌的整体对抗逻辑分析，用模糊的说明替代清晰界定，用阴阳五行式的结构体系替代元素周期表式的科学体系。最常见的，是在历史资料中简单套用某一成功经验，狭义理解以史为鉴，或者在思维上回归古代，如用阴阳概念说明管理中的某些现象，用《易经》说明管理中的各种情境变化等。 不论是以科学化方式运用史学，还是以政治化方式运用史学，所有这些，都背离了史学思维。研究者并没有形成史学思维，而是用科学思维、政治思维（或者神学思维）对待历史资料，为现实服务。所以，它们在管理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不但不能与技术性研究形成挤压张力，而且还会助长技术性研究中的偏失。就科学化而言，是在历史资料中寻找相关元素，运用现代方法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其最积极的作用也不过是扩大了实验范围和实验数据，不可能对实验体系产生警醒和校正效应。就政治化而言，是以历史故事阐明当下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为现实提供正强化解释，其最积极的效应也不过是增强了迷茫中的信念，不可能为现实提供批判性思辨。 笔者认为，史学思维对管理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增长研究主体的见识与智力，以史学的熏陶观察和论证管理实务。有些人尽管不从事史学，但却具备了史学思维（如管理学界熟知的德鲁克、马奇等人，国内其实也有类似迹象，但称名道姓有可能引偏讨论方向，暂且不提）。那些不具备史学思维而试图把历史知识用于管理研究者，多数走了弯路或者偏道。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笔者以史学功底从事管理研究，歪打正着，几十年的积累，反而有一些学术上的收获。当人们都看重科技和现代性时，笔者曾呼吁从文化与传统研究中获取管理的洞见。但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以文化与传统解读管理问题时，笔者又忧虑管理学界因此而发烧感冒。对此，不妨将自己的期望和担心坦诚在此，以引起同仁的反思。

历史的功用，在于增进人们的智识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模仿范例。

所以我们读书，一定要强调积淀。而不是单纯强调更新。即使有所更新，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积淀，才能够发展起来的。

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深厚的文人研究，东西方文史哲精髓。今已闻道，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