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82分，这书十分学术。优点：戊戌这段时间的史料又多又杂，这里面又有参与者出于各种原因在里面主动造假，有些是当时就开始造，有些是过了一些年月开始造，后面又因为各种原因，对戊戌评价不断拔高，导致现在要研究这段时间史实困难颇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者投身书海之中，尽量做史料辨析，可以说给以后研究者铺路。在书中间隙处，也可以看到作者的一些思考，也颇为难得。我对这段时期也有了自己思考，早年间人云亦云，觉得康有为确实难得，人品 学问 事功俱佳。后面对这段时期史料了解更多，觉得康有为虚伪 狂妄 贪图享乐，学问水平也可以说低下。近年来我有新的想法，康有为可以算行动上的巨人，相对于他的学识，他的行动力可以说更值得钦佩，东拼西凑了半罐水就觉得自己可以当孔圣，可以当孔教教主，并且付诸实践，不论最后结果如何，康有为将一个变字，刻入国人脑海，总算不是一味守旧。至于他的私德，当然不佳，当时也不算十分不堪，可以鄙夷，没必要反复鞭挞。戊戌年间，裱糊匠几乎没什么画面，西王母翻云覆雨，让我想到甲午前裱糊匠一段话，“对外说硬话，办软事，真误X”，当时他说的是天放，但是其实西王母也是这个行为模式，就这一点，就能看出西王母可以握住日月旋转，裱糊匠不行。因为在秦制中，说硬话，为了面子，挣了面子，有了面子，可堵悠悠之口。办软事，可以相对最大化保住里子。如果反过来，说软话，办硬事，是否误X不好说，但是一定坐不稳位子。缺点：原文太多，原文半文不白，其中又夹杂大量作者是不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看的太累，阅读感受不佳。

一、核心观念 茅海建此书的核心宗旨是"史实重建"，以档案为核心，追求历史真相而非意识形态叙事。具体而言： 第一，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关系是理解变法成败的关键。茅海建通过大量宫中档案证明，政变前存在"事后报告"与"事前请示"双重制度。军机处每日将前一日朱批、口谕、电旨上报慈禧太后，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须先行请示。但光绪对慈禧有所保留，个别奏折隐瞒不报。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是唯一的例外，这直接触发了慈禧的反弹。 第二，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而非单一事件。从七月十九日光绪未请示慈禧而独立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到八月初六日正式训政，中间有近二十天的政治异动。茅海建以逐日、逐时的精密考证，重建了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细节。 第三，"公车上书"有两个不同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数量多达31件，签名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二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传统叙述将两者混为一谈，夸大了康有为的作用。 第四，中下层官员与民众的建策大多为"救时的偏方"。茅海建统计出约6个多月内457人次至少递交567件上书，现存275件原件。但他指出，这些建议与历史发展方向并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与明治维新时日本精英的准备程度差距巨大。 第五，康有为《我史》需要严格鉴注。茅海建认为康有为的自述多有夸大、虚构、时间错乱，不能作为信史直接使用。 第六，张之洞集团是戊戌变法的"另面"。传统研究过度聚焦康梁，忽视了张之洞、陈宝箴集团这一清政府内部最大政治派系的关键作用。张之洞代表的是温和、务实、体制内改革的路线。 二、全书结构 本书分为五大部分，外加自序。 第一部分：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 这是全书重头戏，占三分之一篇幅。茅海建从学术史梳理开始，对先前研究各说逐一认知、补证、修正。然后考证政变前光绪与慈禧的权力关系，揭示"事后报告"与"事前请示"双重制度的运作细节。接着逐日追踪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异动，包括光绪住颐和园、军机章京签拟权力受限、袁世凯被召见、荣禄调兵防备等关键节点。再考证八月初四日至初六日的政变过程，从慈禧返回、推迟回园到训政典礼。最后详述八月十九日杖毙太监14名以探查光绪身边隐情，八月二十三日起光绪被软禁于瀛台，以及九月初四日公布光绪病情这一政治试探。 第二部分：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 茅海建对司员士民上书进行大规模统计和分类分析。约6个多月内457人次至少递交567件上书，现存275件原件。他逐一分析军事改革、外交对策、经济建议、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内容，指出这些建策虽反映改革热情，但大多停留在传统框架内，缺乏现代政治、军事、外交知识，与明治维新时日本精英的准备程度差距巨大。 第三部分：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 张之洞是清政府内部最大政治派系之一的主张革新力量，代表温和、务实、体制内改革的路线。调京主持朝政的机会因各种原因错失，传统研究过度聚焦康梁，忽视了这一关键变量。 第四部分：光绪帝的对外观念 光绪帝有意向近代外交靠拢，观念正在社会化转变中。但这种变化需要内外部因素互动，近代转型是漫长曲折的过程。新旧观念势均力敌，光绪的对外观念体现了这种激荡。 第五部分：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提供外部视角。日本对戊戌政变的观察与反应反映了列强对华政策的复杂性，伊藤博文访华与政变时机的关联也是重要线索。 三、学术特色与方法论 茅海建的研究方法有几个鲜明特点。史料来源跨越两岸三地及日本，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故宫博物院文献处。方法上是档案精读、时间考证、多方互证、细节重建。宗旨是追求史实重建，不预设立场，对旧说进行认知、补正、修正。这种"让史料自己说话"的实证精神，与康有为《我史》中充满主观建构的叙述形成鲜明对比。

茅海建遍查了起居注、穿戴档、杂录档、军机处、内务府等各类资料，发现百日来上呈给慈禧太后的224份朱批折件中，至少有10份奏折被光绪帝淹掉了，并在已上呈的奏折中有信息截留。这造成了两人之间很大的裂隙，京城中谣言四起，让本来打算超然物外冷眼旁观的慈禧太后暴然出手反目成仇。 从八月初四颐和园起驾回鸾到八月初六临朝训政，再到八月十三六君子就义菜市口，短短十天，一日三变，两极反转，迷雾团团。茅海建对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以及对慈禧太后前后心态发展变化也有深入的研究。 学者治史之不易可见一斑… 矮大紧、扁降爬之辈倘有愧焉？

只看了第一部分关于百日维新过程之论述，纠正一些关于军机四章京、袁告密、荣禄造谣调兵等等方面的错误认识，否定康梁浮夸之言；但感觉均为细枝末节、无关宏旨，袁项城告密等确切情形仍不甚了了，过于琐碎，沉迷于细节，可能作者就是做这方面考证的吧，罗里吧嗦，起居注、穿戴档等等读了不少 ，淹在这些文件里出不来了，也许这正是作者自诩的优点即考证严密等等。虽然作者挖掘充分，但可能限于史料记载有限，感觉文章缺少史识与联系观点，如拘泥于召见文牍等，对慈禧太后严厉惩治太监原因未做解读（也许是其暗递消息、沟通联络康党？）等等，外国为何施压派医生为光绪看病态度立场等没说。果然写下来的档案等很多无用，功夫在诗外，何况即使皇家记录可能也有假的。历史还是少读为好。

这是一本能让人看出真正的学者与通俗历史类读物作者之间区别的著作，茅老师的研究向来以“严谨”和“客观”著称，偶有些许主观分析或批驳，绝大部分也基于扎实的逻辑论证，或自己言明是推测。作为在白话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书中大量引用的各种奏折与上书读着有点辛苦，但在那个时代，知识与文化本来就是只属于少数人的东西，四书五经与八股文之所以采用如此晦涩的写法，也是故意在士子与百姓之间竖起一道高墙，不由得感慨要不是时代变了，我等升斗小民也不能够识字读书，甚好，甚好。 书中众多不厌其烦的详注与书后长长的附录，佐证茅老师数十年在这片领域耕耘不辍，即便如此，他仍说自己“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我想他也不是自谦，而是实事求是，毕竟今人孜孜不倦，也只能找到历史的几张残片而已。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在历史上又被称为百日维新。 茅海建老师以浩瀚的史料及严谨的考证对这段历史（主要是政变）进行了重建： 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事”诏书，变法正式开始。 8月30日光绪帝裁撤了诸多行政机构和官员，这些无所事事的衙门，包括裁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已有总督）。 1898年9月1日，礼部阻挠该部主事王照上书。王照疏请光绪帝奉太后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诏将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并嘉奖王照。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是慈禧与光绪矛盾的开端。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 1898年9月13日（七月二十八），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慈禧太后不允。 光绪帝10天前“擅自”罢免礼部六堂，是对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从她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 1898年9月15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 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同日，光绪帝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但康有为认为光绪性命堪忧。 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应该是这句话“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是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 1898年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布训政诏书，第三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接受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康有为，在此次访谈中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她只是一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慈禧太后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其如何信任，夸大他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最后，他还称光绪帝已给他密诏，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 此后，康有为在《我史》、《戊戌奏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等著述中大量篡改事实，伪造证据，试图推托责任，掩盖真相……

在历史的裂缝中寻找真相——再读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 这应该是我后半年写的第一篇书评。我记得，喻大华老师在讲光绪时说，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此喻精准至极。它开得热烈决绝，百日间颁布上百道诏令，欲一夜涤荡旧弊、重塑乾坤。然其根基太浅，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又乏社会支持，改革派内部亦多急功近利与策略失误。风暴来袭，这绚烂之花便迅速凋零，只余一声叹息与无尽回响。茅海建先生的研究，正是要探究这“昙花”为何脆弱，以及它凋零时那些被遮蔽的细节与真相。 戊戌变法，这段百余年前搅动中国朝野的改革运动，始终笼罩在“康梁叙事”的光环与历史迷雾之中。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系列，以手术刀般的考证功力，撕开了传统叙事的裂缝，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复杂本相。 作者耗费二十年光阴，埋首于中外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从起居注、军机处档到内务府杂录，他细究224份朱批奏折，竟发现光绪帝曾“淹掉”10份并截留信息——这一细节不仅颠覆了“帝后一心”的想象，更精准点出了权力裂隙的起点。书中对戊戌政变的考辨尤为精彩：作者摒弃“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的简单结论，通过细密的史料勾连，证明政变是一个渐进过程。从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激化矛盾，到杨崇伊密奏触发慈禧警觉，再到康有为滞留京畿加剧对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茅海建的研究，最动人的是其“以史料为圭臬”的严谨。他不回避康有为《我史》中的虚妄，更以200余种档案为证，还原改革派与守旧势力的博弈真相。正如他所言，“总体结论上一无所获”的自谦背后，是对历史细节的极致追求——这种追求，让“戊戌政变是过程而非突发事件”“慈禧心态的渐进转变”等观点有了坚实支撑。 当我们在书中目睹“一日三变”的十天变局，看到六君子就义的悲壮与权力斗争的残酷，便更能理解学者治史的意义：不是为了颠覆，而是为了还原。《戊戌变法史事考》如一座丰碑，不仅将戊戌变法研究推向新高度，更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被忽略的档案细节与人性幽微之中。

这本考据书，能写的这样引人入胜，确实不容易。 成事首在用人。 光绪新政，所依赖的，诸如康有为，翁同龢，梁启超……在政治上没有一个靠谱的。戊戌六君子，也不是我们在历史书或者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的六边形战士…… 帝国的余晖下，任性而为，自私自利、权欲熏心的慈禧。急功近利，理想有余、实务不足，识人无术，任性而为的光绪帝……以及周边一群有家无国的帝国官僚，就注定了满清这艘破船，走不远了。戊戌变法的短寿，也就注定了。

五星好评，绝对！ 历史学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再有聪明才智，如果不愿意下苦功搜集史料，是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的。茅教授爬梳档案、史料汇编等材料，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书末长长的参考文献清单透露出作者付出多少辛劳，非常令人钦佩。 此外，历史学研究发展至今，几乎没有哪个领域是处女地了。尤其对于戊戌变法这样的大题目，前人研究成果极为丰富。茅教授在梳理学术史方面给后学作出典范，行文详细征引出处，毫不掠美，坦言系在前人基础上继续补充完善，表现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极大尊重，是对学术规范的直观展示。 限于写作时间，本书参考的成果多为90年代及以前，最新也不过00年代初。作为再版书籍，作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在成文于10年代初的再版后记中，补充了一点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既表现出茅教授与时俱进地关注学术前沿，也揭示出某个历史学课题的研究，远非一蹴而就那么简单，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深化更新的过程。

『戊戌变法，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次实验。在此期间进行的一项重大举措，便是允许司员士民不受限制地上书。这样的做法，在以前的历史中是否出现过，明朝以远我尚不能确定，但至少是清朝历史上的首次。司员即中央各衙门的中下级官员，主体是各部院主事、郎中、员外郎、翰林院编修、内阁中书等官，当时也包括各衙门小京官、笔帖式等；士即取得各级功名的人，当时也包括候选候补官员；民即指一般民众。到了后期，一些中下级地方官也加入进来。就清代的政治体制而言，他们原本向皇帝上书的渠道极为狭窄，而上书的主要内容是诉冤，发表政治见解的可能性极小，且有多种限制。此次获得机会，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政治言论。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大量上书，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中下层无指挥多声部政治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