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

现在总有人掰着手指在那算旧账，什么穷啊饿啊，折腾啊苦难啊，这些人盯着粮票布票的时候确偏偏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万丈高楼是从负三层开始建的，没有那30年血肉铺就的基石，后来人连站在起跑线上的资格都没有，国家崛起是一场生死马拉松，那前三十年是什么，前三十年是顶着枪林弹雨赤脚踏冰河，当后来者冲过终点享受鲜花的时候，凭什么嘲笑拓荒者的脚底板那结着血痂的冻疮，凭什么看不见他们背上拖着的整座江山的废墟，历史这座大厦地基里浇筑的是带血的钢筋，谁要是敢拆地基那整栋楼塌下来砸死的就是那些忘本的人，我们现在回到1949年前的中国，那时候的中国惨到什么地步啊，识字率不到20%，10个中国人里边有8个是睁眼瞎，人均寿命35岁，活过了40就算祖上积德，工业全国的钢产量还不够给每个村打一把菜刀，铁轨铺在洋人手里，煤矿产在买办的掌心，海关税收被列强掐着脖子，租界里洋兵横着走，黄浦江上华人与狗的牌子高高飘扬，这也叫国家吗，这明明就是半死不活的殖民残骸，从负数开始爬坡，这就是新中国的起跑线，你想搞经济，你先问问电在哪里，物在哪里，工人从哪儿来，主权谁保障，当列强还想着继续抽血割肉的时候，中国人硬生生用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300年的发展之路，土地革命砸碎了千年的枷锁，3亿农民翻身做主，让土地真正归属于种地的人，如果没有这场翻身仗，哪来今天世界第一的粮食产量，工业也顶穿了封锁线，东北冒烟的铁水，大气喷涌的原油，成渝铁轨的轰鸣，硬是在零基础之上浇筑出中国重工业的骨架，没有这些钢铁石油，哪来现在世界工厂的肌肉，扫盲运动让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夜校的煤油灯下，那些啃课本的农民的儿子，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成了卫星导弹研究院的顶梁柱，血吸虫横行，就在血吸虫窝里建卫生院，麻风病横行就往麻风病村里派医疗队，人均寿命长了30岁，没有当年的赤脚医生，哪有后来14亿人健康的底气，朝鲜战场打退了17国联军，喜马拉雅踹翻扩张者，珍宝岛冰河撞碎铁甲，没有这些代价，今天的南海台海早就成了列强嬉戏的游泳池，有人说打仗太贵，斗争太狠，真是笑话，强盗扛着炮堵在你家大门口，你跟人家去讲市场规则，饿狼咬住你的咽喉，你跟他去商量和气生财，没有上甘岭的铁血，哪来日内瓦中国外交官的硬气，到了1979年，中国人手里揣着一副什么把柄，中国人揣着完整的工业门类从螺丝钉到飞机大炮全能放，中国人踹着4万公里的公路铁路血脉贯通大江南北，中国人揣着7000万产业的工人，识字率冲破了75%，中国人揣着全国的电网大动脉，星罗棋布的农田水利网，这才叫真正的改革的本钱，如果没有这些家底，你想引进开放吗？外资来了，看什么呀，看牛车拉货吗？看油灯照明吗？还是去看文盲去操作精密车床？真是笑话！当年深圳三天一层楼的中国速度，靠的就是前30年传下的水泥厂钢铁厂建筑队，曾经某个国家解体，但他的教训更加证明方向错了一切归零，当然，我们也走过弯路，我们也摔过跟头，但是再难再险，中国的主权没有丢，这个国家没有散架，更没有成为列强的附庸，那30年，把破碎的山河熔铸成整块的钢胚，后来人才能把它锻造成今日航母的甲板，高铁的钢轨，太空的飞船，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戏台，你可以说方法不够强，步子不够稳，但你绝不能说路走错了，没有30年拓荒者啃树皮夯地基，哪来后来人吃牛排盖高楼，今天，你我脚下踩着的是前辈用冻裂的脚掌在冰河上踩出的路，今天你我头顶悬着的是他们用勒进骨头的纤绳拉起的朝阳，今天写在GDP数字里的每一个0都是当年塞北风沙里，那些满手老茧的人用命夯进地下的桩，现在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你可以跑的更快，你可以跳的更高，但是你永远别朝身后的脚印去吐唾沫，因为当你爬到山顶插旗的时候，旗杆下垫着的，是30年的骨血和脊梁。 摘自网络平台

记得小时候上中学历史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老师是不讲的，而仅仅要求学生自己粗读自修即可，享受同生理卫生课中生殖系统那一章节的同等待遇。我承认我是喜欢历史的，而且特别喜欢在研磨历史的真实点滴中细品百态人生，但纵观中华历史五千年，却有两处历史始终让我如鲠在喉，一个是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再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每每读到此间一直抱有得过且过囫囵吞枣的阅读心态。直到年华不再青葱，当昔日那个也曾梦想热血报国的愤青不再为碎银几两，三餐有汤而上下求索，不再为历史长歌当哭顿足捶胸，不再为世间不平事而意最难平，我知道我终于学会心平气和地闻史、知书、学诗，但仍可不言。 最近集中读了一系列有关1966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的纪实文学、党史读本、口述历史、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包括微信读书上搜罗到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改革开放口述史》、《走进周恩来》、《江青传》、《邓小平传1904-1974》，《深度：惊心动魄三十多年国运家事纪实》，连同这本《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总算是给追忆心中这段目不忍见的历史尘封一个统一告慰。随着越来越多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真相冲破人间迷雾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从谈之色变，到往事不堪回首，再到以史为鉴，我相信这是历史车轮在不断向前的必然结果。我始终相信，事实有真假，观点无对错，但无论是事实还是观点一旦涉及到立场，无论事实也好，观点也罢，就都成了弟弟，都将失去讨论的意义。好在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哪怕是国运，冥冥之中也早就暗中标好了价格。越读史，我就越发觉得曾国藩之言一语中的，“天下事，有所利者有所贪者成其半，有所激者有所逼者再成其半。” 以史为鉴吧，让曾经的苦难不要再来，但历经苦难的真挚能够继续永存！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九日于北京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传统的文献档案往往侧重于宏观的国家叙事与政策文本的罗列。而这本书则为这段历史注入了鲜活的“民间”温度。该书汇集了50余位老领导、老同志的亲历回忆，从政协筹备到粉碎“四人帮”，构成了一部多维度的历史画卷。 从历史学专业视角来看，这部著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首先，它完美诠释了口述史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核心价值。相比于官方档案，亲历者的口述能够极大地补充历史的边角料，揭示宏大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决策博弈、执行细节与环境氛围，极大地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其次，书中对西藏和平解放谈判、“大跃进”、三线建设等重大议题的回顾，不仅记录了史实，更呈现了历史当事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与个体感知。这种基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叙事，能够有效与冰冷的官方文献形成互证与张力，促使我们在多维度的视角中去辩证地理解和反思历史。 总而言之，《新中国口述史》不仅是一部严谨的信史，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它打破了单一叙事的局限，让历史在亲历者的娓娓道来中真正活了起来。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在巨大的历史震荡中前行的中国。我们今天谈论的许多政治运动，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在既有的研究中，往往以一种宏大的方式被叙述：政策的制定、路线的分歧、运动的高潮与终结，构成了主流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 这样的叙事无疑是重要的。没有它，我们无法把握时代的走向，无法理解国家与社会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但与此同时，它也让我们陷入一种危险：历史似乎只剩下结论，过程被简化，人物被抽象，情感被消隐。 而当亲历者的回忆浮现出来，情形便不一样了。 在我读到的这本文集里，许多亲历者重新讲述了他们所见、所闻、所经历的重大事件。那些曾经在官方档案里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出现的“政治运动”，在他们的回忆中重新获得了细节、偶然性，乃至无法预料的命运转折。 这些记忆让我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文件里的政策口号，而是无数在政治风暴中进退维谷的人，是他们的激情、困惑、恐惧与希望。历史在他们的叙述中恢复了温度，呈现出某种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类亲历者的回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三个重要切入口。 第一个切入口，是它让我们重新看到宏观叙事下的细节。 无论是“大跃进”之后的政策调整，还是“文化大革命”前夜中央高层的分歧与犹疑，亲历者的记忆都告诉我们：历史转折从来不是一次会议或一纸决议的产物，而是多重力量交织、博弈、妥协，乃至偶然事件叠加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并不是线性推进的，它有自己的回旋、分岔与反复。亲历者的回忆让我们得以窥见这种非线性历史的质感。 第二个切入口，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书中有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有刘少奇的现实考量，也有江青等人在政治风暴中的角色。它让我们看到：个人的意志固然可以点燃历史的火焰，但群众运动一旦发动，往往会形成超越最初设计者的力量，沿着难以预料的方向汹涌奔突。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曾试图驾驭这样的浪潮，然而，从历史实际来看，革命理想的动员激情、国家制度运作的内在逻辑以及群众运动在社会基层的自发动力，往往在具体情境中相互作用、彼此牵制，形成一种多元且充满张力的历史进程，其走向并不完全为任何单一的政治意志所预设和掌控。 这一点或许正是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的核心：历史并不是由少数“设计师”单向度地书写的，它有自己的复杂性、乃至反讽。 第三个切入口，是历史中的“人”。 亲历者的回忆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决策时的踌躇与豪情，刘少奇在政治漩涡中的无奈与坚守，普通干部在运动中的恐惧与热情……这些细节把历史从高高在上的政治叙事，重新拉回了人的世界。 比如书中提到，1967年毛泽东与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时，两个人都沉默着。毛泽东没有发火，刘少奇也没有辩解。那一刻的历史，既不属于任何一种政治口号，也无法被任何宏大叙事完全涵盖。它是历史的真实处境，是权力与命运交织下的人的瞬间。 这种温度感迫使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并非冰冷的制度机器，而是由无数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生活世界。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类亲历者回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同于官方档案的单向度叙事，也区别于后来的宏观性二手研究，而是在事件—结构—个体三重维度之间，提供了一种更具现场感和复杂性的历史文本。 它让我们看到决策形成的多层动力，也让我们体会到政治运动中的人性困境与道德张力。它提醒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停留在结论或口号上，而必须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理解其中的犹疑、激情、冲突与抉择。 最后，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一种沉重而复杂的情感。 许多亲历者在晚年回望那段历史时，既没有简单地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完全站在上帝视角俯瞰一切，而是努力还原当年的心境。 这种叙述中既有对理想主义激情的追忆，也有对政治风暴失控的反思，更多的是对个人命运无常的感慨。 在这些记忆中，一些细节尤其令人动容。比如，王光美在“文革”之后曾亲自探望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得知她身体和生活境况艰难，便带着家人去帮她安顿生活、整理家务，在她婚礼时带着孩子们前去祝贺；刘少奇的女儿源源也曾在林彪之女生病、无人敢为其治疗签字时，毅然签下自己的名字，帮助其回京就医。 这些细微而温情的片段，使我们看到，在政治斗争的残酷之外，那个时代的人仍然努力维护着一种基本的人际情义。 作为读者，我在这些记忆中感受到的，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属于那个时代人的理想、困惑与苦涩。 它让我意识到：真正值得铭记的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胜利或失败，而是其中的激情、困惑、悲剧与希望交织在一起的全部经验。 所以我想说，这本书最宝贵的价值，正在于它让我们在宏大的政治叙事之外，重新看见历史的细节、复杂性与人的温度。 它提醒我们，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既需要理性的分析，也需要情感的体察；既要尊重事实，也要理解其中的人的处境与道德困境。 只有在这样的维度上，历史才不仅仅是结论，而会成为理解世界、理解人、理解我们自己的途径。

建国 30 年重大历史节点 本书涵盖了建国初期 30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是非常难得的，让后代年轻人了解历史的资料，每一篇文章回忆的事件都值得深入了解，难得的是“客观平和”，本书主编是现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有权威性。教员是人不是神，人就有犯错误的时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明确的表述。 书中对王光美的采访，值得一读，最后讲到毛刘两家后人的交往，我相信其真实性。我外公曾因为右派被下放到山西挖煤，晚年平反离休后，我问过他是否对委屈有怨恨，老人很淡然，依然相信组织，认为被冤屈是组织里出了坏人，我1990 年出国时还给我写封信，希望我将来一定回国建设国家。读 8341 政委武建华的《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看过程惊心动魄的同时，叶帅的讲话也真是高明，“解决”四人帮”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充分肯定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功绩。客观回顾 30 年的各个历史节点，感叹前辈们的不容易，如果我们是当事人，当代人应该如何抉择，值得深思。 最近看汉朝历史，刘邦和刘秀等开国帝王的特点是目标执着，不贪财，对手下的授勋和封赏不吝啬，但对权柄异常敏感，因为是血海中拼杀出来的，江山是多少人头落地换来的，因此不容挑战，有些红线是不能触碰的。 《汉书》记载，霍光“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汉书·霍光金日磾传》的原文：“光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霍光二十余年侍奉汉武帝期间，每次出入宫殿的进退位置都被值班官员暗中标记，结果发现其步伐轨迹精准到“不失尺寸”。有研究者补充，霍光甚至能保持衣袍下摆扬起的角度分毫不差，这种近乎机械的精准成为他政治生存的重要策略。例如，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猜忌大臣，霍光凭借这种滴水不漏的谨慎赢得信任。现代学者则将此视为古代权臣自我保护的典型案例，认为其行为本质是通过绝对的可预测性消除帝王猜疑。 2025年#159

都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但也有很多疑点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因为这些疑点不搞清楚，不仅仅是影响历史学科大发展的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 或许我们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跳出当代人的视野，对现在的事件会有新的定论。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读书报告 1.基本信息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副主任高永中主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4月1日出版。 曲青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史党建和民族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曾担任全国社科规划课题评审组宗教组副组长，曾为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作过专题讲解。参与和主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修改和定稿工作，参与和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修改和定稿工作，参与主编《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主编《抗日战争回忆录》。 高永中，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党的组织部门和党史部门工作三十多年。全国知名党建党史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工作理论实践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曾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讲解。 2. 基本内容 本书分为各个具体专题，从讲述人的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进行回忆叙述，其中既有与关乎中央决策层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的谈话，也有对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回顾。 本书篇目顺序以文中主要讲述事件的时间先后排序，可以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1949—1956：建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政协筹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 1956—196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探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经济调整、外交突破等。 1966—1976：文化大革命：“四五”运动、林彪事件、周恩来逝世、粉碎“四人帮。 1976—1978：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起步：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的思考。 3.学术问题 3.1 历史唯物主义与方法论反思 该书变相论证了，在阐释历史人物与事件时如何避免道德说教，以免把政治问题归结为个人道德失误。 可以从抗美援朝的这篇来理解：“彭德怀对当时国内同样面临很大困难考虑不够，片面强调后方支援朝鲜前线不力，甚至激动地站起来拍桌子”，这句话一出，读者的视线就跳出了抗美援朝的紧张局面，转头看见了当时全国上下的困难局面。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体现，扩展了思考角度，避免从片面上先入为主指责当时的决议。 3.2 与传统党史研究的承接 本书延续了中央党史系统“经验总结—教训反思”的叙事传统，但不同的是由于口述史料特性，材料注入了当事人口吻，对过去“忆苦思甜”式叙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补。 全书多处回溯“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决策过程，通过多阶层、多身份的视角进行描写。因为与记忆里学到的印象不符，我花了大部分时间看有关“人民公社“的部分，也以书中梁志远的《“大跃进”在安徽豪县》这一篇为例。 该篇不同于历史学科要求的客观学术用词，该文本中使用“一哄而起”“乱箭齐发”“得不偿失”等词语形容，虽然形象，但主观色彩浓厚，似乎有点不妥。不过从本书开头写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正好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其形象、生动、鲜活的特性，和文献资料互为补充、互动互证，展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让人在历史追思中感悟得失、升华经验”可以看出，本书是不可以直接作为文献资料使用的，而是应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补充使用。 3.3对旧有观点的更新与批驳 口述史方法让研究者得以对“大跃进”决策链条进行微观复原，质疑了过去侧重路线斗争的解释框架。反而是多记述了很多史料内容，把明确的数字摆了出来，比较直观的让读者了解到那段历史的残酷。 5. 结尾 《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以1949—1978年间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为主线，涵盖建国初期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等关键阶段，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收录了陈锦华、王立诚、阎明复、邓力群、苏维民、李雪峰等50余老领导、老同志的回忆录、口述历史，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三十年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始末，既呈现成就，也反思挫折。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和宝贵财富，为党史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

看到很多以前没听说过的故事，值得花时间看的书。

口述史有很大的缺陷，口述者是当事人，容易避重就轻，美化自己，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很多口述者迎合当下，所以他们的口述并不客观，真实的历史反而被掩盖。有些事只能当做一面之词供参考，对本人不利的证据，他们不会提供的。

之前读过红军长征口述史，遂对这一种书籍产生了印象，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好。 好在，真实，当事人的口吻阐述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更让人信服； 好在，成体系，时间演进和内部逻辑严密，上下关联方便理解； 好在，补足了部分史实，让宏观叙事具备了微观行动。 总之，对于读者，这是一本值得认真看看，看看我们来时路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