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历程（增订本）

我们是不是有过自由的市场？这一点殊为可疑，殷商时期也许有，毕竟"商"字是从那里演绎出来的，但从官山海到榷场，都不可能算完全的市场经济，历史上的几场经济改革，比如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等。不论成功与否，都是反市场化的。市场一旦有了一点微澜，就一定会有一只看到见的手来遮风挡雨。域外贸易也是自古都有，但由于和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这项活动总是在官家的严密监控之下，后来我们的大皇帝觉得"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干脆就把国门关上了。或者仅留下几处"榷场"，用特产换点军需。"榷场"和市场是有区别的，"榷"是一种独木吊桥，一般置于城门外，有点象电影里看见的鬼子据点外面的护城河沟上的那种吊桥，并不一定以畅通为常态，典型的防卫设施。也就是说，它几乎完全受政治意志或政治利益所左右，而且可能还可以用很高或经常调整的关税来控制进出口(商榷一词的本义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一点很象许多国际贸易的壁垒，也体现了暴发户富而不强的小家子气。眼下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有些人就出来摇旗鼓噪，但如果国门再次关上了，我们又要走不少崎岖弯路。

先明确所谓的“大历史”与“数目字管理”，再谈黄仁宇始终描述的历史视角。 在此视角下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的得失以及一个王朝的盛衰，便有了更深邃的源流。 不难想象，将得失盛衰归于个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其中似是一种个人决定历史进程的状态，借以掩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从经济出发，或者说从利益出发，我们固然相信高尚的情操能带来历史的转机，但是更多的，是基于人自身的欲求而判定其选择的真伪。因此，制度在经济之中呈现，又在文化层面中被赋予神圣的意味。 在我个人而言，本书也廓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概念，如个人之于历史，这些概念也是制度的简化，或许如同当下社会之“科学”替代了“正确”与“真理”。 用长远的眼光去评价，将被评价的对象置于其所在的时空场景里，从而理解他们的选择，理解那些“不可能”以及“为什么”。或许我们此在的当下，与他们所在的过去紧密相连，而非以我现实之舒适去否定他时之艰难。 我们应从历史中看见悲悯，从悲悯中看到广阔。人的一生不过是这广阔中的一瞬，又是一瞬中凝聚的永恒光影。 附： “大历史”的概念，是黄仁宇先生的创意。先生中年始治史学(44—54岁)，但先前丰富的社会阅历，无疑是助其治史自成风格的一笔宝贵财富。他以“大历史”观念写作出的诸多论著，在大陆拥有广泛的读者，也多缘于论著富有现实感。 黄的“数目字管理”，英文是mathematical management，在个别地方他也说过这就是“数字化管理”，给人造成误解多多。这个概念真正的含义是“精确化管理”，其首要条件是产权清晰（可靠而完善的私有制），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资源可以公平地加加减减。也就是说，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正如黄仁宇在其自传《黄河青山》中所说：“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

民国肇造以来仍然万事纷纭、了无是处，乃因为当日宪法、约法都是纸上文章，所谓内阁议会也是社会上之外界体。实际上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军阀割据无可避免，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弥补组织上的真空，而这种私人的军事力量以个人间之私交（或是装饰门面的忠信）作联系，也很难在三两个省区之外生效。 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因借着北伐与八年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包括新型的军队在统一的军令下作战，因为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所以缺陷重重。他的门面既是千扯百拉勉强拼成，尚无适当的财政作支援，而下面的农村组织也仍是和明朝接近，和外界的二十世纪距离远。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毛泽东与中共，因借着内战与外界隔绝的机会，以土地革命的手段翻转了中国的低层机构。 在这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也不另设高层机构，整个的城市文化，尽量的挤斥避免，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系，干部的组成以会议的方式，代替永久性和职业性的组合（一九四七年华北四省在太行山的会议即有一千七百个干部参加，讨论了八十五天）。这样尚且牺牲了三百万到五百万的人命，才在中国农村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初看起来好像隋唐之均田。 从以后的发展看来，则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在便于初期存积国家的资本，使农业上之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上去。一九八六年北京国务院的一份非正规性的刊物即指出，中共执权的初三十年内，“隐蔽着农民的总贡赋”达六千亿元以上……

黄仁宇对于历史的理解和洞见，做为一个历史学家，称得上绝对的佼佼者。他对于“数目字管理”、“税收制度”、“三大帝国”划分、“大历史观”等，见解都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他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更是用一种“剖面勾勒法”，通过一段时间几个核心人物的勾画，以极具写实、极具画面感和极度文学的方法，把历史给写活了，同时也勾陈了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时代的局限性和荒唐性跃然纸上，与传统的编年体或者纪传体史书比，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但是，黄仁宇毕竟还是“历史学家”（一种社会科学家），他的历史观建立在哲学认识论的“理性形而上学”的遮蔽之下，缺乏存在论的高度。因此，他所有的逻辑、推导和基础，都只能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原则之上，按照他自己说法叫“归纳法”。 具体来说，黄仁宇的历史观，只能是王侯将相们的历史，他认为这些精英们的治国方略的得失成败，造成了历史的变化曲折，这是他历史观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是他眼中历史的背后支撑。这就是他的局限性。因此，在他的历史视野里，是看不到底层民众的生产、生活和言说的，他也不会认为精英人物是人民群众“生产”出来的，是“历史”选择出来的。在他眼中，精英们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亿万民众创造了历史。 但如果我们真正研究过历史，并且能够站在存在论的高度去俯视人类的历史，则黄仁宇的观点在本质上很难站住脚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历史，都要从这个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劳动开始，劳动有两个创造，创造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建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称为生产力；同时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创造社会存在，而迄今为止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权力关系（人压迫人，人统治人的关系），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即是历史承受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即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创作者。有了这样的存在论洞见，再开我们“秦制两千年”低水平重复的历史，就能看到别有一番景象了。2000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在天人合一和儒家哲学道统下笼罩下，士农工商四民各司其位，即合作又斗争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维持2000年，是矛盾的激化之后，总能找到出路，重建平衡，没有诞生真正革命的条件。明清开始，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史，结束了全球任何民族的孤立发展的历史，中国被迫裹挟其中，让我们终于可以打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同一律，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只是这革命一波三折，走得太过艰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我和作者的观点一样，我们需要重新书写和诠释我们自己的历史。但写法不应该是站在“英雄创造历史”假设之上的理性史观的方法论，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重新诠释中国夏商周三代、先秦诸子百家时代，秦制两千年的帝国时代和民国、军阀和新中国的革命时代的历史。 真正的历史绝对不是王侯将相们创造的历史，而亿万民众的劳动实践，不断奋斗与抗争的历史。没有这个哲学洞见，再好的观点最后总是站不住脚，或者只是一种暂时的正确。

黄仁宇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分析还是颇有功力的，特别是秦汉第一帝国，隋唐第二帝国，明清第三帝国之说，很有创意。 但是，反而是对资本主义，对欧美英，可谓认知肤浅。 因此，他不可能明白中国今天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源自哪里。 他知识结构过时还是很明显的

不为历史中的朝代变迁、个人言行和纷繁的历史事件所遮挡，直接把目光投射到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上，而这些正是中国自古在农业经济之上构建起来的基础。作者深入剖析明清时期经济运行方式的利弊和管理缺陷，以及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结合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给久受文牍主义束缚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重要视角和方法，也给只简单关注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读者在如何看待和解读历史上带来有益的启迪。

阅读的意义在于思考。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让人从另一个维度去剖析历史，唐宋第二帝国之包容开放外向，明清第三帝国之闭塞收敛内向，从制度架构的深层次对历史朝代进行划分，外表虽是不同的朝代，但国家运行的底层逻辑却大同小异，在本质上做了区分。 本书前半段叙述了明代的财政状况，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思维局限，以不变的历史眼光制定政策，将帝国变成一个庞大的农村，官僚系统成为一个附着在士绅阶层上的寄生产物，而与最底层没有直接连接，即所谓的“潜水艇面包”结构，体制松散，效率低下，动员能力不足，这样松散的机制居然能持续运行两百多年。 后半段讲述蒋介石政府的贡献，主要构建了一个高层机构，毛泽东则构建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蒋介石麾下的高层系统与底层并无实质性连接，征兵、税收等政务无法有效推进，军事力量鱼龙混杂，并未从最细微处着手改革，这种只有高层机构而无底层组织的结构终究是不稳定的，彻头彻尾的改革必不可少，过程必定是漫长且残酷的。 民国与新中国颇有种汉承秦制、唐承隋制的意味，高层与底层需要接触，改变以往官僚系统驾在亿万农业人口之上的格局，这也许是如今国家注重基层事业的核心所在。

“间架式结构”“数目字管理”是作者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但吊诡的是，作者的行文风格更似散文式表达而缺少必要的实证。在如今看来，“数目字管理”也即今日的数字管理，我们同时也知道数字管理依旧只是手段，重要的是不同的数字处理和逻辑论证，针对同样一组数字会有不同的解释与判断。当然，在作者的年代，数字管理是最紧迫的任务，这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突破；而在当下，如何在量化管理基础上作出合适的质性表达、消除人被异化的危机，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因为人才是最终目的，这关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此外，书中对蒋的评价确是开了另一视角，可作认知上的一个补充。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鸦片战争，黄先生则认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开始时间应当再往前推几百年，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朝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到了清末、民国乃至今日都有其影子。这本书取名为“现代中国的历程”，里面包含了从明朝到二十世纪末的一系列论述，书名符合黄先生的历史观。 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一个是黄先生认为，横征暴敛不符合明朝实际，明朝的税率相比前朝要低，皇帝即位或在位时期的宽免赋税等一系列措施，导致明朝政府收上来的赋税相比前朝太少，这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因此无法充分调动国家机器，间接导致多次对外战争失败。由于财政税收管理不力，即使是减免的赋税，有时可能也会直接流入贪官的腰包，根本无法惠及百姓。 另一个地方是黄先生对于蒋介石的评价，相关证据表明，蒋介石有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这个人的各种方面都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只从一种角度看历史人物是狭隘的。

在钟书阁里不经意间看到，出于一直以来对黄老的膜拜，毫不犹豫全价收入囊中。黄老的书，大历史观和数目字管理始终是其核心内容，此书也不例外。16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明代的财政管理等文章，以详实的数据委婉地否定了教科书中有关人均重税的说道，虽然客观地讲，人均数字对实践操作并没有太多的现实指导意义。后半部分有关蒋介石的文章，没有过多的个人评价，而是放在大形势大环境中去解析一个人，特别是亲身经历的回忆，让人隐隐体会到作者对蒋的佩服和同情，非常中肯。全书下来，虽然有时会在一堆数字中朦胧遨游，但对数目字管理却有了更深的感受。正如其书中举例三种管理人类的方法，策动个人私利观，促进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是最务实、最主要的手段，想想也是，小公平前提下才会有大正义。所以，黄老的数目字管理，抛开简单的数字统计，其实根子上，更多包含的是一种契约的精神，隐含着经济民主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