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套装全十卷 ）

最鲜明的感受是：它不像国内通史那样把"统一，盛世，衰亡"当主轴，而是一面"他者之镜"，逼你把习以为常的叙事拆开重看。 开篇就颠覆。第一卷宫本一夫是考古学家，从旧石器、彩陶、二里头讲起，神话当神话、地层当地层，"《夏》"是不是王朝先存疑；第二卷平势隆郎把殷周到战国看成"城市国家"竞逐合法性，连"三代"都当成战国各国建构的政治话术。这种"先疑后证"的劲头贯穿全书。 中段最开脑洞。金文京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拆开比对，还放进日韩视角；川本芳昭写魏晋南北朝，重心不在司马家而在"中华"如何靠胡汉融合反而扩大；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干脆不以宋为正统，辽夏金元才是主角，草原立场冲得读者不舒服，但也真能看见另一套欧亚大陆逻辑。 上田信第九卷《海与帝国》用海洋、白银、漕运串明清，闭关锁国被重新提问；菊池秀明末卷从岭南、拜上帝会切清末民初，不是从北京看中国，是从边缘看中心。 写法上，十卷各自为战：有的偏考古报告（一二卷涩），有的像文化随笔（七卷宋思想），有的气势磅礴（六卷唐、八卷元），水平参差但都"有作者"。许宏、阎步克等九位国内学者作序兜底，提醒你哪儿要警惕。 落到自己身上，它治好了"通史=标准答案"的错觉。日本学者跳出中原本位、帝王本位，重看周边、海洋、物质、宗教，不等于他们都对，杉山的非中华本位、个别近世论断就有争议，得拿国内通史对照着读。 但合上十卷最实在的一句话：历史不是一条线，是一张网；知道自己被人怎么看，才看得清自己原来怎么看。

第一卷《从神话到历史》，探究了中华文明的源头，对于那个神话和历史交织在一起，又没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年代，该如何认识？重要的不在于结论，而在于研究方法，也就是，考古和文字并重，“地下之材料”与“地上之材料”结合。 第二卷《从城市国家到中华》，讲了如何运用新的材料和综合分析，来验证烽火戏诸侯之类我们以为的“史实”，同时，探讨了中国如何从商周时代一个个分散的小城市国家，变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中华”。 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讲了秦始皇开创的帝国模式，带给后世中国的影响，比如皇帝这个职位的出现；中央集权体制对封建体制的胜利；国家治理上儒家与法家思想的运用；还有皇帝的一些仪式、排场在此后历代的沿袭。 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比对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呈现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探讨了究竟谁是正统，还原了三国时代真正的实力格局，也探讨了三国归晋的必然性。 第五卷《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通过“崩溃”和“重建”这两个关键词，探讨了统一三国的晋国，为什么会迅速崩溃，介绍了晋朝崩溃之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十六国”系列政权，之后又从文化角度探讨了中华文明对少数民族政权以及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辐射，在此基础上中华这个概念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得以重建并进一步扩大。 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关注了两个问题，分别是隋朝各项制度建设对唐朝以及之后中国历朝历代的影响，重新定位了隋朝的历史地位，分析了唐朝为什么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也探讨了为什么经过安史之乱的大浩劫，虽然唐朝国势大衰，但依然能作为一个统一王朝维持一个多世纪。 第七卷《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讲了宋代的制度建设，它的形成原因，和它对这个国家运势的决定性影响，还原了从赵匡胤到王安石，从岳飞到朱熹这些宋代名人的真实历史面目。 第八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讲述了辽西夏金元这几个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并且介绍了日本游牧民族史专家杉山正明提出的一些站在草原立场重新审视的历史观点，虽然对我们习惯的历史定论又很大的冲击，也未必准确，但这些观点确实能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启示。 第九卷《海与帝国》，讲述了从元末到清末500年间的历史，并且非常独辟蹊径地以海洋为主要线索，探讨了漕运与海运对元朝灭亡的决定性影响，对海洋的态度，导致了明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最终落后于时代。 以上，就是这套讲谈社出品的“中国的历史”，作为日本一线历史学者接力写成的一套中国通史，它既有局外人的中立视角，又比之欧美的汉学著作，多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它能带给你，对中国历史的全新认识与感受。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套装全十卷）作者：[日]宫本一夫等》 各种史观，好比从不同角度投向历史客体的一束束探照灯光，它们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也必然各有所见不及之处。学术进步，就在与不断探索、寻找新的角度。 叙事上高度跳跃的选择性和结构上调度自如的畸轻畸重，使本书充满了一种由非均衡的张力所营造的美学效果。至今还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张，讲述历史只需要“还原真实的过去”，所以“实证”方法就意味着必须尽量剔除讲述者自身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可能还原“真实的过去”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所有经历了那个“过去”的人们都一致同意的“真实”吗？看来与其悬得过高、空论还原真实，倒不如尽最大努力地去还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各种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种细节去还原一幅有关过去的越来越精准、清晰的宏观图景。历史细节永远“还原”不完。这里不存在应不应该有所选择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选择得好不好。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 正如我们的历史学一样，并不在于要将过去的时代据实掌握。说到底首先还是要从过去汲取对现在有用之处。这正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 日本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中国的历史》，这套达十卷之多的中国通史丛书，开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是位考古学家《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平势隆郎先生所著《从都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一书，属于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二卷（殷周、春秋战国部分）,第三卷鹤间和幸是日本从事中国秦汉史研究成就卓然的学者，多有质量优异的论著面世。他的这部《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秦汉历史。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著者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的金文京教授，著者虽然以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作为研究专业，但是其对于三国历史也是有着深入认识和研究的，故而得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具体而微、生动活泼的解读。第五卷是九州大学教授川本芳昭先生的著作《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川本先生的专业为东亚古代史。他以中国为中心，对东亚的政治史、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等进行过长期的研究。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作者是曾任日本“唐史研究会”会长的气贺泽保规教授。从当时的整个世界上来看，隋唐时代也拥有着极为突出的势力和影响力，堪称东亚世界的中心。第七卷东京大学小岛毅教授这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第八卷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第九卷作者上田信教授《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第十卷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民国》所叙说的中国近代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 人们用诸如“中国”或“夏”的词汇表示这一特别地域。“中国”一词最初指周王朝的王都一带。而其他国家也用这个词来表示自己国家的特别地域。因此不同国家话语中的“中国”所指地域是不同的。 “夏”则是来源于夏王朝的一种称呼。战国时代不同国家所称之“夏”，其具体范围也不尽相同。这也导致了后世无法确定夏王朝到底曾在何处。 “中国”一词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在历史上也被广泛理解为汉族人居住地的代名词。然而当我们追溯到战国时代就会发现，“中国”一词的意义其实并非如此，它指的是“天下”中的某个特定地域。 “夏”与“华”可通用，将“中国”与“夏”融合后便有了“中华”一词。在本书所涉及的时代，“中华”还没有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广泛流传。 战国时代，虽然领土国家都用“中国”一词来界定沿袭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但各国的领土或控制范围也并未局限在这一文化地域中。 我们绝不能把“不清楚”的事情说得好像很“清楚”似的。在《史记》的时代，史官必然比我们亲眼看到了更多的“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说明太古以来的天下等内容时，使用刻意编选的“事实”和简单地说“清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通过甲骨文和金文，我们有时反而能获得记载得更详细的资料。但是，这些甲骨文和金文也都是站在商周的角度来记录事件的，因此关于商周以外的各国状况，我们也只能从商周的立场来推测。况且甲骨文和金文的记录也非常零散，所以仍然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那么，何谓“清楚”？为何“清楚”呢？ 战国时代，铁器的普及成为社会构造变化的基石，官吏制度逐渐成熟固定下来。每个文化地域上，出现了一个乃至两三个领土国家。被这些领土国家从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吏们开始对以前的“国”进行统治。 文字摇身一变，成为支撑官吏制度的工具。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体系，即律令（制度）也逐渐完善。 然后他们通过文字这一工具留下各种各样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书也成书于这个时代。每个领土国家都有各自的史书。因此我们就有了从不同视角记录的各种史实可供参考。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各种事情都更“清楚”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生根发芽于春秋时代的汉字摇身一变，成为文书行政的工具。这个时代对于汉字发展史而言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国时代绝不应被描述成一个昏天黑地、战火弥漫的时代。 所有儒家典籍都是将汉字圈视为天下的。在本书中我们追溯到广域的汉字圈刚刚形成的春秋时代，或进一步追溯到广域汉字圈尚未形成的商代、西周的时候，说明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问题。 “天下”这个词很危险，集中了许多能招致误解的因素。这个词在战国时代基本上等同于汉字圈，而到了汉代，这个词汇的定义基本上原封不动地被使用。但是战国时代的“天下”之中有若干中央政府存在，相应也有个若干个特别地域的存在。到了汉代，汉字圈开始被整体定位为特别地域。在这个巨大的特别地域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若干文化地域便不得不将其独特性隐藏起来。 战国时代与后世，即使汉字相通，其含义也不同。“國”（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认真整理出土史料后就会发现，“國”在西周时代是“或（域）”字。我们给这个“或”字加上个国字框后便成了“國”字，给它加上土字旁后便成了“域”字。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国家时代的“域”到了领土国家时代就演变成了“國”。也就是说，从城市向外延伸的一定范围叫做“域”，而到了以文书行政来统治城市的领土国家时代，这个“域”都成了被外面的疆域包围的存在了。因此便产生了“國”这个字。 关于这点，也正如前文所述，在周王朝的时代，围绕着王都的一带被称作“中或（域）”。到了战国时代，人们用来称呼陕西一带的词汇就变成了“中国”。在其他国家，他们把别的领域称为“中国”。这个“中国”到了汉代以后演变成了天下的意思。 接下来谈谈“姓”与“氏”的问题。在汉字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城市国家的首领称为侯。人们用来称呼这些首领的就是“姓”。同姓诸侯被看做是同族人。比如被看做与周同族的诸侯（我们先不管他们是否真是同族）都被称为“姬”。 铁器的普及给春秋战国时代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变动。耕地激增，城市数量也急剧上升。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形成了一种与传统人际联系方式不同的新秩序。城市里聚集了不同出身的人，这些人将各自的出身称为氏。氏在城市居民之间越传越广，最后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氏。 正因如此，将姬氏说成姓，这种说明方法本身就是姓与氏已经没有区别、混为一谈的时代的产物。 大秦之地在数千里的西方，拥有四百余城，城郭为石头城，有发达的邮亭交通制度，那里的人身材高大，因为与中国类似，所以称为“大秦”。他们使用金银货币，与天竺也进行着海上交易。 “大秦”这一国名意思是规模很大的秦国。虽然秦已经灭亡，西域人仍然继续称中国为“秦”。“秦”就是China一词的来源。“汉”是现实中王朝的名字，“秦”则是地域名称。西域人将与“秦”（中国）匹敌的西方大国称为“大秦”。 儒教存在两个新旧的对立。一个是新注和古注的对立，另一个是今文与古文的对立。所谓新注指十三世纪朱熹一派的经典注释，以哲学、思辨的解释为特征，被称为理学。朱熹以前的注释则称为古注。古注是指那些紧抠经典文章的偏重具体的注释。而古注完成的时期，正好是后汉向三国过渡的这一时期。古注具体地说，郑玄注释的《毛诗》（诗经）《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传》、赵崎注释的《孟子》等为后汉末期之作，王弼注释的《周易》（易经）、何晏注释的《论语》、杜预注释的《春秋左氏传》为三国魏晋时代的作品。另外，《尚书》（书经）被认为是前汉孔安国之注，但实际上应该是魏晋时期的伪作。古注里只有注释《春秋穀梁传》的范宁是东晋人。由此可见，在经典注释上，三国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不过中国古典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五言或七言形式。中国最古的诗集、先秦时代的《诗经》基本上以四言诗为主，《楚辞》则字数不定。五言诗、七言诗发展成为主流，则要到后汉末期至三国的这一段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父子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诗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诗起源于民间歌谣，最初都是唱出来的。所以四言、五言、七言这些诗的体裁的不同，实际上是由诗的原有曲调的变化产生的。人常说歌随时变，因此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因此汉代民谣一般又被称作乐府，其形式主要为五言。相对的，七言诗则多用于铜镜的铭文，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歌谣。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有七言诗出现。 后汉末期以后，模仿这种五言乐府诗的体裁，文人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古诗十九首》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描写了人们的内心痛苦与觉醒。 换言之，五胡、北朝、隋唐与古代日本可以说是具有以下共同侧面的国家群：它们都是以秦汉帝国为母胎，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在魏晋南朝的体系中成长，并在突破这一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崛起。 胡汉两族的融合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隋唐国家的开放性这一特色。在自秦汉以来的超过两千年的王朝史之中，隋唐给人的突出印象正在于其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门户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除隋唐以外，还有北魏以及蒙元时代都是有名的对外开放时期。这些时代有一个共性，即都不是纯粹的汉族王朝。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以后，曾数次受到弹压。其中，如果抛开像三阶教那样某一宗派瓦解的事例（参见本书第一章相关部分），使整个佛教面临存亡危机的大规模弹压前后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毁佛（446年）；第二次在北周武帝的时候（574—577年）；第四次是后周世宗的毁佛（955年）；第三次就是圆仁被卷入其中的这次唐武宗的“会昌毁佛”。上述这些排斥镇压佛教的事件，根据当时的皇帝名被总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冯道作为一个文化人留下了大量业绩，其中在李嗣源时实施的经书印刷事业，在学术史上、技术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在宋朝欧阳修以及司马光的正统史观确立后，从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算起，李嗣源、李从珂算成唐的异姓，柴荣算做周的异姓，一共“八姓”，合计侍奉“十一君”的冯道，被批判为不守臣下之道，没有大义。近代以来这种基于儒家思想的评价被推翻，流行的善意解释是他为了保护民众，忍辱负重，以图维护社会秩序。但是，不论后世如何评价，自称长乐翁的冯道当在地下笑闻一切。因为在当时，文官的这种生存方式是很普遍的。能在野蛮的军阀们之间游刃有余，一直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的冯道的处世术，实可称乱世偷生的智慧结晶。 濮议使士大夫们的精力消耗殆尽，欧阳修也失去了实行政治改革的精力和热情。范仲淹、欧阳修等梦寐以求的宋朝新政，只能留待下一世代的士大夫们来实现了。但是他们绝没想到，未来的改革，将带来更为广泛更加激烈的党派对立。 我们一般称之为科举的制度，正式称呼应该是“选举”。《唐书》（欧阳修的《新唐书》）以后的正史中都有“选举志”一章，记录着科举制度的沿革。本来在汉代，民间人才的选拔是地方官的工作，称为“乡举里选”。隋唐以后，皇帝亲自“选拔推举”自己的部下，就变成了“选举”。“选举”分几种“科”，所以也被称作“科举”。 宋朝科举与唐朝科举最大的不同，正如本章所述，是增设了皇帝亲自做考官的殿试，人事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因此，形成了图示的地方（解试）与中央（省试、殿试）的三段考试制度。 大唐帝国在宋朝初期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宋人不久就开始摸索超越大唐的独自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论，这种摸索的集大成，就是朱子学。淳祐元年（1241）的孔庙改制，意味着朝廷正式承认朱子学是御用学问、体制学说。如果说唐朝实体是被黄巢和朱温（朱全忠）消灭的，那么唐朝的理念，却是此时被朱子学消灭的。 纬书是汉代出现的一批书籍，据说是孔子为了解释经书的深奥意思而编著的，所以流传很广。加上表示预言的“谶”，合称“谶纬”。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禅让革命理论就是来自这种谶纬思想。实际上，唐朝的国定儒教经书注释书《五经正义》就有很多地方引用谶纬，并依据纬书的说法解释经书的字句。欧阳修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 儒教也就是“孔孟之道”。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宋代才产生的。宋代以前儒教的代名词是“周孔之教”。“周”，就是周武王之弟、周王朝成立的最大功臣、周成王的摄政、孔子多次梦见的周公旦。 宋代正史《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以长达十二卷的《外国传》和《蛮夷传》作结。这是把有关中国以外地域的动向，以与中华王朝的关系为中心记述的部分。这一形式是正史自古以来的形式，著名的《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确切地说是《魏书·东夷传·倭人传》也是这一部分。但是，《宋史》的特点却在于，特别把《外国传》和《蛮夷传》分写，且没有包含辽和金的有关记述。 宋代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成所谓“日本传统文化”，意味着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并不仅限于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中国国内，而是广大东亚地区共同的历史遗产。包括韩国和越南，我们迎来了应该共述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时期。 从安禄山举兵到蒙古帝国解体，经过了六百多年。中华和欧亚大陆，都发生了大变化。首先，中华发展巨大了，而欧亚大陆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面打破“文明圈”的框架实现对接，形成了一个系统。中华和欧亚大陆的联动，是确凿的事实。 可以说，这是人类史上头一回实现了整体统一的“时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世界史上的一个终点。同时又是开启下一阶段全球化时代大门的起点。 超越曾有文明的框架、虚心地重新观察人类的总体发展、站在人类这一角度探寻可以共有的“未来”，对于曾经没有海图就出发去航海的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吧。这样做，开始可能会被认为是绕远路，但是实际上难道不是最为确定和有效的途径吗？ 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南赣乡约》。所谓乡约就是农村的规约，同时也是共享这一规约的社会组织。投降后的土匪，作为“新民”重新编入当地社会，因此王守仁创造了一套制定规约的手册。这就是《南赣乡约》，此后成为各地编制乡约的范本。虽然乡约起源于宋代的《吕氏乡约》（1076），但它在明代得以重新兴起则归功于王守仁。 乡约在1570年前后得以普及，其背后与税制的合理化有很深的关系。里甲制中编入民户的人们被要求向国家缴纳粮食等实物作为税粮，提供劳力作为徭役。 作为中国人口史的名著，何炳棣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把16世纪后半期中国引进美国大陆产的玉米、马铃薯、红薯评价为继宋朝引进占城大米之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认为这一事实为18世纪人口骤增提供了保障。 从本系列其他各卷的叙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因蒙古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一体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倾注热情于被称为“北伐”的北上作战。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毛泽东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是处于时代与时代的夹缝之间，黑暗不见天日，看不到出路。孙文亲自宣布成立的“民国”，开始了寻求其出路的苦恼彷徨之旅。 鲁迅曾撰文尖刻地讽刺这些攻击孙中山的人，“战士（指孙中山）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了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从中学习，不拘泥于任何偏见和既成的观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真实的中国—我们面临着许多的课题要解决，而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社会。

11天时间，用83个小时，囫囵吞枣的读完。初读前两本，惊为天人，朦朦胧胧的中国史前文明和简笔画一般的夏商周，竟然被一个日本人讲的生动具体起来。后面几本也还行，但随着史料的丰富和影视作品的高曝光度，宋代那本似乎讲的明显潦草了些。而辽西夏元金那本，看得我头晕目眩不知所云，在1/3处就放弃了。写法对我这种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很不友好，作者似乎认为读者对这段历史的熟悉度和明清是一样的。 正当我担心作者如何把大家最熟悉的明清历史压缩在一本书里讲清楚的时候，作者另辟蹊径从水上贸易的视角切入，提出了一个与大众认知完全相反的观点——明清有着丰富的海上跨国贸易，并非印象中那么闭关锁国。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作者观点，但仍然是大开眼界。 当我初读前几本时，觉得作者简直是神人，直到讲到了我比较熟悉的领域。作者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源自佛教故事，实际上根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在古印度流传着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先是被收集到《罗摩衍那》中，之后又被已收到佛经中成为佛教故事。随着佛教传播到中国，这些故事又被本土化为中国的历史故事。作者还认为白莲教是佛教系统下的民间组织，但它却是篡改佛经内容的。历代造反，那些人都要借助《弥勒下生经》的内容，打着弥勒佛要提前出世的旗号吸引人气。白莲教与太平天国，左一步是邪教，右一步是造反。 这套书是值得反复读三遍的。

如果是为了了解中国历史，选择这套书就是个错误，作为日本销量最大的中国历史书籍，它最大的功能是为我们提供了解历史的新角度。简单说一下这套书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其一，第八册的辽西夏金元，没有按照中国的历史观，将元作为承宋启明的正式朝代，而是归为游牧民族入侵。这个做法就是日本在侵华期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大肆宣扬的满蒙非华论的理论基础。 其二，第十册的清末民国，大量弱化模糊日本侵华的事实，例如日俄战争是日本和沙俄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却写成是受到在日留学生所支持的抗俄行动，只字未提旅顺大屠杀，更不要说之后的十四年侵华历史。 其三，这套书最有用的是第十一册和第十二册，却未被出版，十分可惜。原因也很简单，它从日本人的角度去看邻近这个大国，清晰的展现了日本人那种狭隘自私，却要在面上表现出斯文儒雅，尽可能去合理化自己错误的心态。 综上，建议直接找台版的第十一册和第十二册来看，不必在前十册花太多精力。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套装全十卷）》，180828-220507，1349天，5633分钟，2340个笔记（全套书10本，200万字，累计阅读45个月，超94个小时） 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把第二套大部头系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也读完了。 因为对历史感兴趣，相关系列作品自然会更关注一些。除了《剑桥中国史（全集）》，期待最多的就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套装全十卷）》。剑桥是一帮老师写一个时代，讲谈社则不同，一个老师专门写一个时代。好处呢，就是前后逻辑顺畅，不足呢，则是容易陷入个人主观臆断。如《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读者的评价说好听点就是褒贬不一，说难听点，就是不认同作者的观点，甚至出现言语谩骂等不文明现象。 这套书，前后读了近四年。其中，《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和《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四本书是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读完，阅读顺序无任何讲究，都是在阅读某一本书时提到了，这才匆匆读一遍。除了第十一本未翻译出版外，其余六本都是2022年4、5月份读完。而在此之前，读完了900万字的历史大坑《剑桥中国史（全集）》。 从2021年11月起，到2022年5月，用半年的时间陆续读完剑桥和讲谈社共12本书。不算未出版的内容，剑桥系列目前最推荐刚出版的《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和《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上）》。 讲谈社系列也有2本推荐，一本是《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一本是《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魏晋南北朝史开创性的提到了区别于文化和经济之外的第三种史观——中国制度史观，这个观点正是基于田余庆老师提到的魏晋南北朝的“常态-变态-回归”概念而产生，所以也把田老师的书都买下来逐个学习，刚读完《东晋门阀政治》。宋辽夏金元史在讲述中国的游牧民族政权历史方面独树一帜，以至于很多读者都无法完全理解和认同。我们接受的主流史观是宋元明清，书中提及的辽、西夏、金、元事实上也是一种角度，不再拘泥于华夏正统，从外部游牧视角来看待六百年的游牧大融合。本书推荐序，姚大力写的“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深得我心，推荐一看。 事实上，讲谈社系列内容还有一个隐形的特色，就是各书之间的关联性很强，不会有很强的割裂感。比如《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和《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三书，关联性就很强。前两本书两宋始终贯穿始终，后两本书则是元朝作为关键节点链接两书。一方面，元是游牧政权的代表之一，另一方面，元也是海洋帝国的推行者之一，以连接欧亚舞台的主要王朝而被铭记。这样的设计，降低读者的认知成本，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 2018年清华大学新雅学院开设本科通识课，主题为“阅读中国文明”，主要推荐书目就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套装全十卷）》。微信读书建有书单，可以参考阅读。

实在太长了，中间很多地方是跳着看的。作为一本通史，尤其是少有的国外视角的通史，这本书有很多优点，通史也有一些缺点。 首先，日本作为中国历史上千年的邻国，无论是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上，都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同时孤悬海外一衣带水的客观地理因素，又注定了这些“紧密”的联系，是一种外化的，不真切的“紧密”。所以，这本书在很多地方有着一些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但是这些“独特”具体如何，却值得说道说道。 其次，这本书是14年出版的，但这种篇幅的书籍，我猜测作者最晚最晚动笔不会晚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位可以回忆一下在2010年左右的中日国力对比，在此情形下，作者本人的成书态度和对一些事物的角度看法自然跟当代的环境有着极大的出入（更不用说书中很多段落和考据的时间还远在上个世纪）。受限于中日之间的恩怨纠葛，作者的很多观点和角度，大家最好可以仔细想想，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最后，作为一本跟华夏有着极为紧密联系的异国作者写的中国通史，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但是在阅读的时候，最好还是明白这位日本作者成书的时代和当时日本的社会环境，最好能够跳开他的视角，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

品一品原文“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是宋代历史文化的继承者。换言之，现在的中国并非中国古典文化的唯一正统和独占的继承者。“导言”提及的那个体验，只不过是笔者和一个中国友人的个人意见而已，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不得而知。但是重要的是，至少在审美意识这一点上，日本人与宋代人是很接近的。当然这并不是谁正确、谁优秀的问题。宋代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成所谓“日本传统文化”，意味着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并不仅限于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中国国内，而是广大东亚地区共同的历史遗产。包括韩国和越南，我们迎来了应该共述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时期。而这点，同时也牵连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的来龙去脉进行学问上的探究。所谓历史研究便是探究“其然”之“其所以然”，而正是这点总是受到政治上的支配与限制。但是一个极为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宋王朝的统治版图与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并不一致。认识这一点，并且认识到宋代的文化远远超出其统治区域，给后世留下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才是我们今日研究宋代史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在上述课题研究中，与笔者共同策定研究框架与研究方向、期望描绘出全新东亚历史图像的一个“志同道合”者，于2009年秋不幸逝去。他的逝去对于日本的宋代史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试图确立的不是被今日之国境严格划分的国别史，而是地区、都市之间直接交往的交流史。在继承他的遗志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也恳切希望中国的有心之人能理解本书。”日本政府一直在牵头造假，扭曲历史，模糊真相，书本出版十年后的今天，开始给AI喂毒。（我猜评论下会紧跟着一批洗地和谩骂的人。）

日本出版社出的一套中国通史，当然全是日本学者写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叙述中国的历史。 历史，怎么可能是完全旁观的视角呢？绝无可能，多多少少都要带入主观因素。 不同之处若干： 其一，中华疆域的认定，汉唐之前谓“小”，之后有西北方游牧国家之并入，可谓其“大”。 其二，中华历史之主线，有汉唐宋明之所谓正统，此是固有而熟知的；那么依此，与宋对峙的辽、金等，如何看待呢？此套通史的观点则是，亦可以辽、金等北方游牧民族所创国家、文明为主线，描述那段中华史，至少与宋是平等共立的。 其三，安史之乱为时间节点，原较为封闭的中华文明圈，因游牧民族的进入融合，而扩充至中亚，西亚，欧亚地域因此而进入交流整合的一体化进程，中华的意味更为辽远。 其二的观点，有可取之处。尤其是论及西域之历史，如以传统的中华主体论来描述，多数为"外国史"了，底气不足。但依多主线共存的大中华来论说，便说得通。此处我给这套书一个大赞！

去甚色，而见其品，方为佳人，忘其才，而识其志，乃为良伴，现实生活中，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没钱的灵魂你看都不看，很多人爱的根本就不是那个人，而是对方的条件！“‌去其色，而见其品，方为佳人；忘其财，而识其志，乃为良伴‌，“去其色，而见其品，方为佳人”‌ 意思是：若能抛开对方的外貌或性吸引力，仍因其‌品行端正、性情温良、有教养与风骨‌而愿意亲近，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佳人”，古人区分“美人”与“佳人”：前者重貌，后者重德与才识并重，“忘其财，而识其志，乃为良伴”‌ 若能不因对方的经济条件或物质能力而选择共度一生，而是因其‌志向相合、有担当、有格局、能共患难‌，这才配称为“良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