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海外中国研究文库）

妹子看我读完《大象的退却》后强烈推荐的。确实展卷有益，但其阅读也让人辗转难眠。这本中国环境编年史让我有深深宿命感。四千年的环境退化每每有迹可查，但我们看来也是马后炮吧。 这部书最为难得的，是回顾了现代中国的环境问题，尤其是近三十年，并未一删了事，出版社也算充满诚意。2010年，国际能源署公布，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同年夏天，打破历史纪录的特大暴雨，造成汇入长江的水量急剧增长，三峡水库和大坝的洪水调控功能遭受质疑。但无论怎么“打破历史纪录”，洪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长时期以来砍伐森林和水文系统对周期性降雨的蓄水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该书将中国人为适应以谷物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砍伐华北平原的森林，并继续向南部和西部拓展，清除了各种森林，称为在世界历史中都可以算是最大规模的人类持续性活动之一。作者提出中国的森林砍伐和水稻种植都可能在六千到八千年前就开始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并多次强调中国碳派排历史责任很大。 从三峡回望水利工程，中国历史上，新王朝有能力动员必要的资源来解决水利问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洪水或干旱引发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流逝，维护这些系统所需要的资金、时间和人力状况不可避免地会趋于恶化，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洪水和干旱，并进而加剧了王朝的衰落。 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悖论：虽然环境的退化是长期而且明显的，中国的农作制度又确实具有非凡的可持续性。由于黄土的特殊性，在黄土和森林交错区耕种的农人可以年复一年地耕作很多年，因此他们必须捍卫自己对于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权。 个人、家庭和其他社会群体确立和行使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与人类和自然交流并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环境史而言，可以据此分为两大类，一类将特定地块（无论大小）的使用权赋予具体的人，另一类则并不认为有必要或者应该拥有固定的土地。 中央政府从农民家庭收税这一制度安排成为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内容和特性。家庭农业的生产方式也是早期帝国政府决策的产物。 总之，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拥有如此丰富而广袤的生态系统；能够将自己的水利系统重新整合成一个如此庞大的内河航运体系，进而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促进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像中国这样让土壤连续几千年仍然保持着生产力，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民曾经拥有过如此漫长的传染病历史经验，不仅适应了这些病菌，也将其带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历史学者约翰·理查兹在《无尽的边疆》中指出，人口，商业化，生物过度利用和资源能源不足等全球性的主要趋势推动着人类不断耗尽早期近代世界的各种自然资源和空间。中国也不例外。以中国为最大最长的样本看人类的发展，我们还有多少希望？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是美国学者按时间展开，整合欧美最新成果，梳理中国从原始社会到21世纪的环境变迁与人地互动，指出帝制时代农业扩张与国家利益结合导致周期性生态危机，并将中国环境史置于世界视野，揭示其对当代治理的启示。

一本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贯通到2010年代的中国环境通史，一本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中国历史演变进程、路径的好书。本书前六章对中国从上古直到近代帝国晚期和民国的环境史的分析过程让我从更深的层面认识到了之前耳熟能详的中国历史发展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的生态原因；第七章又时刻提醒我就在现在中国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 摘录书中部分文字如下：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食物、燃料、衣物和住所这四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大都是“由各种生物质转化而成的，这些生物质有的来自对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采伐、加工或燃烧，有的来自粮食、饲料和燃料作物的种植，有的来自食用、饲料用或药用的野生植物”，都依赖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可以直接或间接被人类消耗的能量。在这种旧生态体制下，上述过程主要是通过人力或畜力来完成的，也就是J.R.迈克尼尔所说的“肉体能源的社会（somatic society）”。随着森林的减少或消失，这些能量水平也都会出现下降。 ——环境史学家现在越来越倾向将能量的储存和使用方式作为界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能量用于劳作，因此越多的能量开发和越有效的使用，就能产生越多的劳作量，于是也就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对商这样的农业社会来说，储存能量以备未来之需永远是一个问题。谷物最多储存几年就会腐烂，树木虽然能存在上百年甚至更长，但砍伐树木也需要消耗人体的能量。显然，日照驱动的农业能量机制中更有效的储存方式还是人和动物。 ——J.R.麦克尼尔称这种工业化之前的能量机制为“肉体能源模式”，因为其运作方式需要依靠人类和动物的肌肉运动。那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越多的人力受统治者驱使，也就意味着有越多的能量用于抵御外敌或其他用途。而对于平民来说，从事农作的耕畜和其他禽畜也是能量的储存，可以通过用它们劳作和食用它们来完成能量向人体的传递。对于这种日照驱动的肉体能源模式来说，到达地表被植物吸收的日照能量的变化对于生存至关重要。 ——农产品剩余催生了统治集团，他们建立城市并在其中居住，也与其他结构相似的群体发生战争。到公元前1200，商只是中国北方诸多相互竞争的政权中的一员，因此中国不仅是全球少数几个农业起源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少数几个最早出现战争的地区之一。国家、战争和农业，显著地驱动了中国的环境变化。（注释：在上古世界至少三个最早出现战争的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中美洲，战争和政治都具有某种跨文化的共性，是从各个社会最初状态中自发产生的现象，而不是某种文化扩散的结果。） 定居农业、战争与精英集团的共同作用导向了一个新局面，促使统治者具有强烈的愿望去开发环境资源以壮大自身实力进而与敌国对抗。人类需要能量来生存，一个群体所汲取的能量超过自身生存和再生产需要越多，这个群体——通过国家政权——所能支配的力量也就越大。在使用化石燃料之前，绝大部分的能量来源途径只有一个：植物吸收并转换太阳能，再被人类或动物食用并吸收，农业就是人类集中获取稷和稻等作物中所积累的太阳能的主要方式。因此，人作为一种能量的储存起，无疑也是很好的俘获对象。 扩张农业就是扩大能源供给；人类和动物本质上就是能量的储存器——就像小电池一样。权力即意味着控制和调配这些人类和动物能源的能力，当然这个基于太阳能的能量体制极大的限制了所有前工业时代国家的实力。 ——一方面，中国在北方和南方的两种耕作方法，以及尤其是对自城市中收集的人类粪便的使用，构成了乡村和城镇之间的一种养分循环，使其农业系统可持续性远大于欧洲。认为中国农业具有这一特性的观点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事实也是如此，宋朝时的耕地一直到现在仍在使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农业在环境上是可持续发展的。 而另一方面，对任何环境来说总有一些能量和养分的流失是无可挽回的，科学上的术语称这种不可挽回的能量损失为“熵”，要阻止它发生需要额外的能量输入来重组“秩序”。因此，一个人为改造的环境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维持的。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扩充资源和能源的途径，并因此而不断寻求领土的扩张，（当它有能力时）向北扩张即与游牧民族对抗，向东向南则与其他非汉族群竞争。在每一次扩张过程中，当地自然财富的宝库都被置于汉人的掌控之下，并回流到中国的核心区域。因此，这些核心区域的“可持续性”部分也是由于中国征服和开发了曾经是非汉族群居住地区的资源而得以维持的。因此，中华帝国的建立、维护以及扩张（或收缩）都是有其基本环境进程为基础的。

读完的第859本书，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历史上人类活动对中国环境长期而深刻的影响，系统全面，史料翔实，极富洞察，五星推荐。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是一部由美国学者马立博撰写的中国环境通史著作，书中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从史前到现代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方式。 史前时期：人与自然的初步互动 在史前时期，中国早期人类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狩猎采集和早期农业的尝试阶段。书中指出，这一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已经开始出现对自然资源的初步利用和改造。 上古及帝制早期：国家形成与环境变迁 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300年，中国经历了国家的形成和早期帝国的建立。这一时期，战争、农业扩张和国家建设对环境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城市化进程改变了自然地貌，同时也导致了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 帝制中期：南北方的环境变化 公元300年到1300年，中国北方经历了战争和人口减少，而南方则经历了大规模的拓殖和农业开发。书中提到，北方的森林退化和南方的湿地开发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环境变化。同时，新型农业技术和大运河的出现也对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帝制晚期：边疆开发与生态极限 公元1300年到1800年，中国经历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对发达边缘区的开拓。书中指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的扩张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压力增大，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和岛屿。同时，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近代：环境的退化与危机 公元1800年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近代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书中强调，这一时期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如森林砍伐、土地沙化和水资源污染。 现代：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书中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然而，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环保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作者的主要结论 马立博在书中指出，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种独特的中央政权与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对环境改造产生了关键影响。这种模式虽然在养活大量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此外，尽管中国文化中很早就形成了道法自然、水土保持等思想观念，但这些观念在实际的环境利用和保护中并未充分发挥作用。 总之，《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环境历史变迁的著作，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启示。

绝对值得推荐的一本书。外国学者视角下的中国环境史。读了令人“挺遗憾”，在中华文明推进过程中，环境被改变些许，看到那些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不断压缩，的确令人唏嘘。尽管，环境也会“绝地反击”，只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挡人类利益驱动。也正是由于过去几千年来，人类活动与环境不断相互斗争。才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环境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真心呼吁所有人都行动起来，好好爱护我们赖以生存地家园。这本书，还有一个视角，就是它以“中国历史”为主轴，将它作为一本历史书看，也独有一番风味。

花了一段时间看这本书，终于在今天把这本书看完了。总得看下来，这本书给我的感受就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错误、问题、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胜枚举，把人看得身心俱疲，心力憔悴。虽然我知道这是老外写的书，可能会有一些有色眼镜，但我没想到他能这个样子。很多内容都不是为了研究而写的，而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写的，就是直接先有一个箭，然后射了出去，再去画个靶子，而不是有的放矢。就是预先有一个结论，然后再去找相应的依据。由于问题错误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我也不想一一列举，毕竟这是一个很让人身心俱疲的事情，看的人心累呀。当然有一个内容我不得不说，就是这个老外到底是在研究些什么内容？你既然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那你至少也得看看这个国家的学者写了什么内容，有什么研究著作，对吧？如果你不想去看一些内容，你也至少把中文的原始资料看一遍吧，但是怎么说呢，我把他的参考资料都看了，全都是外文资料，就没有一个是中文资料。这就好比我准备研究美国的历史，我不去看美国学者的研究，也不去看英文资料，而是抱着一堆中文资料，中文著作在看，你觉得这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吗？还有一点值得说的就是，这本书其实在泛泛而谈，蜻蜓点水般的写了一些内容，有些内容都没有好好的讲，就一笔带过。主次是不分明的，没有做到详略得当。当然翻译这本书的人也没好到哪里去，也可以说是和作者半斤八两了。我看了简介，翻译这本书的人是学环境和生物的，当然我也没带有色眼镜和歧视，只是客观陈述问题，就事论事。译者的水平其实有待提高，很多中文、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性问题，他都没有搞清楚，老外毕竟可能不太懂中文，有些内容他不太熟悉，但是像这个淮南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也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吧，我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吧，但是翻译这本书人就是犯这样的错误，没有把作者的问题纠正过来。还有一点就是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欧化汉语一样，翻译腔很重，很多内容我感觉都没有翻译正确，而且译者还贴心的把原文附在上面，让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总之看这本书确实挺折磨人的，但是你又不得不看，毕竟虽然说老外的有些内容是不正确的，但是你不去看这些书，你还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你总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吧，你还是得知道他讲了什么东西，你才能去批判他。这突然让我想起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希望能起启发性作用，引领更多人去研究相应领域。我想作者或者译者的原意是认为这本书写得很不错，是一本范式，值得大家学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但其实他确实能让人更想去研究这些内容，不是因为它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而是被气的不得不去搞一些内容了，自己家的历史被别人说成这个样子，谁不会心痛呢？这让我突然想起方国瑜先生，他本来是学中文的，搞语言学的。后来看到伯希和等人的歪理邪说，感到十分气愤，于是发愤图强，专攻云南历史、地理等相应领域，最终成为了滇史巨擘，南中泰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感觉和想法，因此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和人说，我和方国瑜先生的思想越来越趋同了……

95/100，非常好的一本书，几乎可以给满分，同类作品里面无论是专业性，完整性还是可读性都是最好的了。 书中并不是纯粹的从自然环境变迁的角度来考察，而是大量的参考了文字记录和政治变迁，一方面模仿竺可桢开创的方法，通过这些文字记录来推测气候和环境变迁，另一方面来考察政治如何影响环境和动植物。从而给出了中国历史上农业不断的扩张，直到农业的边界的过程的这个整体脉络。书中不是单方面讲人类如何影响环境或者环境如何影响人类，而是强调人类政治 经济 科技不断在变化，环境的气候 地形 动植物也在不断变化，两者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印象比较深的，或者颠覆性的内容举几个例子。商朝时期肉类尤其是禽类主要来源是野生动物，早在公元前2000年华北平原原始森林就几乎被砍完了，汉朝时候贵族的宴会菜单仍然有大量野生动植物，说明此时依然在城市不远的地方有健康的原始森林，清朝统治者对东北野生动物的大规模狩猎来满足贵族的需要造成了东北野生动物的几乎灭绝，在农业社会原始森林可以作为储备库来应对意外的气候变化和灾害时期的食物不足。。。。。。。。 然后译者和原作者非常认真的给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引用，实体书有600多页，相当的篇幅事注解，所以读者千万不要错过注解。译者加入了原始古文文献，非常贴心。也可以看出译者团队的各方面人才水准都很高。。。。。。。 如果说不足之处的话，那么应该是很遗憾，这样的优秀作品出自一个不怎么会中文的学者之手，绝大部分参考资料来自英文文献，以至于译者不得不补充原始记载来源。这样造成了作者无法从第一首文献中提取信息，难免有不少遗漏。希望国内和海外华人学者可以在这一块研究加把劲。。。。。。

我反正没有吸收到太多新的内容，反倒看到了作者大段大段对华夏区域环境破坏的指指点点。 最后一章更是图穷匕见，把中国置于世界生态变迁的坐标系中，追溯水稻种植与森林开垦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史前影响，反思所谓的东方环境治理责任；同时通过对比欧洲殖民模式，凸显中国边疆拓殖中“土地利用权”制度对生态的独特塑造力。 不可否认，华夏区域自周以来的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以惊人的可持续性承载了庞大人口，确实也付出了生态系统单一化的代价。 从史前聚落到青铜时代的土地改造，从帝国统一后的森林退化和南方拓殖，到明清边疆开发引发的生态极限。 可以说，中央集权与家庭农业结合这一“中国特色”机制，塑造了今日中国的自然基底。 我们当然绝不能低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状况，也不能忽视一些盲目推崇所谓科学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做法，但正如书中所述，我们同样也需要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中国放到数千年的环境演变和从旧能源体制向新能源体制转变的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 如果脱离这些具体的国情和世情，片面地主张环保激进主义，就可能会落入一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陷阱。 把环境议题变成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之后又一个扼杀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新武器。 尽管本书的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甚至并不赞同“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但他叙述当代中国环境的材料大多援引自西方人士的报道和论著，这些报道和论著有不少带有明显偏见，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该书中。 其实可以理解，马立博作为一位西方学者，自然更熟悉西方学术的传统、动态和成果。也成长于西方学术环境，其研究视角、学术思想、话语概念、问题意识乃至具体观点，无疑都深受西方环境的熏染和影响，该书中的一些偏颇大多与此有关。 反正读读总是无妨，毕竟前面大段大段的华夏区域对周边区域的环境改造和农业推进，都是符合事实情况的。 按朝代进行梳理也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也引经据典颇为深研，这点值得肯定。 总之，值得读，至于其中的主观观点，也可以听听。 如《资治通鉴》所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对一个事物多点理解的角度，无可无不可。

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环境史通论，作者以长时段视角，系统考察了从史前到当代，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的互动演变，打破“自然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揭示了农业扩张、水利工程、商业发展等经济政治活动如何深刻重塑了土地、水文、气候与物种分布，同时环境变迁又如何反过来制约文明进程。全书融合生态学、地理学与历史学方法，为理解中国文明的可持续性困境与生态智慧提供了宏观而平衡的分析框架，堪称环境史领域的典范教材，值得一读。

珠江三角洲的产生和它后来成为岭南人口稠密、农业富庶的中心区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结果，而非自然决定的。我们可以猜测如果没有蒙古入侵这一“偶然事件”，这一过程是否还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