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女人、女孩、男人套装三本

《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孩的回忆》（后简称《女人》《男人》《女孩》），安妮·埃尔诺获得诺奖后，出版社就火速再版了这三本书。 我原本只打算浅尝《女人》，却在一小时的沉浸阅读后被深深吸引，又接连打开了第二本和第三本。 相似的书名结构，相似的封面设计，相似的写作手法，分别关于母亲、父亲和年轻的自己，以至于在读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样三部曲的设计是埃尔诺有意为之。 但事实上，三本书成书时间的跨度也很大。最早的是1983年的《男人》，1987年的《女人》紧随其后，而2016年才出版的《女孩》则与前两作隔着三十年遥遥相望。 并且，原书名直译是《一个女人》《位置》和《女孩的记忆》。 有趣的是，作者在“Femme（女人）”前用的是不定冠词une，在“Place（位置）”前用的是定冠词la，而在“Mémoire de fille（女孩的记忆）”前则无冠词。我在读完三本书后，隐约察觉到了这三种不同用法的意义所在—— Une Femme是非特指的每个女人。出生、成长、婚姻、奋斗、衰老、死亡，故事围绕着母亲的一生展开，却反射着每个女人的生命细节，我能够在其中看到奶奶，看到妈妈，看到许多相识的女性，当然也看到我自己。 La Place是特指的固定位置。对父亲来说，最要紧的就是站在他应该站的位置，那个似乎比工人阶级高一点点的位置，那个既让他觉得耻辱和恐惧，又让他固守着不肯脱离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恰恰是“我”必须背叛、必须逃离、也最终挣脱了的位置。 Mémoire de fille是一种无定的、在浮动着的记忆。十八岁夏天的六个星期，成为“我”人生的转折，它极度羞耻、极度痛苦，在“我”体内蛰伏萦绕了六十年，终于喷涌而出，成为写作的养料。但即使我们说记忆犹新，当下与回忆又怎会相同？「当下发生的事情，具有骇人的真实性，多年后回头看，发生的事情似乎不那么真实了，我的目的就是探索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 虽然并非作者本意，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名的深意，但我并不反感出版社这次将三本书成套出版的刻意安排， 首先，若非三者成套，我也许会放弃阅读《男人》和《女孩》，因为它们在豆瓣和微信读书的评分都远不如《女人》。 而读完三部，我的感受是《男人》不弱于《女人》，并且在三本中我个人最偏爱的是各平台都最不受好评的《女孩》。 前二作让我感到熟悉，收获共鸣，而《女孩》给予我切肤之痛，或许曾在青春期迷惘、破碎，又在漫长岁月里拼合自己的人，更能被这部作品击穿内心吧。我以为早已被埋葬的过往的羞耻、不忿、懊丧、矛盾，全都汹涌而来。 其次，由于三本书共享了一些事件，我可以在不同书里看到对同一事件不同层面的描写，所以有时阅读下一本书会更新自己对上一本书的认知。 例如，在《男人》中，当我读到父亲直到去世时还带着女儿考上师范学校的剪报时，只觉得这是厚重的父爱。 但读完《女孩》才知道，女儿后来放弃了在师范的学业，选择出国交换、读预科、然后读文学系。这个决定让母亲感到骄傲，却被父亲视为背叛，因为这意味着女儿不会回到他们身边了。 「父亲很失望，好像我轻视了他的理想。他一生都把《巴黎—诺曼底日报》刊登的师范学校录取通知放在钱包里。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他这一最幸福的时刻，作为一个十二岁就辍学在农场工作的小农民，这是他对世界的反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三部作品有一致的内核。 写父母亲情、青春回忆，很容易陷入澎湃的激情和无止尽的修辞。但埃尔诺在这三本书里，克制住了情绪的张扬，甚至刻意保持了一种远观的距离感，文笔更是“自废武功”式地简洁质朴。 在《女人》和《男人》她像一个摄像头，忠实地记录下父母的一举一动，而在《女孩》中，她更是解离了自己，将过去的自己化为他者，用「我看到她……」这样的句式书写自己的过去。 不涉入情境的疏离，以及白描式的客观叙述，使关于母亲、父亲和自己的私人叙事，变为一种仿佛人类学观察的记录与分析。这是一个拨开自己记忆的每一个角落，用放大镜探究细节，再为细节赋予意义的艰辛过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冷酷，相反，正是在整体的疏离感下，偶尔泄露的一丝情绪，才被凸显得格外动人。 阅读这三本书时，我仿佛看到一位优雅的老人在观看一盘关于母亲、父亲或自己的录像带。 她一手托腮，坐在播放机前，播放、暂停、快进和偶尔倒带。 我在她眼中看到隐忍的泪光。 在这三部作品中，包含着三层叙述，后一层是对前一层的反思。第一层是对母亲、父亲或自己的人生故事的讲述，第二层是对这些故事的反思，第三层是对为什么自己要进行这样的反思的思考。 阅读自己，解剖自己，再反思自己解剖自己的手法——这是一种对自己极残酷的写作方式。 但或许只有这种写作方式，可以让主观的个人记忆不再仅仅是故事和情感的抒发，而是达成了穿越时空和文化的普遍共鸣。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某种东西。」 这三本书里的段落无数次让我想到前年读过的法国社会学家埃里蓬的《回归故里》，以至于在开始写这篇书评时，我一度想以“女性版《回归故里》”为这篇文章命名。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狭隘，以及这对埃尔诺、对女性是多么地不公。 一样是在父亲或母亲去世后，产生了书写父母人生的念头；一样是工人阶级出生，最后成为了跨越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叛自己阶层时，体会到耻辱和不适；一样在自己的初恋身上获得痛苦的重生；一样是对自我历史的梳理和对社会阶层的反思…… 甚至在细节上，父亲对待选举投票是一样乱来的态度；一样以不知道有大学预科班的信息差来展现阶级划分的残酷；一样在资产阶级的同学群体中因为艺术审美的差异感受到区隔…… 而《女人·男人·女孩》中的头两册，比《回归故里》早了二十年。 我觉得埃里蓬必定是受到埃尔诺作品的启发才写出的《回归故里》，他在书中引用埃尔诺来表达相似的窘迫处境就是一个证据：「我只能援引安妮·厄尔诺在提到她开杂货店的母亲时所使用的简单描述，来揭示这赤裸裸的现实：“我深知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早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埃尔诺和埃里蓬的作品以一种近乎相互佐证的方式，呈现出了更确凿的真实。

很值得一读！ 摘抄媒体盛赞 《一个女人的故事》是每个女人的故事。它的力量不在于其主要事件的戏剧性，而在于那些可能被忽视的瞬间。 ——《纽约时报》 在《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她梳理了一个充满欲望和羞耻的青春期，一个内部和外部都被贬低的时代……她没有试图超越它们，甚至也没有试图“理解”它们，而是将它们牢牢地压在这本钻石般的书中。 ——-凯瑟琳·拉塞 《一个男人的位置》以其精确、冷酷的观察，温柔地描绘了一个群体和一个阶层的肖像，作者在他们绝望的无声中赋予了文学的声音。 ——德国《世界报》

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男人的位置》都是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是作者父母的故事。 安妮以真实平实的笔触，记录了“我”在父母的期望与呵护下，在渐渐朝资产阶级阶层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之间出现的不平衡。通过叙述“我”与父母亲逐渐产生隔膜的过程，写实性地再现了法国“二战”后时期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 那时候，父母的生存条件非常窘困，要么破罐破摔，自甘贫穷，要么通过不懈奋斗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我”的父母选择了后者。他们先是改变了自己的雇农身份，进工厂做工，接着又从工人转成了小商人，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自家的小店。接着，他们把自己最大的理想寄托在他们唯一的女儿“我”身上，他们节衣缩食也要把女儿送到当地最好的，只有有钱人才进得起的私立学校。 女儿得到奖学金去国外留学，被周围所有的人羡慕，这一切使父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欣赏和仰视，而同时为自己平民身份更加感到自卑。 对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层的“我”来说，与父母的那份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生她养她的父母，是希望她“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的亲人；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亲人之间不再有的心心相印的理解，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因此，“我”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我”把这叫作“内心的流亡”。 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来源于她同时生活于两个阶层。她在平民阶层里长大，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时她又跳出了出身阶层的桎梏，迈入了一个更高的阶层，然后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俯瞰她所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而作者要解析清楚这“内心的流亡”，则完全有赖于细腻的心理描写。 在语言的运用上，安妮·埃尔诺用词之清淡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作品语言自然，简洁流畅，朴实无华，不饰雕琢，然而实际上却是独具匠心。由于作者既有感性的生活又有理性的分析，所以她的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典型性，这或许是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再加上作者的女性视角，更使这些作品带上了特定的性别色彩，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第一次读到安妮埃尔诺的书。她的语言极其干净、中性、准确。像黑白照片或者纪录片旁白。 她写母亲，我就在她的母亲身上找到了我的母亲，她写自己，我就看到我自己。这种人类的共通性被她用平时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所以作家是一定要有跌宕起伏的故事素材才能写一本优秀的小说吗？ 显然不是。人真的很神奇啊！我刚在吃馒头的时候在想，为什么我是在这几天才遇见安妮，而不是20岁或者30岁的时候? 或许现在才是正确的读安妮埃尔诺的时机。可能真的是只有到现在的年龄，我才能听懂她在表达什么。

第二次看安妮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停不下来的泪流满面。 或许一个女儿一生的课题就是学会对自己的母亲感恩，理解她，成为她。 或许我和她也并没有区别，我来自于她，如同她来自于她的母亲。她把自己所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而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更幸福。 一生的突围，始自于她，一生的回归，再走向她。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2025第41本。连续读了埃尔诺的女人、女孩、男人套装三本。 第一本关于母亲：记忆在埃尔诺笔下呈现出令人不安的流动性。她坦言："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降生一样。"书中的阶级叙事同样呈现出埃尔诺式的矛盾性。当她通过教育跻身中产阶级后，与母亲之间产生了微妙而痛苦的距离。这种阶级跨越带来的亲情异化，被她以近乎临床观察的冷静笔触记录下来。书写，在这里既是对母亲的致敬，又是阶级背叛的最终完成。在文体上，埃尔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平淡美学"。这种平淡风格恰恰强化了文本的情感冲击力。她不仅展示了对母亲的回忆，还展示了这些回忆带来的愧疚与矛盾。这种羞耻感随后又引发了对自己羞耻感的羞耻，形成痛苦的情感循环。通过书写母亲，埃尔诺既试图缩短这种距离，又不得不承认距离的不可逾越。文字既是救赎又是牺牲，既是纪念碑又是坟墓。这种充满张力的真实，或许才是对一个人生命最好的致敬。 第二本关于自己：不是一部普通的自传，而是一场对记忆的暴力挖掘。埃尔诺重返1958年的夏天，18岁的她经历了第一次性关系，随后是深深的羞耻与自我厌恶。这种羞耻感并非仅仅源于宗教或道德约束，而是来自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严密控制。但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并未简单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相反，她冷静分析这种羞耻如何内化，又如何影响了她此后的人生。这种清醒的反思使她的叙述超越了个人经历，成为一种对女性集体经验的记录。本书不是一部让人感到"治愈"的作品，而是一部让人不安的书。她拒绝提供廉价的安慰，而是强迫读者直面记忆的混沌、羞耻的根源和阶级的烙印。她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诚实地面对曾经的自己——那个充满欲望、恐惧和羞耻的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 第三本关于父亲：这一本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一场近乎残酷的社会学解剖。父女间语言的分裂不仅仅是代沟，更是阶级跃迁后的文化断层。父亲的沉默，因而成为一种无言的抵抗，抵抗着那个将他排除在外的精英世界。 埃尔诺敏锐捕捉到这种不适感，并残酷地承认自己曾为此羞愧。然而，她并未沉溺于自我谴责。她的文字像手术刀一样精确，既解剖父亲，也解剖自己。父亲的去世让她的书写获得了更复杂的维度。死亡不仅带走了父亲，还带走了他原本鲜活的粗糙感，留下一个被净化的符号。她只是固执地还原他的矛盾：他的善良与狭隘，他的坚韧与局限。这种还原本身，就是对阶级叙事暴力的一种反抗。 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拒绝煽情，却比任何煽情都更令人心碎。她不试图美化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也不假装完全理解他。她让父亲保持他的沉默，同时又为他赋予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尊严。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大多从自己的经历中汲取题材，所以她的写作和生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三本书写的是有关父亲、母亲和自己的故事。按照这三本书的成书顺序，应该是《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这三本小说与《悠悠岁月》在内容上是错开的，《悠悠岁月》是以相片的形式，呈现了法国社会二战后几十年变化的总体框架，写出几代法国人的集体回忆，相当于是这三本小说发生的背景。在这三本小说里，作家个人的生活细节更多，个体之间的共鸣感会更强。

写于一九八几年的，关于自己父母和作者本人的类似生命主线回忆录。父母都是农民出身，后转变成小商业经营者。作者本人是一直通过读书，变成教师和作家。 因为作者描写的是诺曼底出身的法国人生活，感觉共鸣度不是太高。

前几天困得要死但是不舍得睡，点开了《一个女人的故事》，给我哭精神了。今天把《一个女孩的记忆》和《一个男人的位置》快速看完了。 为什么会在睡觉之前点开安妮埃尔诺呢？她的文字很好读，对我来讲有神奇的通感、共感，但即便如此还是看得比较慢，因为每次被戳中了心里面的感受，总要停下来，缓一缓。 后面两本看得比较仓促。但是，《一个女孩的记忆》相对《一个男人的位置》，还要晦涩一点。我能理解。 面对自己的时候，再诚实也会有隐秘的伤痛，于是句子变得吞吞吐吐，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像个战地医生一样，去面对这一切。 我想我会在一段时间里反复看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的书让我觉得很亲近，在书里的好多地方，我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揭露现实是埃尔诺的写作特色，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丽，有时甚至是丑陋的，但是一定是有力量的。 有些书给人带来震动，让人感到精神的开阔和自由的释放。安妮的书就属于这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