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

太后的体面庚子年 1、立储君从来顾大局，老慈禧今日任私心 故事是从给光绪皇帝立储君开始的，类似的手段，慈禧在立光绪的时候也用过，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垂帘听政。虽然这不讲道理，但“世界上从来多有道理为权力遮羞，少见权力服从于道理”。本来人民让渡权力于政府是为了更好的道理，但权力一旦操持于私人之手，则道理沦为权力的帮凶。 当老佛爷在提出了立储的个人想法后，哪怕有臣子孙家鼐依据“本朝不在皇帝生前立储”的政治规矩提出了反对，但她仍用“皇族乃属满人家事，非汉人可参与。”一言压之。于是大家也都明了，廷前议事只是通告，这并不是商议。大局？这当然不如老佛爷的心意更重要。 京城朝臣唯唯诺诺，并不代表封疆大吏们也都口口赞成，毕竟他们并不完全算奴才，他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西太后多少还是需要给他们点面子，让荣禄出面，探听一下他们的口风，老家伙们一个个都不响应。可这件事却在民间激起了轩然大波，在一些官员的推波助澜之下，反对意见传达到了老慈禧的耳中，本来因为光绪“围园杀母”事件而难以释怀的她很不开心，她总疑心有人勾结想把她从帝国掌控者的位置拉下来，而这份怀疑是这个故事真正的缘起，恰如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一切的根源就来自于帝国最高掌权者的怀疑。慈禧的怀疑，不仅涉及朝堂内，也延伸到朝堂外，自然也包括洋人。 洋人对于大清立储君是否在意呢？其实既在意也不在意，在意的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清政府能够帮助他们维护自己在华的利益，不在意的是谁来当都无所谓，但是要是立储影响大清朝局稳定，那他们可能就有意见了。就是这个可能，就有了臣子的操作空间，他们可能借由对洋人意图的解读来影响慈禧的决策，而慈禧当然不希望被别人限制权力。那么当立储前后发生了一系列其他复杂的事情，那历史的真面目就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朝廷立储易君本是一事，华北拳民纷扰本是一事，外交使团业务生疏亦是另一事，独立的每一件事都不难处理，可是这三件事却鬼使神差地纠缠在一起，彼此推动，互相勾连，遂成无法解开的死结。恰在己亥庚子之交，立储之前不到一个月，又发生了卜克斯事件（肥城教案），双方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恰成为误解深入的过程，又成了矛盾激化的引线。” 2、 义和团请神敢御洋，西太后铁胆能压秤 当洋人的压力给到慈禧，西太后就有点不爽了，她认为洋人们这是想干涉她执掌权力，导致在她看来，洋人们将在立储一事上持反对态度。那慈禧就需要一个制衡洋人的力量，恰好，义和拳运动愈演愈烈，已经逼近了北京城。当老太后需要这个力量的时候，那么义和拳就一定只能且必须成为这样的力量，臣子们探查回来当然只会回报“民心可恃”，一切都完美符合慈禧的预期，是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使得慈禧胆子大了起来，觉得洋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民心，可以打你们一群，浑然忘了之前一个都打不过的事实。 当西太后胆气壮的时候，下边的言论自然就会开始向着战的方向附和，一切都看起来诡异的和谐。历史的吊诡，正在于私心作祟，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心，所谓的好心办坏事，也大抵如此，所谓的好心基本都是包含着更大的私心，才导致了相互的误解和矛盾的激化。 3、 枪炮齐鸣神拳无用，舟车歪斜辞庙仓皇 当立场优先于事实存在的时候，那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因为已经并不考虑事情的真实可操作性了，北京城现在就进入了这样空想的状态。当然，慈禧还是很能为自己留后路的，“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在这样的私心之下，一场稀里糊涂的战争就开始了，先拿德国公使克林德祭旗。很快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区，说起来洋洋洒洒好几千人，打个使馆区还不是手到擒来，很可惜，一直没有打下来，倒是北京城的百姓被祸害了一茬又一茬。东南封疆大吏们一看北京城里上了头，赶紧和洋人达成了有名的“东南互保”协议，北京那是北京的事，咱们这还是好好做生意。 这场异常糊涂的作战，激昂的话，倒是说了一箩筐，振奋的事，却是一件也没有办成。洋人没杀几个，自家大臣和北京城的人民倒是弄死了好一些。朝廷不在意子民的命，可洋人还是在乎公使们的命的，很快军队组建完毕向京城进发，然后大清军队一触而溃，义和团又连忙一哄而散，趁着洋人们还没进城，太后赶紧带上了光绪，慌慌张张地溜出了北京城，能跟上地只有部分朝廷大员，百姓们只能惶恐地在城里等待着审判。 4 、 洋枪炮攻破北京城，老皇族心惊西奔路 当守城的军队和义和团都一哄而散的时候，洋人们就直接大摇大摆地进了北京城。当老皇族们狼狈西窜吃不上一口好饭，心惊胆颤睡不着一顿好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可被丢在北京城的人们却已在生死之间挣扎。这群养尊处优之人并不会后悔他们中途受到的苦难，他们只会觉得伺候的不足，利益的不够；甚至在他们未来度过艰难时期后，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一直被告知：他们天生值得，这天下对他们予取予求，至于这份福利从何而来，这当然是他们父辈的荫蔽啦，不然呢？ 联军占领京城初期，有几国军纪混乱，放纵士兵劫掠，其间本国地痞流氓乘间而起，京城秩序极为混乱。“洋兵之后，往往是本地匪徒紧随而来。洋人抢完细软值钱之物，将要出门的时候，土匪就乘乱而入，大肆抢劫剩余财物，比洋兵更为残暴贪横。商民无人敢抗拒，任其满载而行。”我们总是说外国欺压本国，那本国欺压人民尤甚，又当何解？ 这一场无端端的祸患虽说缘起于慈禧，可也少不了部分朝廷大员的推波助澜，这群所谓的清官好官泥古不化，他们专注于过去朝廷事务的细枝末节而没有好好睁眼看世界的时局变化，仍妄图以过去帝国对待蛮夷的态度来与洋人们相处，这是时局得以快速糜烂的根本原因，而代价却是由百姓承受，以生命和血泪来承受，当真是一个命若草芥不如狗。 5、朕不东归留西安，合不合谈拖拖再看 北京城丢了，太后皇帝跑了，洋大人坐在龙椅上说要和谈。这群西奔的皇族屁都不敢放一个，只能由李鸿章来收拾这一场残局，总归日子还得继续。虽说如此，但太后在局势不明朗前，那是打死都不回北京的，毕竟“西安的行宫虽狭小，御膳房也全盘照北京皇宫内一样的设置。膳房虽说起来只是一个厨房，可里边分了荤局、素局、菜局、饭局、茶局、酪局、粥局、点心局，每一个局设一个太监专管其事，每局设有厨司十数人不等。为了宫里几个人吃饭喝茶，膳房里就需要一百多人伺候。” 拖着呗，反正好酒好肉伺候着，不差这一会儿，而且既然是和谈，之前那些身边的人做事（伺候老人家）还是比较得太后满意的，能捞几个就多捞几个，至于罪责由谁承担，那当然是“用你身灭洋，借你头谢洋”的义和拳了嘛。太后都计划好了，奈何洋人不答应，执意要杀主事者，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6、李鸿章勉为新合约，西太后缓行东归路 洋大人可不惯着老慈禧这拖拖拉拉的坏毛病，对外宣称要继续西进追讨两宫，太后也是识时务的，很快就松了口，就这么双方你来我往地多次拉锯，大抵是答应了洋人的条件，终究还是由李鸿章居中调解，勉力达成了合约。 庚子年底，新议基本已成，国家当重回正轨，外交与贸易需恢复正常，中外都期待两宫回銮，中枢返京。然后，太后老人家说先等等，再缓缓，东归日期一改再改，拖了大半年才于8月底返京。这一场东归，途径之路上又是搅得当地一片鸡犬不宁，满天神佛都需要排场呐。 7、立宪政妄图续旧命，没诚意总得迎终局 经过这一番庚子国难，慈禧终于是明白，老祖宗留下来的治内驭外之法，在采用新的政治制度，拥有先进的工业军事技术的国家面前，显得无用而落后，只有老老实实地走上实行新政的道路上来。 但是新政没有挽救大清的命运，新政推行三年后，发生了日俄战争，东亚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沙俄，给中国人巨大的刺激和鼓舞，他们把日本的强大和立宪联系在一起，清廷必须要立宪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革。这个时候决定中国命运的要素中，立宪和革命在赛跑。慈禧误判了形势，过于拖延，在立宪之前，革命爆发了。一场没诚意的立宪改革终究和大清一起迎来了终局。 8、崩溃与重生 鸦片战争的冲击只是揭开天朝崩溃的序幕，天朝最终的崩溃是在庚子事变，这是庚子事变对中国历史最大的意义。天下观念与华夷之别是支撑中华帝国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所谓天下观念，简而言之即是中华帝国处于天下之中，高高在上，其他的国家与中华帝国的关系由近及远，为藩属，为羁縻，为化外，众星拱月。华夷之别则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最优，在中华文化之外的都是蛮夷，不值一提。这一套观念体系及其支持的政治实体可以总称为天朝体系。 这种强烈的文化自恋延续了很久很久，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除了展现它的颟顸无能，漏洞百出之外无所作为，铁桶一样的江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裂缝。面对危机，观念的应急自救机制开始启动，先是对自身的妥协退让进行美化，如赔款是大皇帝赐给外夷的，海岛是大皇帝看夷人远来，不忍心，赏给一块晒衣晒货之地，不继续开战是饶尔等一命等等。同时丑化对手，如夷人膝盖不能打弯等等。 但现实永远是现实，精神胜利法不仅阿Q在用，那些老爷们更是用的溜，直到时间把他们全部都带走，直到我们这片土地上矗立起新中国，那么，我们真的改变了我们对待这个真实外部世界的客观态度了吗？

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最近在读两本书，一本是谭木声的本书《太后西奔》，另一本是张明扬的《弃长安》，都是有关从首都仓惶出逃的历史。突然发现庚子之变的太后西奔，与安史之乱的千乘万骑西南行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承平日久（开元盛世自不必说，同治中兴也是晚清难得的一抹亮色）；都有着新旧最高政治权力间的明争暗斗（天宝时的玄宗和未来的肃宗，庚子时老佛爷和光绪帝）；都是老政治家在长期执政的后期昏招迭出；都是仓惶出逃，狼狈不堪；都是有宰辅被杀以谢天下（安史之乱的杨国忠，庚子之变的赵舒翘等）；都熬到了天旋地转回龙驭的时候，但是都极大地敲响了帝国的丧钟。 与此同时，在晚清的历史上，对于庚子之变的关注，似远不及对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给大家的印象除了中学时要记住八国联军到底是那八国，以及最终的巨额赔款的数量以外，好像就没什么了。另外，对于义和拳的介绍和评价，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往往是雾里看花。 《太后西奔》这部书，正是聚焦了从庚子到辛丑的这段历史，较为清晰而详实地介绍了其中的演进过程。读过以后，掩卷而思，如果没有帝后间的权力斗争，是不是就会避免中国与世界各国开战的荒唐事，避免义和拳这样无奈而荒唐的闹剧出现？或许可以，但是诚如本书作者在终章中分析到的，如果整个官僚和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状态，仍然只把西方当做奇技淫巧的话，这样的以卵击石般的中西对撞或许难以避免，而正是从这样惨痛的教训中，中国官僚和知识界才无可奈何地承认必须从整个政体上全面地改变，才能生存下去。 尽管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但是整部书写得文笔很流畅，阅读体验很好。 再次回望历史深处，更能知道前行的方向。 ---------2025.3.20 谭木声的新作《巫蛊乱长安》上架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

安史之乱，玄宗被迫西逃；一千多年后，类似的情节再一次上演。为了逃难，慈禧挟持光绪开启了另一场西逃。如果两者有何不同，那就是慈禧和光绪要仓皇狼狈许多，落魄潦倒许多。 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建储废帝，义和团运动等等，国内外形势风起云涌，一面是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列强环伺，一面是内部矛盾重重，慈禧感受到局面失控的危机。她不想让光绪帝掌权，企图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可各国列强对慈禧的废帝立储拒不承认，再加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慈禧借刀杀人，坐收渔利，便萌生了让义和团对抗外国入侵的想法，这样一来，义和团这个民间组织就获得了官方认证，成为抵御外敌的正规军。 慈禧纵容义和团滥杀外国公使和传教士，并向列强11国开战，导致战乱发生。哪有刀枪不入，面对枪炮，义和团不堪一击。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场战争终以慈禧仓皇出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为代价而告终。 清政府被迫与联军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一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对中国造成了最大的损失和伤害、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耻辱和苦难，是中华民族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值得一读！

1900年的北京，弥漫着一种令人费解的集体癔症。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那么庚子年的清帝国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强烈的自杀倾向，其背后或许是一次长期压抑后的内爆。自1840年以来，这个文明在每一场与西方的冲突中都饱受挫败与屈辱，到了1900年这种集体创伤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全国自下而上共同编织了一个虚幻但能带来解脱的梦境：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底层民众需要一次幻想来对抗饥饿与绝望，保守官员需要一个神话来支持废立和排外的政治议程，慈禧则需要一个无须变革、不必投降就能战胜洋人的奇迹来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每个人都那么迫切地希望这个梦是真的，以致于触及了精神病的核心：现实检验能力的瓦解，其结局必然是与现实最惨烈的碰撞。太后西奔，不过是帝国从梦境跌回现实的物理过程，而梦醒时付出的代价，往往比当初勇敢面对现实要沉重得多。

《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作者橝木声，青年历史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清末宪政的外交因素。他从西方哲学转入近代史研究，跨学科的学术背景使其历史写作带有独特的思辨气质。他曾从事媒体行业，任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界面传媒创始合伙人，后创办人文历史教育传播机构“新亚人文学院”，因为有过媒体人的从业经历，他的写作便兼具叙事敏感与史料功夫，形成了一种保罗巨细的风格，其行文既有戏剧性瞬间的张力，又有故纸堆中隽永的深刻。 《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以大历史的视角，深入剖析了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清朝末年的复杂局势。作者围绕慈禧太后西狩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细致描绘，揭示了晚清二十年间清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对外关系的复杂演变，从立储风波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展现了清朝及统治者在面对内忧外患时的挣扎与抉择。通过丰富的史料和新颖的研究材料，呈现了庚子国难期间清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京城攻防战的激烈对抗，以及最终议和的复杂局面。 全书不仅关注历史事件本身，还探讨了这些事件对清朝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是一部关于封建帝国晚期社会动荡与变迁的生动历史画卷。 《太后西奔》讲述的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如何在复杂的内外局势中，因一系列误会并将错误决策放大，最终引发了一场改变国运的大动荡。 故事始于1900年初，慈禧太后因戊戌变法与光绪帝关系决裂，决意废黜光绪。她召集众臣宣布此事，却遭到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众多地方大员反对。为缓和阻力，慈禧采纳建议，改为先为光绪立“大阿哥”（储君），走“分步废立”的路线。但此举引发了列强的关注和隐约反对，慈禧反过来认为洋人企图干涉内政。 风波未平，却又有另外两股势力介入，最终将局势推向失控： 义和团在民间兴起，因为当时华北天灾使得民生凋敝，便有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迅速壮大。最开始，清廷内部对义和团是“剿”是“抚”产生严重分歧。 外交沟通模糊而有误会重重，当时各国驻华使节多为新人，对复杂的中国官场文化理解不深。清廷的试探与含糊其辞，被列强解读为敌意；而慈禧也将列强的观望，误认为是干预内政的信号。 三股力量彼此推动，最终使慈禧的政策从“剿拳保教”转变为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这种政策的转向直接导致局势彻底失控。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区，引来八国联军入侵。1900年8月，北京陷落，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至西安。这场灾难使清廷权威扫地，帝国颜面尽失。西逃后，年迈的李鸿章临危受命，与列强谈判，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慈禧与光绪才得以回京，但清王朝已名存实亡。 作者从这一刻切入，以“太后西奔”这一标志性事件为坐标，向上追溯至同治皇帝之死，向下推演至辛亥革命，试图还原庚子事变的全貌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书中不仅呈现了慈禧、光绪、李鸿章、载漪等核心人物，还让刚毅、徐桐、荣禄等晚清政坛的众生相跃然纸上。 《太后西奔》新颖之处，在于其“历史非虚构”的写法。作者在创作中援引了大量当时历史人物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这种写法既非纯粹学术著作的枯燥考据，也非历史小说的凭空虚构，是在史料基础上以文学化的笔法还原历史场景。 书中从慈禧召集朝臣商议废黜光绪的惊心一幕切入，将读者拽入“立储易君、拳民骚动、外交失序”相互纠缠的历史漩涡中。西逃途中，首夜宿昌平，慈禧“仅能以小米粥充饥”，随行官员饿得“采摘田里生玉米啃食”，很多细节为读者还原了可感知的现场。作者还善于运用“切片式”叙事，将同一事件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反复呈现。这种写法虽有争议，但也让历史呈现出多声部多角度的复调立体效果。同一场庚子之变，在慈禧眼中是权位危机，在载漪眼中是政治投机，在李鸿章眼中是外交困局，在普通百姓眼中则是灭顶之灾。它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庚子事变的窗口，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太后的仓皇、帝国的激荡，还有转型关口的挣扎与代价。 我读这本书，是一个良师益友的推荐。读完觉得收获非常大，远超预期。这本书的画面感十分强，无论是回溯某个事件的因果链条，还是跟随太后与皇帝感受那段仓皇西行的蹒跚路程，亦或是勾勒某些历史物的性格和行事风格，都让人身临其境。因此，本书读起来非常丰满生动，既有不输于阅读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沉浸体验，却又比很多历史电视剧更有跨越时空的深邃感。尤其是关于那些名臣的章节，端王载漪鼓动义和团，是为儿子谋储位；刚毅等守旧派真心迷信“神术灭洋”；李鸿章周旋议和时，坚持“满汉共担”。这些笔触让青史上的名字重新变回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进退失据与苦心孤诣，都清晰可感。 虽然作者在书中略去了原始材料出处和注释，牺牲了一些严谨性，但还是在直接引文都加了引号以区别于作者观点，比如盛宣怀跟友人的私函往来，还有跟上司直面交锋的信件，李鸿章晚年的日记和门生记录等等。鲜活的史料，让我这个并未熟读清史的人，对那段纷繁复杂的政局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和思索，也让我跳出人云亦云的骂名与恶评，重新审视这些青史上的留名和历史旋涡中沉浮的身不由己。 作者的语言十分风趣，行文中不时出现一些好玩的警句，令人莞尔又叫绝，比如“说的不一定要做，做的尽量不要说，是大清的为官之道”、“小角色说狠话，办大事，那还不都是后面有人”，比如“时来鬼成仙，运去人变鬼”等。 书名里，作者用的“奔”很有意思，他没用“逃”这个狼狈的，失败者的动态描述，而用了“奔”这个更主动一点的动词。尾大不掉的帝国在黄昏里狂奔，身后是带不走的京城在燃烧，脚下是千里长路。从北京到西安，这一路洒落许多珠宝，却找不到可以入口果腹的粮食。 作为后来人，我们早知那条“路”的尽头与这场“旅程”的结局，自然能气定神闲的喝杯茶，但当时队伍里的仓皇失措和惊惧不安，仍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 读罢全书，唯有一声慨叹，仿佛手里的茶，都多了袅袅的余味，如历史里传来的钟声，悠远却深刻，久久不散。

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 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 这本书是我看完马亲王的历史小说《大医》后，接着看完的一本通俗历史读物，因为时间刚好在《大医》背景故事日俄战争前，所以这本读起来有点像《大医》前传，如盛宣和，李鸿章，还要提到红十字会参与救援。但历史读物不同于小说，全是有真实史料支撑的，真实到让你不愿意去相信，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所有者，在面对威胁到来时，仓皇出逃，饥饿难耐时有碗小米粥，都能如获至宝的狼狈，一群清爽大官，铮铮铁骨，被杀后，身首异处，腐烂长蛆却无人收尸的悲惨景象。以前学生时期，学历史时，只知道义和团，八国联军，李鸿章，《辛丑条约》，这些名词之后的联系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才有了大脑里面的思维导图，不得不感慨一下并不是历史不有趣，而是呈现历史的人不有趣。如果你像我一样，对过去充满好奇，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小说和历史教科书，那快来这本书看一看吧，许多震撼的史料等着你。 附：书中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 （一）太后怀疑洋人反对她换掉皇上，洋人怀疑太后有意利用义和拳排外，太后怀疑洋人真的能被义和拳的神通制住，义和拳民认为自己的神通真能制住洋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说这似乎还行，下面就能给你玩出花来。此风历千古而不变。 （二）四年之后放还，入李鸿章幕为幕僚，李鸿章对他极为器重，把小女儿嫁给他，后生了个孙女取名爱玲，写了些小说，颇有些名气。 （三）一夜阴雨，道路泥泞，首级身体分离，伏倒泥水之中。此时天气炎热，暑气潮气交替，蛆虫满地，秽味熏人。 （四）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即是刚毅在秋审处主审时发现漏洞，为之平反。

《太后西奔》：晚清的仓皇，永恒的悲歌“当太后崛起时，就没朕什么事了”，这句曾在网文圈女频文中流行。虽然这句话充满着戏谑，但点出了两位身处权力顶端的人物，太后与皇帝。彼此被自身利益与背后势力裹挟着进行权力对抗，也如同这本《太后西奔》中历经戊戌政变后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状态。 更为重要的，这一权力对抗遇到了时代的巨变关口，那不再是过往的涓涓细流，而是向东向西的新生开辟。 在《太后西奔》一书，我们将揭开这段王朝末路的顶层权力挣扎与时代冲突之下的众生伤痛。 一、故事起于立大阿哥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与光绪的母子关系彻底的决裂了。 1900年1月24日，慈禧撇开皇帝，在西苑仪鸾殿召见了众位宗贵、大臣。降谕宣布废立决定。 此一举，一则是慈禧对光绪的愤怒，“围园杀后”，皇帝载湉竟纵容康有为这帮乱臣贼子谋害自己。二则，未遂的政变牵引出太后内心深层的恐惧，自己死后可能遭遇无法掌控的政治清算。 故而，在这次召见中老佛爷先言废帝如何处置，并表示给光绪一个亲王的位置。 和皇上“有梁子”的徐桐提议皇上退位可封为“混德公”。 接着商立新君。宣布拟立端郡王长子溥儁继承大统。却遭到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出言劝阻： 基于政治现实，当下的南方各省督抚未必都能奉命，更甚会有谋叛造反；而从政治规矩考量，为国立储君之事，需待今上万年之后，再做商议。 现实、政治规则，孙家鼐的劝阻都中肯务实，但太后此意怎肯轻易打消。 二、权力的折衷 在荣禄等务实派大臣的劝阻下，慈禧将立储改为立大阿哥，暂缓直接废黜光绪。 这一转变过程中，并没有表面那样“平静”。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多有揣摩太后意，曲意逢迎的。但处于事件”震中“的荣禄，却属“另类”。出于自身地位考虑，荣禄必将尽力阻止此事，故而推动了前文的一系列行动。 然而，“大阿哥”事件已为后续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三、义和团的崛起 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由饥荒、失业和民族情绪催生的底层暴动。 从山东蔓延到直隶，却树起了扶清灭洋大旗。 在山东，旱灾与饥荒迫使农民加入义和团“吃大户”。 而直隶，则是另一番情形。铁路、轮船等现代技术冲击着传统行业，迫使大量车夫、船夫沦为游民。 团民将当下乃至过往的苦难归咎于外来的洋人、洋教教民和“洋物”。团内利用“神拳附体”的仪式凝聚团民力量来对抗这些敌对势力。以义和团为载体，承载着这种反现代化的狂热，暗合了彼时清廷保守派的排外思想。 排外实现的目标，无疑是洋人。 四、全新的变量 回到之前废帝建储，清廷顾虑的，更明确说是慈禧最为忌惮的另一个势力，洋人。 洋人怎么看待对待建储一事。 至少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境外势力”就成了现实政治决策避不开的考量因素。 五、列强的误判 列国如何看待： 于英国，只要不影响在华利益，不干涉清廷内政； 于日本，试图扶持亲日势力，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于美国，态度冷淡，认为废立纯属宫廷内斗。 德国、俄国与法国也不会干预； 然而，误判了。 一方面，主张废立的诸亲贵大臣借外力来作文章； 另一方面，是当下在华外交使节的整体业务素质下滑。1895年后，大批的中国通在几年的时间里集中被调离北京，新来者甚至没有互相讨教切磋的对象。 恰在1899年底，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义和团杀害。英国公使窦纳乐借机施压，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 清廷误以为列强反对的是“立储”，而非义和团本身。这种认知错位，误解深入的过程，不仅成了矛盾激化的引线，也影响了清廷在后续决策。 六、风暴中心 庚子年初夏的北京，终将陷入战火。 义和拳的声势终是引起了太后的注意。 五月初，太后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良乡查看义和拳实情，其中隐含着考察他们是否可用的意图。 考察结果两极分化： 赵舒翘认为义和团“不可恃”，却因端王载漪（大阿哥生父）的压力不敢直言，留下隐患； 以载漪为首的一派，迷信义和团“神通”，企图借其力量对付洋人，助儿子登基。 更为重要的是太后的态度。 一面命董福祥的甘军“招募拳民”； 一面令荣禄“保护使馆”，为日后议和留退路。 两面下注，清廷无疑想利用民粹排外，又惧怕列强报复。 七、“就是废皇上” 正如书中明言： 现今朝堂之上，和战已成胶着之势，那几位爷一天天的越来越张狂，您和庆邸恐怕也难再硬顶了，一班汉人大臣们的意见在太后心里也没什么用，眼见着就要放手让乱民们打使馆了。老佛爷真的认为这些鬼们能打得过洋人？不，老佛爷垂帘几四十年，心里明镜儿似的。她要办的，就是废皇上。皇上一天不下来，她一天不踏实，心里这口气一天出不来。这么闹不过就是扶植那几位老顽固，用他们在台前张狂，让反对的臣子们闭嘴，让反对的洋人别掺和。保护使馆是仲相您争取的，但要是不合老佛爷的意，恐也办不了。现在放开手闹，换完皇帝，死几个洋人，大不了就是赔款，再抛出去几个顶罪的。 以己之私，裹挟万民。 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国宣战。 五日后，东南督抚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宣布“保境安民，不奉乱命”。 八、最是仓皇辞庙日 7月21日，天未大明，老佛爷和皇上“逃离”京城。 狼狈离京，着汉装，乘骡车走小道，金银细软不及携带。加之心态崩塌，“洋兵追至”这样的谎报，都加剧慈禧的恐慌。 在这权力真空下，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京城，“生灵涂炭”，字字泣血。 九、“国人望李傅相如望岁” 李鸿章滞留上海观望，直言“此局如何能收？” 视线回到宣战后的七月初，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将军31人联名上奏，请对李鸿章授以全权议和大臣。朝廷没有回应。太后还在和战之间摇摆，并无和的决心。 7月26日，西行途中的太后以皇上的名义下罪己诏，彻底宣布自己错了。 议和收拾残局就成了最关紧要的事务，节奏在加快，不再摇摆。 十、“事已如此，中国尚还指望自主么？” 各国所拟办法五条：一、惩治庇匪元凶；二、偿还兵费；三、赔被毁之产，恤被害之人；四、国家财富归各国共同掌管；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须遴选明于交涉者综理一切，人数不可太多。 尤其第四条，如今读来触目惊心，趁你“病”要你“命”，吾辈须自强不息矣！ 十一、惩凶与善后 列强要求严惩“祸首”，清廷的应对堪称“层层甩锅”： 第一轮： 朝廷谕旨，明白晓谕“肇祸”之端乃是义和团，下令各地剿杀。 列国不买账，坚持先惩凶，后议和。责任必须落实到个人，且人名已点出来了。 第二轮： 上谕，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著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著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著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著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著交都察院、吏部议处，以示惩儆。 列国直接驳回。 第三轮： 载漪、载勋交宗人府圈禁，待军务平定后发往盛京永远圈禁，这算无期徒刑；溥静、载滢交宗人府圈禁，这是有期徒刑；载濂革爵职；载澜、英年降调；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刚毅因已死免议。 洋人对此有些许让步，并修改意见：载漪、载澜均判处死刑记录在案，但允许赦免，改流放；清廷应保证以后将予董福祥严惩，尽快免除其兵权；除此三人外，其余被指定为祸首的王公大臣一律处死。 西安行在对此修改意见，予以：董福祥着即行革职。其他要求不予置评。 第四轮： 上谕，恢复徐用仪等人原职，载勋赐令自尽，载漪、载澜以宣宗嫡孙，免死蹿极边，永不释回。毓贤发配新疆，英年、赵舒翘斩监候，令自尽。启秀、徐承煜正法；徐桐、李秉衡均定为斩监候，因自尽身故，革职，撤销恤典；董福祥革职降调。 同意议和了。 在这“层层对垒”中，董福祥因手握兵权，仅被革职。 这一处理，也直白告知世人，清廷“惩凶”不过是一场权力平衡的闹剧。 十二、两条道路的抉择，很重要吗？ 在《太后西奔》的最后，作者指出晚清中国的出路只有两条： ……当时摆在清人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保守的道路，一条是洋务运动的道路。 前一条路走到底便是义和团运动，后一条路走下去便是新政与立宪。 公正地说，这两条路都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为避免国家被瓜分，民族被宰割而形成的两种选择。 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关头，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选择了保守主义的极端发展——义和团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失败了，保守势力随之殉葬，才毫无选择地走上了另一条路，开启了清末新政。 但是，两条道路的抉择，很重要吗？ 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末政府选择保守路线，却因义和团惨败被迫启动“清末新政”。然而，此时的大势是： 无法通过调整天朝观念的解释续命，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救亡图存，融入世界大势，成为近代国家。 所谓的“清末新政”终将无法挽回民心，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十三、残酷的真相 我们总说，以史为镜。透过这段历史又看见什么呢？ 慈禧对权力的执着，将个人安危凌驾于国家利益、万千生灵之上；义和团的“神拳”，不过是无法挣脱底层绝望的困境后的幻影；而列强的贪婪与清廷的颟顸，共同酿成了庚子国难。 最后，我们可以说，奉行保守主义的统治者终将被权力的恐惧裹挟，碾碎于历史的车轮之下。一曲关于变革与保守的永恒悲歌，不仅咏唱过往，也涤荡今人心间。 文 | 木可 COOO_super

看到一半了，作者的文笔比较诙谐和平易近人，适合开始接触这段历史的读者阅读。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过分的映射，不太适合一些三观未完全形成的读者阅读，容易影响独立判断。如果读者遇到了和这段历史无关的牵扯，还是要保持理智看待的。 最让人无语和愤懑的是批注里面的部分评论，无脑的带着一些成见去看书，仿佛不是来了解这段历史的，而是来为自己某些观点寻找佐证的，建议这些人可以多学习一下胡博士，继承红楼梦考据派的衣钵，沉浸在字里行间寻找有点搭边的所谓证据，用以给自己某些恶臭的观点撑腰，满足所谓清醒人的梦。 还是一个观点，有时候，你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更何况一群呢。 硬要联想，不顾具体实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舌之快，这种人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还是建议多读点书。多些思考和研究吧，书籍不是用来佐证自己观点的道具，是用来碰撞的，用来完善自己的观念的。

非常差，难以想象社科院博士的水平会如此低下。光看"楔子"里面就有无数处硬伤，抄书都抄不对！估计真是抄网上帖子拼凑出来，连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都识别不了。这里举个非常离谱的： 【“混德公”乃是元朝攻破南宋之后，赐给宋废帝的称号】 ---------------------------------------------------------- 一句话就没有对的地方！南宋只有宋恭帝趙㬎被元军俘虏，他的封号是瀛國公。两个宋废帝都是南朝宋，纯粹的"关公战秦琼"！ “混德公”更是错的离谱。在他号称的出处《景善日记》里，这里是写作“可封为昏德公。昔金封宋帝，曾用此号”。这个昏德公就是著名的宋徽宗，居然被写作"混德公"!之所以徐桐要用"金封宋帝",是因为都是女真人，勉强可以硬凑先例。靖康之耻对女真是大胜利，也不犯忌讳。但蒙古是先灭金后灭宋，那才真是咒满清快完了。 《景善日记》在微信读书里就有，免费公版。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这章添油加醋，抄书都抄错的地方。唯一可信的解释就是，作者根本就没看过《景善日记》，是辗转抄袭而来，所以继承了多处错误！ 另外，《景善日记》本来就被认为是白克浩司的伪作。问题是白克浩司露马脚是在清朝制度、掌故以及宫殿名称这些他无从得知的信息上，昏德公这些常识可是正确的。这个错误比王奇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还要低级，毕竟王奇好歹还是看过或者机器翻译了原文的。

还记得第一次去八大处的灵光寺瞻仰佛牙舍利，在金碧辉煌的新塔一侧，我发现还有残存的旧塔基。那是一座辽代的古迹，石碑上只有寥寥数语：“庚子年间，义和团驻防于此，毁于八国联军炮火。” 而正是因为那次毁灭性的坍塌，僧人们才发现了佛牙舍利。 读石碑的时候，我脑子里满是散乱的碎片：义和团怎么会出现在北京西山的佛寺？八国联军不是在火烧圆明园时来的吗？。面对碑文，毫无历史储备的我，心中只升起两个字：“屈辱”。而对于这深处的历史，我并不想去深挖。 毕竟，晚清的历史太苦、太憋屈，教科书上的鸦片战争、甲午风云，读来总让人胸口发紧。说实话，我对本书作者《巫蛊乱长安》中西汉的熟悉程度都远远超过晚清。但正是因为巫蛊那本书的精彩，让我忍不住翻开了《太后西奔》，读到一半，灵光寺那座古塔突然跳入脑海——原来，一切的混乱、荒诞与无奈，在这里都找到了拼图的最后一块。我甚至突发奇想，灵光寺那场关乎信仰与炮火的故事，若能被梳理成小说，定是极扣人心弦的。 所以呢，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是一如既往的好看，好看指的是有趣、好懂，故事性很强。特别是对于我这样根本不想打开晚清沉重至极、屈辱至极的苦难历史的人而言，这本书可以顺畅读下去，并且在心绞痛之余，或点头、或气笑、或恍然大悟、或心有戚戚焉，也对于历史人物有了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