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锡瑞
【内容简介】 周锡瑞是20世纪6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美国历史学者的新的一代,在撰写本书之前,作者用了两年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在英国和日本查阅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外交档案,并摈弃了以往美国某些权威性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进行了比较客观和深入的探讨, 从经济利益得失的角度 ,分析了社会各个集团政治情绪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并广为学界熟知。本书的一些学术观点自然未必尽能为国内学者所同意,但至少可以起参考和启发的作用。 责任编辑审读了原稿,按编辑规范做了必要的加工。将书中的一些港台语言改为大陆通用的语言,并仔细核对了注释,重新编排译注的序号
翻译真的很一般,不如义和团起源那本 革命的果实不是被袁世凯窃取了,而是所谓的改良派士绅阶层,或者说一开始革命的成功在于士绅阶层的站队,二次革命的失败也在于士绅阶层的站队,支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支持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历史中看似矛盾的变相,实际上掩藏着千年来的潜规则
两湖辛亥革命的上层是改良派即曾经新政的支持者,对于后来的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来说作者认为更多的是断层。但似乎也传达了它更像是新政的延续。
从西方人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写的详细,把有些事情解释清楚。很不错,再看一遍加深印象。
辛亥革命能发生在两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但从当时的复杂情况来看,没法彻底地革命也是必然。中国最需要关注的是农村,解决农村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从政治精英的角度解释辛亥革命。
看得我云里雾里的,本来是想从这本书中看到新的东西,但是却又更加困惑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我们读历史是否应该具备穿透性的视角?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到底之间有无因果?我们是否只是为了得出想得到的结论去找相对应的论据?历史是否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姑娘?大历史观正确还是微历史观更好?到底是什么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是“循环”?读完这本书更懵逼了。
一本历史书引发的历史问题 这是一部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非常有特色的书,在美国出版后即受到学界的注意和重视,也收获了不少好评。直到如今,在微信读书上依然有83.5%的推荐值,820人在读。通读全书之后,我的感受是这部研究历史问题的书本身也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本书最初基于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1971年的博士论文而出版,第一次出版距今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来,无论是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观点、研究方法,还是学术界的近代史研究语境,甚至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部已届“知天命”之年的著作却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周锡瑞教授出生于1942年,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对于中国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时期。这一时期,美国汉学的发展脉搏与冷战政治紧密相连,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资政”色彩。“认识你的敌人”成为研究核心驱动力,美国政府通过大量资金投入将中国研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以服务于外交、情报及心理战等现实需求。随着麦卡锡主义退潮以及越南战争、民权运动等影响,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的研究立场开始发生转变。许多年轻学者开始反思并批判传统观点,挑战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范式,推动学术多元化。 六十年代社会科学的大举介入更导致研究范式的转型,美国的中国研究也发生了从传统汉学(Sinology) 向强调现代中国学(Chinese Studies) 的结构性转变,前者侧重研究古典中国的语言、历史与文化,后者则强调综合性、跨学科研究。传统人文学科方法逐渐被跨学科、“社会科学化”的研究路径所取代。 “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体制兴起,结合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研究。 周锡瑞长达数十年的中国研究正是始于这样的背景之下。1971年完成博士论文时他已经研究中国将近十年了,但还未曾踏足中国,也未会晤过任何来自中国的学者。这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在并不友好的政治环境以及发生重大变化的学术环境中,怀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尊敬和热爱,花了两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中文资料,并在英国和日本查阅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外交档案,以年轻人特有的青春活力摒弃以往美国某些权威性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传统价值观念(其中有些可以说就是陈旧的西方偏见),深入研究和探讨了辛亥革命前后两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人和领导人章开沅先生和本书译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杨慎之先生在本书序和译后记中对此都褒奖有加。周锡瑞写作本书这件事情本身令我产生深深敬意的同时,也让我很想了解这一切的背后除个人情感之外是否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尤其是对于年轻学者在学术与人生的道路选择上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 周锡瑞在1980年的中译本序中说,“无论如何,对于像我这样的学者,一种非常真实的学术影响是存在着的。把历史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发展,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在根本的社会经济变化中,寻找主要政治事件的根源的研究),这要大大归功于中国的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尽管我和他们的结论悬殊,但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大量知识。”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周锡瑞长期生活在美国,从未访问过中国,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也曾缺乏文化交流,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对于这位年轻学者依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从经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各个集团政治情绪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虽然在周锡瑞写作本书的时代,西方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晚清新政、知识分子和文化史等方面,很少利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分析方法,也很少提及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其实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在二战后曾深刻重塑了西方史学,尤其是催生了影响深远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社会史范式。诸多声名显赫的西方史学家都曾深受其影响。比如,仍被广泛引用的E.P. 汤普森(E. P. Thompson)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该方法的杰出代表。甚至当时以结构主义见长的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也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过养分,借鉴其宏观视野和对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长时段考察。 周锡瑞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吸收的并非正统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五阶段论”或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定性),而是融合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强调的“自下而上的历史”与“阶级经验”。他没有简单地将辛亥革命定性为“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精细考察两湖地区不同社会集团(士绅、商人、新军、会党、农民)的具体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的演变,揭示出这场革命动力来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书中对“城市改革”如何激化矛盾、商人与士绅的分合等分析,都体现了这种“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导下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尊重。 周锡瑞在完成博士论文时尚未踏足中国,这看似是局限,但却使他以一种特殊的视角避开了当时中国国内“革命叙事”的某些教条约束,可以更自由地探讨革命的“失败”、社会冲突的尖锐性等问题。 二、毛泽东与反文化运动 另一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表层虽然呈现歌舞升平的繁荣,深层却充斥着代际冲突与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反文化”运动中,反对主流社会的工具理性、消费主义与刻板道德,追求个人自由与精神独立。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由于排斥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抗议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等原因,对资本主义社会大失所望,越南战争则成为点燃激进情绪的火药桶,使得左翼人士在苏联共产主义声誉受损的情况下,将目光转向中国,试图从这里寻觅另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在反抗社会的同时开始对毛泽东产生浓厚兴趣,将毛主义思想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分开,视其为更能代表自身激进行动导向和反叛精神的理想化工具。这并非一种偶然的文化猎奇,而是根植于当时美国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全球政治变局。 它对当时的年轻一代而言,更像是一个承载着理想、革命与另类生活方式的符号体系,反映了他们内心对现有秩序的深度反叛和对新路径的急切追寻。 在许多美国年轻人的眼中,毛泽东不再仅是政治领袖,他著作中浅白简练的语言(如“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个人的诗人气质,都让他成为了反抗斗争和底层力量的化身。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被激进派作为理论武器,以动员和引导组织发展。在当时的伯克利、哥伦比亚大学等激进校园,身着毛泽东头像的文化衫、手捧“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甚至是在房间贴上毛泽东画像,都曾是青年表达激进立场的常见方式。虽然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以后都成为各国政治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但这场席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毛泽东热却具有很明显的矛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纪律,而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叛逆分子强调的是个人自由、自我表达、个人叛逆甚至吸毒等等。与其说毛泽东热准确地体现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倒不如说它反映了不同西方国家自己的国情和政治状态。 美国青年对毛泽东的崇拜如果可以算作周锡瑞那一代学者的情感底色的话,周锡瑞本人从那种激情的、符号化的“毛泽东热”中沉淀出的冷静、扎实的社会史研究才是他学术道路上的浓墨重彩。这也使得五十年后重读此书的我依然能感受到那种“解剖麻雀”式的洞察力,而非时代的隔膜感。 三、文化中国的想象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以邵氏电影、李小龙电影为代表的功夫片,用极具视听冲击力的方式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些电影里的武术精神、侠义江湖,为西方观众构建了一个区别于西方流行文化的“文化中国”想象。之前回顾的《幽默的中国人》的作者马克·萨尔兹曼正是在这股文化冲击波的影响下,对中国功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喜欢上中国文化并最终前往中国。其实,在此之前,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之一,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分支——垮掉的一代就对东方文明充满兴趣,在西方传播了关于禅宗和佛教的种种知识,为后来更广泛地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埋下了伏笔。 虽然萨尔兹曼的《幽默的中国人》中体现出的是对中国的温情与好奇,而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中展现的则是冷静的逻辑与分析,但两者其实共同塑造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复杂认知。 以上仅仅是我对周锡瑞与他的《改良与革命》的相关历史背景的简单梳理,也是我对这本书所引发的历史问题的一些初步思考,但在我看来,每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都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思想结晶和书写者个人的能动性,同时也都成为后来者继续前行的阶梯甚至批判的靶标。
两湖地区历史人文地理复杂,能够条理清晰、鞭辟入里地分析当时一个阶段的历史,实属不易。
好书,但明显感觉我水平不够……鞭策之
书是好书,内容饱满文献充实。译者没有用功或能力不够白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