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新现实

读罢《管理新现实》，我毫不犹豫给出9分的评价。首先要感谢刘志迎老师的赠书——德鲁克先生的著作一路引导着我，从《管理的实践》《管理：使命、责任、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为成果而管理》到《旁观者》，让我从懵懂的爱好者成长为自觉的专业管理者。而这部写于1989年、2019年才出版中文版的著作，依然给了我诸多新启迪。 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帮助管理者看清“已经发生的未来”。 德鲁克明确将目标读者锁定为决策者和知识型组织的管理者，旨在引导他们“问对问题”。全书分为政治现实、政府与政治过程、经济生态与经济学、知识社会四大部分。基于对20世纪中叶已发生事件的深刻洞察，德鲁克断言这些事件已奠定未来三四十年的基调——管理者必须立足“新现实”做决策。今天回看，书中对苏联解体、信息型组织兴起、管理范式演变等重大趋势的预判，几乎无一失准，令人叹服。 更令我受益的，是书中超越时代的实践性洞见。 尽管成书已逾三十年，但许多思想至今仍极具创新色彩：对知识员工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扁平化组织的力荐、对信息社会下教育培训战略地位的强调，以及对愿景内部沟通和绩效参与式管理的倡导，都让我深受启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鲁克对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的讨论，以及对医院定位与运营的具体建议，令人惊喜——毕竟他的作品多聚焦于企业，而事业单位的改革实则关乎人的命运，影响更为深远。当然，就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实践而言，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探索做得更为出色。倘若德鲁克先生有机会亲临中国观察，相信他会获得更多鲜活案例来丰富他的理论。 总而言之，《管理新现实》与德鲁克的其他经典一样，阅读时随处迸发思想的火花。它不会束之高阁，我相信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每当遇到困惑，我都会时常翻阅，从中寻找答案。

经济的满足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商业只是工具而非生活方式 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会相信观念先行：先要有观念，然后才会形成新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现实。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些都是例外。一般而言，理论不会走在实践的前面。理论是对已经验证的实践的结构化和梳理，理论是把孤立的个案转化为规律和系统，转化为可以学习和传授以及能够应用到一般情况中的模式。理论是对新现实进行条理化，但一般而言，并不能创造新现实。 毕竟我们用了整整100年的时间（直到1781年）去研究思考17世纪笛卡尔和牛顿引领的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的意义，然后才由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我们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由过去的成功所引起的，如福利国家的成功、20世纪发明的财政国家的成功、知识社会的成功等。取得成效的最大障碍是还在主导公众舆论并限制我们视野的一些过去的宣传口号、承诺和问题，而我们已经遗忘得差不多的一些过去的经验教训却又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现实不同于政治人物、经济学家、学者、商界人士和工会领袖还在关注、著述、演说的那些问题。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在很多方面，现在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已严重脱离现实，对此我们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1968～1973年所形成的分水岭完全可以与1873年相提并论。1873年可谓自由时代的终结，而1973年则标志着政府作为进步源泉时代的谢幕。1973年告别了19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信念和政策所主导的时代。无论是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历史的天空中，信念和政策所主导的时代都已远去。就像1873年后的放任自由主义一样，所有这些信条都迅速退潮了，不再行之有效。 信奉信仰拯救(salvation by faith)的观念主导了中世纪的欧洲。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中这一观念得到了复兴，而到了17世纪中叶又衰弱了。当然，每一种宗教都宣扬，而且还在宣扬，它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但到了17世纪中叶，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 18世纪中叶，信奉社会拯救的观念填补了信仰拯救消失以后所留下的空白。所谓的社会拯救，就是建立世俗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世俗政府。法国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首先阐述了这一信念。30年后，英国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将其逐渐发展成政治体系。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和德国的黑格尔(Hegel)用一种所谓永恒的形式，也就是科学的绝对论进行了理论阐述。在西方国家崛起成为主导世界力量的过程中，精良的机器、货币和枪炮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还不如社会拯救的承诺。而现在，这一切都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拯救观念的式微导致过去200年间极为盛行的错觉的破灭：革命的神秘性。 政治的检验标准是，是否能够维持政党执政或者有助于攫取权力？是否足以进行现代复杂社会特有的不同派系、利益集团和多元的短期压力的整合？是否足以进行统治、领导和提出应对政策？ 在1873年这一历史分水岭前不久，发生了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事件：1857年的“印度兵变”(The Indian Mutiny)，以及10年后，即1867年的日本“明治维新”(The Meiji Restoration)。第一个事件确立了全球西化的方向，第二个事件则开启了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 反对俄罗斯化是布尔什维克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列宁承诺赋予所有民族充分的文化和教育自主权，这使他获得了从沙皇军队中分裂出去的莱特神枪手团(Lett Sharpshooters)的鼎力支持。没有这一支持，“十月革命”可能无法取得成功。 军备能够打赢战争，但不再能够决定战争。在一个核武器、生化武器和细菌武器时代，军备不再能够保家卫国。事实上，我们已经不能再认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方式。”战争实际上意味着政治的失败。 就在劳合·乔治刚刚推出其预算政策时，意大利数量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推出了帕累托定律Pareto's Law。帕累托毕生研究收入分配，他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不能有效地改变收入的分配。 通过税赋机制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许多政客和选民仍认为这是社会政策的最有效工具。然而，现在也许已经到了回归传统准则的时候了：税赋的目的是产生政府收益，但要尽量降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副作用。 个人的工作将会成为一种财产权。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一方向上走得很远了。现在，美国的法院通常都坚持认为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技术专家，即使没有明确的合同和任期规定，也有工作权利。这一权利只有在由于特定的原因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解雇时才能削弱或取消。换言之，法院认为，必须把工作当作一种财产。其实，这并非激进的观点，而是相当保守的观点。自从2000多年前罗马律师首次定义“财产”一词以来，获取生计和社会身份地位的一切手段和工具都被看作财产。 现代政治中群众运动的人数其实很少：一般不到选民人数的5%，最多也就10%而已。他们之所以在现代政治中占主导地位，是因为经过精心组织、积极主动、专心致志和全身心投入单一目标中。而传统的政治组织则与之相反，虽然规模庞大，但是缺乏组织、消极被动、四分五裂和漫无目的。群众运动把自己的政治目标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最多也只是把政治和公共事务看作有趣的事情，很少会把它当成一件主要任务。在发达国家，这种形式上表现为单一目标的压力团体的群众运动，逐步瘫痪和压制了政治生活。 “经济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的伟大发现，指的是全面共同的发展。它预测所有国家都会得到快速发展，而现实的发展则是不平衡的、具有高度选择性的。 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消灭贫穷是要等到经济发展的后期，而不是开始阶段。在现代社会，贫穷主要是社会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中有1/3的黑人生活在贫穷之中，这就是极好的例证。 要建立有效的经济理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简化这种复杂性的新的综合理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在这方面取得了任何进展。如果不能形成这一新的综合理论，在经济理论方面我们可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我们也许只有经济定理，也就是描述或解释这一或那一现象、解决这一或那一问题的公式和表达式，而无法用统一的系统来描述经济学。那么，也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经济政策了，政府也就没有管理商业周期和经济环境的行为基础了。 芝加哥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他发现，长期以来美国政府试图控制、指导或规范经济的政策法规都没有取得成效，它们不是无效，就是适得其反。斯蒂格勒没有解释原因，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恰恰是蝴蝶效应一次又一次发挥作用的结果。蝴蝶效应也是1986年和1987年日本消费热潮的唯一解释。在任何一个像发达国家经济那样复杂的系统中，无论是统计显著性事件，还是边缘性事件，至少从短期而言，都可能成为决定性事件。 未来社会，知识和教育是获取理想的工作和职业发展机会的通行证。向这样的社会转型，意味着我们从商业是个人发展的主要途径这样的社会，向商业只是个人发展的机会之一，而不再是独特机会的社会转型。这意味着我们在向后商业社会转型。这样的转型，要数美国和日本走得最远，但大多数西欧国家也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之中。 知识社会具有社会流动性，存在成为无根社会的威胁，存在日趋式微的另一半，农村和小城镇那种密切人际关系的瓦解及其狭隘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重建社区，自由选择和建立新的纽带关系。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个人通过服务成为主人的社会。这也需要建立一个不是基于消极自由的社会，也就是既没有人干扰也没有人管理秩序的社会，而是积极参与和承担责任的社会。 当然，管理的基本任务还是一样的：建立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和合适的组织结构，为了取得成效和应对变化而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和发展，从而使他们能够取得卓越的绩效。但这一任务本身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管理促进了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从非熟练劳工主导向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员工主导转变。 学习的全部目的是让学习者取得成就，学习需要专注于学习者的优势和才能，让他们在能够做好的方面取得更为卓越的成就。 但卓越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弱点的基础上，甚至不是建立在已经改正的弱点基础上。卓越的成就只能建立在优势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点正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所忽视的。事实上，学校甚至可能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优势不会产生问题，而学校关注的则是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其他任何投资的回报都不如高等教育，因此，没有理由让纳税人来为学生买单。虽然学生在读书期间没有钱，但他们因受过高等教育而在一生中获得了额外的收入。让他们从中拿出一部分来回馈社会，这是公正公平的，在经济上也符合平等的原则。 我们现在知道人是如何学习的。我们现在知道教和学并非同一硬币的两面，它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教授只能教会而无法学会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必须学习能学会的东西。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把关注点放在教这一方面。然而，我们对教知之甚少。今天优秀教师和3000年前优秀教师的教育方式是一样的，但还没有什么人能够复制他们的教育方式。直到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才有人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是如何学习的？” 我们学的是课程，而教的则是人。 重要的是，学术专家学习的知识性正在迅速消失，他们的学习说得好听一点是博学，说得难听一点只是获取数据而已。至少在自然科学之外，200年来产生知识的学科和方法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事实上，跨学科研究的迅速发展，验证了我们已经不再从学科内部获取新知识，而在19和20世纪，我们都是围绕学科组织教学和研究的。 技术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创造发明的。技术不是工具，而是人类的工作方式。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共同发现了进化论。他们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自我设定进化目标和方向的动物。人类能够制造工具。”恰恰因为技术是人类能力的扩展，所以基本的技术变化，既表达了我们的世界观，也因此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现代生物学认为，生命可以用遗传密码（即编码信息）来表示。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求助超自然物，那么我们对神秘的真实生命的唯一定义就是一种信息组成的物体。生物过程不是分析性的。在机械现象中，整体是部分之和，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进行理解。在生物现象中，整体并非部分之和。信息确实是可以理性分析的，但意义则不可以理性分析，而是需要感知的。

没觉得有什么新鲜观点。还是美国自由经济那一套。

20250730 于南京、长春 草草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