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是一部可以当作中国改革开放史，尤其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史来读的一部著作。在中信出版集团“中国道路丛书”中，该书系目前唯一一本“改革史”类书籍。基于此，在完成第一遍听读后，便购来纸质书阅读。 著作人邵宁在《附录：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称，“我离开清华后的第一站是国家经委，先在办公厅、后到综合局”；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后，进入国家计委综合司、经济研究中心；自1996年8月起任国家经贸委企业局副局长、局长；“2013年8月，国务院发文免去我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的职务”，“工作岗位已转到了全国人大财经委”任副主任委员。 作者在任职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司长兼维稳工作负责人时，曾说过一段颇具深意、耐人寻味的话：“目前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民营中小企业身上”，其原因大致有“企业的经济实力弱，生存能力较差；企业管理水平低，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不高；企业的抵押品不足，担保难以落实”等。因此，“如果没有新的风险防控手段出现，小企业贷款困难的问题很难解决”。 再如，力求揭示历史真相。“通过1984年的‘拨改贷’、1998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性亏损补贴、政府干预下的银行贷款渐次停止。在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历史负担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些‘釜底抽薪’的措施都加剧了国有企业的困难”。这些话一语中的，极具真知灼见。

作为一个老国企基层工人的孩子，感知过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痛苦阶段；作为一个毕业后进入央企并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员工，亲身经历了国企改革的一次次举措。读本书的过程中，时时引发无限感慨。 从内容来说，作者作为退下来的领导，看事情的视野很高，格局很大；做事情的风格又很务实，思路极为清晰，即便不把重点放在了解国企改革的种种艰难历程，单看职场和人生，也是极好的教材。 一句话，强烈推荐。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这本书清晰、完整地记录了2012年之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部历程，并且站在作者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的角度上为诸多政策进行辩护，有一种难得的坦诚。纵观全世界在上世纪末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的种种政策与后果，中国国企能够通过三层次改革走出经济困局并且成为现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无疑是人类经济史的奇迹事件。 中国国企改革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从中央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1997年“十五大”召开，是国企改革的启步阶段。从“十五大”到2003年国资委体制建立，是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从国资委体制建立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了出资人到位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新阶段，并且初步回答了改革开放之处留给中国国企的基本问题。三个阶段有着其各自的主题，但是都一以贯之、层次井然、步步为营，是经济转轨国家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渐进式改革的优秀范本。 学历史，知未来。详细回顾中国国企改革历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新时代深化改革的方向。 1978——1997：启步阶段 1978年，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除了政策的旗帜之外，这一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已经陷入了发展僵局。国家意识到，如果想要盘活一潭死水的国营工厂，那么需要加强企业自主权，使其具备适应新形势变化的灵活性，放权让利改革因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放权让利改革经过1978年10月、1979年4月、1984年5月三阶段，试图在计划体制之外的增量部分对企业进行扩权，希望在不伤及计划体制的前提之下为企业打开面向市场的口子。但是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放权让利改革是一种单项改革，在当时的市场增量速度下，企业留利份额越来越高，政府的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基本认识到，必须限制让利幅度，通过政策设计加大企业方的责任。 在形势的呼唤下，国企改革从1981年开始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方向走向了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方向。最终，在实践中，放权让利改革演进成了国企承包经营责任制。国企承包经营责任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农村土地“大包干”制度的学习，这种模式一直从1981年延续到1998年，是第一阶段国企改革的重大成果。 放权让利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是最高层的顶层设计。地方积极配合中央进行试点实践同样也是改革阶段不可忽略的重要情节。 随着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国企改革政策的坚定化，地方为了解决国企问题也进行了主动求变式的探索，值得记录的至少有三起：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破产，宣布了国有企业也可以通过破产清算退出市场，实现落后产能的淘汰；1992年山东诸城国企改革，探索了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可行性；1991年徐州国企改革，为第二阶段的全国性国企改革积累了经验。 虽然这三起事件都引发了浩浩荡荡的舆论争议，并且也没有真正地被全国学习落实，但是这是改革初期政策创新的有力实践。最关键的是，在央、地两层的改革实践互动之后，中央基本明确了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框架之下，国企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具备四大特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基本是依靠这一阶段的改革措施无法实现的。当时，在大的方向上，国企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不到位；第二是除了国企本身外，社会需要一套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配套式改革。因此，国务院决定用非凡魄力从上而下推动大中型国企的现代化改革。 1997——2003：攻坚阶段 1997年，我国的国有企业彻底陷入了死局。从客观条件来看，这背后有当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这次危机从泰国爆发，但是很快席卷全亚洲，当时被很多中国人视为国企改革学习目标的韩国大宇财团直接在金融风暴中破产，给国人造成了相当大的震撼。除了金融危机之外，前些年的国企改革措施，尤其是以“诸城经验”为代表的产权改革措施应发了全国性的意识形态争论。种种不利因素越发让局势显得极度悲观。 这一年新当选的朱□□干脆在记者会上自称要“闯地雷阵”。 我之前在某本书上看过，朱总当年非常喜欢看国家话剧院排演的历史话剧《商鞅》，可能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改革家，都有这种穿透历史而获取共鸣的巨大使命感，否则我不知道是何等的精神力可以支撑他们获得掀起时代巨浪的雷霆万钧。 在朱总领导下，我国正式启动了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 尽管面临争议，但是当时我们对国企改革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要实现政企分开，终止企业的“政绩化”。我们采取的基本方略就是“抓大放小”。 所谓“抓大”。从顶层设计上来看，有两大措施。首先是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并同时终结国家财政对经营性国企的体制责任，切断财政对企业的输血通道，硬化预算约束。其次是颁布了稳健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为改革配套的包括纺织压锭、行业性的企业、债转股、技改贴息等。 而“放小”是这一阶段国企改革的核心主体。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将地方小型国企的改革责任赋予地方政府，并要求他们对本地社会稳定负总责，把小国企改革的主导权交给地方。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实质上就是大胆地推行对地方的位于充分市场竞争领域的中小型国企的产权制度改革。 从实践来看，地方国企改革的原则性思路其实是国有资产从中小企业层面退出，这一实践引发了许多争议。但从理论上来说，这里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经济规律的体现，责任和权力层层委托的国企体制无法与股东直接经营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竞争，国资退出不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领域是正确的。 不过历史上不乏浑水摸鱼者，国资的退出过程从始至终没有一套固定的规章和流程，所以在那个时代的很多操作堪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尤其是存在监管漏洞的管理层收购法，给将国资私有化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有多少管理层MBO是国企管理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故意把企业经营亏损以满足其低价收购的目的？恐怕很难说得清楚，这一点在本世纪初的各大经济学家争论中都体现得很充分了，本文也没必要多写。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本书作者邵主任也不得不承认在产权改革过程中肯定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除了地方国企的产权改革，还有两大政策围绕着这一阶段的改革历程。一个是对困难国企进行政策性破产，该政策在那段时间引起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从不少事件中，我们也颇有“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的奇异感。2006年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有不少条款也是充分吸收了这五年中国企破产的经验。 在政策性破产的背景下，我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再就业中心，这是一个应对国企破产形势的临时性机构。而伴随该机构成立的，则是我国的社保制度，该制度直到现在都是社会就业人员的最关键的福利措施。 五年岁月时间短，但是历史的痕迹会长留。 我国在这五年时间里，完成了国企改革历程的攻坚战，一举扭转了国企普遍性经营不善的局面，成功解决了困难国企的经营难题，最关键的是基本探索出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存在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向时代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缘何能够成功。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最终货币贬值，还在香港成功阻击了索罗斯集团，负担起了维持整个亚洲稳定的历史性责任，向全世界理直气壮地证明了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同时，中国又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成功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国有经济的转轨，中国实现了一场经济奇迹。 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在我看来，最核心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中央对方向的把握极其准确，并且能够以很高的格局对待地方上的具体改革实践者。第二是地方有极高的创造力，积极按照中央指出的方向探索改革方案。 成功是体制的成功，也是人的成功。美国作家库恩在那本著名的书中用标题说“他改变了中国”。而朱总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离任演讲中说：“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这句话或许能体现当年那一批领导者的心境。 第二阶段的国企改革也留下了两个问题，其一是解决了“退”的问题，但是没解决“进”的问题；其二是改革主体是地方国企，而央企改革没有实质性启动。这两个问题为第三阶段的国企改革蓄势待发。 2003——2015：国资委成立后的国央企改革 2003年，中国国企改革到了需要明确、到位国有资产出资人并彻底实现政府体制内政企分离的地步。4月，正式建立了国资委体制，中国历史上首次在政府内部实现了政资分开。 之后阶段的国企改革基本在国资委的统一领导下展开。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政策简单来说，主要是三大步骤。 第一是国有经济经营的制度建设，完善了改革后的国有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经营活动的制度规范。 第二是对地方国企改革进行进一步规范化，尤其是对引发巨大争议的管理层MBO行为加大严格限制。 第三就是大刀阔斧地启动之前一直搁置着的央企改革。 央企改革与竞争性地方国企的改革存在一种反观式的对照。国资委有意识地对全国央企进行了合并重组。一方面也和之前的部分地方国企一样，从不具竞争优势的领域退出，但是却把资源集中起来，进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动脉的重要领域。同时又推动企业间和企业内的资源整合，另形成央企之间的竞争格局。 其次是公众公司改革，依托上市等手段，在资本市场实现央企的股权多元化。 再次是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改革，通过早期董事会制度的试点，明确了在央企内设立外部董事的制度规范。 然后是企业运营的科学化，一方面分离过去的企业办社会职能，要求企业集中精力关注经济商业主业，另一方面实施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 最后是建立起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央企改革的许多措施都是在吸收了地方国企改革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推行的，可行性、科学性和顺利度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至此，中国国企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未来，又或者说当下，国企深化改革的大致方向，是对各不同类型的国企再进行分类监管。比如，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诸如电网公司，是否可以再进行深一步地股权多元化？对于竞争领域的国企，能否进一步提高领导效率和决策科学性？对于近些年壮大的具有政策投资功能的城投公司，是否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政策限制？要回答这些问题，也意味着需要更加发挥国企董事会的作用，并且要在此基础上探索国企与市场经济的最终融合方向。 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这一代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回顾国企改革历程，我们有着很多深刻的认识。 中国国企改革走向成功几乎是一场奇迹，站在20世纪末全球范围的国企改革形势来看，中国国企改革的成果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体制优越性的某项体现。 更关键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国有资本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不能受到社会上某些舆论的影响，绝对不能接受对国企再进行深一步的“非国有化”。同时，我们还要有充分认识，现在我国企业市场存在的许多问题不是国企体制造成的，而是经理人市场不成熟、资本市场不成熟等交叉原因造成的，不能把问题的责任全部一股脑推给国资体制。这种做法是别有用心的。 垄断性国企的垄断形式已经几乎固定，除了电网、中国石油、中国海油、几大通讯运营商和中盐，以及地方民生（供水、供电、供气、公交地铁）企业之外，国资已经不可能再增加垄断领域。民营经济创业者应该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广阔创业空间，也要理解创业的最后底线。 面向未来，我的感觉是，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现在需要完成的认为是，我们的国家应该建立起一个真正成熟、专业的投资人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还要有完善、严格、公平的法治环境和监管环境。由解决企业微观问题进入解决市场成熟度的宏观问题，或许是未来一个阶段要面对的首要任务。 伟大的列宁说：“全体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我们还年轻着，我们要继续学习。然后去完成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但政府官员是不能随便讲话的，讲多了会惹麻烦，这就把舆论的主导权让给了媒体和学者。 我们的学者大都有西方经济学背景，对国有企业有一种学术化的成见，凡国有企业做的事一般都是不对的。” 作者的这段话还是讲轻讲模糊了，明白说就是媒体和学者大多都是西方思想渗透或者西方资本资助潜移默化塑造的代言人，凡是与西方思想和路径不一致或者更严重点会威胁西方制度发展的就是他们所要批判的，到后来更离谱，凡是政府鼓励的就是他们反对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对革命和改造太过于放松，以为社会主义是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活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算是中山先生留给中国的武器，还有就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嘴上说着中国人，却从来不在乎中国人，他们只是用嘴来描绘一个被极权政府剥削、被迫害的没有自由民主的人，幻想自己是西式民主的代言人，其实不过是幻想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者。 甚至傲慢和愚蠢到都不愿意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颜色革命，都不愿意深入基层来进行本土化的颜色革命，这就是中国新西方式的知识分子，用着国外过时和水土不服的话术来宣传，注定被双方抛弃。 中国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未来肯定不会像世界银行和西方经济学体系下的学者所设想的那样，脱离实践的理论就是一框废纸，不按照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的理论都是过时的论调。如何将国有部分在市场上具象化和监督好，做到国有真正的是为人民所有和为人民所用，这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政府人事改革难度远比国企和市场化改革大，甚至会落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地步，理想化的人事制度改革是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这要求人不断学习、不断优化自身能力、始终对事业和生活充满热情和斗志、不怕出错等等，这很难，难于登天，尤其是现实目标不够紧迫之后。批评很容易，网络上随处可见都是批评体制内僵化不作为各种不良风气，可是批评的人自己也做不到。国企改革的原因也就在此，时代总会淘汰落后部分，是技术，也是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在追求公平，可是公平，只有在你处在不公平地位的时候你才追求，而人类往往用自己和其他所有人比不公平。具象的公平本身就不公平，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公平。

我也是国企克难攻坚时期的一员，1997-2002年为国企减免息、再就业工作、债转股、上市、兼并重组等政策落实，去国家经贸委、证监会几十次，艰难险阻，历历在目。邵宁司长（时任国家经贸委企改司司长，负责全国国企改革工作），和宋毓钟副司长，对我们一个国家六五七五期间重点工程的过渡负债企业，予以了重点关注，列入省重点，为国企改革、脱困和重组上市工作，指明了方向，得到朱镕基总理（1994年春节期间曾考察我们工厂）、吴邦国副总理、盛华仁主任、陈清泰主任、蒋黔贵主任等的关心和支持，以及化工部领导秦仲达、顾秀莲等部领导关心，使我们企业通过改革，走上新生，获得市政府给予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权。邵宁同志的《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一书，充分展现了国家对国企改革创新初期给予的全方位重视和领导，使得国企经过三十年改革发展，获得新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增长动力。本书非常值得一读，对我们未来国企进一步改革创新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指导和推进作用。

大家都知道，改革破除了计划经济的桎梏，激发了社会活力，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大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可改革又是何其艰难，实际操作的难度远非理论家纸上谈兵般的轻描淡写。作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亲历者和操刀者之一，作者的这本回顾性著作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国企改革的风风雨雨，背后的酸甜苦辣以及诸多不易。我们能有机会读到曾经位高权重的官员的内心独白式的思考，这在当下是弥足珍贵的。 国企的改革，真正动真格或者取得实效的开端，应该是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记者会上承诺的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改革脱困。后面这个目标实现了，当然，代价也很大比如大量工人下岗等等。朱镕基对于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整顿和改造从他1991年调入中央工作就逐渐开始了，一直到他2002年退休。中国经济能在21世纪初快速腾飞，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与朱总理连续十多年对我们经济体制的持续改革密不可分，当时啃下的大小骨头不计其数。具体的细节和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参阅《朱镕基讲话实录(全四卷)》。本书作者是当时国企改革的操刀手之一，他在本书中也表达了对朱总理人格魅力的钦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实实在在做成一点事，一帮有魄力、有能力、有担当的人缺一不可，很幸运的是他们当年有那么好的大环境，有一群想做事的人。 通过本书的梳理，澄清了一些大众对于国企的错误认知，比如所谓的“国进民退”并非简单的国企多了就不好，同时也点出了国企监管在操作上的诸多困难，...。总之，个人认为是一本非常真诚的作品，读后有益。

邵宁的《国有企业改革实录》，还有后来的《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价值恰恰就在于：他本身就是国资委的一线操盘者，不是书斋学者，也不是只讲宣传口径的宣讲人。 既立足于国有经济必须保留这个大前提，但不回避改革的阵痛、现实弊病、改革内部的两难权衡，和现在只讲鲜明功绩对不同声音尖锐上升到道德评判的单向输出姿态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 邵宁的底色立场 他坚决反对全盘私有化道路，明确全盘私有化社会代价极高，中国不能照搬这套方案 。 但他也绝不搞“国企一切都好”的叙事。他完整经历90年代“三年脱困”、抓大放小、国企大量破产、千万职工下岗、国资委组建全过程，书里面会把矛盾、代价、两难都摊开来讲。 书中几个很关键、普通宣传不会讲透的核心观点 1. 改革不是只有歌颂功绩，改革本身充满痛苦取舍 实录里面不回避：90年代大批国企资不抵债、三角债缠身、企业办社会（学校、医院、职工宿舍全部企业包揽），大量企业已经完全不适应市场。“抓大放小”，中小型国企改制退出，本身是不得已选择，伴随巨大社会阵痛，几千万职工安置是压在改革头上最现实的难题 。 很多宣讲只讲今天做大做强的结果；邵宁会还原：今天的局面，是当年付了巨大代价换来的，不是凭空得来。 2. 核心命题：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第一基石 他反复讲，过去最大的病根，就是政府既是公共管理者，又是企业老板，裁判员运动员一身。各个部门都可以干预企业，出事又无人承担责任。国资委设立初衷，就是把“公共行政权力”和“国有资产出资人”两套职能拆开，建一道制度隔离墙。 同时他有一句很清醒判断：企业经营向好的时候，政企不分的冲动反而会重新抬头，各个部门都想来伸手干预企业，改革成果会被侵蚀。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提醒，宣传中很少讲这种风险。 3. 首创国企分类改革框架：公益性、功能性、竞争性企业区分对待 - 公益保障类（水务、公交），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要专门规制考核； - 战略功能类（军工、重要资源），兼顾国家使命和市场； - 充分竞争领域国企，就要和民营企业同等参与市场比拼，接受市场优胜劣汰。 他不主张所有领域都要国企固守不放：中小企业、完全充分竞争领域，国有经济可以主动收缩退出；但关系国家安全、公共保障板块必须守住。这套思路，后来直接吸收进中央的国企改革文件。 4. 敢于直白点出当时国企一堆现实短板 公开讲话、书稿直接列举问题：母公司股份制改革滞后；董事会很多流于形式；高管行政化色彩很重，缺少市场化退出机制；内部选人用人、激励约束不到位；外部行政干预依然大量存在 。 这一点，和各种宣讲最大差别：宣讲只讲成就；邵宁作为体制内亲历者，敢于把体系内部现存缺陷白纸黑字写出来。 5. 和各派经济学家的位置对照 - 和茅于轼、早期张维迎不同：不走全盘私有化； - 和林毅夫有共鸣：高度重视历史政策性包袱，国企身上背着大量计划时代遗留负担，不能简单拿私企标准直接对比评判； - 和周其仁又可以对话：他同样看到委托代理链条长、内部人控制风险，他给出的解法不是私有化，而是出资人到位、分类监管、完善现代公司治理、资本市场混合改制。 读他，比阅读很多宣传更有收获。 邵宁的写作逻辑是：先还原现实困境，再推导政策选择。 他身在体制之内，大方向完全服从制度框架，但没有搞思想闭环。承认改革有多种可选路径，承认现实处处是权衡，承认再好制度也存在被权力干预、被既得利益扭曲的风险。 他不会把“批评国企弊病的学者”直接打成立场敌人。他会区分两件事： 全盘私有化激进方案不可取，但是，指出国企治理缺陷、代理问题，本身恰恰是推动改革的起点。 一处值得留意的局限 毕竟他是当年改革政策执行者，对于当年改制过程之中出现的国资流失、部分改制不公的现实，更多是站在政策执行层面复盘，不会像周其仁那样从产权理论深度去批判制度漏洞。他是改革操盘手的视角，不是外部批判者视角。

国企改革不是过去时，制度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最难的问题一直是“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当时困难企业、困难职工中的不稳定因素已是一触即发，如果推动改革激化了矛盾、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责任无可推卸。 这两点都是各级政府官员非常现实的顾虑，只要还有回旋和拖延的余地，谁也不会主动去触碰这个危险地带。 1998年3月，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企业的改制，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彻底转型，包括结构的调整、企业定位的改造、职工身份的转变，还涉及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构。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庞大的规模。 在改革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加上城镇集体企业超过百万家，职工总数将近1亿人，是我国除农民之外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第二，计划经济的初始定位。 1986年8月，沈阳市一家小型集体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 这个企业破产案曾在全国引起轰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事件，也使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留名青史。 “破三铁”的改革在全国只持续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到1992年中就基本停止了。 推进改革推出了事，谁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且这项改革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铁饭碗”曾被认为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之一； 在当时社会观念还没有很大转变的情况下，改革砸了“主人翁”的“饭碗”，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很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 一是把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摆脱困境的突破口，并逐步扭转煤炭、兵器等特殊困难行业的亏损状况； 二是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三是积极推进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至此，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目标由党中央确认，并正式列入了政府的工作日程。 债转股被称为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撒手锏”政策之一。 199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组建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依法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贷款； 并作为投资主体，对一些具备条件的贷款企业进行债转股，以优化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对于银行债务，政府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打包买断是最普遍的办法，如湖北省宜昌市用3.4亿元买断了信达公司在宜昌的23亿元的不良债权。 在具体的改革形式上，各地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创造出多种模式，当时归纳出的有十余种之多。 一是股份制改革。初期借鉴了诸城经验，主要是面向内部人改制，由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出资买断国有净资产。 二是企业兼并。吸引优势大企业承债式兼并国有中小企业，通过外部资金、技术、人才注入带动被兼并企业的发展。 三是整体出售。拟出售企业以资产评估价为基准，在市场上公开竞价或协议定价，综合考虑职工就业、新增投资等因素，向法人或自然人出售，资不抵债的企业也有零价格出售的。 四是租赁经营。将企业资产的经营权出租或承包给法人或自然人，按协议收取费用，类似的方式还有托管经营等。 五是剥离分离。对整体已难以盘活、但局部还有希望的企业，在债权人同意并合理承担债务的前提下实行分立，分块搞活。 六是破产重组。企业破产后的剩余资产重组成新企业，安排部分职工就业。 资源枯竭矿山的转型处置是世界各国都遇到过的难题。发达国家一般的做法是：制定中长期调整规划，逐步关闭矿山，多渠道安置员工； 同时，投入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帮助当地逐步实现产业转型。这个过程一般都很长，法国关闭国内煤矿历时20年，日本关闭本国煤矿用了30年。 在缺乏调整、优化的机制下带队伍非常累心。 人员的工作思路、业务素质、工作态度都无法保证，严格要求肯定不行，基本是凭面子做事。 如果所负责的机构任务很重、压力很大、不好混日子，领导就比较遭罪了，因为体制上并不支持你调整出一个思想统一、素质良好、能打硬仗的工作队伍。 机关的干部人事制度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干部的流动性很差，职业鸿沟很深。 机关工作人员往往学校一毕业就进入机关工作，然后在系统内逐步升迁；如果不是赶上机构改革或自己跳槽下海，能在一个单位里一直干到退休。 这种“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如果恰巧被分配在一个位高权重但无责任的机构中任职，听到的都是好话和恭维话； 自我感觉会越来越好，说话的口气会越来越大，敬畏之心会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对干部的成长并非有利，一旦岗位变动往往很难适应。 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之后，如果政府不恰当地使用宏观政策刺激经济，试图回到过去的增长速度，而忽略了更为根本的结构性改革； 以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很可能使短期的经济下滑演变为长期的低迷停滞，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是群体性观念和意识造成的，而且在特定的氛围中会自我强化，非常不容易改变； 解决这类问题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有些甚至需要整整一代人。 人是最难识别的，我们常用的民主测评和推荐的办法都不能保证对人的准确判断。 对于职工来说，改革非常痛苦，很多人做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摩擦、争议和社会冲突。 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中一些具体的运作情况和其中的是非曲直可能永远众说纷纭。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跨度、宏观的角度，看一看这场改革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估和理解这项改革的意义和价值。

&三十余年国企改革，本质上是一场责任归位的漫长博弈。邵宁以十年亲历者身份写下的，不仅是一部政策演变的编年史，更是一份关于“责任”如何从模糊走向清晰的逻辑图谱。 改革的真正难点，不在制度设计的高下，而在于如何让国有企业在市场中找到一个体面的位置，又不被行政之手随意拨弄。从承包制的权宜、三年脱困的断臂、到国资委成立后的政资分离，每一步都透着一种务实的智慧——用“问题导向”的耐心替代“理论先行”的冲动，在走不通的地方绕路，在推不动的时候等待，在看得清的时候加速。 当我们终于看清那个“管资本”的终极状态，才意识到中间那条漫长的“管企业”道路，是必须用时间与代价一寸寸铺就的。国企改革的核心从来不是谁拥有，而是谁负责，以及如何让这个“负责”变得真实、可触及、有分量。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探索史，是一部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漫长跋涉。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厂长（经理）负责制，再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治理结构的每一次调整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决策权力如何既不悬空、又不失控？ 邵宁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了治理探索的核心突破——董事会试点。外部董事制度的引入，使央企决策组织与执行组织实现了分离，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基本消除。那些退休的老企业家以外部董事身份进入董事会，敢说真话、敢于制衡，使企业决策从“一个人拍板”变为“一群人论证”。政资分开则为这场治理变革铺设了体制底座——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了一道隔离墙。 但治理的现代化远未终结。外部董事资源不足、董事会权限受限、董事长与总经理关系不清等问题仍在困扰实践。邵宁写下的不仅是一段已完成的历史，更是一份未竟的答卷——公司治理的进步，从不靠制度文本的堆砌，而靠责权边界在一次又一次博弈中变得清晰。当董事会真正成为企业的决策中枢而非橡皮图章，国有企业的治理才算走完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之间那段最艰难的路。

非常棒的书，国企改革的操盘手和亲历者，务实，不回避问题，改革的脉络和得失交代的很清楚。看这本书不仅仅是了解了这段艰难的改革历史，更是一个丰富的改革案例库。我们当下的更多企业管理问题，在书中都能找到鲜活的经验和教训。向改革的先行者致敬，感谢能写出这么好的书让我们了解这段并不算遥远的历史，让我更好地理解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