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

主权的逻辑与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双重维度 引言：两种视角的对话 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读，历来存在两种看似不同、实则互补的视角：一种聚焦于主权、财政与国家能力的物质基础，一种关注思想、制度与人的精神转型。李怀印先生《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及其引发的讨论，恰好为这两种视角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本文尝试将两种视角统一于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既呈现李怀印框架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到自主开放的壮阔历程——这是一条主权与财政的复归之路；也吸纳批评者对现代化深层本质的追问——这是一条思想与制度的建构之路。两条线索相互缠绕、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完整图景。 一、帝国衰落与现代化困境（1850-1911） 主权沦丧与经济殖民化 1854年上海海关被列强接管，1861年赫德建立的海关体系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1861-1911年间，海关税收总额4.2亿两白银中63%用于支付战争赔款和外债。至1911年，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35%，成为殖民统治的经济命脉。 这是中国现代化遭遇的第一重困境：当国家主权残缺、财政能力崩溃时，任何现代化努力都缺乏最基本的物质前提。 器物尝试与制度滞后 然而，主权沦丧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洋务运动的教训揭示了更深层的困境：北洋水师在1888年曾居亚洲第一，但因后续投入不足迅速落后；太平天国后推行的厘金制度使地方截留税收比例从1860年30%飙升至1890年65%，中央财政调控能力瘫痪；甲午战争2.3亿两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四年财政收入。 但洋务运动的失败，根源不仅在于军舰不够多、赔款不够付，更在于支撑现代海军的思想观念、制度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当变革仅限于器物层面，而不触及思想启蒙与制度转型时，现代化注定是表层的、脆弱的。1903年商部设立尝试统一税收，但地方截留严重；1908年“预备立宪”流于形式——制度的滞后与思想的禁锢，与主权的残缺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的双重障碍。 二、民国时期的主权抗争与发展困局（1912-1949） 有限的主权恢复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将进口税率从1929年4%提升至1933年25%，但海关行政管理权仍由外籍税务司掌控。1927-1936年工业年均增长8.7%，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33%提升至47%——这证明即使是有限的主权恢复，也能释放发展动能。 深层结构的断裂 然而，1937年后国民政府丧失90%关税收入，伪政权海关在1938-1945年间为日本提供1.8亿日元军费。战后美国通过1946年《中美商约》使其商品占据中国进口总额57%。至1948年金圆券改革失败时，物价指数较战前上涨360万倍。 但同样值得追问的是：即便没有战争，民国时期的现代化能否持续？土地制度的不公、基层社会的涣散、政治认同的缺失——这些思想与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与主权残缺共同导致了现代化的断裂。主权问题与制度问题相互缠绕：没有主权，制度无从建构；没有制度，主权失去根基。 三、主权重建与计划经济探索（1949-1978） 经济主权的真正回归 1950年颁布首个自主关税税则，1951年实施完全自主关税政策。关税收入占比从1950年6.5%升至1957年15%。1950年《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1949年40%升至1952年80%。 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转折点：在主权的庇护下，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主配置资源的制度能力。 正如李怀印所言：“1949年后的中国，既没有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拒绝被纳入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架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自为一体的、可以自我维持的工业化经济体系。” 工业化的成就与代价 “一五”计划期间，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完成率92%，工业投资250亿元，重工业产值增长128%。但1958年“大跃进”导致1959-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26.3%，1962年重工业投资被迫削减45%。 这一时期的启示在于：主权回归为现代化提供了前提，但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仍需在试错中探索。 自主探索的价值在于摆脱依附，但其代价也提醒我们：现代化的深层目标，终究是人的福祉与精神的觉醒，而非单纯的工业指标。 四、改革开放与自主开放新格局（1978-2020） 制度创新释放活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粮食产量年均增长7.7%，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78年2800万跃升至1988年9500万。1984年国企“扩大自主权”改革开启市场化进程。 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22%回升至56%。加入WTO后，关税算术平均税率从1992年43.2%降至2001年15.3%，海关税收却从1978年15亿元激增至2020年1.7万亿元。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长10.5%，城市化率从2000年36%升至2020年64%。 人的觉醒与制度建构 但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总量的跃升，更在于制度空间的开辟与个体活力的释放。乡镇企业的崛起，是农民突破体制束缚的创造；市场经济的探索，是思想解放的制度成果；城市化进程，是亿万中国人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相遇。 器物成就的背后，是人的现代化正在发生： 个体意识的觉醒、法治观念的普及、公民素养的提升、创造活力的迸发。这些“软”的维度，与GDP的“硬”增长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完整图景。 五、历史启示：双重维度的统一 对比昭示的真理 1842-1949年间，因海关主权丧失导致税收流失约15亿两白银；而1950-2020年，自主征收海关税收累计达45万亿元。这一对比印证了核心命题：没有主权的现代化，终将陷入依附性发展陷阱。 但同样值得深思的是：洋务运动的器物引进、民国时期的制度模仿、计划经济的工业积累、改革开放的市场转型——这些不同阶段的探索共同表明：主权只是前提，而非终点。 在主权的庇护下，如何建构现代的制度；在财政的支撑下，如何培育现代的人；在物质的积累中，如何实现文明的跃升——这些同样是现代化的核心命题。 两种视角的融合 赞誉者与批评者的分歧，并非是非对错之争，而是视角侧重之别： 李怀印框架的长处，在于以扎实的历史数据论证了主权与财政对现代化的前提性意义。从晚清财政崩溃到新中国财政统一，从改革开放市场化转型到今天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家能力的消长始终是现代化的核心变量。 批评者的深刻，在于对思想启蒙、制度转型等深层维度的坚守。没有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就没有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没有启蒙运动对个体权利、契约精神、法治观念的奠基，就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科学与工业革命。思想观念的变革，往往是物质变革的先导。 这两种视角指向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现代化既需要物质基础的主权保障，也需要精神层面的现代转型。 没有主权独立和财政统一，任何现代化都将是依附性的、残缺的；但没有思想的解放和制度的创新，任何现代化都将是表层的、不可持续的。 完整的现代化叙事 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叙事，应当是物质与精神、制度与观念、国家与个体相互支撑的： 它既要看到主权、财政、工业化的前提意义——没有这些，一切都是空谈；也要看到思想、文化、制度的深层价值——没有这些，物质积累将失去方向和灵魂。 它既要肯定器物追赶的历史必要性——后发国家必须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也要坚守人的现代化这一终极目标——让每个人成为现代化的主体，而非被动接受的客体。 它既要呈现中国现代化在主权回归、财政统一、经济腾飞层面的巨大成就——1842-1949年的15亿两白银流失与1950-2020年的45万亿元自主征收，这一对比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也要揭示中国在思想融合、制度创新、文明转型层面的原创性贡献——为后发国家提供的不只是“另一种发展模式”，更是“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 结语：主权的逻辑与人的现代化 纵观185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一条主线清晰可见：从主权沦丧到主权回归，从财政崩溃到财政统一，从被动开放到自主开放。国家能力的消长，始终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变量。 这是李怀印框架给予我们的根本启示。 但这并非现代化的全部。在主权的庇护下，现代的制度得以建构；在财政的支撑下，现代的人得以成长；在物质的积累中，文明的跃升得以可能。1949年解决了“主权前提”，改革开放激活了“制度活力”，而今天中国面临的核心课题，正是在器物成就的基础上，完成更深层的社会转型与文明提升。 中国现代化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它在主权残缺的时代坚持探索，在主权重塑的时代实现腾飞，更在于它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自主，在物质积累的基础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条既有物质基础又有精神向度的现代化道路，既避免了依附性发展的陷阱，也超越了技术性现代化的窄化。 最终衡量现代化成败的，不只是税收的数字和GDP的规模，而是每一个中国人能否在这个进程中实现精神的觉醒、权利的保障、创造的自由。这才是主权的逻辑最终要抵达的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对世界的根本启示。

同质化，文化的独特，稳定的疆域，非西方帝国式现代化；关键的五四思想百放，新中国的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体系优势，人口红利，大国的报复；我们并非陷入西方所谓的中等发达陷阱，实则是地缘争夺的对抗；我们需要一次五四的精神，解决好自己的经济问题，再次改革突破技术瓶颈，建立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智慧；逐步建立东方的经济学，技术体系，与五四不同不是西学那么突出，而是如何实现东学的现代化，我们的目标也是全球化的终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西方的对立共存。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寻新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经济成长的特殊性，尽管都能言之有理，但还没见到一个有影响力的。本书也属此列，不过这种独立和自信仍值得肯定。 本书反对就经济论经济，构建了地缘政治为先，结合政治治理能力，文化影响，人力资本等多方位的综合分析框架，有较多的言之成理的成份，有启发。作者以积极正面的视角来看待中国1850以来的历史，很值得肯定。 总体来说，本书也有语言啰嗦的不足，若能压缩一半，不但不损于分析论证，更会改善阅读体验。

颠倒的体用：读《中国的现代化》的核心思辨 读完李怀印先生《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全书试图为中国170余年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一套去西方中心主义、彰显本土主体性的解释框架，初衷值得肯定。但细读下来，其核心叙事却陷入了与百年前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同源的逻辑谬误，甚至最终走向了自身叙事目标的反面，在此和各位书友交流我的读后思考。 中国传统哲学所言的“体用不二”，从来不是模糊的东方话术，而是贯穿中西文明、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通用底层逻辑。所谓“体”，是本体，是思想价值、制度逻辑的核心内核；所谓“用”，是功用，是本体外化的实践结果与现象显现。体为因，用为果，体立而后用生，二者不可分割。这与西方哲学“理念为本体，现实为摹本”的核心逻辑完全同构：先有现代性的思想建模，才有现代性的器物实践——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搭建的现代性本体，就绝不可能有工业革命的器物成果，这是被人类现代化进程反复验证的基本常识。 百年前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从诞生起就是一场违背体用不二逻辑的虚假争论。洋务派既奉“体用不二”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先进性所在，又强行将体用二元割裂，宣称只需取西方器物之“用”，嫁接于中国传统纲常之“体”，即可实现富强。这套话术先天就陷入了无法闭环的悖论：若体用不二成立，则先进的体必然生出先进的用，它既无法解释“先进中体为何生出落后中用”，也无法圆融“落后西体为何生出先进西用”，最终只能沦为一场回避根本问题的自欺欺人，其破产的结局早已被逻辑与历史双重注定。 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恰恰重蹈了同源的逻辑覆辙，甚至彻底颠倒了体用的因果关系。作者将工业化、经济总量等器物层面的“硬态现代化”，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本体与驱动性的“因”；而将思想启蒙、制度转型、法治建设、文明升级等“软态现代化”，降格为器物现代化的附属结果与被动的“果”。这套叙事彻底违背了体用不二的底层逻辑，把现象当成了本体，把结果当成了原因，与百年前洋务派“器物优先”的认知，本质上并无二致。 更具讽刺性的是，这套为彰显中国主体性构建的叙事，最终反而从根上矮化了中国现代化的文明成就。现代科学体系、工业化的基础理论与制度范式，起源于西方近代文明，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而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引入这些人类现代文明共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完成了创造性转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但作者将器物现代化定义为核心本体，等于把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窄化成了对器物成果的高效追赶，彻底消解了中国现代化在“体”的层面的原创性贡献——也就是我们在现代性思想与制度层面的融合创新，以及为全世界后发国家提供的全新现代化选项。这套为“去西方中心主义”打造的叙事，最终反而坐实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非西方文明只能在器物层面模仿西方，无法在现代性的本体层面有所创造。 现代化的本质，从来不是器物的升级，而是人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我们对本书叙事逻辑的批评，绝非否定中国170余年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成就，恰恰相反，我们希望通过正本清源，真正读懂中国现代化在文明本体层面的高度与价值。唯有守住“体用不二”的基本逻辑，正视思想本体的核心价值，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完整意义，而非在颠倒的因果中，走向自身叙事目标的反面。

想搞懂我们常说的“中国式现代化”从哪来、未来会往哪走？ 李怀印这本《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把170多年的发展故事梳理得明明白白。 适合非专业读者建立对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认知。 这本书最贴心的就是把复杂历史理出了清晰的脉络： 它把1850年至今的现代化进程分成了「挑战-准备-起步-高速增长-走向成熟」五个阶段，顺着读就能快速get大的历史走向； 还从地缘安全、财政能力、国民认同三个核心角度切入，帮我们看懂“国家发展不是只拼经济，是方方面面一起塑造的”。 不光聊过去，作者还把展望延伸到了2050年，能帮我们理解当下很多发展政策的逻辑。 和很多老观点不一样的是，它不照搬西方的解释框架，也不只是盯着工业化谈现代化， 实实在在给我们讲清楚了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径，哪怕没有专业基础也能读进去。 当然它也有小遗憾：因为要搭整个大框架，部分具体的地方故事、历史细节讲得比较简略， 社会文化、普通人日常生存状态的讨论也不算多， 如果你偏爱看微观的小人物故事，可以搭配其他地方史、社会史著作一起读。 总的来说，如果你想系统理清楚中国这一百七十多年的发展脉络，想搞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值得一读。

出差途中断断续续读完了李怀印的《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因为是在通勤车上读的电子书，阅读不够连续深入，可能对其价值有所低估。先打4分吧。 这本书以1850年至今的长时段为框架，系统梳理了中国现代化的完整轨迹。整体看下来，史观中正、框架清晰、修正了大量片面叙事，阅读收益稳定而扎实。但它缺少颠覆性的原创突破，属于高水平的整合型著作，而非开宗立派的经典范式之作。 最大的亮点在叙事框架本身。以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写，要么套用西方现代化的模板来评判中国道路，要么局限于本土史实梳理、缺乏全球参照。李怀印把中国两百年的转型历程放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做比较，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既不再简单定义为“被动西化、追赶落后”，也不再固守“一切基于本土特色”的叙述。这种视角让读者能够跳出教科书式的固化史观，更客观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内生逻辑和独特性。 在理论框架上，本书沿用并完善了作者标志性的“地缘格局—财政模式—政治结构”三重均衡解释模型。这套框架有创新价值，但存在维度权重失衡、体系不够自洽的明显短板。 三个维度中，财政部分是全书写得最扎实、最有穿透力的内容。从晚清的财税溃败、民国的财政碎片化，到新中国统筹型财政体系的建立、改革开放后资源配置方式的升级迭代，李怀印以经济底层逻辑解释历史变迁，论证有力，读下来很有说服力。我觉得这是全书最核心的有价值的部分。 政治结构的分析也稳妥可靠。国家治理、权力整合、政治认同对现代化进程的支撑与制约，书中都有精准的阐释。 但地缘格局这一维度个人觉得被拔得过高了。近现代中国现代化的核心矛盾，主要是内部制度、经济结构、社会治理的迭代，地缘是重要的外部变量，但远不足以和财政、政治并列为核心维度。 更大的缺憾在于，书中严重忽略了文化、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长期深层作用。道路选择、社会凝聚力、制度韧性，都离不开本土文明基底与意识形态建构。缺失这一层，整套“三重框架”看似完整，实则解释力有限，读到最后总觉得还差一口气。尤其与金观涛老师四十年前《兴盛与危机》对比，这个层面就弱了一些。 尽管如此，在具体的历史阐释上，这本书的纠偏价值很明显。对清代历史的处理，打破了“晚清全面腐朽、一无是处”的刻板定论。作者指出清王朝的双重属性：既有制度僵化、闭关落后、应对变局乏力的致命缺陷，也有稳固大一统疆域、持续优化财税治理、主动尝试科技实业革新、维系国家整合能力的积极建树。这种辩证的评判，更贴近近代国家转型的真实复杂度。 对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的重估，是本书另一大亮点。主流西方经济学或以短期经济效率、市场化程度否定毛时代建设成就，李怀印跳出功利主义评判框架，充分肯定了建国初期在全民基础教育普及、公共医疗体系搭建、完整工业体系奠基、关键科技领域突破、全国国土均衡布局等方面的基础性成就。这些建设在当时不产生即时经济效益，却构筑了中国现代化最坚实的底层底盘，是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前置条件。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书中总结也客观公允。没有流于口号式赞美，而是从超大国土人口规模、统一多民族社会结构、全民教育积累、国家统筹治理优势等内生禀赋出发，解释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同时理性肯定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体系的积极意义。史观成熟，立场中立。 总体而言，这本书的优势很明显：视角新颖、史观端正、纠偏性强，财政维度的解读极有深度，能够帮助读者系统重构对中国近现代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认知。但局限同样清楚：有整合、无颠覆，有新意、无开创。整套理论框架存在维度失衡与关键缺失，缺少突破性的原创观点。读下来全程顺畅有收获，但没有震撼式的认知迭代。

与《现代中国的形成》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本书贡献了“三重均衡态”的分析视角，为解释晚晴国家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遗憾的是，这个工具在后续分析新中国崛起时未再继续使用，而是更换为“元实力”。三重均衡态仍有继续解释中国发展的理论价值，元实力完全可以在地缘、财政、认同的框架下作为一种次级解释工具，来理解何以当前中国处于三重均衡态，并且可以借助中国均衡实现跨越式发展。当然，第七章再次运用地缘、财政、认同来构建大国竞争的优势，读起来就会比较舒服。 读完本书后，我的感想就是，中国的崛起是必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必将代替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可如果自己追问在本书论证中忽视或未着太多笔墨的问题后，对自己的处境就不那么乐观了。比如，前三十年带来的灾难真的已经完全消弭了吗？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用再强调其负面作用的时候了吗？人口问题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真的可以用生产效率或者机械化来消除吗？如果真的可以消除，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会过得更好吗？ 于是我再次思考，本书可能仍然没有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将现代化理解为器物的机械化，忽视了五四运动以来所特别强调的“德先生”“赛先生”，忽视了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及民族认同的现代性三要素，尤其是其中的个人权利，说白了，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强调这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代化，是不是全民共享？在全书的分析中，很难看到人的因素，而充满了宏大叙事。这类型的书，多你一本不多，虽然找的角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此外，本书还有一个较为危险的地方（其实《现代中国的形成》中也存在），在于部分分析中，试图用资源整合能力解释我国的近当代史，可能消除现状的神圣性、必然性，希望读者引起注意。

这是一本值得快速阅读，更值得深入思考的书。 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新视角。作者李怀印教授跳出纯经济学的局限，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他看来，经济活动从来不是抽象的“理性人”在真空中的选择，而是深深嵌入在一个国家的地缘格局、财政能力和政治认同之中。由此，他构建了一个以“地缘战略、财政构造、政治认同”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将中国从晚清至今近200年的现代化历程，清晰地勾勒为从“地缘国家”向“主权国家”、再向“工业国家”的宏伟演进 这一框架的突破性在于，它摆脱了“冲击—反应”或“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作者没有将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地视为对西方的被动回应或单向模仿，而是将其理解为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基于自身历史与国情进行的主动求索与创造性转化。这种将历史、社会、地缘政治融为一体的跨界研究，为我们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探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发。 当然，这本书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首先，作者虽然试图挑战“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叙事，但他对“现代化”的定义——“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等构成的全社会转型”——本身仍带有浓厚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色彩。这意味着，本书更多是在论证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之独特，而非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现代化的目标与评价体系。如何构建一套能包容中西方经验、超越单纯经济指标的现代化评价标准（如公民意识、幸福指数等），本书并未给出圆满答案。 其次，本书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历史通论，其魅力在于宏大叙事与历史洞察。但也正因如此，它对未来的展望，如断言中国将在2035年迈入发达国家门槛、2050年完成现代化，更多是基于历史趋势的合理推演，缺乏严谨的模型论证，其结论的说服力也因此打了折扣。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瑕不掩瑜。《中国的现代化》以其宏阔的视野和犀利的分析，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竟独特在何处”这些根本性问题。它或许不是最终的答案，但无疑是通向答案之路上一个重要的思想路标。

以一个“地缘政治—财政体制—政治认同”的分析框架，刻画和理解帝制中国向当代中国的转型与发展，临摹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并预测其发展前景。这样的学术努力值得肯定。 在具体的机制探析上，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宏大叙事、宏观研究在分析单位与分析结论的错配，但我觉得这并并不妨碍文章大多数核心结论的推导。 如何去理解现代化及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模糊性的过程，历史是过去式，现在是进行时；出现差异化的见解，不仅是有史料考证上的因素，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观价值带来的认知偏差，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很难从根本上消解。 我很欣赏作者在p373页讲出的关于目前的问题、困境和挑战，也认同其指出的“大国优势”。承认问题直面挑战，享受优势肯定自身，两者的并存，并不必然带来冲突。为反而反刻意突出矛盾，或是为夸而夸有意突出自我，都不见得是一个之于“求知”“谋事”的值得肯定的态度。 将视角从意识形态的过度证成或证伪中转移到“通过优化结构，释放治理效能”上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交流、比较、反复”中解决好实际问题，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或许也是国人更为在意的议题），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关注这一主题的作品能够和作为读者的我们见面。

这本书读下来，总体是有两个感觉：其一，叙述的整体框架是挺不错的，能够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当代地缘政治现实，不困囿于西方那套过于意识形态的视角和政治正确的姿态中，以经济、财政、军事这个直白的冰冷现实为主轴，很有效地将各国的地缘关系予以理顺；其二，这本书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正确的废话。作者虽跳脱了以往西方政论书籍的视野窠臼，但对于发展和指导方面不具有任何启发性，整篇著作更偏向于对既有结果的一种归纳总结。当论及二战后这几十年的地缘博弈时，站在如今的视角上，对于成败得失各方予以简单归纳，以一种套模板的姿态将美英法德日韩新等国家作为一种论述主体，隐去国家名称，用一大段归纳性的特征描述来点破这个政治实体的所作所为，最后再以此结果作为整个章节的归纳结论，很正确，却又很是废话。 总体来说，整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本书与作者之前的那本1840年关于清朝的地缘与财政的分析一脉相承，在这本书中，前一半的章节都是在回顾之前那本书中关于清朝各阶段作为，而后由1912-1949这段中华民国的历史仅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视角一带而过，所提到的几个要点也是前书所论观点，无甚新意。而后，作者着力对改开前三十年的中国地缘博弈予以详细分析，就其内外部的军事与地缘压力做了客观点评，同时也以此视角来说明，中国非不学四小龙之发展轨迹，实属现实条件下选择重工业这条路径的无奈之举。尽管整段论述过于直球，点与点之间的连接也过于单薄，但能够以一种平等、理性的姿态来分析问题，本身就挺有突破。 论及近一二十年来的地缘博弈，作者只是简单地提到作为霸主的美国会不断施加各方面压力，而博弈走势该如何发展，多方之间该如何互动，新的地缘格局框架将如何奠定，以及单纯对于美国自身硬实力是否还可靠等方面，则未做深度探讨。所以作者最后在对中国这一叙述主体的分析与预测中，框架上遵循了一种长线性逻辑，以1850年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作为节点，几乎以一种纯学术性的角度来做预测，并不太具备任何的探讨空间，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种科幻性结尾。 所以这本书对于快速地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是有着不错的学习价值的，能够像一层层的液体一般，根据时间而沉淀出不同的隔层，读者跟随作者视角，能够很轻松地查看这一清晰的时代切片，对中国这两百年来的变革与发展，有个大体清晰的认识，至于各种细节和各层之间的实际联系，则不太有多少学习意义。我们与作者的视角，都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未有设身处地的投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