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与曾国藩

蒋廷黻的《洪秀全与曾国藩》通过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与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洪秀全的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的比较，剖析了两位领袖、两大阶级、两支军队、两条道路的历史与阶级局限，深刻反思了两条道路最终失败的思想根源与制度桎梏，并通过太平天国的覆灭与李鸿章的官运亨通，再次印证了“胜者王侯败为寇”这一亘古不变的规则。 洪秀全虽有革命思想，却因迷信和享乐，最终未能成功改朝换代。曾国藩则以儒家精神、宗族观念治军，力图挽救清王朝，最终也因国体所囿，导致湘军私有化流弊。虽是太平军将士的热血染红了李鸿章的顶戴花翎，然太平军将领们自身的政治狭隘则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洪秀全们实际上不是为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只是一味地想把皇帝拉下马，自己摇身变皇帝而已。正如当今社会，很多人恨的并不是贪腐本身，而只是很自己没有贪腐的机会。所以，这些人一旦有了做皇帝或贪腐的机会，并不比原来台上的人磊落到哪去，相反可能要甚之。 该书还聚焦洋务运动从发起到落幕的全过程，透视了晚清统治阶层在近代化进程中探索改良的挣扎与局限。恭亲王奕䜣、文祥等人汲取英法联军入侵的惨痛教训，确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开创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开启军事与教育近代化先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力主“变则通”，将改良运动推向纵深，创建北洋海军、船政学堂，推动海防现代化。派遣留美幼童，学习欧美各国的先进体制。然而这场自强运动终因受制于朝庭的多重桎梏，只是搭建起近代工业体系雏形。由于缺乏制度配套与全民共识，最终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惨败而告终。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还以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自我改良，都不能引领中国走向富国强民的道路。史实昭示：积弊沉疴的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必须由一个真正的革命阶级领导一场彻底的革命，从根本上推翻旧的封建统制秩序，才能引领中国走向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2026年第60本【历史】 1.上帝会、三合会、白莲教、东林教、八旗军、绿营军、自强运动、自强运动的领袖们 ​2.他(曾国藩)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3.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做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 4.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5.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我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回，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6.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常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7.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于下： 咸丰十一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使，所以设立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8.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缘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做海军的总教官，以后我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他作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9.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做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做学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习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10.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前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做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11.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地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 革新派遇上了守旧派，革新派败，清朝亡！ (2026.9.22 于宜春)

书的后半部分与题目相比有点跑题。

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