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与鸦片战争

文章虽然是写于大约100年前，但今天读来仍有新意。

1840年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 (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 (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 (3)中英官吏平等。 (4)广州于英国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复市。在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设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 虽然草约的双方均未能正式签订，琦善的形象瞬间立体了，他有见识知进退，努力交涉达成的《穿鼻草约》更是他费尽心力的结晶，只可惜朝堂之上有此等卓识之人太少，浪费了这大好机会。虽然未能提出自强举措，但想来以当时上层人员沉浸于天朝观念之中，即使上奏也无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