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之路

1.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城市精神文明的丰富性、多元性、创新性，带动提升农村相对落后、闭塞、愚昧的文化观念，实现城乡文化文明共进；另一方面，要借鉴农村优美生态环境，生态循环型生产模式，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城乡人口素质、精神文化、价值理念和生产方式实现文明互鉴、相互融合。 2.旧时的社会分工造成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并导致市民和农民的片面和畸形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旧时社会分工即劳动的差异所形成的分工，因为没有阶级之分，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每个人都不再为生存所压迫，不再为职业所束缚，社会全体成员以劳动联合体的形式共同创造财富、实现自身价值，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 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通过提升劳动者的教育文化水平来提高全体人民的劳动技术能力，通过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来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改善乡村落后的面貌，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主张通过将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使劳动者有能力熟悉和掌握包括工农业在内的整个生产部门的工作，即通过教育摆脱劳动分工对人们劳动造成的片面性，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得以充分发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4.生活在城市的市民相比生活在农村的村民更加容易获取政治信息，对政治信息更加敏感，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维权意识更强，对政治互动诉求也更强。农村居民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出于生活生存需要，更多精力是放在生产劳动和基本生活上，且大多是留守的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关心政治的主动性、自觉性较低，其政治参与大多是村委会要求或亲缘群体所需，往往是被动参与、利他参与，没有意识和体验到政治参与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通常村民政治参与的动机，都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带有功利性和局限性，比如房屋拆迁补偿、农田征收青苗补偿等，而诸如村庄整体规划、招商引资项目、产业发展等政治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偏低。城市居民由于居住在城市，信息获取相对便利、相互交流相对快捷，拥有更多政治参与的场景，比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有政府行政部门投诉电话，有网络投票活动、社区街道反映问题或投诉的渠道等，相对而言，农村信息不畅，缺乏途径和渠道，对政策获取、理解的能力有限，集体化组织参与的机制相对欠缺，单个利益主体相对城市更加分散、力量弱化，因此在政治参与程度与参与能力方面，农村村民远不及城市市民。 5.在进行资源价值交换过程中，城市的人才、技术、资本、商品都已经包含了其诞生的空间规模成本，比如高房价、高租金、高教育投入、高附加值等，乡村的农副产品、生态产品、旅游产品却没有体现相应的生态价值成本，比如良好的土壤、空气、水资源价值，优美的自然山水价值，这些隐藏在乡村产品中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价格没有反映价值。 6.农村作为地域宽泛、人口分散的开敞空间，即使有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污染，也都是以户、村为单位分散出现，空间上难以集中连片，加之自然生态的修复作用，往往造成了农村生态污染不严重的假象，结果造成乡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减少，其所占比例也相较城市更低。而且城市的生态污染计入了乡村的生态成本当中，城市却没有支付或低成本支付，造成了乡村无偿分担城市发展生态成本的事实，在减少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费用的同时增加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生态成本，这种城乡生态损害成本上的不对等，将进一步掩盖乡村生态建设、污染防治的紧迫性，甚至将进一步扩大城市污染向农村污染转移的范围和数量，造成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上新的不平衡。 7.城市治理偏重对物的管理、对人的服务，在相对空间集中的环境下通过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实现有效治理和有为服务。乡村治理偏重对生产生活环境的管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引导，相比城市的刚性、规范治理，乡村治理更具有柔性、从众的特点。 8.在产品价值方面，乡村优质的生态环境资源以固化在农副产品身上的方式，输送给城市居民消费、支撑城市的正常运行，但农副产品相对工业产品总量上相对较多，加之地力、生态价值的隐性融入，人工、技术、运输等成本实际更多成为产品的价格主体，价格相对低廉，没有真实反映产品的总体价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