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历史学堂）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共有23所：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文华书院大学部、博文书院大学部、博学书院大学部后合并组建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上海震旦大学。

2016年10月28至30日，由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美国《中国基督教研究》杂志与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伦敦大学、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等30多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致开幕词，欢迎远道而来的诸位学者。

选读。一个尚未完成挖掘出来的宝藏。

传教士们在中国兴办学校，实实在在的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知识、播下新学科的种子，教会学校招收女学生，还意外成了妇女解放的推手。但教会学校产生在那个被欺负的年代，它们又不可避免地成了民族情绪的靶子，比如“六三离校”这种大冲突… 书里没简单说它们是好是坏，而是展现出很多复杂性。一边做贡献，一边闹矛盾，一边传播西学，一边被抵制，一边想保持特色，一边又不得不向中国现实低头。 看这段历史，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明白：教育这事关重大，牵动文化、国运、人心，教育既要开放学习，也要扎根自己的本土化，质量和特色是立身之本。结合基督教中国教育的历史的借鉴来看，教会的本土化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很多挑战，如何平衡，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礼拜堂，排列着中国1951年前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校徽木刻。身为新中国历史教育下成长的我们，很容易对教会学校产生不满，一方面是教会学校的外国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代历史外族入侵所带来的屈辱感，另一方面是宗教在无神论色彩很浓厚的现代中国教育下很容易被视为落后的代表（尽管现代中国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无神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但是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教会大学对现代中国的贡献值得大家的铭记。

古之学者必有师。 民国时期的开放，汇入西方宗教势力，其在树人立德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 那个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竟仍有享受贵族教育的宠儿。 这背后的资金捐赠 经验分享和思想开导，都是对民族进步的助推。 但这种教会学校本身，必然难以长期主导和存在。特别是在这片特殊的土地。

在这繁荣富强民主的年代，我国拥有五大宗教的大国值得观目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