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中国三千年

1.作者每次开局都不是很好，在《何以帝国》那本书里举岳飞没钱不能反的例子，引发较大争议，在本书中又引用《隋唐演义》秦琼卖马的例子，又给本书的权威性造成一定冲击——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建议下次作者别举例子了，直接开场：财政最为重要的属性是公共性和强制性。 多舒服，大家也非常赞同。 2.作者把国家类型划分为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三种。城邦以人口为支撑点，帝国以土地为支撑点，现代国家以主权为支撑点。 这点在《何以帝国》中是一脉相承的，即以西方概念建构中国财政史。 3.根据国家类型，其财政收入也对应分别定义为贡助型（服役+纳贡）、家财型（税土）和税收型（税商）。 ……不太认同，封建社会时期也有纳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朝，而现在税收也有土地税。你硬要这么定义，大差也不差，但总感觉没抓住本质。 就叫原始型、封建型、资本型，不好吗？ 4.本书主要着眼于战国到清的财政体制，即中华帝国时期。 希望作者能较好的处理断代和统一的篇幅关系。 5.秦时采用的是“分成制租税”，税率为1/10，汉时采用的是“轻租重赋”“舍地而税人”，税率为1/30，原因是土地难以算清，因此用各种各样的赋税加诸人头。 作者讲述了汉武帝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措施： ①货币改革，收归铸币权。 ②征算缗，行告缗令。 ③盐铁专卖，官府垄断 ④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 ⑤用钱谷赎罪和卖官鬻爵。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论述中主要引用的古籍是《史记》，这是不太严谨的，因为史记并没有对汉朝百官、郡国、食货做一个完备规范的整理，如需参考，实应参考《汉书》。 这样作者就不会明明是论盐铁专卖而误引山海税原文，也不会认为卖官鬻爵是始于汉武帝了。 6.叙述中国财政史，不可不提到汉昭帝主持的盐铁会议，作者展开阐述了盐铁会议中分别以公卿大夫和文学贤良为代表的两方争论，一个主张法治，一个主张德治，一个盐铁专卖，一个反对盐铁专卖，最终汉昭帝选择了前者，而负责整理记录会议内容的《盐铁论》作者桓宽实则支持后者。这个过程给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至此作者所给出的都是逻辑论证，而少于数据资料支持，这在我看来是不够客观的，尤其体现在他在盐铁会议上的情感倾向，对民意采集者的消极态度，颇有几分上位者的漠然姿态。

算是看过的第三本关于中国财政史的书。前两本为郭建龙老师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刘守刚老师的《中国财政史16讲》，这本书算是介于两书之间（半学术型） 作者刘守刚老师，是经济学博士与法学博士，也是政治学博士，他选择了用政治理论来阐述财政史（所以能看出来视野宏大）。正是由于多重背景，他写的书，可以说是贯通古今中西。说实话，财政政治学真的是个很冷门也刚刚兴起的领域，这个视角确实也挺有意思。 接下来才是小小的感触，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有的时候往往是永恒的问题。比如《盐铁论》中文学贤良与桑弘羊的争论，后来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是一以贯之的。关于政府职能的问题，原来东方也有此追问。在此之前，我读过一些关于诺齐克的思想的书，诺齐克的最小政府理论，其实很有意思。两种乌托邦，自上而下的乌托邦（包打一切的利维坦）似乎已经被证实失败，而这种仅保留国家最基本的职能的乌托邦倒是有些成功的可能性。 有的时候，我们固守的其实不是我们以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固守的只是历史和传统。历史和传统的惯性太过于强大，以至于每次选择新路径，都会兜兜转转回去。 也许最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摒弃一切历史，完全从理性出发，但是那样，又是一场灾难。

本书以“国家能力构建”为轴心，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到晚清财政制度演变的脉络，揭示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核心密码的本质。 全书最深刻的洞见在于：财政制度绝非孤立的技术安排，而是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复杂权力关系与治理逻辑的集中反映。无论是汉代“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还是唐宋两税法带来的征管效率革命，抑或明清“一条鞭法”背后国家汲取能力的强化，每一次财政变革都深刻重塑了国家治理的形态与能力边界。作者以清晰的笔触呈现出财政如何成为王朝兴衰背后的无形推手——秦朝以严苛赋役统一六国，却也因此速亡；宋代工商税支撑起文化盛世，却因战争消耗而深陷财政泥潭。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宏大叙事中不失微观视角。他不仅关注顶层制度设计，也深入剖析基层赋税实践中的博弈与张力。书中对“黄宗羲定律”的探讨，揭示了历代“并税式改革”最终反而加重民众负担的深层悖论；对盐铁专营等“间接财政”手段的剖析，则展现了古代国家如何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财政目标，其智慧与局限皆发人深省。 当然，三千年历史跨度下难免有简略之处，如晚清财政近代化转型的复杂性与民国财政的断裂性，似可再深入展开。但瑕不掩瑜，本书以财政为钥匙，开启了一扇理解中国传统国家治理逻辑的独特大门。 《财政中国三千年》是一本引人深思的著作。它提醒我们，财政问题绝非单纯的经济技术问题，它关乎国家兴衰、社会公平与治理效能。在当代财税改革深入推进的今天，回望这三千年财政与国家相互塑造的历程，更能体会“以政控财，以财行政”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回响。对于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本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纵深。

财政功能有三：尺、泵、爪。 税柄有三：税人、税地、税商。 财政帝国有三：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初兴成长成熟阶段。 财政危机有三：收支、制度、价值危机。 财政再分配有三：空间、时间、阶层。 财政悖论有三：官僚阶层既支撑帝国又损害帝国；非正式收入体系既保障正式收入体系又损伤正式收入的基础；工商业经济发展既依赖于特权又受损于特权。 制度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即黄宗羲定律。 当下财政焦点有三：房地产税、资本税、个税。

值得二刷-或因财政史我就是小白。 作者从财政史的角度将中国历史或政治史捋了一遍(或者反过来，用政治理论角度去阐述财政史)。 秦一统前，从税人到税地，然后标签为第一帝国到第三帝国，分别是舍地而税人、税地奠定到税商、回归税地，最后是现代税商的兴起。 总体立论较为中正平和，《导论》和《结束语》都脉络分明，思路相当清晰。关于先秦部分-税人到税地，包括李悝、商鞅变法与管仲学派，条分缕析，相当清爽。书末关于共和国的财政，也约略提了些。但观念上是按前后现代与现代三段来作区分并别高下的，其中后现代是指社会主义，而现代国家财政则是以资本法则与个人本位(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书末下了个判断，还提出一个观点:在现代国家，政治的价值或正义性来自体现个人法则的社会契约。因此，中国财政价值危机的化解，需要引入基于个人权利而谈判产生的财政社会契约观念。 这似乎不大好，完全以西方现代化途径为唯一和正确途径。历史究竟是否有目的性的？或者线性的？大致是存疑的吧？ 另外的槽点，一是论及近两千年财政史的过程太单一与线性；二是对北洋与民国的财政成就与意义，有过分拔高之嫌；三是太多章节拿改写的学生论文来凑，以致对财政史上最重大的几次改革-王莽改制、两税法、熙宁变法、张居正一条鞭法等都失之于简，乃至语焉不详，基至只拿王安石与司马光、王安石与张居正两两比较，草草列出异同就了事了，实在疏漏无端；四是不少地方举引黄仁宇辈观点为证，实不足凭。 然瑕不掩瑜。贡助型财税到家财型财政，再到现代税收型财政，还是很大气的。

《财政中国三千年》 这本书破了我的2个习惯：一是不读完不写书评；二是先粗读再精读。 目前我仅仅读到50%的位置，已经花了35个小时了。于我而言，正常情况下，粗读对于35万字左右的图书，也就10个小时以内就能解决掉第一遍。现在肯定算是精读了，才读完作者定义的中华第一帝国时期（秦到隋朝）。 其中有关财政体系的设置，在第一帝国时期，出来几个著名的改革家，商鞅，管仲的篇幅，都在3遍以上。其中汉武帝时期也在大肆武力扩张，虽然没有什么亮眼的著名政治改革派出来，根据司马迁记录的一些特征，也很有启发，反复阅读。例如，盐铁专卖什么的。 这么早就来写书评，无非是此书撬动了我的一些思绪。 那么此书到底是本什么书呢？ 1、 专业书。财政在我们当代人的理解里面，就是税收。这本书就是围绕每个朝代，每个君主怎么收税做的研究与记录。所以这本书，首先是一本税收体系的历史书。例如：第一帝国时期，是如何从税人（人头）到税地（土地）？ 2、 政治书。是的，你们没有看错，这是一本难得的，解读历朝历代治理模式及官僚体系运作的政治书。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体制，就皇权的合法与国家治理的官僚体系之间的相辅相成，又相爱相杀，内容实在精彩纷呈。 3、 两者的结合。财(税)+政（治），是特别珍贵的。因为有了政治历史的解读，让我们在观看表面呈现出来的财税制度时，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份财税模式，为何会诞生？为何能够有效率？当然，也能深刻理解“民不聊生”是个啥情况。 这实话，看过不少讲变革的书，例如商鞅传什么的，只有这本书在描述商鞅的改革策论时，清楚的表明了商鞅为统治阶级(皇权)而设计的初衷，或者说，所有的改革，首先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段的权力而实施的，不是为了老百姓，不管什么国家，什么颜色，什么制度！ 很多朝代，没有走得太长远，出问题的，基本可以断定，首先是税收出了问题。还有很多强人夺取政权，例如王莽，有关税收也是殚精竭虑，是不惜余力努力过的，仍然无法控制局势。或者说，没有税收的供养，伟大的君王，也不会诞生！ 先说这么多，继续读下去，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没必要花二十几个小时通读该书（白瞎时间），只要看最后一章即可，作者擅长长篇大论颠来倒去重复论述，且文风结构化，论述角度固定，非常喜欢二元对立论，是新自由主义拥趸。 摘最后一章总结：【总之，在上述过程中，以中华责任伦理中久已有之的“公利”（国家富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等）责任思想为过渡，现代国家所需的资本法则被相对成功地引进中国，从而比较有效地应对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价值危机。虽然这一时期也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引进了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的观念，但这样的观念并未成为价值观的主导性原则。就是说，由于国家共同体生存的危机，资本法则率先被引进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个人法则并未成为在逐步现代化的中国起主导作用的法则。 随着国家的逐步现代化，社会经国家改造后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1978年后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出个人权利的要求。就是说，个人法则在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在财政方面，其突出表现就是当前诸多要求财政进步的民众行动。民众的这些行动与要求，是社会对国家的价值要求，即要求国家对财政征收作出合法性说明或者按照现代价值观进行改革。这一价值要求，在相当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当前中国有待解决的财政价值危机问题。 在现代国家，政治的价值或正义性来自体现个人法则的社会契约。因此，中国财政价值危机的化解，需要引入基于个人权利而谈判产生的财政社会契约观念。就是说，以拥有权利的独立个人为基础，经过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平等谈判，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有关财政的社会契约，其内容至少包括：（1）国家征税由民众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来控制；（2）民众所纳税收由代议机构决定并运用于民众的福利；（3）征税与用税的过程应该透明公开并受代议机构的监控等。 这样形成的财政社会契约，意味着国家是社会成员自我统治的工具，税收是民众用于解决自身共同福利问题的经费。只有这样的财政社会契约，才能真正为财政与政治的合法性提供最终的论证与支持。如果能够以财政社会契约来有效应对上述价值危机，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将会进一步地提升，国家转型将会获得更进一步的成功。】

根据搜索结果，我为您整理刘守刚《财政中国三千年》一书的主要观念和详细思维导图。 一、核心分析框架 本书是刘守刚"走进现代国家三部曲"第一部，通过三条线索考察中国历史： 1. 财政要素变迁史：收入形式、支出项目、管理制度的成长（税人→税地→税商→现代家财型财政→现代财政） 2. 中华国家成长史：从城邦走向帝国，再走向现代国家 3. 公共权力成长史：从依托于人→依托于土地财产→依托于主权（权力越来越理性化、公共化） 二、主要观念提炼 （一）财政类型理论 1. "家财型财政"概念 - 定义：帝国君主获得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自己在法理上对天下土地的拥有或支配，收入来自自家财产，治国如治家 - 法理基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主拥有天下土地产权，以恩惠名义将土地配置给民众使用，以此取得征税合法性 - 双重运动："化家为国"（君主家族征服社会、塑造服从与秩序）与"化国为家"（君主治国模仿家庭，自居万民之父） - 中性评价：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历史地位与价值，不必一味谴责 2. "税收型财政"概念 - 定义：现代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商，围绕工商业活动而对私人财产与收益征税 - 特征：公共权力由制度化各级组织承载，经民众同意设立，表现为主权，脱离个人人身 3. "现代家财型财政"概念 - 定义：1978年前中国的财政类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政府控制的国营工商企业上缴（利润、折旧费等） - 特征：支出用于基本经济建设和国营企业经营，管理权力高度集中 - 收入来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人低工资、垄断租金、部分折旧费与资源补偿费等 （二）帝国财政演进三阶段 4. 第一帝国（秦汉）：舍地而税人 - 虽建立家财型财政，但财政上仍以"税人"（人头税）为主要收入形式 - 内在缺陷成为豪强势力加速成长的诱因，导致帝国制度崩溃 5. 第二帝国（唐宋）：从税地鼎定到税商突破 - 两税法迈出"履亩而税"重要一步 - 宋代实现税商突破，"国富"成为普遍特征 - 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之争体现财政思想冲突 6. 第三帝国（明清）：回归税地不动摇 - 吸取宋元教训，将税地收入奉为主体，实行定额管理 - 清朝摊丁入地：制度化消灭徭役，税人制度终结 - 民众摆脱对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 - 家财型财政达到最后成熟，显得保守与内向 （三）财政与国家转型 7. 财政转型动力 - 晚清遭遇重大生存危机，帝国财政体系不足以支持支出压力 - 不得不接受"量出为入"原则，转向从工商业寻求收入 - 帝国家财型财政开始缓慢转向税收型财政 8. 两次财政转型 - 第一次：晚清民国从帝国家财型财政转向（落后的）税收型财政，未成功 - 第二次：1978年后从现代家财型财政转向（先进的）税收型财政，相对成功 （四）财政制度特征 9. 双轨财政体系 - 正式财政收入体系：制度精巧严密，实现集权（梁方仲观点） - 非正式财政收入体系：地方政府灵活举办地方事务，但也常突破制度约束为个人捞取好处（周伯棣观点） - 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并存 10. 财政中兴概念 - 王朝中期大多进行财政制度改革 - 王朝能否延续较长时间，取决于中期能否"中兴" - 中兴取决于中期财政改革是否成功 三、详细思维导图 ``` 《财政中国三千年》 │ ├── 导论：用财政之眼回望三千年中华 │ ├── 财政与公共性：兼具公共性与强制性 │ ├── 国家与财政收入：支撑点决定财政类型 │ └── 三条考察线索：财政要素、国家成长、公共权力 │ ├── 第一部分：走向帝国——从税人到税地 │ │ │ ├── 第一章：城邦时代的贡助国家及其解体 │ │ ├── 封建制度与人口聚居 │ │ ├── 以人为支撑点的贡助型财政 │ │ └── 转向以土地为支撑点 │ │ │ ├── 第二章：商鞅变法与家财帝国的筹建 │ │ ├── 价值取向：重农抑商 │ │ ├── 组织基础：郡县制 │ │ ├── 体制结构：中央集权 │ │ └── 历史地位：为帝国立基 │ │ │ └── 第三章：管仲学派的商贸立国构想 │ ├── 掌控资源作为条件 │ ├── 调控国内经济与社会 │ ├── 赢得对外战争胜利 │ └── 商贸立国的原则：国家公共性 │ ├── 第二部分：第一帝国——舍地而税人 │ │ │ ├── 第四章：秦代建制与汉初家财帝国的重构 │ │ ├── 秦对帝国制度的建构 │ │ ├── 汉初对帝国制度的重构 │ │ └── 德性伦理对国家的柔化 │ │ │ ├── 第五章：汉武帝财政改革与司马迁的异议 │ │ ├── 改革背景与内容 │ │ ├── 司马迁的评论：《平准书》 │ │ └── "物盛而衰"与"网疏而民富" │ │ │ ├── 第六章：回响二千年的盐铁大辩论 │ │ ├── 国家职能定位：积极与消极 │ │ ├── 经济政策选择：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 │ │ └── 暴利性资源商品管理方式 │ │ │ ├── 第七章：帝国的制度病变与无力的财政挽救 │ │ ├── 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病变 │ │ ├── 豪强势力的兴起 │ │ ├── 王莽的财政努力 │ │ └── 第一帝国的灭亡及其遗产 │ │ │ └── 第八章：南北竞争中君主与士族的财富争夺战 │ ├── 南方财政：士族盛极而衰 │ └── 北方财政：重建君主产权 │ ├── 第三部分：第二帝国——从税地鼎定到税商突破 │ │ │ ├── 第九章：新的帝国鼎定新的财政基础 │ │ └── 隋富的制度基础：打击士族、行政创新 │ │ │ ├── 第十章：特别的大宋与税商的突破 │ │ └── 宋代商业繁荣与财政创新 │ │ │ ├── 第十一章：王安石大战司马光 │ │ ├── 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财政之争 │ │ └── 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的冲突 │ │ │ └── 第十二章：为救帝国浙东学派倡言功利 │ └── 叶适等学者的财政思想 │ ├── 第四部分：第三帝国——回归税地不动摇 │ │ │ ├── 第十三章：成熟的帝国与保守的财政 │ │ │ ├── 第十四章：税人制度的终结与张居正改革 │ │ └── 一条鞭法：徭役货币化 │ │ │ ├── 第十五章：非正式收入与雍正帝改革 │ │ ├── 火耗归公 │ │ └── 完不成的理性化 │ │ │ ├── 第十六章：帝国的功能与支出的危机 │ │ │ └── 第十七章：财政治国在第三帝国的现实呈现 │ └── 财政管理成就的最高峰 │ ├── 第五部分：走出帝国——现代税商的兴起 │ │ │ ├── 第十八章：晚清财政大危机与帝国财政的终结 │ │ └── 量出为入原则的确立 │ │ │ ├── 第十九章：度支部与国家转型的机构体现 │ │ │ ├── 第二十章：社会基础变化撑不起民国的税收国家 │ │ │ └── 第二十一章：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兴衰与税收国家的重建 │ ├── 1978年前的现代家财型财政 │ └── 1978年后的税收型财政转型 │ ├── 结束语 │ └── 中华国家转型的财政逻辑 │ └── 附录/后记 └── 财政智慧的历史启示 ``` 四、核心学术贡献 1. 财政类型学创新：提出"家财型财政"与"税收型财政"的类型划分，并进一步区分"帝国家财型"与"现代家财型" 2. 双轨制分析框架：揭示正式财政体系与非正式财政体系的互动关系，解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矛盾现象 3. 财政转型理论：提出中国财政两次转型的历史分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转型的起点 4. "财政中兴"概念：修正"黄宗羲定律"的悲观叙事，认为王朝中期的财政改革可以实现螺旋式上升 5. 财政政治学视角：从政治视角透视财政史，强调财政兼具"财"与"政"双重属性，是理解国家成长的关键

如果我们单纯从税率上来看工商业的税收负担，可能会觉得两宋的工匠和商人相比于明清而言要背负更重的课税，那么按理来说明清的工商业发展情况会明显优于宋代。可在事实上，这个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宋朝广泛的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氛围不但被元帝国的入侵所摧毁，也没有再重现于明清两朝。 《财政中国三千年》中给我提供了一个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角度：对一个政权而言，对工商课税的高依赖度也会催生出对其可持续性的保护。 宋朝建立在一个很尴尬的内外局面中，对外不得不面对一个封建化少数民族政权环伺的国际环境，对内则是需要重建唐末以来遭遇了连续百年兵灾的社会秩序。除了连年天灾外，与契丹人和党项人的战争显然在不断加重帝国的财政负担。即使通过条约的形式实现了局部的和平，宋朝也存在向邻国输送岁币的经济义务，这也是一种财政支出。然而另一方面，在控制疆域范围上，宋朝的国土显然是不如前朝的；而在对土地和人口的掌握上，宋初又不得不继承中央改革遗留的两税法作为国家正税，这让宋政府受限严重，需要征收工商业税来填补财政赤字。 从南宋的角度来看，工商税的作用则更加重要。在靖康之耻中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后，南宋政府却要面临更大的来自北方的国防压力。宋高宗时期，仅供给岳飞北伐军这一支部队的军费开支就达到了一年700万贯，约占财政总支出的七分之一。即使在绍兴十二年（1142）实现了对金国的停战协议后，从淮河到大散关绵延数千里的防线依然是南宋国库难以负担的包袱。为了在更小的国土上获得更多的税收以维持国防线，南宋对本土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历代中国王朝之最。出于对此生命线的依赖，宋政府也在政策和法律上对商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诸多保障，尽量做到可持续性地征税，实现政府的长期运行。在南宋辖下的淮河以南地区，最多时一共设置过220个关税征收点，而明代这个数字是4个。即使如此，除了南宋灭亡前夕，整个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也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 朱元璋在驱逐了蒙古人后建立起了一个超越宋代疆域范围并且重心北移的大帝国，同时其政府的运行模式和组织结构也完全不同于两宋。一方面是征税系统回归土地税制：随着洪武年间（1368-1398）的户口普查工作完成，对农业税的征收变得更加正规化，而朱元璋本人又非常憎恶元朝那种依靠商人征税的包税制，因此明初最终确立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税，并延续了五个多世纪。另一方面明帝国采取了典型的小政府模式，政府为了减少征收赋税而不断压缩政府职能，不仅如此朱元璋本人还连官员的工资也大幅度压缩了。在这样的财政安排下，对工商业征税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政府不需要太多收入就可以实现办公。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随着对工商课税依赖度的减弱和政府职能的收缩，政府和法律对于商业发展的保护也被明显削弱了。不再需要工商业从业者提供的赋税意味着明政府不必像两宋的统治者那样采用“重商主义”政策和施政态度。财政能力的退化导致了政府在没有保护意愿的情况下更没有能力去组织非法行动对于合法的工商业者的侵害。因此，明朝宗室、勋贵和部分官僚为了获取私人利益干涉市场、破坏合理的商业活动、对商人敲诈勒索的行为是无法被制止的。在对外贸易方面，这些问题显得更加明显。虽然禁止出海原本是朱元璋应对海盗和倭寇的一种军事政策，但是后续的明朝海禁则更多的是一种对出海贸易权的垄断。只要海禁还在，就永远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获得外贸的收益，而大部分商人则被垄断权阻隔在市场外了。明朝灭亡后，虽然清廷对于前朝皇族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手段，但为了实现对中原的有效管理不得不对明的政策安排和组织架构几乎全盘照搬再嫁接上八旗军事制度。因此，清朝的财政结构和政府对工商业的态度在1840年之前和明朝比也相差无几。 从两宋和明清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双方因为财政结构和需求导向的不同而对工商业者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最终也造就了不同的商业局面。如果不是南宋最终毁灭于强势外族的军事入侵，也许这种商业繁荣与萧条的对比还可以更加明一些。当然真那样历史就改道了，没得比。 从该对比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税收的意义并非公共权力单方面的向市场和企业索取盘剥，而是国家政府与社会阶层通过不断磨合与博弈达成利益共识，这个过程中双方可以通过不断博弈来实现双方的嵌套与协作，最终有机会实现双赢。 希望这些思路也许会对今日之中国财政改革有所启发。

战国时期农耕技术水平低下，各国现有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已随着人口增长到达极限，为争夺土地等生产资料，各国相互征伐兼并，而且此时私有制崛起，需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与新的道德标准来保护私有财产，所以各诸侯国纷纷开始变法图强，当世数百年法家兴旺。        待秦朝因私有制与军国征战变法而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后，天下皆是一国，人口皆是同胞，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这时再行严刑峻法与军国体制就不合时宜了（秦二世而亡根源就在于此，秦二世激化加速了矛盾），汉朝沿袭了秦朝的私有制及相配套的中央集权的私有制政治制度，先用黄老，又独尊儒术，儒学是道德心性学说，以实现大同社会（公有制）为最高政治社会理想，以在现世实行符合仁义礼智信的私有制（反对为富不仁）为次级社会理想，所以儒学不仅非常符合生产力不高时的私有制社会，还给人类社会以共产主义似的社会的美好期许。从此儒学统治中国两千年，被统治阶级利用扭曲，直至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代替了儒学指引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社会理想，以实现社会主义为次级社会理想。        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相互选择，相互吸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化与传统基础，儒学现代化也因此具有了科学与时代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