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辉华
本书作者聂辉华,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教授奥利弗·哈特。他将前沿的经济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为我们的生活态度、职场策略,市场选择提供明确而实用的具体建议。
以契约之眼,洞穿真实世界的博弈 聂辉华的《一切皆契约》提供了一把锋利的思维重剑。它不满足于将契约窄化为白纸黑字的合同,而是将其定义为理解人际互动与制度设计的核心密码。 书中反复申明,真实世界不存在面面俱到的完美契约,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是常态。这一判断,将经济学从黑板上的公式拉回了充满烟火气的现实。 书中关于“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经济学解释极具穿透力。云南烟农在歉收年故意烤焦烟叶,明知无利可图却以此宣泄对垄断收购方的不满,这种行为在传统“理性人”框架下无法理解,但在契约作为“参照点”的理论中却得到了合理安放。当一方感觉遭受不公时,制造对方的损失成为弥补自身心理落差的替代品。 这解释了基层工作为何常陷入“不为解决问题,只为争一口气”的僵局。 将视角从田野转向乡镇街道,契约理论同样显示出解释力。基层治理面对的场景多样且易变,单纯依靠行政权威或纯粹市场契约都难以奏效。在老旧小区引入物业这类常规议题上,需要构建“契约协同”的议事平台,兼顾各方诉求;而在应对消防隐患、群体矛盾等紧迫议题时,则需“权威整合”的穿透性力量快速介入。甚至成都市探索的信托制物业,其本质也是在市场契约中嵌入基于信任的“关系”要素,以降低纯粹法律文本无法覆盖的交易成本。 无论是烟农的“参照点”愤怒,还是基层治理的场景转换,契约理论提供的并非一个万能公式,而是一种时刻追问“信息掌握在谁手里,激励是否相容”的思维习惯。 制度设计的精髓,正是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寻找那个约束人性弱点、激发合作可能的次优解。
传统价格理论在经济理论的长河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其 “价高者得” 的逻辑看似简洁明了,却在现实中遭遇挑战。 书中提出,传统价格理论忽视公共属性商品社会外部性,默认完全竞争市场理想假设,忽略人际互动复杂博弈本质。而 “契约科学” 范式将研究对象从孤立个体转向关系网络,以动态博弈替代静态均衡,推动经济学从 “选择科学” 向 “契约科学” 转变。契约理论的强大包容性,将经济学分析拓展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婚姻作为隐性契约,融合法律权利义务与情感联结;宪法作为元契约,构建国家与公民权利让渡的框架。从职场晋升到国际贸易,从家庭关系到国家治理,处处都是契约的博弈场,让我们看到经济逻辑在社会关系中的深度渗透。 在企业管理领域,动态道德风险一直是组织治理的难题。新员工 “打卡式加班” 体现短期激励对长期行为的扭曲,某科技企业 “五年期股权激励计划” 则通过重复博弈实现激励相容,验证了契约理论在企业实践中的价值。合谋理论章节对审计机制与举报制度的探讨,揭示制度约束重塑人性弱点的作用,为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提供思路。职场信号发射机制的博弈中,教育信号在学历通胀下衰减,某网站用户行为数据甄别案例展示数字时代信号甄别新路径,预示契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发展方向。 产权理论章节通过知名收购案例印证 “产权安排需匹配交易属性” 命题;关系契约理论对温氏集团 “公司 + 农户” 模式转型的剖析,展现农业产业化中价值权衡。在公共治理方面,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共同代理问题和国企改革中褚时健悲剧的反思,分别借助 “动态监管阈值模型” 和激励机制分析,为解决多任务冲突和平衡效率与公平提供理论支持。 面对契约不完全性,聂辉华教授提出制度设计预留弹性空间、信号发送兼顾成本收益、重复博弈培育信任三大解决方案。拍卖理论中不同拍卖机制对信息结构的响应,以及跨境电商平台模糊条款降低纠纷率的案例,展示了这些方案的实践智慧。 此外,聂辉华教授还融合威廉姆森交易成本范式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 “棘轮效应”“证实偏差” 等现象,使本书充满可读性。 本书历时40余时读完,感受下来既有深刻的理论剖析,又有丰富的案例佐证,无论是经济学专业学者,还是对社会现象背后经济逻辑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相信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是一本不容错过的佳作 。
🔮这本书的博弈论讲解结合中国当代的经济生活,和我们平时的生活息息相关,就不像其他书像空中阁楼一样,脱离实际不好运用。 🤔我觉得读完全书之后,最有收获的一点就是“到底谁有理,关键看逻辑;逻辑要自洽,关键是框架。有了分析框架,我们就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且根据具体环境做出最优选择。” 🎗在当代的网络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非黑即白的争吵,其实很多时候双方都有道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判断能力,有时我们太过陷入情绪的陷阱,忘了理性的思考。🌵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回归理性,更加理智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把时间用在提高自己能力的地方去,实现作者所说的分离均衡。 💎《一切皆契约》提供了一种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的方法,作者将前沿的经济学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场景,让读者感受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经济学魅力,真正做到了“有趣、有理、有用”。 🌈贯穿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梗”(punchline),可能就是正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所以人类社会不能缺少企业、政府等各式各样的组织和法律、产权等各式各样的制度。而支持这些组织和制度运转的互动形式,就是人与人的博弈,和依靠博弈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对一个人的一生,还是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真的可以说一句“一切皆契约”。
清朝时,一个读书人寒窗十年,终于考取举人,获得了做官的资格。 但这只是第一步。官职有限,等候分配往往要好几年。好不容易抽中签,可以去某个县赴任,他却又发起愁来:上任的钱从哪里来? 请客送礼、长途路费、雇师爷和仆人,全要自掏腰包。他手头的钱根本不够。 正在发愁,有人上门了。 来的是账局,一种专门给外派官员放贷的私人钱庄。对方说:“我们可以借钱给您,免抵押,金额大,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官员大喜,问:“什么条件?” 账局说:“就一个条件——我们送一个仆人给您用。” 送钱还送人?账局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看似奇怪的安排,背后藏着一套理解合作关系的逻辑。 聂辉华教授长期研究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和企业组织问题。他写的这本书,并不是要教我们怎样起草一份合同,而是想借契约这副眼镜,解释那些看似偶然、其实反复出现的行为:学历竞争、职场摸鱼、主观考核,以及人与人之间不断发生的讨价还价。 一、契约不只是合同 我们通常理解的契约,是租房合同、劳动合同、买卖合同。 但在契约经济学里,契约不只是一张纸,也可以是一种关系、一套规则,或者一项共同遵守的惯例。 婚姻是一种契约。双方不必把每一项义务都写进合同,但结婚之后,彼此承担了新的责任。法律和宪法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契约:政府和公民按照某些规则组织共同生活。村规民俗同样如此,它们未必正式,却能约束人的行动。 换句话说,契约无处不在。凡是需要合作的地方,几乎都有契约问题。 而合作之所以容易出问题,往往是因为双方掌握的信息不一样。 恋爱时,一个人可能努力展示优点,隐藏缺点;招聘时,公司不知道应聘者究竟是高手,还是“南郭先生”;投资时,投资人无法确认项目方到底把钱用在了哪里;发生纠纷时,当事人知道事实,法院却未必能够证明事实。 信息不对称,是契约失灵的重要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契约还会受到执行成本、权力差异、监督难度和契约不完整等因素影响。 契约经济学关心的,正是在这些不完美条件下,如何设计规则和激励,让合作尽可能顺利地进行。 主流经济学常常从“选择”出发,研究个人如何在既定条件下做出最优决定。契约理论进一步追问:这些条件是谁设定的?交易双方如何相互约束?当信息不完整、监督不可能时,什么样的制度能够让人更愿意合作? 经济学家布坎南曾批评,经济学过度强调“选择科学”,却忽略了“契约科学”。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否定选择,而是提醒我们: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关键不在于人会不会算,而在于人与人如何建立关系、分配权利、承担风险。 二、合作之前看不见:逆向选择 先看第一类问题:合作建立之前,我们不知道对方的真实类型。 买二手车,你不知道车况;找对象,你不知道对方的人品;招聘时,公司不知道应聘者的真实能力。 这可能导致一种结果:好的被挤走,差的反而留下来。这就是逆向选择。 假设一家公司无论员工能力高低,都只提供同样的薪水。能力强的人会觉得不公平,选择离开;能力弱的人则觉得这份工作很划算,愿意留下。久而久之,公司留下的员工越来越不符合原来的期待。 问题在于:公司无法直接看见一个人的能力,只能寻找一些间接信号。 信号发射 1973年,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彭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 他的答案是,教育除了传授知识,也可能承担筛选功能。学历是一种信号,向雇主表明:“我具备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至少具备坚持完成长期训练的能力。” 在这个模型里,能力较强的人读书成本相对较低,能力较弱的人读书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学历可能帮助雇主区分不同类型的人。 当然,现实中的教育不只是信号,也会真正改变人的知识和能力。问题在于,当所有人都知道学历具有筛选作用之后,信号竞争就会不断升级。 本科不够,于是考研;硕士不够,于是考博;学历越来越高,岗位门槛也越来越高。原本用来证明能力的信号,最后可能变成一场昂贵的排队。 这就是内卷的一部分:大家投入了更多时间和资源,却未必创造了同等多的新价值。 信息甄别 信号发射是当事人主动证明自己;信息甄别则是规则设计者主动设置不同选项,让人通过选择暴露自己的类型。 书中讲到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赈灾时,官府在粥里掺进沙子。很多人一看就离开了,真正挨饿的人却继续排队。 从道德上看,这个办法当然值得争议。但从信息甄别的角度看,它利用了不同人的成本差异:对真正缺粮的人来说,粥里有沙子也比没有食物好;对并不饥饿的人来说,这碗粥就不值得排队。 那把沙子,就是一个筛选机制。 书中还提到高校引进海外归国人才的案例。学校没有继续试图从简历和口头介绍中判断每个人的真实水平,而是设置了两种岗位:一种高薪、高风险,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高水平成果;另一种收入较低,但考核压力相对小、工作更稳定。 真正有信心的人愿意承担前一种岗位的风险,能力一般或风险承受力较低的人则会选择后一种岗位。 学校并没有直接问:“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它只是重新设计了选项。 你的选择,出卖了你的类型。 好的甄别机制,不靠审讯,也不靠测谎,而是让不同类型的人面对不同的成本和收益,主动走向不同的位置。 三、合作之后看不见:道德风险 第二类问题发生在合作已经建立之后。 合同签好了,但老板看不见员工每天到底投入了多少;债主看不见借款人把钱用在了哪里;保险公司也看不见投保人是否一直在谨慎驾驶。 一旦行为无法被完全观察,人就会获得偷懒、投机或转嫁风险的空间。这就是道德风险。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的账局。 官员借了钱,去了千里之外的县城。账局怎么知道他到底赚了多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认真经营?怎么知道他还有没有能力还钱? 账局的办法,是送一个仆人过去。 这个仆人当然可以帮助官员处理事务,但他同时也承担了信息和监督功能。他能了解官员的收入和处境,也可能帮助官员增加收入。官员挣得越多,越有能力还债;仆人越能帮上忙,账局收回贷款的可能性就越高。 这是一种激励相容的安排:不要求每个人都高尚,而是让各方的利益尽量朝同一个方向移动。 当然,仆人也可能与官员合谋,监督本身也需要监督。制度设计从来不是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不断把风险转移到更容易管理的位置。 棘轮效应 职场中还有一种常见的道德风险,叫棘轮效应。 棘轮是一种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的齿轮。放到工作中,就是:你这次的成绩,会变成下一次的起点;起点一旦上去了,很难再降下来。 小王第一个月的任务是10万元,他努力完成了12万元。老板一看,觉得他的能力不错,于是把下个月的目标调高。小王再次超额完成,目标继续提高。 几年之后,他可能发现,自己当初偶尔一次的超额表现,已经变成了公司对他的长期期待。 老板觉得自己只是在根据历史成绩制定目标;员工却觉得,自己正在被过去的成绩惩罚。 所以,长辈告诫年轻人“刚工作一定要拼命表现”,从契约角度看未必总是正确。员工有时会有意保留一点余地,不把自己的能力上限一次性暴露出来。 书中有句话说得很直白: 吃饭七分饱,干活八分力。 这听上去有些消极,却可能是员工对未来激励规则的一种防御。所谓“摸鱼”,有时不是完全不想工作,而是不愿意让一次偶然的高产成为下一阶段的永久标准。 马屁精是制度的产物 很多人讨厌马屁精,觉得这首先是品德问题。 但如果一个组织大量依赖上司的主观评价,员工就会有强烈动力去揣摩上司的偏好:上司重视什么,就表现什么;上司喜欢听什么,就汇报什么。 客观指标当然更公平,但很多工作无法被简单量化。创造力、协作、判断力和长期价值,往往很难在短期报表中体现。于是组织不得不引入主观考核。 一旦上司拥有较大的评价权,印象管理就会出现。主观考核越重要,迎合上司的收益越高,马屁精也越容易生长出来。 所以,马屁精不是凭空出现的。制度给了它土壤。 这并不意味着员工没有责任,也不意味着所有主观考核都错误。它只是提醒管理者:你想解决偷懒问题时,可能同时制造了迎合问题。 四、无法证明:契约为什么会留下漏洞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问题:双方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无法向第三方证明。 你把一部价值八千元的手机寄出去,没有保价,也没有拍摄包装过程。快递丢失后,你要求按手机价值赔偿,对方却说:“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能按规则赔付。” 你知道里面是手机,快递员也可能知道,但法院、保险公司或平台无法确认。 这不是简单的“谁知道得更多”,而是关键信息无法被第三方验证。信息一旦无法验证,合同就很难把它写清楚,事后也很难执行。 这类问题可能导致敲竹杠。 如果一方先投入了大量无法转作他用的资源,另一方就可能利用这种依赖,在事情进行到一半时重新议价。对方知道你已经投入太多,不容易离开,于是提出更苛刻的条件。 跨国并购中也会出现类似困境。买方知道交易能给自己带来多少价值,卖方知道自己的资产有多值钱,但双方都不愿意把底牌完全亮出来。买方担心对方漫天要价,卖方担心买方压低价格。 结果可能是:双方都认为交易有价值,却无法就价值如何分配达成协议,最后交易取消。 问题不一定是没有合作空间,而是合作创造的收益无法被双方信任地分配。 契约还不可能把所有情况都写进去。 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格罗斯曼教授找建筑商盖房子,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写了一份极其详尽的合同。房子验收时却发现屋顶漏水,而合同里偏偏没有写“屋顶不能漏水”。 他拒绝付款,双方闹上法庭。法官判他败诉,理由是:合同写得如此详细,却没有提到漏水,说明这项要求并未成为合同义务。 这位契约经济学专家,最后被自己没有写进合同的那句话绊倒了。 它说明了一件事:契约越重要,人们越想把一切都提前写清楚;但现实总会留下遗漏。真正困难的,不是写出一份足够长的合同,而是决定哪些事情应该写进合同,哪些事情只能交给信任、惯例和事后的协商。 五、契约无法消灭人性 读完这本书,我对契约的理解发生了一个变化。 以前遇到组织中的偷懒、迎合、讨价还价,我容易先从道德上判断:这个人不负责,那个人太圆滑,另一方不够诚信。 契约理论提供了另一副眼镜。 它会先问:这个行为是在什么规则下产生的?谁掌握更多信息?谁承担更多风险?哪些行为能够被观察,哪些行为无法被证明?如果一个人表现得不合作,他是不是也在回应某种激励? 这副眼镜并不能替人开脱。制度解释行为,不等于行为因此合理。马屁精可能是制度激励的结果,但他仍然可能伤害组织;员工保留实力可以理解,却也可能降低团队效率;一份不完善的合同可以解释纠纷,却不能自动判定谁更有道德。 制度设计的意义,不是把人变成圣人,而是在普通人会趋利避害的前提下,让合作尽量不依赖圣人。 世界的许多不完美,并不是谁粗心犯下的错误,而是人们在信息有限、监督困难和利益冲突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勉强可运行的结果。 它未必公平,也未必最优。 但它解释了为什么制度总会长出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行为,也提醒我们:如果想改变结果,不能只要求人变好,还要改变激励、信息和责任的分配方式。 现在再看文章开头的账局,那个仆人就不再只是一个奇怪的附赠品。 他是监督者,是信息渠道,也是利益绑定装置。账局无法亲自跟着官员去赴任,于是把契约写进了一个具体的人际安排里。 这正是契约经济学有意思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许多看似偶然的关系和习惯背后,都有一套关于风险、信息和利益的安排。 经济学的价值,也不只在复杂公式里。 它提供了一副眼镜,让我们重新理解那些习以为常的行为:学历为什么越来越高,员工为什么不愿意使出全力,组织为什么会出现马屁精,合同为什么总有漏洞。 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未必合理,却比我们想象得更有逻辑。
无意中刷到这本书,它在微信读书的评价级别是“好评如潮”,差一点点达到90%好评率,即可跻身最高的神作之列。原本我想着助力一把,最后还是很客观的遵从内心,给个一般评价吧。 国内不少所谓的经济学家,总是试图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生活现象,像早前有本《薛兆丰经济学》就被不少读者奉为经济学普及的神作,这本书大体上也是这种意图吧。作者师从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哈特(作者言称不敢以亲传弟子自居,让我想到很多人读EMBA,拜国内各学术领域知名教授为导师时,我想他们当然也是不敢以亲传弟子自居的),理论框架就是契约理论,即以契约理论去分析日常生活中各种宏观微观常见现象,得出合理解释。客观的讲,分析的还是很不错的,相对严谨,大体上逻辑也能自洽,读完有一定的启发。 但我有两点感受,其一是,作者可能为了通俗易懂,开篇简单讲了一下契约理论的简单概念,后续基本以各种常见现象或案例分析为主线,然后在每个现象/案例分析里,传插契约理论的相关理论、观点,这样的安排固然有利于照顾大部分读者的阅读体验,易以阅读的同时,对契约理论的主要概念和观点也有一定了解。但是,这就导致了契约理论的讲解不够系统,也不够全面,尽管我们都不是学术研究者,不一定非要把一门理论的方方面面了解透。然而,如果不对契约理论建立相对系统、全面的学习和理解,我觉得是无法谈及日常应用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作者好比是一个内功深厚的武林高手,亲自演示各种防身制敌的招式,同时穿插讲一下每个招式涉及到的内功心法,一般看完的直觉就是“次奥,厉害,这招牛逼”,然而过两天你发现,要么忘了招式,要么硬套招式才发现一点都不实用。我认为,真正的好书,是应该力求系统性、全面性的说清楚讲明白理论本身,案例是用来辅助理解原理的,大部分的百年经典书莫不如此,初读仿佛看不懂,深读几次越来越哇塞;而大部分的畅销书往往是初读很哇塞,多次深读则兴味索然。很显然,这本书符合畅销书的逻辑。我认为只有真正的理解了原理,才有可能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加以实践应用。没有全面系统的写出契约理论的精髓,实为遗憾。 我感受的第二点,是作者提到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或称主流经济学),契约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的流派之一,而书里提到的行为经济学也是主流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分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其实就是旧的理论不再适合解释新的现象,或者说旧理论在解释新现象上产生了较大的局限性,乃至对立性。我们知道,经济学本身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所谓的道德哲学,而哲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还存在争议,因为科学的核心是必须能证伪,而哲学往往难以证伪。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努力往科学靠拢,而试图摆脱哲学的束缚,所以我们看到现代经济学越来越依托于数学,总是想用数学原理解释经济学现象,对于普通人而言,要理解原汁原味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专业学生看那一串串的数学公式都要晕菜。扯远了,我的意思是,正如价格理论难以解释当下很多现象一样,是否意味着再过若干年,契约理论也难以解释很多未来注定会发生的现象,那这是否意味着很多经济学理论是后知后觉的,而非先知先觉的,它总是试图在为已经发生的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如果解释不了,就会发展出新的理论,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背后原理是这样的。按这样的理解,契约理论也注定有很多局限性,作者书中也提到,哈特也不断的在完善他的理论,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人是理性人,而行为经济学否掉了这点,认为人是社会人。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必刻意追求掌握某个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日常工作生活,这是一种僵化。否则,我们就会像书中举的例子,知名契约理论经济学家,用契约理论和房屋建筑师签合同,结果把自己框进去而输了官司。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读经济学相关的书呢?正如作者所说,每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一种思维方式,多了解并吸收一些不同的思维方式,不断建立和完善自身的思维逻辑,显然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思考质量,也有助于提升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能力的底层逻辑便是思维方式。 顺便说一下,聂教授后面还有一本书叫《跟着〈西游记〉学创业》,很多内容和这本书是重复的,无非是把一些观点、理论嵌入西游记的故事,显得更有趣味性,增加了阅读趣味性,但理论性就更差了。
本书正是一本可以大幅提高我们运用结构与模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好书! 【基于集权和分权的成本——收益分析】 思考题:2019年1月,华为将阿根廷、哥斯达黎加两个海外代表处升级为本地系统集成公司,给予自主经营、自主分配薪酬和奖金的权力。请结合中美关系的大环境,解释华为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谁有理,关键看逻辑;逻辑要自洽,关键是框架。因此,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有了这个框架,我们不仅能抓住关键因素,而且可以在外部形势发生变化时“以不变应万变”,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判断应该集权还是分权。 阿庚教授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如果老板和下属的利益完全一致,那么分权总是优于集权。 阿庚教授的第二个结论是,如果老板和下属之间存在利益分歧,那么老板应该在分权带来的积极性增加和控制权损失两者之间权衡取舍。换句话说,如果分权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坏处,那么分权就是最优的,否则集权是最优的。 《如何写出鸿学院的完美作业》 比如说我们要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要解释问题,这涉及到我们要提出一个解释问题的结构,并且这个结构可以解释大量的历史现象,同时可以预测。 要有一个结构来分析问题,而且这个结构显然会涉及到通用性,要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才行。比如我们这周说“明斯基时刻”,它要求你要有一个结构来分析。而在你的作业中,你提出的这个结构,和它这个质量相比,你的质量是更高还是更低 然后这种结构还要有可预测性。就是你这个结构提出来以后,对问题的分析很合理,而且对未来要具有很明显的可预测性,能不能做到这两点,这就需要高度把精力聚焦在这个结构本身上。 评分标准:标题,关键字与摘要,好问题,好结构,正文,核心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提出好问题,另一个是结构的建立。标题:10分,摘要:10分,问题:30分,结构:20分,阐述:20分,参考与闪光点:10分, 总分:100分,注:【】内红字部分为标注精彩内容及批注。 【好东西就是一定要给我结构上的震撼,并且这个结构可以解释大量的历史现象,同时可以预测】 《宋鸿兵:知识碎片化时代我是如何获取信息并形成系统思维》 好东西那就是一定要给我结构上的震撼,就是他所提出的结构,我以前没有想到,他所提出来的结构可以解释大量的历 史现象,而且可以预测未来。 学习历史的全部目的是为了研究未来,是为了预测未来,哪套体系能够有效的预测未来,能够合理的分析过去,哪套体系就很牛。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要想提高自己的水平,就一定要有分析框架的能力。 什么叫历史观,这个我觉得要找一个更大的一个体系,就是你要依靠这个体系来分析过去,为什么王朝和帝国会兴起,它为什么会衰落,更重要的是你这套体系如果正确的话,应该能够看得清楚现在每个国家的基本走势。
作者系统性地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契约理论,由于信息不对称,多数契约为不完全契约,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及敲竹杠等问题。本书从中国当前的许多热点问题出发,例如职场和管理,企业和市场,家庭和理财,政府和国家等场景中隐含的契约关系,介绍了契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深入浅出,令人折服。到底谁有理,关键看逻辑;逻辑要自洽,关键是框架。有了好的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收益—成本分析,看到事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在契约关系中,所有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叫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双方建立契约关系之前,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真实类型。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有时会导致好的东西反而竞争不过坏的东西,即“逆向选择”问题。 第二类叫事后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双方建立契约关系之后,一方向另一方隐瞒自己的真实行为。事后的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经济学上叫“道德风险”问题。 还有一种叫第三方信息不对称,就是双方当事人都知道的信息,但是没法向第三方证实。第三方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所谓的“敲竹杠”问题 从终极意义上讲,世界上所有的契约都是不完全契约,因为当事人没有办法完全预测到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也没有办法在契约中万无一失地描述各种可能性。因此,不完全契约才是真实世界的常态。 首先,“对等地知情”当然是最优的,信息透明,最省事。问题是,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我们在真实世界中很难碰到这种好运气。其次,“对等地无知”是次优的,因为双方总能找到一个价格达成交易。最后,“不对等地知情”其实是最糟糕的,双方无法成交。一言以蔽之,要么大家都知道交易的关键信息,要么大家都不知道,最糟糕的就是有人知道,而有人不知道。 如果我们把信息看作一种资源的话,那么信息分配和其他资源分配一样,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对等地无知”胜过“不对等地知情”。我认为,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数据和信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了,我们不仅要关注物质财富或者财产的分配不均,更要关注信息分配的不均。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涉及交易、生产,而且涉及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在双边信息不对称下,每一方都希望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同时挤压对方的利润,这会导致可分配的总利润小于双方的期望利润之和,从而导致双方都能赚钱的生意却做不成。有时候,双方对等地无知甚至比不对等地知情更好。为了达成有效率的交易,交易各方应该充分拿出诚意,让关键信息变得透明,才能建立信任,并最终实现双赢。 任何契约都可能会失灵。导致契约失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比如一方对另一方欺骗或者敲诈,导致契约无法正常履行;另一个是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新冠肺炎导致企业出现债务违约,或者下岗失业。 造成不完全契约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缔约成本以及证实成本,因此人们签订的契约通常都是不完全契约,这会导致资源浪费,甚至滋生敲诈行为。但是,再好的契约也不能包罗万象、包治百病,因此有时简单的契约更有效率,这就是大道至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是比较优势的来源,而新—新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制度质量才是比较优势的来源。所谓制度质量,就是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产权保护程度以及契约实施程度。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如下: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级,它涉及的分工网络就越复杂。那么在很多企业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因素难以预测、难以描述,或者很多工作难以证实,这就会导致供应链上厂商之间的契约变成了一种高度不完全契约。在契约不完全时,制度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只有那些制度质量好的国家,才能提供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减少不完全契约造成的后果。因此制度质量越好的国家,在生产高技术产品方面越具有比较优势。换句话说,越是高技术产品,契约就越是不完全,就越是需要好的制度支撑。 下面我们就举个例子解释一下。大家知道国际上衡量一种产品技术水平的主要指标是什么吗?是零部件数量。不重复的零部件数量越大,产品的技术水平越高。例如,中国的高铁列车有2万个不重复的零部件,美国波音777这样的大飞机大约有100万个不重复的零部件,而航空母舰通常有160万个不重复的零部件。我们不妨以大飞机生产为例。假设一个企业能够生产10个零部件,那么100万个零部件的大飞机项目,就对应于10万个上下游企业。这么多企业要开展分工合作,需要签订无数份契约。一种产品涉及的契约数量可以称为契约密度。契约密度越高,就表示零部件越多,技术水平越高。 对于高技术产品来说,不仅契约密度很高,而且生产周期较长——例如波音777的生产周期大约为5年,因此这些契约很难考虑到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必然有很多漏洞。此外,创新性产品往往没有惯例可循,那么契约中关于技术参数、产品性能、市场需求的条款都难以确定,需要不断试错。总之,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契约是典型的不完全契约,而不是囊括了所有可能性的完全契约。如果每份契约都有一个漏洞,10万份契约就有10万个漏洞。我们在前面讲过,不完全契约会导致三种后果:第一,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这会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第二,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纠纷,这可能导致毁约或者重新签约;第三,敲竹杠问题,一方趁另一方做出沉没性投资之后抬高要价,要挟对方。 那么,怎么才能减少契约不完全导致的交易成本呢?这需要高质量的制度支持。当出现契约不完全时,政府能够提供稳定的预期,减少各种不确定性,保护投资者的财产权;司法体系能够有效地解决各类契约纠纷,减少敲竹杠现象,以及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行业协会或市场中介能够提供完善的担保机制和声誉机制,让违约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本书用契约的角度来解读社会构成和人际交往中发生各种问题,比单纯的用现金的流向来解释行为逻辑更加细腻,各种例子也非常有趣的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惯例到现代调整的过程中去解释底层的矛盾,有两个名词我印象深刻:分布均衡和混合均衡,不愧是经济学博士很多复杂的问题一言以概之。其中提到国内与国际的公司治理问题:集权与分权的原则带来了不同的问题,分权把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后提高了企业治理及财务的透明度,但带来了代理问题这是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冲突。集权解决了代理问题,但导致企业治理和财务的不透明,高管=大股东更加剧了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而国内企业的治理问题也就带来了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上的限制,因为投资者难以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中更不能有效及时完整的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投资市场变成了融资市场,企业一言决之,小股东散户均为韭菜。没有合理的监督治理结构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数量,大小股东董事的比例,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外部审计师等等,高管和董事会缺乏权利制约,这是也国内财务欺诈频发,证监会工作强度高处理问题滞后的原因之一。不完美的世界不完整的契约,任何方案都需要记住其适用环境和前提假设,然后根据真实情况再假设再调整再验证,但世界的棋盘不止一个玩家,博弈斗争是永恒的主题。
看完突然想到一本来自不同专业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书——《西窗法雨》。《西窗法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道来了许多法学界争论不休的经典话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大众对法学的兴趣和思考,可以作为入门书籍。这本书也是如此,作者通过列举实例,利用契约理论为不懂经济学的人看待世界提供了很多新鲜角度,可以称得上专业科普性与趣味性并存。或许对于专研的人仅仅点到为止,有些浅显,但是对于不太了解的读者来说,已经恰到好处,足以令人明白经济学绝非空中楼阁。 曾经自己也嫌《西窗法雨》写的没意思,里面的故事既不新颖,作者也没给出什么灼见,怎么能获得那么多人的推荐。现在可能才慢慢懂得它的一部分意义。这大概算是我为部分读者评价这本书写得太过简单做的一点点辩驳。
书中从多个领域多种事件入手来说明契约理论的适用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确实能够发现很多问题的相通性。人和人之间通过相互交往而产生互动,从产生互动的那一刻就开始建立一种契约关系。而这种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外部或者内部各种因素可能影响契约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