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共生论：组织进化与实践创新

纯阳书评（豆瓣:纯阳子/公众号:纯阳书评／微信号:chimbusco88）第464期《协同共生论》这是一本管理理论创新之作，同时也是一本真正意义的中国式管理理论探索之作。管理理论的诞生至少包括两个逻辑，一是管理理论注定和和管理实践相伴相生，而且两者持续循环往复式推进。往往是先有一定的管理实践为管理理论开道，并为后者的形成提供材料和养分，后者才有机会诞生，而理论的形成又会反过来推广和促进这种管理实践走向更广泛的应用，进一步走向纵深，直到出现新的实践催生新的理论。二是管理理论往往是由时代发展的潮流所构成的一般性和由文化、制度所铸成的特殊性融合而成，当这种潮流率先落地于美国并与美国的国情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效率模式时，人们就看到了美国式管理；当这种潮流率先扎根于日本并与日本的特色相糅合而形成一种领先模式时，日本式管理就登场了。而本书在这两个逻辑上都有建树，一方面基于新的管理实践，在理论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也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努力，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基于新的实践，催生了新的理论。 尽管我们知道了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相伴相生，处于永不停歇的循环往复之中，但是这个链条并不完整，问题才是这个链条循环的第一推动。正如本书作者所梳理的，科学管理理论要解决如何让组织像一台机器一样高效运转起来；以人为本相关理论要解决如何发挥组织这台机器中的人性；战略竞争相关理论要解决如何从系统的角度处理好组织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学习型组织相关理论要解决组织如何坦然面对变化学会适应变化的环境；现在，我们在管理实践中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在新兴技术的驱动下我们进入了一个变化突然提速的时代，一个加速度的时代，以至于以前那种“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经典表达已经难以形容当前的变幻不居和巨变式混沌。针对这一问题，作者基于当前的管理实践提出了协同共生理论，认为组织的未来取决于组织学习与创造力，取决于与技术、环境的互动和共生。组织之间由竞争关系转向协同共生关系，联结、开放、融合、协同、共生等概念将成为基本认知。 第二、基于中国的管理实践，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管理理论。 作为一个概念和命题，中国式管理早就出现了，但是之前各种版本的中国式管理充其量徒有其名，名不副实。有的是把美国式管理和日本式管理糅合化妆，然后戴上中国式管理的帽子；有的是把传统儒家管理文化直接改名叫中国式管理，这些版本的中国式管理都是假货。道理很简单，中国式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必然是要以最新管理实践为基础的，过去中国的企业管理基本上尚处于学习、跟进国外管理模式的阶段，怎么可能出现引领风尚的管理模式。而现在就不一样了，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大厂，华为、海尔等大型企业在管理上已经迈入了国际管理第一梯队，面对管理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已经没有可以直接借鉴抄袭的机会了，不得不迈上针对管理难题的创新实践征程，从目前看已取得了一定成效。所以立足于这些管理实践的协同共生论就具备了推出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基本条件，为真正的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形成做出贡献。

前两天读完时，不方便写读书笔记。 这本书的出发点很好！我们所学的管理书，多是美国欧洲的大师们的著作，甚至日本的都很少，稻盛和夫和大研前一属日本管理大师，后亚洲四小龙的管理著作也不多，中国的陈春华教授和包政老师，也算专著丰厚的管理大家。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和延伸，跟美国的管理大师，比如德鲁克，波特等都非一时代，为什么我们没有新经济的管理著作？！ 这本书的立足点好在于，各位管理学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专业领域跟其他专家通过某些案例，分享出来。 这是一本值得我再次深读且细想的书。新经济形式的管理理论的支撑点。

这应该是2021读完的最后一本书了，春花教授的新作，通过这些年的追踪和学习，可以明显感受到协同共生这个理论系统越来越完整，体系越来越完整了 在数字时代，我们不能再用以往的思维方式去应对未来了，必须切换新的思维方式去拥抱未来，个人如是，企业更如是！通过企业内外的协同合作让企业效进一步的提升，提升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而不是单兵作战的时代，所以企业的协同共生更要进一步的普及，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变化

现在，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新一轮制造业革命初现端倪，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历史给了中国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中国的管理学者已经立足于一片最肥沃的土壤，体现时代特征、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爱因斯坦曾表示：“如果一直保持当初产生问题时的意识水平不变，那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假如说，工业时代采用的是以流水线、分工为核心特征的模式来解决问题，那么数字化时代一定会采用一种新的、不同于流水线与分工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已经伴随着数字技术而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新的世界观以及新的方式来重构组织及其运行模式。随着数据、协同、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彼此碰撞，全新的商业范式诞生了，它动摇了今天许多商业组织的根基。传统行业边界不断被打破，行业间的界限正在消失，任何一家企业以及任何一位企业管理者再也不能为自己拥有成功的经验而沾沾自喜了。正如伊恩·斯图尔特（Ian Stewart）在《生命之数》一书结尾处所写的那样：“科学正在使一个个村庄转变为一个个全球化的社区。数学与生物学的融合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团结就是力量。”虽然本书仅限于探讨企业组织的新方式，但是我们确信，从商业活动开始的改变，势必会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从商业企业的协同共生开始，社会将整体步入新的意识水平。社区并不只是创造富足——社区本身就是富足的。如果我们能从自然世界学到这个等式的原理，人类世界就有可能发生转化。他认为协同学就是一门协作的科学。他对协同的界定是：“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相互协作，使整个系统形成微观个体层次所不存在的新的结构和特征。”哈肯的协同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普遍存在有序、无序现象；在特定情境下，有序与无序能互相转化；无序就是混沌，有序就是协同。协同论主要以开放系统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通过内部的协同来适应与外部的物质、能量及信息交换，最后自发实现时空与功能上的有序结构。西方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范畴体系是由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确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整体论思想，可上溯至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易经“天人合一”的朴素整体观。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思维的方法论认为，用还原论研究得出的结论来处理复杂世界的问题，失败是注定的结局。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活，形成了与工业时代完全不同的特征，并由此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商业环境，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数字技术背景下的环境。我们把这个新环境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个：数字孪生、无限链接与价值共生。数字孪生思想，最初由密歇根大学的迈克尔·格里夫斯（Michael Grieves）教授提出。数字孪生也被称为“数字双胞胎”或“数字化映射”，是数字世界对物理世界形成的映射。数字孪生体，即将孪生体的概念数字化，并利用数字化的方式建立与实体产品的外在形象、内容及性质相一致的虚拟产品。功能是将“孪生体”引入虚拟空间，并建立和实体空间的关联；直观、形象地实现虚实结合，以虚控实。同时还可以对“孪生体”进行拓展，如对工厂、车间、生产线、制造资源等建立计算机的虚拟空间内与物理实体完全等价的一系列信息模型。数字孪生通过融合产品数字孪生体和数字纽带，对物理产品的全程进行数字化呈现，实现“全生命周期”自动化和透明化的管理。借助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够实现新的盈利模式和潜在的商业价值。我们关注数字孪生，是因为其呈现的数字化特征，即通过数字技术把现实世界重构为数字世界，并使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共生。数字技术带来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世界处在“无限链接”之中。在这个无限链接的空间里，企业内部呈现开放的、社区化的组织形态，企业外部则表现为以顾客为核心的、相互链接的价值共同体。在价值共同体中，企业内部多元分工，顾客与企业之间多向互动。价值网里的每一家企业，都能响应顾客的需求，并在不同价值网里扮演多样化的角色。各角色之间不再是管控与命令式的关系，而是“链接”与松散耦合的关系，组织与组织之间因链接而形成价值网。价值网内部必须是开放的、社区化的状态，这样才能有效利用机会进行资源的高效传递，进而实现组织外高效协同。如果企业想在“跨界”和“连接”上寻求突破，则它可以选择扮演更多资源混搭者的角色，即“连接器”。“六年前，我们提出，腾讯要做连接器，不仅要把人连接起来，也要把服务与设备连接起来。疫情期间的特殊经历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连接的价值，一切的技术最终都要服务于人。继续深化人与人的连接、服务与服务的连接，让连接创造价值，这是我们不断进化的方向。”数字技术带来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价值共生。苹果公司的崛起过程就是用无限链接来实现价值共生的过程。层出不穷的新商业模式、新物种、新战略联盟与组合，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现在是由伙伴思维，而不是由竞争思维来构建组织、同行、产业伙伴、经营环境、公众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数字技术环境下的“序参量”是什么？其关系范畴如何？协同要素之间的合作方式如何？共生与整体效应如何呈现？涵盖这些内容的定义与框架，被我们定义为“协同共生论”，也就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分工、分形与混沌，是我们理解企业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概念。没有分工的演进、生产过程的出现，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企业。这种混沌现象贯穿于分工发展的始终，这就要求管理者能够驾驭混沌。混沌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轨道的不确定性，取得世界级成就的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轨道的不确定性是由“各结构之间局部最优决策的不连续性以及信息和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即“一系列的无效分工””导致的。现实一：处在无限链接中的组织，既深受环境的影响，也会影响环境。现实二：在动荡、巨变的环境中，没有人对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情形有足够的了解，现实三：企业与经营环境已经不再是一种线性关系，经济范式也由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 现实四：“当你寻求秩序，你得到的不过是表面的秩序，而当你拥抱随机性，你却能把握秩序，掌控局面。”如果一家企业要发展壮大，那么它学习的速度就必须快于（或者至少要等于）外界环境变化的速度：L≥C。”我们非常认同这一点，同时，还需要关注另一个有关学习的判断，那就是知识增长的速度同样迅速。有人认为每隔七年知识就要增长一倍，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按照摩尔定律去理解环境的变化，变化的速度则更加迅猛。除了知识、环境、变化速度这些关键要素之外，我们还要理解学习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让学习跟上变化的速度，以及如何让学习转化为企业的实际绩效。人们越来越发现，组织的优势不再依赖于有形的资产，而更多地依赖于无形的、创造性的资产。组织的未来取决于组织学习与创造力，取决于与技术、环境的互动与共生。组织之间由竞争关系转向协同共生关系，连接、开放、融合、协同、共生等概念成为基本认知。组织的边界变得模糊与柔性，组织不仅仅与组织外部成员构成网络关系，还需要把自己置身于自然宇宙系统之中，认识到自己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企业的宗旨也从使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为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这一阶段，企业分化为两类：一类是拥有数字化能力的企业，它们引领着行业与市场的更新与迭代；另一类是无法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它们因沿用过去的成功经验而陷入被动。在本章中，我们将提出关于协同共生效应的五个命题。命题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命题二：竞争关系带来被动增效；命题三：共生关系是一种主动增效；命题四：自组织带来系统自我进化增效；命题五：范围经济更能使企业获得协同共生优势。数字经济是继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的经济发展阶段，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并贡献生产力。同时，开放、协作、共享、技术变革成为数字时代管理的主题，数字经济正迈向体系重构，并与实体经济加快融合。在我们看来，数字化时代具有以互联网为依托、数字资源为核心要素、信息技术为内生动力、融合创新为典型特点的经济发展特征。其中，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交互并发挥非线性的叠加作用。当一切都在转化为数据时，企业更有机会应用数据资源进行组合创新，并发挥创新效能。例如，数字出版和音频出版正在冲击传统出版社，它们通过改变成本结构、盈利模式等提升了效率。 规模经济理论存在两个假设条件：一是生产技术水平保持不变，二是所有生产要素或投入均按相同的比例变动。[4]很显然，这两个假设条件在数字化时代已不再适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已经在金融、零售等很多领域贡献出了强大生产力，而且企业所处环境的快变与多变性使得“所有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动”的假设显得不太现实。在其他情境以及国内的研究中，学者们也陆续发现存在规模经济的临界点。“部下的素质低，不是你的责任，但不能提高部下的素质，是你的责任。”“物联网是移动互联网之后下一个最重大的经济活动（载体）。它最核心的东西是实现社群经济。所谓社群经济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需求为他提供场景服务”。数字技术带来协同共生价值重构，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创新，这促使我们从创新的本质特征去寻找影响价值重构的关键因素。第一，“革命性”的决策。熊彼特有一个比喻：“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都绝不能得到一条铁路。”这意味着，创新不会依赖于原有的经验，不会用固有的模式产生新的可能性，而需要企业有能力超越自己与过去的成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行动。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因此，管理者必须采用新的决策模式，或者做出“革命性”的决策。第二，“企业家”是创新主体。第三，创新是边界重构。“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就如熊彼特所说的那样，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建设铁路，建设铁路恰恰是对驿路马车的否定。所以，新组合意味着对传统企业的淘汰；意味着采用不同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组合，打破原有行业的组合方式，诞生出全新的物种；意味着对传统企业及行业的颠覆与价值重构。第四，创新必须创出新价值。熊彼特认为，新工具或新方法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这是检验创新的标准，也是准则，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有五种情况：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或生产技术、新市场、新资源以及新组织组合。这五种情况更明确地表明，创新必须是一种结果，并获得价值验证。“决策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管理就是决策。”今天的关键性任务是对信息进行过滤，加工处理成有效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对信息进行简单的生产、储存或是分配。简而言之，“今天的稀缺资源不是信息，而是处理信息的能力”。价值链接是协同共生价值重构的第三个关键影响因素，这一关键影响因素决定企业如何获得价值网的重构利润。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企业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越来越多的企业形成生态网络组织，由价值链演变为价值网；

陈老师也太喜欢搜狐的订阅号了吧，全书大量引用了sohu网订阅平台的自媒体文章。

本书探讨了协同共生的效应，提出了协同共生的框架和管理模型，探索了数字技术如何通过协同共生重构企业价值，并展示了小米、美的、腾讯（企业微信）、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致远互联和海尔6家企业的管理实践，它们是“协同共生论”的实践基础。 要解决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不仅需要我们自己做出彻底的改变，更需要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更有意义的协同、更有价值的合作、更具责任的创造以及更具灵魂的机构。

本书对于创建新型企业组织机制或者管理机制进行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探索。对于互联网企业的组织形态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的重构再造具有一些启发意义。

不确定性、动荡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成为常态，围绕协同共生的新理念新模式，搭建效率与价值进化的新架构，创新能力塑造管理的新模型（SDAP），重构多主体增值的新体系。

理论框架有启发，怎样将组织建在平台上，协同共生，主动增效。但内容实在有点冗长，需要花时间再捋下

数字时代下，协同共生是企业发展方向必然选择，它做好的学习案例是人类自身的生命本能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