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路德：一项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研究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是新精神分析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但弱化了欲望、力比多的驱动力，转而强调社会关系、身份诉求对人格发展的主导性。自我同一性是埃里克森提出的青春期核心心理任务：个体整合自身价值观、理想、社会角色、过往经历与他人评价，确立稳定的自我认知；顺利完成便清楚“我是谁”、拥有稳定的归属感与人生方向，失败则陷入角色混乱，陷入迷茫、从众、频繁更换人生选择，无法建立长久的身份认同。在关于人格发展走向何处的问题上，埃里克森和荣格一样都偏离了弗洛伊德的压抑模式，转而寻找那个未曾到达、将要到达的目的地——人格发展的目标是“自我同一性”或“自性”（Self），而不是回到童年的某个欲望原点。简而言之，弗洛伊德问"你病了，因为被压抑了什么"，荣格和埃里克森问"你病了，因为尚未成为什么"。 我在大三暑假，外出实习期间读了埃里克森的两本书，《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青年路德》。那时候，我的心灵漂泊不定，处于两种身份的临界点上：漫长的学生生涯将要终结，我持续了将近1000天的微信读书纪录突然中断。纯粹的知识追求、异于常人的梦想、不入俗流的个性，这一切象牙塔里的身份定位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我将成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在学校里，我常常感受着一种不确定性的焦虑，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受到各种可能性的驱使，挥舞在头顶的“未来之鞭”让我一刻不能真正地休息；上班后，不确定性的焦虑褪去了，我轻松了一阵子，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休息时光：下班后不必学习，不用准备这准备那，每天晚饭后我就跟合租室友骑着共享单车在汉口野逛……但另一种焦虑逐渐加重——确定性的焦虑，我感觉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我会平庸而不痛苦地一直过下去，仅此而已。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是埃里克森理论的完整表述，但我更喜欢《青年路德》，后者是活的理论，是同一性危机在一个个体身上的真实演绎。路德这个案例妙就妙在，他的心理危机和他的神学危机是镜像对应的，他对自身身份、人际关系的焦虑感，转译成神学表述就是“上帝会选择我吗？”这一危机引发的怀疑，后来把整个欧洲搅得天翻地覆。阴郁、神经质的青年路德，在经历了激烈的内心冲突和外部斗争后，渐渐找到了自我同一性——他度过了危机，晚年的路德宽容随和，热爱音乐和聚餐，并且反对那些比他激进的宗教改革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焦虑的对象，路德又是特别敏感的人，于是16世纪的焦虑症就在他身上引爆了。 23年9月初，我突然产生了考研的念头，然后辞职，回到学校，重新过上了奔波未来的生活。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和朋友坐在咖啡馆里，聊些有的没的。我走进洗手间，擦干手的功夫，就决定下来了。这样的时刻路德大概也经历过，他和上帝苦熬了许久，突然之间，就轻松和解了。我也和自己达成了暂时的和解。

通过路德的个人成长经历可以看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过去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之间的联系与颠覆。通过对当时主流宗教意识形态的反叛与抗争，路德从他童年所受到的来自父母（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压迫和抑制中解脱了出来，又因为他的思想表达了当时潜流在群体中的一股普遍存在的反叛思潮的心声而成为了当时新的思想权威，且被当时正兴起的重商主义所利用，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奠基石。可能这个结果是路德不曾预料到的。但是他的反叛也带有源自他个人的“邪恶”，即童年被宗教及道德教条所压制的本能企图向宗教权威进行的一种报复，而这种报复又不得不以一种比之更高的道德价值观的面貌进行实施。由于动机的这种“不纯粹”，所以也就导致了结果的“不纯粹”。而结果之所以会被扭曲，也是由普遍的人性所造成的。 克尔凯郭尔对路德宗教改革所造成的灾难进行的归咎总结，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改革/革命很容易被利用的根源所在：【第一，路德将精力投入到攻击高层上，并以一种越来越个人化的方式，攻击那个职位的掌权者——教皇，从而把精力从改革热情中的真正目标——人心灵中的恶魔上（自注：人应该面对处理自身的阴暗面而不是把自身的阴暗面投射到一个外界的权威者身上）转移开。第二，作为一个改革者，路德永远在反对某些东西，因此得到了那些“不肯做这或做那的”人的支持［布克哈特曾尖锐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路德把事情弄得太容易了。他应该知道，他为之战斗的自由（在这场战斗中他是对的）很容易使他的精神生活比以前更加费力数倍。如果他坚持这点，就没有人会支持他，他会尝到双重危险的滋味。没有人会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艰苦而支持他人。】 克尔凯郭尔还指出，路德并没有集中足够的精力去精炼他在《诗篇》讲词中所提出的内省步骤；而面对敌人，尤其针对教皇，他在个人的仇恨与反抗中倾注了太多的恶意。这也是创造者由于没有处理好自身的阴暗面而对他创造力的发展造成伤害和损失的一个明显例证。 总而言之，积累的问题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只能够经由一代代的人进行缓慢的消化和清理。而复古与革新只是这种历史自发的回归平衡态的流动之下的一种便于称谓的标签而已。

'路德唱诗班中跌倒在地，如同着魔一般，用公牛般的声音怒吼道：“Ich bin's nit! Ich bin's nit!”，“Non sum! Non sum!”前者德语的版本最好译为“我不是！”，而后者拉丁语则为“不是我！”。''I am not！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同一性危机'即认为自己所做、自己人生没有意义。'这个狂言和怒吼暗示着一种被压抑的强烈愤怒。''这个后来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青年人，曾经生活在修道院寂静与冥想的环境之中，那时他顺从地屈服着，痛苦地悲伤着以及强迫地自我反省' '人类生命中的第一次危机和最后一次危机集中在青少年同一性危机的大灾难中，可能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宗教和艺术上有创造力的人常常患有一种几乎无法补偿的精神病，但后来却被证明在传达人类的生命的全部意义方面具有超人的天赋，而青春期晚期的恶性干扰则往往表现出早熟的智慧和被篡夺的完善。'

稀缺题材，如果对宗教改革、对马丁·路德感兴趣可以看一看。说是“心理学史”，但运用的史料非常有限，更多的还是对路德青年阶段人格和行为的精神分析，所以整体显得有些主观。貌似还有一些神学和宗教术语译得不太对？

人格是遥远的过去所创造的能力与当下所遇见的机遇的结合，是在个人成长中发展出的完全无意识的先决条件与在几代人之间不稳定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和再创造的社会条件的结合。成年意味着在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时，能以持续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活。精神分析很早就意识到，所有的记忆都必须穿过层层纱帘；正因为这层层纱帘，较早期的记忆出现在一片迷雾中，扭曲了形态，改变了颜色。 儿童可能会在某一消极同一性碎片中得到认同。这些碎片在不利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主要的同一性成分，罪犯常常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因此，理解一个人童年的任何自传都需要一把打开无意识箴言的钥匙，用以解释一些压抑的内容和其他特殊的表述。 路德终其一生都觉得自己像是个罪人，甚至在他通过信仰揭示普世的正义并使他获得力量、宁静和领导能力之后，他仍不得不持续为自己辩护。母亲既是父亲暴力的无力受害者之一，又是父亲惩罚孩子时的忠实助手，这双重角色很好地解释了母亲形象的奇怪分裂。也许，母亲残忍只是因为她不得不如此，而父亲残忍则是因为他想要如此。这些人多少太爱女人，或者至少太爱自己的男性气概；总的来说，他们像列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这样没有女人的男人一样，都以一种夸大的方式发现并认识到了男性自我的失败。 路德青少年时期的同一性危机只获得了部分不成功的、碎片化的解决，以至于加剧了他成年期的危机——他在许多方面屈从于他父亲的原始价值观。精神分析倾向于将人生稍后阶段的状况归因于童年。我们只能推测，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童年时期叛逆情绪和隐秘仇恨积累的影响。它将人类在成年期依然持续保留着孩子气的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上升为一种宇宙秩序：未来的远景中透视着逝去的幻影，表面的进步中包含着部分的退行，伟大的成就中隐藏着孩子般的满足。他总是比他的玩伴，甚至比他的父母和老师老成，或者在早年突然变得老成，并且以一种早熟的方式专注于那些别人花了一辈子才得到一点头绪的东西：如何在生命中避免堕落，如何在死亡中赋予生命意义。难怪当他的同龄人年轻时，他像一个老人（一个哲学家，一个悲伤的人），也难怪他的同伴们老去了，他却还有些孩子气。 路德神学进展的特征可以与每个人在心理成熟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步骤作类比：父子关系的内化；随之而来的良心的具体化；作为一个工作者和成人的同一性的安全确立；以及随后的基本信任的重新确认。如果没有信任，人们的行为无论多么美好与正确，都可能被正直行为的毁灭性的一面所扭曲。当然我们不可能全然理解那些坠入死亡深渊的人；但至少我们应该为那些带有未诞生的抗议、未成形的思想、甚至有时只是一个孤独的灵魂的人而流下眼泪。他们宁愿面对虚无，也不愿屈服于一种信仰，在他们看来，这种信仰已经成了一种虔诚的说教；一种仅仅掩盖着集体无能的集体意志；他更不愿意屈从于一种空洞而形式化的良心；一种毫无意义的忙碌工作。 社会进程塑造一个新的生命并不仅仅是为了驯服他；社会进程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为了让他们反过来重新塑造社会进程，让它重新焕发活力。只有全面的重新思考意识层面的目标与无意识层面的动机，才能帮助我们。

好书，如鸡尾酒，调得非常好，我读得也很沉醉。 翻译差点意思，但评分真的不该这么低。

从这本书中我仿佛看见一路走过被控制、压抑、叛逆、对抗的从懵懂少年到迟暮老年的埃里克森，苦恼、痛苦、孤注一掷，有时不得落入凡俗，不乏一些幼稚。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人必经阶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