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奎松
本书以1927—1937年间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为线索,叙述近代社会在这段错综复杂的特殊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完成名义上的统一中国后,从实施训政、实行宪政到强化军事、国防、教育、经济基础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行农村武装割据、创立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壮大红军的艰难历程。书稿以翔实可信的史料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舞台上两个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曲折交涉,再现了自“九一八”事变后两党政策的转变、中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的实现这一清晰的历史脉络。
2026年第12本书 杨笔下的1927—1937年,并不是通常所谓安定发展的“黄金十年”,而是两个政治中心、两套国家方案同时施工的十年:南京政府忙着统一军政、建立财政和国防体系,中共则由城市暴动转向农村割据,试图另造一种国家。两边都声称自己代表革命,也都认为对方最好退出历史舞台;遗憾的是,历史舞台没有退票窗口。本书不是简单的国共胜负簿,而是对国家建设、社会革命与民族危机三者纠缠关系的集中梳理。 熟悉杨其他著作的读者,会发现本书颇有“杨氏研究成果汇总”的意味。《“中间地带”的革命》提供中共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背景,《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补足国民党政策的内在逻辑,《西安事变新探》则几乎构成全书后半部的高潮。 全书较有新意之处,是把“争夺民主”放回内战史。胡适等人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表明,当时的政治斗争并非只有红军与国军彼此开火,还包括知识分子对人权、法治和公开政治空间的争取。国民党把训政解释为民主的预科阶段,反对者却怀疑这所预科学校准备一直办下去,校长尤其没有退休计划。杨既揭示国民党以党治、军权压制异议,也没有把蒋写成只会重复“攘外必先安内”的脸谱人物。 书中对蒋备战活动的叙述尤其值得重视。整顿军队、聘请德国顾问、修筑防御工事、成立国防设计机构、发展重工业、改革币制并经营西南,都说明“暂不全面抗日”不等于“完全没有备战”[1]。这些准备后来确实构成持久抗战的部分基础。不过,对此也应有所保留:备战能够解释蒋的政策选择,却不能自动替白色恐怖、新闻检查与军事独裁销账。抗日准备和政治压制并非互相抵消,而是南京政权的两张面孔—一张望着日本,一张盯着国内。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1928—1930年国民党大规模清共之际,国内却掀起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近40种,列宁著作14种,仅1929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新书便近140种。政府可以逮捕组织者,却很难阻止观念流通;警察封门,书商换块招牌继续营业,顺便还借查禁做了一次免费广告。高华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研究也指出,白色恐怖并未消除左翼思想的社会影响[2]。这一悖论说明南京政府的统治虽严厉,却远未严密。 王海光认为,杨的重要贡献,在于把党史由“宣教之学”拉回历史研究[3],此评大体不虚。但本书仍偏重领袖决策、党际关系与国家建设,普通人在战争、征税和政治动员中的处境时常退为背景;作者又较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必要性,容易将民主的失约视作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付的成本。因此,这部书宜信其史料、细读其逻辑,却不必照单全收其结论。 参考文献: [1] 苏圣雄:《空间换取时间?——蒋中正于华北的对日军事布局(1935—1937)》,《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8期,2020年。 [2]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3] 王海光、王奇生等:《直面中国革命》,经济观察网,2012年。
终于又看完一本。这本历史书详细的介绍了从宁汉合流到全面抗日这段时期,中华大地上各政治派别的关系演化,精彩纷呈又耐人寻味,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汪精卫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耐人寻味,本是在孙总理的一力栽培下成长起来的,从他行为的表象看来,似乎是挺革命的,但深入分析会发现他有几个特点:见风使舵、为己私利,动辄罢职出走。宁汉分流时,积极联共,意图依靠共产国际壮大自己与蒋介石相抗衡,后来被蒋方和唐生智挤压,很快转变立场;宁汉合流后,处处彰显自己,妄自以元老自居托大,当自己政治主张实现不了时,学蒋介石离职,能威胁到谁呢?我想这不只是他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能力差的表现,而且更是他实际人品的见证,这比起蒋委员长来不知差了多少!所以后来他投敌叛国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真是不知其臭几何了! 二是关于蒋介石,蒋介石摆弄政治权术还是有一套的,借力打力、分化瓦解,以打击汪精卫。以剿灭红军为借口派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南方各省。拉拢张学良以收拢东北军,看似高明但实际上难以达到效果,根本上在于人心不服!加之他为了实现他所谓的统一,对日本侵华之举一再妥协退让,东北沦陷、华北危机,他都没有振臂高呼!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社会各界也有一些人认可,毕竟我们贫弱,战则必危!但是,他既能看到日本必然后劲不足,就应当全力一战!在天下大义面前,老百姓且不含糊,为什么一国元首如此畏首畏尾?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心胸不够宽广、格局不够大造成的!他把国家统一等同了个人权力的统一,把民族的兴亡等同了个人荣辱,导致个人私欲至上的结果。不过,好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后,他能顺应民意(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寻求共同抗日,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是关于共产党的发展。我党成立之初,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干了一些大事,工农暴动、北伐革命等等,处处可见我党活跃的身影,但毕竟还不成熟!没有自己的武装,过分信任共产国际,一些人盲目信赖国民党,导致我党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后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等,使党遭受了巨大损失!我党反思教训,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最后走上井冈山,又在蒋介石的围剿下走上长征之路,可以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我党积极响应抗日,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政治上的成熟可见一斑。我们乐意见到中华民族团结御侮,更乐意看到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度!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打败侵略者,成了最大的心愿意志!
西安事变这个过程比较详细,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于西路军的覆灭就比较好理解了。
《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是一部学术质量扎实、史观严谨的民国史权威著作。比以往所学习的党建教程有更多的独家细节性史料内容,更加客观、详实、全面地再现了1927年至1937年的民国历史。
整体而言详略得当,特别是杨奎松有研究的地方都尽可能写清楚,史料丰富,一些觉得不重要的地方就写的比较简明
读完《中国近代通史》,心中感慨万千。距离那些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其实还不足百年。 我的祖辈都生活在河北华北平原,那片土地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轮番洗礼。抗战年月,日军四处扫荡,据点遍布乡野,普通百姓要躲避轰炸、提防抓壮丁,还要忍受饥荒困苦;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大规模兵团作战接踵而至,征粮、逃难成为常态,老百姓就这样夹在战火之中艰难求生。无数家庭在乱世里骨肉离散,孩童夭折,血脉就此中断。 我的爷爷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代人在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里苦苦支撑,能够保全自身、守护家人,平安活下来把血脉延续至今,实属不易。 读懂国家宏大的历史,再回望自己的家族过往,才深深懂得:我们如今安稳平和的生活,追根溯源,正是那一代先辈,在党的带领下于遍地烽火之中奋力抗争换来的。史书上一场场宏大的战役,一行行冰冷的伤亡数字,落到人间,便是无数普通家庭的悲欢与生死。不忘过往,才更懂得当下生活的珍贵。
南方战场的形势转换,较南方战场还要曲折一些。南京中央讨逆军第2军团5月中首先攻下马牧集、归德、宁陵和民权等地。 看看这段话,凸显出不严谨,没有认真对待与校核,由此可以推断其中有多少是凭个人主观在说话?可信度不够,犹如传说,神话,误人子弟。
1927-1937年,共产党人生死存亡的艰难岁月,坚决抗日-中华民族的人间正道,开创辉煌,走向未来。
还是给个一般的评价吧。作者是坚定的认为蒋介石是抗日的,所以对其抗日主张多有强调。我个人感觉他很多描述有阴阳怪气之调。
1927-1937 开场是国民党分共,国共以及国民党内部开始内战; 结束则是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国共经过十年内战又走向了合作。 读这本书还是需要对民国时期的人物事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否则不断出现的人物太多,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十年内战,各方势力在日本侵华的压力下终于暂时走在了一起,真的不容易。 此前,我们对西安事变的转折意义可能评价太高,西安事变应当说是一个导火索,真正使国共迅速走到一起的还是卢沟桥事变。 杨奎松先生是近现代史大家,其著作值得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