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五十年

《在华五十年》是司徒雷登晚年用英文写就的回忆录，1954年由兰登书屋出版。他生于杭州，父母都是美国传教士，童年和大部分成年时光都在中国度过，先后担任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他在中国长达五十年的个人经历。 全书大致按时间线索展开。开篇讲述他的出生背景和童年记忆，以及后来赴美求学的经历。1904年他重返中国，参与创办杭州育英书院，1919年出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随后详细叙述了建校募款、延揽名师、创建哈佛燕京学社的过程。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后他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囚禁三年零八个月，书中也记录了那段岁月以及燕大师生的抗日活动。1946年，他受马歇尔推荐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参与国共调停，亲历了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过程，最终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晚年他半身不遂，1962年在华盛顿去世，而他的骨灰直到2008年才归葬杭州，安放在父母墓旁。 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作为基督徒所秉持的“文明无国界”理念，他试图在燕大推行博雅教育，在外交场合也努力调和矛盾。同时，他以亲历者身份见证了从辛亥革命、北洋混战、抗战到国共内战乃至冷战初期的重大事件，书中收录了大量信函、会议记录和政策文件，为研究燕京大学校史、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 关于这本书的评价，学界和读者看法不一。正面来看，许多人肯定他将一所普通的教会学校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现代大学，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范例。他那三重身份——外国人、教育家、外交官——也使回忆录提供了不同于中西方主流叙事的独特视角，尤其对1945到1949年间国共冲突的记录具有补充价值。书中筹款时的窘迫、保护师生的细节、战后重建的艰辛，常被人称为近乎殉道者的付出。 整体而言，《在华五十年》既是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近代史资料集。它让读者看到燕京大学在战乱中艰难成长的细节，对于理解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极有价值；同时将官方文件与私人日记并置，为研究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侧面。透过一个“生于中国、葬于中国”的美国人之眼，它提醒我们超越政治标签去审视复杂的人与时代。当然，作为当事人的自述，难免带有辩护与美化的成分，最好与官方档案、他人回忆相互印证。若以“同情之理解”的心态去读，这本书能带给读者对近代中国更多维度的体认。

别了，司徒雷登？ 小时候，读了课文，一直以为司徒先生是“坏人”。长大了，才慢慢明白，这个世上，很少有简单的好坏，大多不过是不同的角度和立场。 后来才知道，司徒生于华夏，大半生在华夏度过，本是一位教育家，是燕京大学的缔造者。只是，他的故事和燕京大学的故事，逐渐消逝在风中。 而我，想知道，风中曾经有过怎样的故事。 1919年，司徒先生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并且立即进行改革，不惜重金聘请顾颉刚、钱穆、容庚、吴文藻、周作人等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在他担任校长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发展成为当时华夏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虽然燕大最终于1952年在华夏高校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部分院系并入北大，校舍由北大接收；可是它对华夏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这样一个人，是否可以轻易说再见？ 他为燕京大学倾注了半生心血。“燕京大学从诞生到发展壮大所需的一切开销，都是司徒先生及其同伴在（华夏与USA）筹集来的。筹款的过程非常艰辛，被司徒先生本人自嘲为“高级乞讨”。 他甚至跑到军阀孙传芳那里。 孙问：“你们外国人为什么要来华夏做教育？” 司徒先生回答：“文明是不分国界的，她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只有通过各国文明的交流、融合，才能增进相互的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学习华夏的古文化，并促进新文化的建立。” “感谢你对华夏的好意，但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 “我来向你筹集捐款。” 最终，孙居然捐了两万美元。 对这样的司徒先生，真的可以轻易说再见？ 他始终与华夏站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寇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因拒绝与日方合作而被关押，吃尽了苦头，直到1945年才获释。” 对这样心与华夏在一起的人，真的可以轻易说再见？ 他对华夏的师生情谊推崇备至。在这本自传中说：“在我个人的生活体验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最为美好的。任何一个教过（华夏）学生的外国人，不管学生的年龄和身份怎样，都能证明我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不仅是充满人性、真诚和热情的，重要的是你能体会到他的自发性，这是最令人欣慰的。” 看到司徒先生如此认可与推崇我们的师生关系，我深深感动，也有点心酸。这美好的师生关系，是多么宝贵和值得自豪的传统！他如此珍惜；而我们自己，珍惜了吗？ 对这样的友人，真的可以轻易说再见？ 燕京大学的博雅塔和未名湖，至今仍静静地伫立在北大的校园里，无声的经历风雨。而我，想读一读司徒先生的这本自传，品一品那流彩的往事云烟。

点开此书点评页面，面对推荐还是不推荐，一时倒心生犹豫起来，这本自传以司徒雷登的日记为蓝本，且不是出自专业作家之手，在行文中不免散枝太开，显得拖沓之笔，即便如此，那段特殊时期的个人记录，注定此书无法归入“一般”，阅之寡淡无味可有可无之书。 Stuart斯图尔特，这个具有英国王族血统的姓氏，在一个中国出生，与这块土地纠缠半个世纪的西方传教士身上，被译成了“司徒”，一个极富中国民族色彩的姓氏。 吾辈的教育，让我们对这个名字和那个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的时代并不陌生，甚至会在脑海中长期留下这个失败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夹着尾巴匆匆离开这块激情洋溢的革命大地的形象。至于司徒雷登为何许人，他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些什么，对我们来说，除了檄文所涉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又被译作《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恰好填补了这段我们认知中的空白。 这部回忆录的引论部分，由胡适所写，一个几乎与司徒雷登经历相仿的文人，从大学校长到特殊时期的驻外大使，所不同的是，大使胡适不辱使命，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为他的国家争取到了可贵的援助，帮助在战争中苦苦挣扎的国家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迎来了拒入侵者国门之外的光复胜利；而司徒雷登在接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他的运气就没有胡博士好了，眼睁睁地看着所援助（或帮助的队友）如日薄西山的落日一点点在这片大地上退去，纵有十八般武艺，也回天无术，只能平添空叹息，这是司徒老汉的悲剧命运！ 这是一个褒贬不一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在他身上有太多的元素，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传教士， 一个历史转折期以我为敌的头号帝国主义大使。随便那一样，就足以让国人有足够的空间来表现自己义正词严的政治正确。 五十年在华经历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半生主要在中国创立了符合世界潮流的现代学府——燕京大学，虽然在历史的变迁中，已经被肢解，空留此名，但在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清华北大学府中依然留有它的基因。 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的大部分生涯是在燕大度过的，从建校之时的筚路蓝缕，到日据时代的身陷囹圄，记录了一个燕大人的足迹，在他身上有一种超然于国界之外的他乡即故乡的境界，热爱栖身之处的人们，无论是贫穷还是战乱。倘若他一生就此献给青年的教育事业，定会获得颇为一致的敬意，然而1946年以后介入国共两党和平建国的努力，这个“外交上的小学生”的天真愿望，终因被无法调和的两党矛盾冲突，化为齑粉，在胜利者的眼中，司徒不免被看作拉偏架而遭受质疑，最终成为一种失败主义的代表。非常有趣的是，与他密切相关的那份白皮书，无论他与毛泽东在世界观和立场上有多少千差万别，两人对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本质的看法是惊人的一致，也算是两个深刻洞悉时事之人的殊路同归。 对于如何阅读历史，如何看待历史人物，想借多有争议的司徒先生这里的一隅之地，稍稍展开一下。 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论中提到：历史家的态度，是要求了解一切过去和现在的现象的。他可以对过去提出批评和责咎，但要明白那时群众的心理，给他们以相当的同情，这便是研究历史的正当态度。 陈寅恪也有过类似的提法：对历史“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钱穆有“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之说。 也就是说，我们阅读历史对以往反思评说，需要站在以往历史的境遇中，持慈悲之心面对历史的当事人。这或许就是阅读此书所需的条件，正如胡适在引论中所说，根据书中所附资料，“我们可以明确马歇尔任务的目标，至少可以部分了解司徒大使的使命。根据后续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明白这些目标的实现是多么困难，而且是先天因素决定了其不可实现的命运。明白了这些，我们才可以对司徒博士的叙述报以同情和欣赏的态度。” 我所阅读的这本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ISBN:978-7-5473-0460-0)的纸质书中，附有弥足珍贵的一些历史文件，即使司徒先生所言之事都与事实不相符合，仅凭此书所列的这几份文件，足可一窥当时之情状。 这些文件分别是： 《马歇尔将军使团在华的指示》（1945年12月15日）， 《伯恩斯坦国务卿的备忘录》（1945年12月9日）， 《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 《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1946年1月31日）【《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 《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政策的声明》（1946年12月）； 《总统特别代表（马歇尔）的个人声明》（1947年1月7日） 这些资料客观地展现了1945年到白皮书发表之前的各方博弈，这些历史史料确实值得一看。 从通过阅读，了解过往，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在这段不同的历史声音中，交际甚广的司徒雷登，根据自己私人交往经历，留下了很多社会名人在他眼中独特的一面。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与司徒雷登相比是不是拥有更多国籍上的优势呢？作为一个历史转折中的亲历者记录者，他所发出的不一样的声音，是不是也是一种历史的声音呢？ 如果你习惯于一种思维，一种声音，读再多的书，如同读一本书，常以习惯的方式对人事下判断，我不推荐你阅读此书，读之徒增烦恼。 最后附记一则关于白皮书：司徒雷登在书中写道：“17页的内容表，5页的大事年表，400页的叙述和641页的附录组成了这本书。叙述和附录当然是书的主体，叙述部分提供了一个单方面说明，对1844到1949年6月的美中关系的文件或文件节选，以及解释的扩展性的介绍又给说明增加了分量。”这份有关中美关系史的文件，满满的干货引起了我的好奇，网上一查，仅在老夫子旧书网上惊鸿一瞥，看一眼已被买家收购的原版书的品貌，已是最大的书缘啦！

司徒雷登的《50 Years in China》，语气平铺直叙情节波澜不惊。他经历的这5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波诡云谲、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50年。这50年见证了朝代替换、政权更迭、外敌入侵、内战不断、尸山血海、民生凋敝。但他仍保持着心平如镜不渲染不煽情，这要归咎于根植于他内心的宗教信仰、传教士家庭背景、多年的教育训练和修行。 他的存在本身就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一个人能活几个50年？有几个美国人能在中国生活50年？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所谓的“坏人”装了几十年的好人还会是坏人吗，遑论他创立的燕京大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启迪民智，培养了大批院士和杰出人才？这里应该引用语录：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理，一个“众口交赞”的“好人”做了一系列的坏事还是好人吗？无需逻辑和常识，用脚指头想就可以得出结论。 读到最后几屏脑子闪现一个念头，换位思考崔大使如何写《Ten Years in USA》？书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别不了的司徒雷登 ！》 ——读《在华五十年》的撕裂与和解 1949年，毛泽东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为这位美国驻华大使的离场贴上政治标签。从此，“司徒雷登”四字在中国语境中凝固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成了教科书里批判的靶子。然而，当翻开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个更复杂的形象浮现出来：一个生于杭州、葬于杭州的美国人，一个创办燕京大学的教育家，一个被日本囚禁四年的战俘，一个在国共漩涡中挣扎的调停者，一个临终前仍渴望“魂归燕园”的异乡人。 司徒雷登的撕裂性在于，他既是政治符号，也是血肉之躯。他的前半生属于中国教育史——募款建校、延揽大师、推动中西学术交流，将燕京大学打造成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学术殿堂；后半生却因大使身份卷入国共内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最终被历史洪流裹挟至对立面。这种身份的割裂，恰如他在书中自述：“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式美国男孩。” 司徒雷登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他对燕京大学的经营。1919年接手时，燕大仅有“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他却以近乎乞讨的姿态奔走于中美政商名流间，最终在北平西郊建起中西合璧的“燕园”——未名湖与博雅塔至今仍是北大的地标。他打破教会学校的桎梏，延聘周作人、冯友兰、冰心等学者，创立哈佛燕京学社，使燕大成为学术自由的高地。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燕大培养了42名中科院院士、11名工程院院士，更孕育了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半壁江山。 这种成就背后，是司徒雷登近乎殉道者的付出。妻子艾琳病逝后，他每日清晨去墓前静坐；日军占领北平期间，他因保护师生被囚禁三年零八个月，出狱次日便着手重建燕大。他在回忆录中自嘲“像乞丐一样筹款”，却将个人生活过得清贫如修士。这种对教育的赤诚，与其说是传教士的使命感，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切认同。他曾以儒家“大同”理念诠释基督教精神，甚至用杭州方言布道，试图弥合中西鸿沟。 1946年，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马歇尔看中他的“中国通”身份，却未料及他的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格格不入。书中记录了调停国共内战的挫败：他既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军官贪污成风，士兵不知为何而战”，又对共产党的纪律性暗生钦佩；他试图推动民主改革，却发现自己不过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棋子。 这段经历暴露了司徒雷登的天真。他以为能以教育家的纯粹介入政治，却低估了意识形态的鸿沟。书中矛盾重重：一面批判蒋介石“缺乏革命理想”，一面又为其辩护；一面承认共产党“深得民心”，一面坚守反共立场。这种撕裂，最终让他成为中美博弈的牺牲品。1949年离开中国时，他带着周恩來赠送的明代花瓶，遗嘱中却要求将其归还——这一细节，恰似他对中国爱恨交织的隐喻。 司徒雷登的遗愿是葬于燕园妻子墓旁，但这一愿望因政治阻挠迟至2008年才以“杭州安葬”妥协实现。反对者称他是“毛主席点名批判的人”，支持者则疾呼：“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这种争议，折射出历史叙事的吊诡：我们能否将一个人的政治角色与人文贡献剥离评价？ 《在华五十年》的价值，恰在于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视角。书中既有对国民党的尖锐批判，也有对共产主义的本能抵触；既有传教士的西方本位，也有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告白。司徒雷登的复杂，正是近代中国与西方碰撞的缩影。他的失败，与其说是个人局限，不如说是时代巨轮下理想主义者的必然命运。 ☆☆☆☆☆：何以“别不了”？ 毛泽东的“别了”，试图将司徒雷登定格为政治符号；但历史的长河中，他的教育遗产、文化融合实践乃至未竟的遗愿，却让中国人始终“别不了”他。燕园塔影依旧，西湖墓草萋萋，司徒雷登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评价，终需在时间的沉淀中剥离标签，回归人性的真实与复杂。 正如他在书中所写：“我的灵魂与这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人民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许比任何政治判决更持久。

我想，80后的一代人早已被高中时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干干净净的洗了脑，司徒雷登的形象在我们脑中早已被定格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于是，看完本书后我再次翻出了这篇曾经要求背诵段落的课文，说实话，对比起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种种经历以及为中国作出的贡献，这篇课文现在看来确实很狭隘，近乎于泼妇骂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在政治宣传面前个人的感受永远是最微不足道的。 司徒雷登一手创建的燕京大学被世界誉为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当年，燕京大学奔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学子，全部是由司徒雷登先生指示校方解决路费，甚至还要亲自设宴饯行，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敌后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北平沦陷后，司徒雷登变相地被日本人软禁了三年多，并拒绝日本人对燕京大学的资助。政治的归政治，感情的归感情，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的感情及其为这份感情所付出的一切，不应该被中国人选择性失忆。在解放战争时期，身为双重角色和情感的他一旦涉足政治，就得为自己所属的政治团体服务，所谓“人处政治，身不由己”，司徒雷登先生身处这种政治斗争、国家利益、情感倾向等多方面的撕裂当中，其精神痛苦不言而喻。就在他弥留之际，他还想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将骨灰葬在燕园，这无疑流露出的是对中国、对燕京大学的一种深深不舍，这是能装的出来的吗？可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直到1986年中央才勉强同意可以将骨灰葬在杭州。司徒雷登，中国欠你一句“对不起”。

提起“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会想他曾经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风云人物。其实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漫漫50年历程比，“大使”经历不过是其中短短两年。 19世纪70年代，一个美国传教士带着他的妻子远渡重洋，在中国的杭州落脚，这个人便是司徒雷登的父亲。1876年，司徒雷登年在出生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1915年他回美国时，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在白宫召见了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他赴京上任。司徒雷登说：“为了寻找校址，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从筹资金、建校舍、聘名师、招学生开始，司徒雷登在中国创办了世界知名的“燕京大学”。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是早已更名为北京大学。从1919年到1952年，燕京大学培养的人才数不胜数，陈寅恪、郑振铎、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埃德加·斯诺等一众名师留下的印记，是燕京大学的荣耀，也是司徒雷登的荣耀。 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再到外交家，司徒雷登大半生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1962年9月，86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他在遗嘱中写道，“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希望自己能魂归中国。《在华五十年》是司徒雷登的回忆录。阅读这本书，对我们更多的了解司徒雷登其人以及他经历的那段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虽然司徒雷登只担任了3年的外交官，但是因为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缘故，他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人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纯粹的美国人，可是在司徒雷登本人看来，他却是一个中国人，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亲历了这个古老民族嬗变的痛楚，他早已融入这个民族之中。

这个老头的故事，即使不是和中国有关，他的生平也应该被中国人知道。他和非洲的李文斯顿、阿拉伯的劳伦斯（目前我只知道这三个人），是每个时代都需要都稀缺的人才。他在中国长大，后来回到中国教授的是希腊语课程。现代西方文化的根基都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而他又主动加持了中文！这样的人，很少能让一个普通人在他身边人中找到对照。除非，自己成为他。他前半生创办燕京大学，70岁以后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74岁晕倒在火车车厢厕所里，离开大使职务。他一辈子好像真的是为了中国而生，我从他上任驻华大使开始，暗暗寄希望于他做更多改变历史轨迹的事情，多么贪心。当你改变不了大局和颓势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美国人，用他的前任说过的话说“坐在一个豪华包厢里看历史剧。”其中包含无力、自己的渺小还有历史剧中幼年低级的残暴。从司徒雷登这个角度看近代史，现在看分析评价还是非常冷静理智客观的。最优解可能司徒雷登没有想到，因为他也没有走出失败的阴影，我一点点可以面对坠落坠落再坠落的失重感。史实不会朝着好的一面发展，也不是朝着坏的，吸取前人自大自狂的毛病，感谢司徒雷登。

我8岁失去慈爱的母亲，继母很暴虐，邻居阿姨的弟弟“小文”目睹过我被打，后来跟我父亲说让我放学后去他工作的新华书店帮忙（9岁的小女孩能帮什么忙呢），对我而言放学后可以在那里待到爸爸下班再回家，让我避过了很多毒打。更重要的是养成了我终生受益的爱阅读习惯……初中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我想尽早工作去上技校，他又无言买了《约翰克里斯朵夫》送我，在扉页上就题写着这句话“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那还是80年代，我完全不知这句话的出处。但由此被激励发奋学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大学远离伤害改变命运。很多年以后，第一次知道这句话是燕京大学校训，禁不住号啕大哭！……那一刻才意识到被亲人遗弃的残破青少年时期，一直有陌生人温润的护佑，而我当时在自己的挣扎里，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孤僻沉默的人，很多年里说话不超过十句，却默默推动了我人生的向好转折。 斯人已逝，余温绵长，而我竟然从未有机会对他说感恩，唯做一个像他那样的陌生人。 一再读这本司徒雷登的传记，更真切地理解了劳改犯“小文”叔叔温润的沉默。 也仿佛重回那些书架后安静读书的美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