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行为：十周年纪念珍藏版

《中国式管理行为》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从头到尾都扎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说话。它不跟你讲放之四海皆准的抽象原则，而是先把我们骨子里的集体意识、面子功夫、还有那种“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掰开揉碎，再一步步说清这些东西是怎么悄悄左右着开会、谈话、甚至拍板定案的每一环。读着读着，你会觉得它不是在教你怎么管别人，而是在帮你弄懂你所在的这个真实职场。 书的结构也很贴心，十章节里嵌着四十个实战要点，每个点都从一段真真切切的场景讲起——那种你好像昨天刚在办公室里撞见过的场景。然后它会带你分析问题在哪，给你几条立马能用的操作要则，最后再附上一段过来人的心得感悟。像讲故事一样讲管理，又不光停留在故事层面，看得明白，也用得顺手。 更难得的是，它挑的全是中国管理者最挠头的事儿：高层之间的权力分寸、上下级之间绕来绕去的沟通、还有那种“看着办”里的灵活智慧。每一处都像是在帮你找那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不是在书斋里推演出来的漂亮话，而是从一次次真实博弈里拎出来的活经验。整本书从头到尾，其实就做了一件事：让你在中国式的人情与规则之间，走出自己的那条路来。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度”字，“度”的要点是“平衡”二字。如何把握每件事的“度”和“平衡”呢？这本中国式管理行为从很多实例中推导出了“度和平衡”。虽然有点捣糨糊、和稀泥的感觉，但总体上还是道出了生存法则。

2022年春节长假回京，我搜罗了微信读书上可能找到的所有曾仕强编纂的文章典籍，月余间全然粗读一遍，此为所读系列丛书的最后一本，现统一札记于此，算是圆满。 坊间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曾老先生的图文视频基本上都是和管理与驭人之术有关，间或有些黄老之说，尤以个别短视频断章取义摘录的只言片语大有醍醐灌顶之相，但我却认为，曾老先生的书听听即可，看则不必，品则更说不上了，食之无味弃之有肉，如同鸡肋一般，至少不适合我。 曾老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但其实是半路学者，大学专业并非史哲亦或文学范畴，只是中途转业而已，几方学术头衔均为国外大学所得，而且转型后的学修方向也仅见长于中、美、日之管理比较，因此其文化底蕴远不能谓之深厚。在我看来，其学术修为甚至不及同为百家讲坛的一众他家之言，所以曾老先生的书营养不多，至少以我当前粗鄙的学识汲取不到什么养分。坊间所流传曾老先生的诸多文献大多是过度商业化的产物，加之曾老先生每每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不厌其烦、不分场合地点地反复强调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庸之道，使得曾老的系列丛书在内容上同质化过高，拼凑感十足，如同把本来就没啥营养的白馒头又翻来覆去地嚼过一遍又一遍。 我认为曾老先生是信命的，而且对于中庸之道大为推崇，其诸多论著所载文字和观点的理论依据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即“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不隐而发，但皆有所节制。所以曾老先生的书在表现形式上总是给人一种“车轱辘话两头说，两头都要堵”之感。曾老的系列丛书中充斥着对近义词的解析，但很多概念都被混淆挪用，很多案例说明都有失偏颇甚至离题万里。我觉得这不是无心的哗众取宠，而是有意的插柳成荫。如果这是存粹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实为功名利禄，却打着传道受业的大旗来高堂教化和道德布施则实属不该！如果套用曾老先生自己的观点来说，这样的说教就不是其推崇的“圆通”，而是大加鄙夷的“圆滑”了！ 曾老先生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声誉之中唯以“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的盛名最响。我觉得所誉片面，德不配位，正如“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台湾绝不能代替中国”一个道理！ 综上，曾老先生的书可能稍显实用，比较适合那些讲求快餐文化的人士，但不适合我，所以我最多只能给二分推荐！

中国式管理，确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或者特别之处在其中，但我觉得有些观点并不是放之中国而皆准的，而且其中的内容，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说，一本书，减去重复说教的内容，可能要减掉四分之一吧，书只能说仅供参考，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中医人的中庸之道几千年间已经深入人心，民族的文化土壤环境让人不知不觉身在其中。人都是环境的产物，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了解文化了解历史，了解自己。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管理包括两个系统，一个是管理技术，注重计量方法、数理模型和电脑的应用；另一个是行为科学，注重组织理论与人力因素。前者全世界通用，并无国界的区分；后者因各国风土人情而异，在中国人的地区实施管理，最好能因应我们的特性做适当的调整。 在学习管理中，个案研究是学习管理的有效方法，但是在中国社会推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案很难建立。由于我们的习惯，通常“报喜不报忧”，个案已经失真，研讨的结果势必大受影响。 行为科学以科学方法对人类行为做有系统的研究，自1950年以来，对管理的助益，十分显著。但这对国人可能有许多水土不服，用国人的行为来看我们自己的管理，是否能看出端倪呢？ 全文分成基本的理念、工作的原则、沟通的现象、沟通的真谛、人我的分寸、两可的拿捏、是非的判断、凌乱的秩序、会商的技巧以及合理的兼顾等10个项目，分别予以探讨。 世界上的事情，看起来十分复杂。然而归纳起来，不外乎若干类型。平日把这些常见的个案放在脑海里，什么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便可以将相关的问题和可行的方案，一并纳入考虑。对于解决当前的困难，研判未来的发展，应该有相当的助益。 一，基本的理念 中国人的基本理念，说起来相当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正反之间的差距十分细微，稍微不留意，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走上偏差的途径。 比如，中国人主张“尽人事以听天命”，便是看开的表现。我只管尽自己的力，至于成功不成功，并不计较。这不是一般人所批评的“尽力主义”，好像对成功不抱太大希望，而是进一步了解“成功”本身也是假的。此时的成功，也不过是以后的失败。 任何人看不开，就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苦恼多于欢欣。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哪里受得了？ 二，工作的原则 中国人的工作原则，分析起来，不外乎“流汗不流血”“做事不坐牢”“卖力不卖命”以及“争气不争功”。 流汗不流血—流汗是应该的，对健康有助益，何乐而不为？流血大可不必，因为那毕竟不是好事情。 做事不坐牢—有些人一直指称中国人不守法，其实毫无根据。“守法”俗称“守规矩”，乃是中国人的基本原则。中国人“守规矩而不死守规矩”，亦即在规矩的范围之内，权宜应变。可以“随机应变”，绝对不要“投机取巧”。事情是要做的，牢yu是不能坐的，这才是中国人的不二原则。 中国人不喜欢完全听话的人，因此“合理的听话”，成为“做事不坐牢”的最大保障。上司的命令，合理则听之，不合理就不听。换句话说，合乎规矩的，全力去做，不合乎规矩的，不听也不做。 卖力不卖命—这一篇文章单独在某杂志刊载之后，好几家公司，都把它影印给同人，彼此传阅。可见肯卖力，却不愿意卖命的原则，迄今没有改变。中国人喜欢劝人卖力的道理，听起来、做起来都相当心安理得。中国人很难接受卖命的论调，劝人卖命的，要求大家拼命的，最好自我节制，因为说得愈多，自己所积的罪孽愈重。 争气不争功—中国人深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道理，知道“功劳很快就会一笔勾销，而过失则常常被牢牢记住”。任何人做得再好，还是会被人忘怀，只剩下过失让人指指点点。这种“功没、过存”的情况，使中国人相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哲学，因而“争气不争功”。争气是减少过失，不争功则是不希望获得功劳。 人必须争气，争一口气，才能扬眉吐气。人不必争功，只为争来争去，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何苦来哉！ 三，沟通的现象 中国人的脑海深处，普遍存有“先说往往先死”的概念，以致“见面不谈正经事，专门胡扯”。“有意见也不一定说”，往往暗留一手，让别人先发表意见，然后见机行事，可能大肆抨击，也可能赞扬备至，一副见风使舵的模样，令人十分气愤。这种让别人站在明亮处，自己躲在黑暗处的作风，造成很多沟通的障碍。 明智的人，必须在“先说先死”与“不说也死”的“品管上下限”（如果“先说先死”是品管的上限，那么“不说也死”就是品管的下限）之间，找出一条“说到不死”的活路。 中国人的聪明，表现在“不可不说”而又“不可乱说”，亦即说得恰到好处，令人拍案叫绝。中国人的沟通相当特别，绝对不是“我有话要说”或者“有话直说”就可以奏效的。如何领悟“先说先死”与“不说也死”的道理，真正做到“说到不死”，恐怕除了确切地说与不说之外，还应该切实以行动来支持自己。 四，沟通的真谛 中国人沟通有三大特色，一是有话不一定说出来；二是说出来可能含含糊糊；三是就算说得相当肯定，也不一定是真的。 把三大特色连接起来：“有话不一定说，说得不清不楚，说得明白又不一定当真”，难怪常常把人气得死去活来。不过，中国人这样做，不见得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不妨把它仔细分析一下，把中国人这种“趋吉避凶”的作风，做一番合理的调整，以免大家越来越不明白，导致越来越难沟通的恶果。 中国人为求“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主张“事无不可对人言”，一方面则倡导“逢人只说三分话”。依据品管的概念，我们很容易了解，“事无不可对人言”如果是品管的上限，那么“逢人只说三分话”便是品管的下限。任何人沟通时站在“事无不可对人言”与“逢人只说三分话”的范围之内，权宜以求其通，十分安全。 “逢人只说三分话”是起点，一切条件合适的话，双方便可以加紧脚步，缩短彼此的距离，达到“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地步。万一条件不合，随时可以停留在安全限度内，确保立于不败之地。 三分话要说到不会死的程度，事实上唯有“说了等于没有说”，亦即“这三分还必须是比较不要紧的三分”，所以“不明言”常常是中国人用来点来点去的三分话。“点到为止”，不再多说的结果，常令人产生“为什么我说得这么清楚，他居然还听不明白”的感叹。 中国人认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听话要用“心”，不可专门用“耳”，才是有心人。完全用耳朵听的人，很容易变成“耳朵轻”，亦即随便听信小话，反而被小道消息所蒙蔽，并不是好事情。 用心看，主要看两样东西：一是说话时的脸部表情，一是说话方式。前者往往比言语本身更能表达内心的动态，而后者则帮助我们揣摩他的心理，包括说话的速度、说话的音调、说话的节奏等等，都应该“诚恳地用心看他怎么说”，从而比较容易明白他的真正用意。 五，人我的分寸 人我之间，如何拿捏适当的分寸，的确相当困难。我们的做法，似乎可以归纳成为下述四大原则： 弄清楚对方是谁—中国人认为“有人才有事”，而且“事在人为”，很不容易“对事不对人”，却常常把人和事连在一起。在中国社会，每听到一句话，如果不找出是谁说的，有时实在分辨不出它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喜欢问“谁说的？”“谁决定的？”“谁做的？”“谁告诉你的？”几乎都和对方的身份、地位有关，可见弄清楚对方是谁，乃是拿捏人我之间分寸的第一步。 中国人比较偏向“差别性待遇”，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不同身份的人。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精神，表现在关心“是谁”，应该相当合理。 小心才不会上当—西方人向外求，以约束他人来防止自己上当；中国人向内求，拿小心来提防自己上当。我们很少去笑那些骗人的人，而是专门笑那些被骗的人，偏偏中国人在“被警察抓去”和“被人笑死”之间，比较害怕被人家笑死，所以大家互相告诫，小心不要上当！ 一方面鼓吹“不二价”，一方面却又大声疾呼“货比三家不吃亏”。而事实上，我们更相信后者，并不轻易接受前者。 中国人向内求，叫作“反求诸己”，意即“要求他人合理之前，先求自己合理”，以自己的合理来感应他人，使他人亦能合理，便是“彼此、彼此”的“交互”作用。 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比较繁杂，在“你与我”之间，“他”或“她”的干扰，影响也很严重。我们除了顾虑看得见、想得到的“你、我、他”之外，还得小心看不见、想不到的“你、我、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程咬金”。所以顾虑周到，便成为中国人拿捏人我之间分寸的必要条件。 人我之间的分寸，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标准，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是“变动”的。首先弄清楚对方是谁，小心翼翼以免上当，然后自求合理，并且考虑可能产生的“程咬金”系统，比较安全而合理。 六，两可的拿捏 世间的事情，完全“可”与“不可”的并不多，反而多半是“无可无不可”的“两可”。在某种情况之下“可”，换成某种事情却又“不可”，这才是事实。 过于武断的人，喜欢斩钉截铁地断定“可”或“不可”，虽然显得有气魄，实际上常常顾此失彼而不自觉，并不是好现象。 有意见不坚持，叫作不负责任；有意见就坚持，便是本位主义。接受他人意见，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能一概置之不理。这两个极端之间，中国人自有其“兼顾”的能力，一旦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不但适时展现实力，而且可以增进人际关系。 “合理坚持”是一般人忽略的观念，总认为“合法”或“合情”便能够圆满解决问题。合法固然很好，却稍嫌僵硬，到头来事情是办妥了，自己却落得“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合情当然很柔和，结果常常一团糟，因为滥情、虚情，往往导致事情难以达成预期的效果。 绝对不可盲目坚持，因为那样一来，无法取得他人的合作，势必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当然不可以毫不坚持，因为那样表示自己根本缺乏信心。别人一反对，就放弃己见，别人哪里敢支持我们？ 合理坚持的意思，是“有几分把握，做几分坚持”，有责任感，有自信心的人，理应如是。 两可的拿捏，相当困难。断然裁定“可”或“不可”，不但冒险，而且难以获得众人的支持。老是徘徊在“两可”之间，不但叫人看不起，而且自己也难以取舍。唯有合理坚持，才能判断其“可”或“不可”。 七，是非的判断 是非为什么难以分辨？主要是“时空”在作祟。任何事理，总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时空一改变，是非就跟着有不同的变化。中国人最了解这种关系，所以有很多问题，中国人都觉得“很难讲”。 很难讲的确是事实，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起来又似乎“怎么说都有理”。 中国人喜欢说：“话都是你说的。”意思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都有道理。” 我们都是“理由专家”，最会找理由，而且最喜欢找理由。偏偏中国历史悠久，资料库十分丰富，随手一抓，就是一大堆理由。怎么找都找得到，怎么抓都抓不完，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判断是非？ 中国人的方法，是“站在很难讲的立场来讲”，而且在“二选一”之外，出奇制胜地来个“二合一”，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感觉。中国人的脑筋，普遍会拐弯儿，所以中国人的是非，也会绕圈子。兜来兜去，把原本相反的东西相成起来，获得相当圆满的是非判断。 是非本身具有变动性，变动得不合理，中国人不接受；变动得合理，中国人几乎都能够接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孰是孰非？合理便好。 “对，没有用”是品管的上限，“不对，不可以”则是下限。如何在“对，没有用”与“不对，不可以”的范围之内，明辨是非，是中国人必修的课程。 中国人绝对有是非，我们最讨厌没有是非的人。然而，我们的要求比较高，不是单纯的分出是非，便可以解决问题，却应该在圆满中分是非，分到大家都有面子。难是难些，但是值得我们努力去达成。 是非的判断，乃是管理的基础。缺乏是非，根本无法管理。中国人不可以不明是非，否则管理的基础不可能扎实。中国人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判断是非，不然的话，颠倒是非更可怕。慎断是非，才是中国人应该坚持的正道。 八，凌乱的秩序 中国人似乎以“脏乱”出名，到处和脏乱结下不解之缘。脏是应该改的，也可能随着知识的普及与经济的繁荣而改变，乱是需要调整的，调整到“乱中有序”，实际上比不乱更好。 乱有两种：一种是乱到没有条理，十分可怕；另一种是乱得很有条理，就像时下许多人的发型，花很多时间和心思使其乱得相当自然。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使我们由“自然界的凌乱现象”推及“人世间的凌乱”，逐渐领悟“乱中才能看出理来”的道理。在凌乱的现象背后，找出何以如此的“理”，使我们更深一层地获得必需的信息。 凌乱在管理上的运用，其实正是“情的交流”。中国人请求“情、理、法”，固然以“理”为重心，却巧妙地以“情”为先。人我之间，用“情”做桥梁，沟通、协调起来，心意容易相通，连带地相当凌乱。 我们必须有所抉择，到底要以情为先因而相当凌乱呢？还是要转变为以法为先而显得冷酷无情呢？有些人一方面主张把“情、理、法”颠倒过来，变成“法、理、情”，一方面又期待人我之间充满人情味，以至于过分强调“人情”和“人情味”的差异性，实在是自我矛盾的心态。 任何人如果能够清楚地分辨“人情”和“人情味”的异同，就用不着担心以情为先。相反的，若是“人情”和“人情味”分不开，颠倒成“法、理、情”，只有增添人间的冷漠，对人性管理而言，为害甚大。 中国人喜欢“不明言”，主要在启发有心人。我们认为：“如果对方不想听，说得再清楚，他也会充耳不闻”“若是对方没有诚意，怎么解说，他都会往不利的方面去思考，甚至伪装成不知道、没听懂”。中国人深信：“只要有诚意，听不懂的自然会问。” 中国人十分注重“体会法”“不明言”的目的，在诱人自动体会，然后变成他自己想出来的，才不至于伤害他的自尊 。 九，会商的技巧 中国人开会，时常被人诟病“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其实，这几乎是“行之日久”，以至于扭曲了原来的本意，才显得毛病百出，好像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若是揭开它的真面目，便不至于有这样的误解。 会而不议—中国人主张“不忧不惧”，并不是不知忧惧或者将忧惧置之一旁，不予理会。我们应该事先防范，使自己无所忧无所惧。同样的道理，“会而不议”，是指“会议之前，已经充分沟通，彼此有相当的共识，所以开会时不需要商议，很快就能够获得共识”。 会前充分协调，开会时沟通顺利，圆满达成协议，才是“会而不议”的最佳写照。 中国人私底下比较容易说实在话，也比较容易沟通。在公开场合，多半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或者见风转舵的附和话，十分不容易沟通。 议而不决，绝对不是不决，而是不要在公开场合强制表决或径自裁决。拖延一下，待散会之后，再来进行协调，以便下一次集会可以轻松地会而不议，顺利解决。 决而不行—既经决定，就要切实执行。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若干变数，势必有所改变，以资因应，目的在求决议案得以圆满达成任务，才是“决而不行”的本意。由于有一些必要的变更，以至于看起来并未依照决议去执行。问题在变更的部分是否合理，若是合理，大家应该接受；如果根本不合理，当然不会接受。 “决议”与“执行”之间，究竟有多大弹性，这是十分要紧的共识。大家相互信任，而且变更的后果相当良好，才可以放心地“决而不行”，否则“决就要行”，大家共同努力去执行，不能够擅自改变，才是正理。 “情”是“面子”，尽量让对方有面子，乃是中国人会商的第一要项。前面所说“会而不议”“议而不决”，都是顾虑与会人士的面子所采用的有效方式。至于“决而不行”，则是大家反过来要给执行者一些面子，让他保有若干弹性，好像“只有他如此通权达变，决议案才格外有效地执行。” 十，合理的兼顾 中国人重视“兼顾”，希望我们凡事不要一厢情愿地从单一方面去探究，而应该从多方面，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和评量。 合理的兼顾，可以倒过来说：“兼顾到合理的地步。”合理不合理，乃是兼顾得有效与否的标准。 表面上看起来，中国人“好不好都犯忌”“听不听都可以”“找不找都不行”，甚至“罚不罚都有理”，简直乱七八糟，毫无道理。 实际上，五千年文化的熏陶，培养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特殊技巧，使我们擅长“清清楚楚地含含糊糊”。其中最主要的用意，至少包含下列三点： 第一，替问话的人保留面子。问话的人，听到清清楚楚的答案，往往会觉得自己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因而自觉难堪。现在答话的人，含含糊糊，根本听不清楚，使我觉得“不是他说得清楚，而是我听得明白”，相当有面子。 第二，坚持不说谎的原则。照实说，大家不好受；不照实说，分明在说谎。于人，我们说得含含糊糊，既不说谎，又没有照实说，岂非两全其美？ 第三，提醒对方问得没有道理。人家问一些不应该的话，我如果不回答，甚至明说他不应该问这种问题，他一定觉得没有面子，万一恼羞成怒，对我不礼貌，我也会连带受罪。若是我照实回答，自己保护不了自己，恐怕也会惹人笑话，所以我就答得含含糊糊，让他明白他不应该问这种问题，或者不应该这样问。

读书有思辨——理性看待“中国式管理” 不应过于追捧，也不可绝对批判。辩证分析，有其合理，也有其牵强。 大家都知道，黑格尔有个著名的理论叫“正反合”。 正的，看什么都是好的。国学博大精深，中庸之道是中华千年文化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指的就是世事洞察，万物通观；道中庸说的就是行事圆融，不走极端。所谓中，凡事应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就要合乎这个度，这就是“执中”——讲究适时、适当、适度。所谓庸，实现“中”的规律法则和途径。与“中”相关的还有“权”，与中互配使用的概念，原意秤砣，引申变通，使人通权达变，以利“执中”。还有一个“和（谐）”，内涵十分丰富。比如，君子和而不同，就处事待人方法论而言，一是要有独立见解，坚持己见；二是尊重别人，求同存异；三是通过沟通协商方式，增进共识，取得双赢。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是求和。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辩证思想和人生智慧，就是中国式管理思想的来源。结合中国管理对象、管理文化、社会背景条件实际，合理运用中华国文化所蕴含的“修己安人”、讲“执中”、求“致和”的人生智慧，是调节人力内部矛盾危机、营造和谐人际关系、创造和谐人文环境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式管理的精髓，也是现代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反的，看什么都是坏的。借言李玉国：管理大师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几乎红遍了大半个中国，当许多企业里面也开始对中国式管理有所膜拜，身边及网络的人开始对中国式管理越来越多议论的时候，不由得开始抛开中国式管理进行独立思考，突然心里一惊！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莫非还有美国式太阳，日本式太阳，中国式太阳？细想，人类的真理只有一个，牛顿定律也是一样，世上根本不存在欧洲式的牛顿定律，也不存在亚洲式牛顿定律！如果把管理学当作一个有内在规律这一命题分析，管理科学只有一个，那就是归根结底如何对有限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等）进行最有效的组合，以最快的速度产生出预期的效益。即使考虑到人种和区域文化的差异，那么至少70-80%的内在本质是相通的，因此，没有听说过管理大师德鲁克是美国管理大师，而不是中国管理大师！戴明是日本管理大师而不是美国管理大师等等。因此，一些看似正确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平心静气、客观地承认管理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所谓的帝王思想下的权术，那么如果因为20-30％的差异，而主观地推出所谓中国式管理这么一套假说，其实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国的管理不管是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是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国落后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步晚于我们的对手，另一方面则因为作为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有太多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在阻碍我们学习、接受发到国家的先进的理论和科学！ 当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倍受关注，特别是当国外发出“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中华复兴的冲动！毕竟中华民族已经被压抑了1000年！佛家相信千年等一回的！因此，复兴的冲动又燃起了中国民族自信心的火焰！但是，简单的依靠， 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管理，真的能够实现中华复兴吗？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有缺陷的，张羿先生在中国式管理批判的系列文章中已经有了深刻的论述！因此，对于现实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去争论“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的区别了。现代的品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品牌管理，还有资本运作，跨国并购等管理实务原本都是中国人从未听说的。因此，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而不是由第三世界的穷人制定的，无论你原先的文化有多么先进，现在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格和内容去拒绝或者改变！这就是世界经济的现实！也是管理科学的现实！ 我们如何正视我们的昨天和今天！中国人一直讲“知耻而后勇”，这是有道理的。在中国的很多行业，啤酒、乳业、饮料、冶金、工程机械、日化等等，中国品牌被跨国资本收购的差不多了，中国越来越多的成了他们的取款机和盈利的赌场。品牌的世界杯盛会中国队跟足球队一样缺席，只能作壁上观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中国的悲哀！最有名、最权威的品牌研究机构公布的100强世界品牌没有一个是中国的品牌，这印证了中国不去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民族从地球上消失！ 当今世界的竞争已经是速度、深度和高度的竞争！企业界的管理就是要把这三个方面更优质更快速的达到！这就是企业竞争的实质所在！但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思维方式却在阻碍我们在这样的竞争中让自己超出！比如速度竞争的要求就是让我们要充分地授权，并且责任人要有足够的执行力！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做事风格是绝对不可能领先的，因为我们的骨子里讲究太多的制衡，而且还有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观念！袖手旁观往往是能够明哲保身的！所以，我们开始寻找各种理由来推脱，来为自己找借口！最终我们失去了速度这一竞争优势，不是我们不如人家，而是我们固有的观念和所在的环境制约了我们！ 再比如对于深度，我们很多时候关注事情太少，而是更多的关注周围的评价！因为周围的评价标准是动态的，变化的，因此让我们无法专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皎皎者易污，夭夭者易缺！我们不能出名，出了名就会被枪打！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开始三心二意！因此，同样是制造大国，德国制造代表了品质和奢华，而中国制造却一直难以抹去质低价廉的印象！ 再说高度就更容易理解了！我们传统思想中总不积极去赞扬周围别人的好，因为我们习惯了“文人相轻”，“幸灾乐祸”，“追求中庸”的说法，所以，无论别人有多么成功，我们的直觉是“这家伙肯定是通过什么不法手段获取的！”，因为我们不能积极的正面的去承认别人的优点，不能及时的检讨、对照自己原先观点的不足，并且进行相应的修正和调整。因此我们的认识高度就始终在原地踏步走了！有容乃大，虚怀若谷，大家都会讲，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百分百去要求自己呢？ 合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学的“小马过河”寓言一样，你最后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水既不想西方老牛说的那么浅，也不像东方松鼠说的 那么深，他就是中国企业所体验的一个适合的深度。曾老先生原本是好意，让国人从他的分析中找到民族自豪感，但是事实上可能适得其反了！中国人都喜欢凑热闹！张羿先生提到了我们的劣根性“平时看打架，过年看杀猪！”，非常形象的勾画出了我们当中很多人的人性弱点。最后，我们回到管理的主题上来，中国企业家所需要的管理只有一种，那就是能够指导企业成功，实现利润和社会效益，并且保证持续增长的管理，就是实效管理。我们期待中国企业拥有更多与时俱进的建设性管理思想，能够长久、健康发展。。。

中国人说话、办事讲究: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如何组织语言、附带何种表情、展示怎样的肢体动作，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 与人相处，尤其是跟上级共事，稍有坚持便成为刚愎自用、稍有迟缓便成为唯唯诺诺、稍有反复便成为缺乏主见、稍有差池便成为难成大器。 文化的差异，造成不同国度、不同阶段的行为标准变更，适时、因地做出调整，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有所作为。 站姿、语言、表情，点餐、酒桌、会场等等，处处彰显中国式行为的魅力，若无所思，想要扶摇直上，难！ 当然，该书一为我们讲解如何适应这样的行为标准，同时也算是给后续的管理者以警示，若沿着这样的“中庸”道路无底线的走下去，何谈“中国质造”、“大国崛起”，好的、顺应时代的“圆通”可以保留，“圆滑”的陋习应以鄙弃！

个人总结：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能屈能伸、能说会道。 这些都是得慢慢去学习，去研究其中的道理，在现实中融会贯通，不能死板

我们经常要求企业，国家为我们做些什么，却不知反省我们到底能为公司和社会贡献什么，反求诸己，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态度，提高品德修养，去影响别人，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扪心自问，我尽心了吗，我学习了吗，我努力了吗？曾教授通过鲜活的实例，向我们解读中国人行为，教授我们中国式应对方式，以求圆满，安人，最基本的还是自己，能掌控的也只能是自己，改变自己的思维，出发点，以圆满完成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推卸责任，与我无关，真的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曾老师的中国式管理，改变中国企业的现状，所有的事均求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