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知远主编
《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选取了十五位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希望从他们的访谈和代表作里找寻这个时代的“志气”。如果说民国时代的历史学者面对的挑战,是让史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近代的历史学,那么我们今天的挑战则是摆脱阶级和革命史观的叙事,创造一个更新的,同时也还原一个曾经的历史学。
回到2013年,当时的青年学者可谓「百花齐放」,不同出身的学者(编辑甚至给草根 / 民科作者以位置),不同在专业研究的学者不抱功利的目的,读者则可以通过他们的成果(书中的代表短文可以管中窥豹)来了解多元的世界和历史问题。如果现在重访这些作者,他们会认为「这个世界更好了吗」?
看目录大多是陌生人,内容却出乎意料地好。照例摘抄一段: “不只是共产主义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开创的革命传统中得到灵感,法西斯主义同样如此。无疑会令很多共产主义者恼怒的是,孚雷把法西斯主义也界定为一种‘政治革命、革命激情’。虽然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具体目标不同,彼此仇恨——尽管也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都试图改造世界、实现人的再生,都坚信担负某种历史使命和历史必然性,都毫不犹豫地用暴力贯彻其政治意志。”
采访模式单一,可以学习到的是很多好的治学方法。
很受启发,特别是在研究视野上的突破!
这本书是以许知远为主的采访记者对70后、80后历史学者的采访记录以及学者们的一篇历史研究文章组成。因为是采访和历史短文,所以信息是碎片化的,但这些碎片化的知识非常专业,很好地填补了我们历史知识上的空白和疏漏。
看到书名时,不知为何联想到张鸣的作品,本以为会是一本针砭时弊的历史评论集,作为读物倒是合适。翻开书才发现并非如此——书中主要内容是对新生代历史学家的深度访谈,再附上这些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章。鉴于我不习惯随意放弃已打开的书,便囫囵吞枣般浏览了一遍,另一个让我坚持读完的原因,或许是主编许知远的名字。 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有三处: 其一是陈远提出的“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他指出,西方人从宗教信仰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中国人则从历史经验中寻求智慧与认同。这种对比颇具启发性,将历史提升到民族集体意识的核心层面。 其二是昝涛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文章。文中提到凯末尔时代的历史学家为构建民族主体性,宣称“人类最早诞生于中亚,而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甚至提出“土耳其人将伟大文明传播至全球,中国文明的基础亦由土耳其人奠定”。其论述逻辑荒诞却典型:声称中国最早的居民分为两支,一支是本地土著,另一支是来自中亚的“高贵阶层”,作为“文明创造者与战士”统治中原;更荒谬的是,认为中国历史上持续遭受的侵略“皆源自土耳其人”,且“甘肃数百万现代中国人仍保留纯粹土耳其血统”。最搞笑的是他们认为“伏羲出生在中国甘肃。而土耳其人早在公元前4000—5000年前就进入到此地,并定居下来。”从而暗示伏羲是土耳其人。这种牵强附会的民族主义叙事,令人联想到韩国某些“发明全世界”的论调,以及近日某网红在蒙古被灌输“蒙古人发明了牛仔裤和象棋”的闹剧。 其三是丁三笔下滇缅公路的修筑史。二十余万各族劳工在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以血肉之躯替代机械,仅用九个多月便凿通这条抗战生命线,让仰光港的物资得以经昆明输入内地。今日回望这段历史,不禁感慨:任何时代的伟大史诗,底色终究是人民的血汗与脊梁。 其余内容大多未能引发共鸣,唯崇明的《革命的终结——论孚雷的革命研究》另辟蹊径。文章通过对法国史学家孚雷理论的剖析,抽象化地解构了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虽然其立论艰深、行文晦涩,却让我对“革命”这一概念有了更立体的认知。
第6代历史学人,比较熟悉看过著作的有唐小兵、昝涛、张宏杰。从本书中论文看对李里峰、马建标、冯筱才的研究比较感兴趣。
本书的形式是访谈+论述,即大致了解作者的履历和研究背景后,再阅读其作品。访谈中会问及不同学者同一个问题,诸如“谈谈你心目中的理想的历史写作”,用一本书或一段话概况我们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期等等。由这些问题可窥探不同学者的关注点和治学风格。就内容而言,对于书中研究革命、土改、战后韩国、五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土耳其民族主义、滇缅公路修筑的几位学者尤其感兴趣。此外,“一个曹操,各自表述”和“明末清初传教活动中的耶稣形象”也颇有意思。
每一位学者主攻的方向都不一样,虽然有些问题我不太感兴趣,但是能拓宽一点知识面也挺好的。(《二战一代的历史学家》所涉及的人物几乎都不认识,[裂开]。) 有两篇文章触动较大,准备打印存稿。
这里面的历史学家都是比较年轻的,他们的观点有些我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不过大部分还是纠结于一些比较小的东西,那这种碎片化的东西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