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果麦经典）

我在前面已谈到，长沙临时大学是原在北平和天津的三所大学奉教育部之命联合而成的。这三所大学就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的校长成立校务委员会，教职员全部转到临时大学。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在长沙复课，注册学生有从原来三个大学来的约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及从其他大学转来的二百二十名借读生。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但是民国二十七年初，也就是南京失陷以后，情形可不同了。日本飞机把长沙作为轰炸目标之一。在长沙久留是很危险的，结果临时大学在第一学期结束后，经政府核准于二十七年二月底向西南迁往昆明。 从长沙西迁昆明是分为两批进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名左右男生和少数教授，他们组织了一个徒步旅行团，从湖南长沙穿越多山的贵州省一直步行到云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公里，约合一千一百六十哩，耗时两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约有八百人，从长沙搭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粤汉路火车到广州，由广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海防，然后又从海防搭镇越铁路到达昆明。他们由火车转轮船，再由轮船转火车，全程约耗十至十四天，视候车候船的时日长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学生则留在长沙，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 搬到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即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因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适的房子容纳这许多新客，联大当局决定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联大开课时，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约在一千三百人左右。同年九月间，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蒙自迁回昆明，因为当地各中学均已迁往乡间，原有校舍可以出租，房间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这时适值联大奉教育部之令成立师范学院，真是“双喜临门”。五院二十六系的学生人数也增至二千人。 二十八年九月间，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联大过去十个月来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刚好容纳新增的学生。抗战结束时，我们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职员以及三千学生。多数学生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 中国人与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一向没有什么纠纷，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 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正因为她有伟大的吸收能力，中国才能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坠。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能够不随时吸收外国因素而可维系不坠。我想这是不必历史家来证明的。西方各国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彰彰在人耳目，无庸争辩 中国人只想把外国因素吸收进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完全向外国投降。 中国人凭借容忍的美德，对于无法吸收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巧妙的应付办法。他们先吸收一部分，让余留的部分与本国产物和平共存。因此亿万人口中的一部分就接纳了外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处，互不干扰。 中国之学人，以儒立身、以道处世，近年以来加上了一项以科学处事。美国本年六月份《幸福》杂志，以幽默的口气，谓台湾有人对美国人说，台湾的建设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问什么叫鬼子，则笑谓洋鬼子。 中国却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东西，有时候经过审慎选择，有时候则不分皂白，乱学一气——不但食物方面如此，就是衣着、建筑、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也是如此。吸收的过程多半是不自觉的，很像一棵树通过树根从土壤吸收养分。吸收养分是成长中树木的本能，否则它就不会再长大。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事实上也不过是说：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对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不肯等她。西潮冲激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虽然她最近闹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点比较重要的食物。 到了一九〇二年，胃口最佳的学生已为时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为新生的一代的口头禅。他们革命的对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各种传统观念和制度，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在这班青年人看起来不过是旧日文化的骸骨，毫无值得迷恋之处。他们如饥如渴地追求西方观念，想藉此抵消传统的各种影响。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北大教授所强调的科学和现代民主观念，以及胡适教授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自觉地致力吸收西方思想的开端，这种努力在过去只限于工业和政治方面。这次自觉的努力比较更接近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中国文化史也随之转入新页。因为中国正想藉此追上世界潮流。中国文化把罗盘指向西方以后，逐渐调整航线，以期适应西方文化的主流。在今后五十年内，它在保持本身特点的同时，亦必将驶进世界未来文化共同的航道而前进。 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强，我国的文化亦将愈见丰富。中国的现代化工作愈广泛彻底，则与中国国民生活结着不解缘的贫困和疾病两大祸患亦将随之逐渐消灭。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现代化运动和西化运动，即使并非完全相同，也是不可分的，因为现代化运动旅始于西化，而且已经毫无间断地向前迈进。中国无法取此而舍彼。 中国思想集中于伦理关系的发展上。我们之对天然律发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有时可以作为行为的准则。《四书》之一的《大学》曾经提出一套知识系统，告诉我们应该先从格物着手，然后才能致知。知识是心智发展的动力。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的还是属于知识方面的。讨论再进一步以后，道德的意味就加强了。心智发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则是齐家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国治而后方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道德上的理想体系。在中国人看起来，世界和平绝非梦想，而是实际的道德体系。因为国家的安定必然是与国际和平密切关联的。离开此目标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或无关痛痒的。 我一度鼓吹发展理智，结果徒劳无功，原因不言而喻。这些古希腊人物和他们的学说对中国有什么用？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途。古希腊哲学家离现代自然科学太远了，他们还有些什么实际用途呢？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纯粹科学是知识兴趣的表现，而非实际应用的产物。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我们不像古希腊人那样肯在原理原则上探讨；也不像现代欧洲人那样设法从个别的发现中归纳出普遍的定律。现代欧洲人的这种习性是从古希腊继承而来的，不过较诸古希腊时代更进步而已。中国人一旦达到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孤立无援的，也没有科学思想足为导向的明灯。科学发展在中国停滞不进，就是因为我们太重实际。 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道德家观察大自然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利伦理道德的自然法则。科学家观察大自然则是为了发现自然法则，满足知识上的兴趣，也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所吸收的现代科学已经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篱，近代中国学人正深入各处探求真理。他们的思想愈来愈大胆，像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经使年轻的一代对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远。年纪较大的一代忧虑宁静的道德乐团将被致灭。惋叹太平盛世渐成过去，年轻的一代则为建筑新的知识之宫而竟日忙碌。 世界各国的文化奠基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了他们的文化。古希腊人所想的是一个理智的宇宙，也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们的文化。今日欧洲人的道德观念导源于基督教教义——一个上帝所启示的道德的宇宙。但中国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则所启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中国人却只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王国。 有人说过，基督教思想是天国的或神国的，中国思想是为人世的，古希腊思想是不为人世的，换言之，即越出人世以外的。引导人类发现自然法则的就是这种超越人世的思想。自然法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有了现代科学，然后才有现代发明。这种不为人世的思想在科学上应用的结果，如果说未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定，至少也已为世界带来繁荣。 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条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 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们全力以赴，需要对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梦寐以求的热忱；并且有赖于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思维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无论身心，均须不辞劳瘁，愈挫愈奋。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的整个灵魂从事知识活动的结果。仅凭玩票的态度，或者偶尔探讨大自然的奥秘，或者意态阑珊，不求甚解，绝不可能使人类荣获科学的桂冠。 一片新的知识园地将与新的道德观念同时建立起来，以供新中国富于创造能力天才的发展。我们将在儒家知识系统的本干上移接西方的科学知识。儒家的知识系统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而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归趋；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也同样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但以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归趋，发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觅得中庸之道。 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中国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随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诗人的责任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责任则是控制自然。中国年轻一代在西方文明影响之下，已开始转变——从诗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赏转变到科学的自然研究。中国此后将不单凭感觉和常识的观察来了解自然，而且要凭理智的与科学的探讨来了解自然。中国将会更真切地认识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国家臻于富强，使人民改善生活。 这许多特性凑合在一起时，英国的民主政治才成为可能。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东西，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民主政治包含着民主先进国家的所有特长。翻开英国的宪政史，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偏执、迫害、腐败和残忍的史实。许多生命，包括一位君主，曾经为民主牺牲。英国实行民主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恢复过去的光荣，但是我们的文化却始终在走下坡。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唐代文化赖以滋长的肥沃土壤，已经被历代祸乱的浪潮冲刷殆尽，但是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

有幸，能一本一本的读到大师的作品，一部缓缓叙述的中国近代史，西方文明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这块土地，他告诉我们千年百年来，千百年间我们坐拥何种文明底蕴，也坦诚道出我们的缺憾与不足，更指明我们应当奔赴的前路。文学不朽，精神长存，大师风骨万古长存。

南渡北归知道这位北大历史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去台湾，1964年在台北病逝。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

生于1886年，所以他的童年是传统家庭、私塾、人情社会、科举、小农经济、传统婚姻习俗。它们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材料，而是他的切身经历。然后晚清结束了，五四运动来了，民国来了，数不清的战争来了，现代化来了，新中国成立了。他的中青年见证了中华文明最近三千年经历的最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以传统秩序为主体的社会，被猛烈地推入了现代世界，或者至少，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强烈的精神冲击，观念转变幅度之大，用“思维重构”来形容也不为过。那一代知识分子，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东西方军事和技术力量的代差式鸿沟，也意识到了机器背后的科学，科学背后的教育制度、思维方式，还有现代工业背后的法律、经济和政治制度。传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被西学击溃和替代，反而在无数人的思考中尝试和西方文明融合，作者看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结合和成长，看到的是中国人不再是晚清的传统国人，也没有变成基督教文明下的西方人，而是融合成了同时兼顾传统和现代思维的新中国人。所以书名《西潮》是如此的恰当，潮水来袭，吞没沙滩，但又会吐回沙滩，重塑沙滩，反反复复，但沙滩始终还在，依然还可以作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基石。西潮带来了西化，却没有带来中国的西方化。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谈到了儒家思想中“善”和“平衡”在西方文明中的缺失，而今天我们也逐渐看到了这些缺失对西方文明发展造成的弊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问题，但在文化融合和平衡的艺术中，的确有兼顾左右的考量，很多人也看到了全盘西化的不良后果。中华文明长存至今，没有断绝，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作者接受美国现代教育、参与新文化运动、主持现代大学，又亲历民国政治和抗战，但他没有把传统社会简单地作为现代化必须清除的反面来书写，他将这些中华传统看成为新中国人必不可缺的部分，是西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的一生证明，一个文明的现代化未必意味着它必须先杀死自己的过去。

《西潮》是北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的一部自传，讲了他出生，求学，出国深造，工作的人生历程，表达了他对教育，政治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看法，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很有现实意义。 蒋校长在文中谈到教育问题的时候说到“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看看我们今天的教育，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点舍本逐末？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领北大师生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中，在敌机的轰炸中努力求学，物资短缺，交通闭塞这些困难都没有减缓学生们求知的脚步，时至今日西南联大传承的精神都令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蒋校长在谈到中国近代史西方对古老中国是影响时也说到“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南方的门户，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和洋货。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种子，终于转变了中国人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国曾经抵抗、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与一千几百年前吸收印度文化的过程如出一辙。”他希望将来中国能够克服自身的问题，倡导民主和科学，走向民族富强，并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给世界带来和平！今天的中国已经如蒋校长所期望的那样，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道路不断前进！

学者著书立说，传播着精神思想及历史见闻……好喜欢，希望多有这样的书发行出来。生而有涯，书和爱无涯也～～

一部关于蒋梦麟先生的自传、回忆录……一段关于知识分子放眼看中国、放眼看世界，寻求自己和民族出路的历程……那是理想与希望、意志与信仰、自强与进取，它们互相交汇，互相融合，不能分离。

一个时代的亲力者，观察着，对于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见解和想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论是非对错，最终都将在轮下碾过。我们作为后世的观察着，透过作者的眼睛和文字，精神上和意识上去感受一个时代的变迁。世界的历史必然是血淋淋的，不光我们中国，任何国家的繁荣稳定都是经历无数的战争和冲突之后才能达成意识的统一，之后再去潜心发展。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就像未来者以未来的视角看如今。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认真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则是以古为鉴，更好的把握当下的时代红利，为时代的发展输入属于自我的人生价值。

最近在广播CGTN听到西潮的英文版。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先用英文写成，再译回中文。蒋梦麟用西方人的逻辑和幽默感，把中国大历史讲得清晰透彻，被评价为“像坐在篝火旁听一位睿智长者讲故事”。它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被视为一部微观的中国近代转型史。 听完英文再来看一下一下中文对照，发现翻译其实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果然只有这种精通中英的大家才能把两种文字运用的恰如其分，这种娓娓道来的传记小说，是我的心头好！👍

《西潮》这本书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的。遂有了念头去阅览这本书，最开始微信读书上并未上架该书，倘若叫我购置纸质书本，一方面在于现阶段广义上是寄居旅外，有诸些不便，另一方面已购置许多书记，囊中羞涩了。在中国，过年类似于候鸟的一次迁徙，回家过春节成为了中国一次大的人口短暂的迁徙运动，我就是其中一份子。回到了阔别许久的老家，正巧微信读书上架了本书，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我的家乡是一个山村，目之所及皆是青山绿水，耳濡目染遍及乡土人情。回到了老家的恬适生活以及与和儿时好友短暂相见，与心中所思所念之人的相谈，与亲朋好友的寒暄，这都更让我无法静下心来使用微信读书阅读了。凡人重果，菩萨畏因，如是而已!世间之巧在于偶然机会听到本书而又发展为偶然得到该书。 得到本书也是自己独自一人的时候。于是乎，就花费了近半星期将本书阅读完。正如作者自序中所提，《西潮》可以看做是作者的自传。其中主要讲述从清末到新中国统一这100余年的历史见闻，只是以作者的视角看待这100余年的诸多变化和改变。其中从民国时期对日本文化的向往到后来探索西方的文化。前文都在描述清政府的过往以及留给后人的教训，最后一部则是作者独具视角的谈及中日文化的对比以及留给读者的一些思考。 于中日文化之对比:日本最早文化吸引起源于中国，然日本学习到的并非正统。举例来说，中国之于“忠、恕”而日本吸收于忠，然影响深远的“恕”则未提及。中国文人在于包容，心怀若谷，而日本虽学到了“忠”，却有些睚眦必报，基因充满着“赌徒”性质。再如，日本自唐朝吸引的佛教文化，中国人对待佛在于庇佑和心灵的慰藉；而日本文化在于对佛的要求，它把佛当成一个个体一般。 其次，《西潮》本书透露的观点在于中国当时是被迫于西化。民国时期中国人由日本文化苦苦求索，最终追根溯源到西方的文化。在比较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些对比:西文化重理，不那么追求实用价值，而在于探索；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大部分中国人深受中庸之道的影响，注重道德与实用，万事都要在道德的基准上进行评判，要趋于常理，但这也往往会使得作茧自缚。 人生就是不断地在失去，也在不断地得到。失去伴随着感伤，随着时间的沉淀。混浊，最终甚至遮蔽了时间的流动。得到夹杂着欣喜，享受着自己付出努力和爱之后，反馈回来的更多的爱和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