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

杨奎松在《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的后记中坦言，历史学者不能仅满足于还原真实，因为“再真实的历史也有其片面性”。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不同的立场、情感必然会带来不同的历史解读。这本随笔集正是作者试图突破专业壁垒、面向公众所作的一个尝试，它不是要提供标准化的答案，而是示范如何“基于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理解复杂的现代中国。 书中对中国近代转型困境的剖析，就如同一面镜子明鉴我们: 困惑本身正是走向清醒的必经之路。当历史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我们才能够理解在“鬼子来了”的背后，那个时代真正的挣扎与选择。这种开放性的叩问，或许比结论本身更有价值。

读杨奎松的《鬼子来了》，最扎心的是他撕开了历史课本里“全民抗日”的浪漫想象。书里用大量档案和细节告诉我们：八国联军打进来时，不少老百姓帮着洋人运物资、看热闹，甚至替他们砍义和团的人头；抗战时许多村民像姜文电影里那样，只求“鬼子别伤我，交粮过日子”。 为什么？杨奎松说，因为古代中国老百姓心里只有“乡土”，没有“国家”。几千年朝代更替，“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成了生存本能。直到西方“鬼子”带着工业文明砸开门，中国人才被迫思考“我是谁”“国是什么”。更讽刺的是，中国启蒙运动本想学西方“国民国家”（主权在民），却半路拐向“民族国家”（强调文化认同），结果孙中山们从“推翻帝制”滑向“精英专权”，普通人的权利反而被“救国”口号淹没了。 这本书像一盆冷水，泼醒我们对历史的“理所当然”。它不骂百姓麻木，也不赞英雄神话，只说：现代国家意识是流血换来的，而这条路，中国走得特别踉跄。 📚 类似书籍推荐 1.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卜正民） 和杨奎松一样，卜正民聚焦沦陷区普通人的生存选择。书中写江南五城的乡绅、商贩如何在日军统治下合作、妥协、挣扎，揭露“汉奸”标签下的复杂人性。读完你会懂：乱世里“爱国”和“活命”常是两难。 2.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王奇生） •杨奎松谈“国家意识”，王奇生则拆解民国的“革命幻象”。他用社会史角度分析国民党为何失败——不是敌人太强，而是党内腐化、基层失控。喜欢《鬼子来了》里对精英与民众割裂的描写，这本会给你更深体悟。 3.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 从乡村看现代国家如何“扎根”。书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民国政府想控制华北农村，却反被宗族、庙会等传统力量架空。和杨奎松呼应的一点：中国现代化不是顶层设计的胜利，而是无数碰撞的狼狈。

杨奎松的《“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一书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与日本侵略双重冲击下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与民族认同困惑，书中分析指出，传统中国民众长期缺乏现代国家意识，部分人甚至在民族危机中甘当汉奸，这与小农经济、地方观念及文化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作者进一步阐释了近代启蒙运动因文盲众多而成效有限，以及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历史背景，包括中西文化差异和日俄战争的影响。同时，书中探讨了民族主义宣传的局限性，袁世凯称帝与满汉之争的关联，并强调抗日战争作为民族复兴枢纽的作用，揭示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从传统宗族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深层矛盾与必然性。通过多角度剖析，作品呈现了外来文明冲击下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引导读者思考民族复兴的路径。

《“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是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于2016年出版的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公共关怀的著作。书名借自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但其主旨远超抗日叙事——作者以**20世纪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日本、苏联、美国）的复杂互动为线索**，深入剖析现代中国在民族认同、国家建构、意识形态选择中的深层困惑与路径依赖。 全书并非传统外交史或战争史，而是一部**思想—政治—心理交织的“现代性诊断书”**，核心追问是：**为何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外敌”的认知常常充满矛盾、误判甚至自我扭曲？这种“他者想象”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中国的道路选择？** --- ### 一、整体结构思维导图 ``` 《“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 杨奎松 │ ├── 一、核心问题意识 │ ├── “鬼子”是谁？—— **“他者”形象的政治建构** │ ├── 为何中国人对“外敌”的认知常陷于非理性？ │ └── 外部压力如何被内化为**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工具**？ │ ├── 二、三大“鬼子”类型与历史案例 │ │ │ ├── 1. **日本：“近邻之敌”与民族创伤** │ │ • 甲午战败 → “东亚病夫”自我认知 │ │ • 抗日战争 → 全民动员的合法性来源 │ │ • 战后处理：未彻底清算 → 创伤记忆被政治化 │ │ • 关键洞见：**“日本威胁”成为凝聚国族认同的符号** │ │ │ ├── 2. **苏联：“老大哥”与意识形态镜像** │ │ • 1920–40s：苏共扶持中共，提供组织模式与革命理论 │ │ • 1950s：全面学习苏联，“一边倒”外交 │ │ • 1960s：中苏分裂 → “修正主义”成为新“鬼子” │ │ • 关键洞见：**对苏联的爱恨，实为对中国自身道路的焦虑投射** │ │ │ └── 3. **美国：“自由灯塔”与帝国主义化身** │ • 民国时期：美国被视为民主榜样（胡适等） │ • 1949–1970s：美帝 = 最凶恶敌人（抗美援朝、反帝宣传） │ • 1980s后：再度“亲美” → 全盘西化思潮 │ • 关键洞见：**美国形象两极摇摆，反映中国现代化方向的内在撕裂** │ ├── 三、认知扭曲的四大机制 │ │ │ ├── 1. **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 │ │ • 甲午、南京大屠杀等事件被简化为“民族耻辱”符号 │ │ • 历史教育强化受害者叙事，弱化反思维度 │ │ │ ├── 2. **政治动员的需要** │ │ • “树立外敌”可转移内部矛盾、强化政权合法性 │ │ • 例：冷战时期“美帝苏修”并列为敌 │ │ │ ├── 3. **信息封闭与宣传垄断** │ │ • 民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高度依赖官方叙事 │ │ • 导致“妖魔化”或“理想化”两极 │ │ │ └── 4. **文化自卑与自负的交替** │ • 落后时全盘否定自我（“不如人”） │ • 强盛时盲目排外（“不需学”） │ • 缺乏**平视世界的理性心态** │ ├── 四、核心分析框架：内外互动的“双向建构” │ ├── 外部冲击（如侵略、封锁、援助）→ │ ├── 内部政治集团的选择性解读与利用 → │ ├── 塑造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认知 → │ └── 反过来影响外交政策与国家发展路径 │ ├── 五、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 ├── 1. **警惕“敌人依赖症”** │ │ • 过度依赖“外敌”来凝聚共识，将阻碍制度内生改革 │ ├── 2. **超越“受害者心态”** │ │ • 承认历史苦难，但不止于控诉，更需理性反思 │ ├── 3. **建立“自主性”现代认同** │ │ • 不靠反西方或反日本来定义“中国性” │ │ • 而是在开放中确立文化自信 │ └── 4. **历史研究的责任：祛魅而非煽情** │ • 学者应提供复杂、多面的历史真相，而非简单道德审判 │ └── 六、杨奎松的史学立场 ├── • **实证主义**：基于档案、史料，拒绝宏大叙事空谈 ├── • **去意识形态化**：跳出“革命史观”或“民族主义史观” └── • **人文关怀**：关注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命运与认知局限 ``` --- ### 二、核心观念提炼 #### 1. **“鬼子”是被建构的，不是客观存在的** - 日本、美国、苏联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符号意义， 其本质是**中国内部政治与心理需求的投射**。 #### 2.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 抗日战争中凝聚人心，但长期依赖“反侵略”叙事， 易导致**封闭心态与对外部世界的误判**。 #### 3. **意识形态滤镜扭曲现实认知** - 中共早期视苏联为“真理化身”，后期视美国为“万恶之源”， 实际上都**忽略了对方的复杂性与自身利益的独立性**。 #### 4. **现代中国的最大“惑”：找不到稳定的“自我”定位** - 在“全盘西化”“复古守旧”“革命输出”“韬光养晦”之间反复摇摆， 根源在于**未能建立基于理性与自信的文明主体性**。 #### 5. **历史不是用来“用”的，而是用来“理解”的** - 杨奎松反对将历史简化为爱国主义教材， 主张通过**冷静、多元、档案支撑的研究**，帮助国人走出认知迷雾。 --- ### 三、一句话总结 > 《“鬼子”来了》揭示：**现代中国的真正困境，从来不在“鬼子”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想象“鬼子”——当外部世界沦为内心焦虑的投影幕布，我们便既看不清他人，也迷失了自己**。

开蒙启智，不刊之论！You raise me up！

破惑于历史深处：读杨奎松《“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 杨奎松以“鬼子”为切口，跳出单一抗日叙事，将西洋列强与日本侵略者统称为冲击传统中国的“现代性之鬼”，以22篇专栏文章串联起近代中国从“不知有国”到“抗战建国”的精神蜕变史。全书以问题为纲，拆解国家认同、民族意识、文化选择、道路探索的层层困惑，用史料撕开近代中国转型的真实肌理，没有浪漫化的英雄叙事，只有直面历史的冷峻反思，既是一部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觉醒史，也是一部民族精神的破惑史 传统天下秩序崩塌→现代国家观念萌芽→民族认同在冲突中挣扎→抗战完成全民国家意识觉醒→现代化道路的终极探索。每一章都以一个尖锐问题切入，直击近代中国的精神困境 一、国家意识的空白与觉醒（第1-4章） 1. 不知有国？ 传统中国只有“朝廷”无“国家”，民众秉持“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存逻辑。八国联军侵华时百姓帮联军运物资、看热闹，根源在于国家与个人无利益联结，民众不知“国为何物”，更无爱国的观念基础，这是近代中国最根本的认知困境。 ​ 2. 种族平等？ 近代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天朝上国”沦为“劣等民族”，种族歧视与民族屈辱交织。本章探讨国人从“华夷之辨”到追求种族平等的挣扎，揭示民族自尊的觉醒是国家意识的前奏，却在列强霸权下屡屡受挫。 ​ 3. 此“启蒙”非彼启蒙 欧洲启蒙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中国近代启蒙却以“救亡”为首要目标。新文化运动骤起骤落，始终未脱离“救国优先”的功利性，中国启蒙是“救亡型启蒙”，与西方原生启蒙的社会根基、核心诉求截然不同，注定走向不同的道路。 ​ 4. 恢复中华？ 辛亥革命以“排满”为旗号，本质是传统“夷夏之防”与现代民族主义的混合。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折射出近代中国从“种族民族主义”向“国民民族主义”的仓促转型，民族国家的构建充满妥协与矛盾。 二、对外学习与外交挣扎（第5-8章） 5. 以日为师 近代中国曾视日本为现代化范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让国人坚信“以日为师”可快速强国。但日本从“学生”变“侵略者”，“老师欺负学生”的残酷现实，击碎了单纯学习西方模式的幻想，倒逼国人重新思考救国道路。 ​ 6. 飘不久的黄龙旗 晚清外交从礼仪之争到主权丧失，黄龙旗作为国家象征，始终无法撑起现代外交的框架。从磕头礼仪冲突到条约体系被迫接受，传统王朝外交彻底破产，标志着旧秩序的彻底崩塌。 ​ 7. 与外国委蛇 晚清民国在列强夹缝中求生存，外交始终处于“弱国无外交”的被动。从割地赔款到妥协周旋，揭示弱国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生存困境，也让国人意识到：国家强大才是外交的底气。 ​ 8. “你一国我一国” 传统“天下观”彻底瓦解，国人被迫接受“主权国家平等”的现代国际规则。从“天下共主”到“万国之一”，国家主权观念开始扎根，但认知的滞后与实力的孱弱，让中国始终难以获得平等地位。 三、认同困境：个人、乡土与国家（第9-14章） 9. 爱人还是爱国？ 近代中国面临“个人权利”与“国家存亡”的抉择，救亡压过启蒙，爱国成为最高价值。本章探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失衡，揭示民族危亡下，个人价值让位于国家生存的历史必然与无奈。 ​ 10. 爱乡还是爱国？ 乡土认同是中国人的原生情感，国家认同则是外来观念。从“保家”到“卫国”，国人需完成从乡土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跨越，而这一跨越，直到抗战才真正完成。 ​ 11. “国民国家”的流失 近代中国试图构建“国民国家”（以国民为核心、保障公民权利），却因战乱、专制屡屡失败。国家始终未能与国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国民意识缺失，成为国家孱弱的核心原因。 ​ 12. “恶国家甚于无国家” 面对无政府的混乱与专制的压迫，国人产生极端认知：糟糕的国家不如无国家。折射出国家构建失败后的精神绝望，也反衬出建立良序国家的迫切性。 ​ 13. 四海同胞主义 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感，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补充。但“四海同胞”的情感联结，无法替代国内国民国家的构建，情感认同需落地为制度认同。 ​ 14. 工人无祖国？ 左翼思潮传入，“国际主义”冲击民族主义。本章探讨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冲突，揭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多元碰撞，最终民族救亡成为主流。 四、屈辱、生存与国家构建（第15-18章） 15.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租界的屈辱标识，成为民族耻辱的具象化符号，彻底刺痛国人神经。极端屈辱催生极端觉醒，民族仇恨与国家自尊深度绑定，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 16. 立国的资格 近代中国屡遭侵略，根源被归咎为“无立国资格”。从制度、文化到国民性，国人全面反思，自我批判的背后，是对构建现代国家的极致渴望。 ​ 17. 祁老太爷的无奈 以老舍《四世同堂》祁老太爷为缩影，写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生存本能：只求安稳、不问国事。揭示抗战前民众国家意识的普遍淡薄，也反衬出抗战动员的艰难与伟大。 ​ 18. 抗战建国 抗日战争是全书核心转折点：战争将国家存亡与个人生死绑定，“亡国灭种”的危机让全民觉醒。抗战不仅是卫国战争，更是“建国工程”，彻底完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全民普及。 五、道路探索与终极破惑（第19-22章） 19. 师傅领进门 从以日为师、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近代中国不断寻找现代化范本。最终意识到外来模式无法照搬，必须走适合中国的道路，自主探索成为必然。 ​ 20. 这个世界谁“化”谁？ 中西文化冲突的终极追问：是中化西，还是西化中？杨奎松指出，现代化是世界潮流，中国的出路是“现代化”而非单纯的“西化”，文化融合需以国家生存与发展为核心。 ​ 21. 我们是谁？ 历经百年冲击，国人重新寻找民族身份：从传统中国人到现代国民，从天下子民到民族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重构，标志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成型。 ​ 22. 幸福终点站？ 全书收尾：“鬼子来了”打破旧世界，也催生新世界。中国的终极出路是现代化，没有永恒的“终点站”，只有持续的现代化探索，这是近代中国破惑后的最终答案。 它打破了“全民爱国自古而然”的浪漫想象，坦诚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的空白与滞后；它不回避民众的麻木、精英的迷茫、道路的曲折，还原了近代中国转型的真实艰难。而这种真实，恰恰让“抗战建国”的觉醒更具力量——不是天生的爱国，而是在生死考验中，国人主动选择了与国家共生。 从“不知有国”到“抗战建国”，从“迷茫困惑”到“坚定探索”，本书写的是历史，更是当下。它回答了“现代中国从何而来”的根本问题，也解释了当代中国人国家认同、民族自尊的历史根源。杨奎松以冷静的笔触，让我们明白：“鬼子来了”是劫难，也是契机；是困惑，也是觉醒的起点。百年前的破惑之路，至今仍在照亮中国的现代化征程

里面讲了很多猛一想，觉得不太正常，仔细思考还真有几番道理的事！比如日本人当初攻进来的时候，很多地方的老百姓是很欢迎的。我心想欢迎什么呢？欢迎自己当亡国奴吗？实在太奇怪了！ 记得当时学历史的时候，历史老师很痛心疾首的说，我们中国人最大问题就是汉奸太多，当时伪军的数量比日本人数量还多。我们听了很是愤怒。这里面给解释清楚了。因为中国改朝换代的事情太多了，老百姓早就麻木了，谁来了不也一样要交税吗？不要都在欺压我们吗？不也各种苛捐杂税吗？所以无所谓了，无非是交多交少的问题吗？谁来了自己的命运不也差不多吗？所谓兴亡百姓苦吗！那日本人来又有何不可呢？跟满族比估计也差不多吧？所以讲到四世同堂里的有个祈老爷 不关心改朝换代，不关心外面世界，唯一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过80岁生日！何止祈老爷这样的普通百姓每天只关心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呀！连当时帝国的掌权者慈禧老佛爷在国家一次次被侵略，连续失败的情况下不也拿着北洋水师的军费给自己过大寿吗？ 唉，我们的老百姓简直太容易满足了，随便给他们一点地方，不打扰他们，很快就繁衍发展起来了！多好活呀！而且必定感恩戴德！ 就这，你们还怪他们做汉奸了，不爱国了，当时的那个国，您们有爱他们吗？有把他们当人吗？希望未来，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人才磁场，环境美好，政策公平，给所有有抱负的人一机会！

书看了一半，但是读书报告先写出来了，姑且发之。 抗日战争期间，河北一处农村内，村民们与他们监管着的日本俘虏达成约定，将其送回宪兵队，交换条件是两车粮食，然而，正当日军与村民达成共识、和谐欢庆之时，日本战败的消息传至村中，日军随即对村民们露出獠牙，展开杀戮。 本书以姜文的《鬼子来了》作为切入点，引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现代之惑”。代序中写道，姜文的这部代表作“与当下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宣传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如同鲁迅的小说深刻地揭露着国民的劣根性，许多影评人士认为这部电影意在批判国民的麻木与愚昧。他们爱国吗？如果爱，他们爱的国是什么？如果不爱，他们又在爱着什么？全书由二十三篇短文组成，围绕着中国从清末开始的现代化进程，阐发了那个年代切实存在于中国学界、思想界、政界乃至底层农村中的诸多“爱的迷惘”。 （一）爱国还是爱乡？ 将视线由银幕上转到现实中，从抗战时期转移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从河北转移到广东，1841年，广东三元里地区民众自发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然而，书中指出，“2010年《看历史》杂志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三元里抗英斗争中鲜为人知的“汉奸”们》，讲的是1841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发生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的同时，包括三元里在内，广州一带不少民众充当英国军队后援，或背送弹药，或刺探情报，或参与作战。” 历史学家认为，三元里人民的斗争并不是出自民族情结，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基本利益。 与底层民众淡薄的爱国意识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他们对于乡土家园的维护与依恋。中国自古是小农社会，百姓对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朝夕相处、提携互助的乡人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封建王朝时期，国家更是君主的私产，因此百姓不会对国家投射过多的责任感。清朝统治结束后，中国地方势力并起，各地涌现出众多同乡会、会馆，甚至一度掀起地方自治运动的潮流，这无非是出自中国人强烈的地方观念与省籍情结。在许多底层百姓心中，爱乡大于爱国，旅日江苏同乡会在创办之初就曾如此宣布：“爱国必自爱乡起。” 曾有人痛心疾首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人不知有国。”梁启超认为，中国人“不知有国”是一种历史传统。在农耕社会中，个人与国家彼此隔绝，因此不知有国，更遑论爱国。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却能打破这种隔绝状态，使人与国家的联结更加紧密。正因如此，国家要强大，需要团结民众的力量，在亿万万国民的心中缔造出一个国的形象，现代化是唯一的道路。 （二）爱国还是爱民？ 在“你一国，我一国”一章中，作者引用了西方建构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解释道“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它建立在自我选择与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在“国民国家的流失”一章中，作者进一步阐释了“民族国家”与“国民国家”微妙的不同之处：“民族国家”建立在族群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国民国家”的建立则是基于国民的政治认同，Nation State的“Nation”更多代表的是“人民主权”，而非单纯的“民族，强调的是“主权归于全体国民”。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同样影响着中国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然而，在政治实践中，现实与理想却往往会出现偏差，甚至是相悖。在当时，“中国要强大，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独立主权的民族主义国家”几乎是一种共识。但是，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前，首先应启蒙民众的民权意识，中国的启蒙阶段还尚未完成，或者说尚未开始，就过快地转向了民族主义阶段，“将国民主权的概念轻轻放下”。 作者举例说明，孙中山最初支持主权在民，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民权主张，宣称：今后绝不能如过去一样，将全国人都一体视为“国民”，凡不真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即不得享有“国民”资格。他认为，公民应拥有自由，但不能拥有过分的自由，国家和集体利益无论如何都应该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然而问题是，抽去了国民主权之后，只剩下一个躯壳的“民族国家“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吗？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是否忽略掉了这个重要的问题？从历史的进程来看，爱国还是爱民，可能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无可选择的问题。 （三）爱国还是爱人？ 二十世纪初的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曾说：“有小界，必害大界。“他所指的是，划分贵贱优劣的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是战争与屠杀的凶手，只有消弭隔阂，才能阻止冲突，达到”世界大同“。然而，康有为的立足点毕竟还是在改造社会与政治、以谋国家富强上，他的”大同理想“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才得到了实践。 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形成潮流，青年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受到它的吸引与影响。无政府主义受西方“人人生而平等”思想的影响，反对国家政府，反对权力，主张互助与共产，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与人类大同。在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爱偏狭的一“国”，不如爱普天之“人”，他们不仅要改造中国，更志在改造与感化整个世界，“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无异于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然而在当时，它却确确实实有众多拥趸，并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在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时势之下，“爱人胜于爱国”的理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终究难敌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大潮。 在本书的尾声篇章“幸福的终点站”中，作者提到了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中的故事，在故事中，画家的女儿悲愤地询问她固执的父亲：“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在老舍的《茶馆》中，曾满怀一腔热血的常四爷也悲恸地控诉过：“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作者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与稳定，往往关系到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的安危。“人们之所以爱自己的国，根本上是因为爱自己和家人。”我们不断寻找着爱的对象，试图抵达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幸福终点站，不管是在哪个时代，我们始终深陷在爱的迷惘之中。

看到书名起的很有意思，之前又看过姜文的《鬼子来了》便有兴趣读一读。这本书虽然是各种文章的合集，并无太严谨的先后顺序，也没有逻辑上的起承转合。更多的是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本书，或者一个现实热点，杨教授便写下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想法来与大家分享。没有什么政治因素，没有什么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我想这些是杨教授的接近真实的想法吧。对于历史爱好者这本书真的可以作为必读书。          历史就像是个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讲起来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读历史需要推开层层迷雾，鉴别各种文章和论述，还有更多的书籍和史料。为何现代人读近现代史会有很多的疑惑，除了从小学习的历史教科书的应试教育外，接触了更多的相关的历史资料和书籍，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敏感点由于政治因素故意为之，哪些是以讹传讹让更多的人误以为是真，哪些事由于中西方理解偏差翻译偏差为之，哪些是由于认知和思维的差别解读的不一致，哪些是知识片面，没有大而全的系统理解而误读误解，哪些是人性的真实流露而不愿意承认的，哪些是现代人理解不了当时人的思想和观点，太多的因素，太多的东西掩饰了真实的历史。         曾经一度追求真实的历史，历史容不得半点虚假，因为自己孩提时代曾经想做个历史学家。一路的成长也没有缺失对历史的兴趣，工作生活之余还是喜欢读一些书的，也喜欢读一些历史书籍。读完杨教授的书，明白了过分追求历史真实当然也是片面性，那个时期，那个阶段，那个人，那件事或许已经偏离我们很多的认知和想法，如果回到过去那个时代，你该怎么做，你也想不到，或许就是讨厌的那个自己。                                      

除去“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军主动避战的情形不谈，从江桥抗战开始，自东北至河北，至各个战场的作战，中国军队整体上都是失败的。就整个国家的组织力而言，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当时确实还称不上是一个成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一直把中国当成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不以之为战争对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怕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入侵，迫使散漫且分裂的中国人从1931年以后以特殊的方式加速地组织起来了。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抗战建国”的概念，应该说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抗战在中国发生的意义。正是在国家有组织地应对现代侵略战争过程中，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一步步开始迈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