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计划经济容易偏科。 历史就是“一旦形成了所谓的历史，那么真正的历史可能就被完全掩藏了。” 《中国近代史》摘要： 清朝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做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中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 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 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等。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等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做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才能进攻大陆。 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可以做敌人陆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做敌人海军侵略中国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五年(1372)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从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从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地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得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 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 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 李鸿章虽千方百计地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付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中国的方便，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唯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 外国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 在十九世纪以前，与中华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中国，基本势力不及中国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中国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 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政府，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遭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政府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政府自己瓦解的。 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属于哪一党派。但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清政府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缘故有关。我们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中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政府，所以没有引起内乱。 野心家知道中国人民乡族观念至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 中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中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 在欧洲历史未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做政府的大事业。西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忱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马可·波罗——并未得到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 个人冒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可抑遏的潮流。 凡来通商的无不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在藩属方面，他们进贡以表示他们的恭顺；在上国方面，我们许其贸易，并不因为我们利其货品或税收，“不过因而羁縻之而已”。这是双方条件的交换。因此，倘番邦偶不恭顺，我们就“停市”。这是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在此理论之上，我们设了各种法规，其中最紧要的是贡有定期，舶有定数。但是久而久之，这个理论及法规都成具文，其结果是贡舶其名，通商其实，甚至外人不到贡期或全不进贡的也来做买卖了。 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人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做买卖必定要做。久而久之，统治阶级亦无可奈何，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或“汉奸”以了之。现代如此，十六世纪早已如此。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这种互助当做狼狈为奸看，其实君子反自然，商民顺自然。中国士大夫对“商”没有正确观念，所以中华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我们的传统观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 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须抽退工人，断其接济，就“制其死命”了。这是中国官吏在十六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驭夷”秘诀。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生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 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年，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官利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外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州且限于广州的十三行。 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之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地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地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须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看完纸版的两本《晚清最后十八年》再来看《中国近代史》刚刚好。《晚清》讲的是历史事件，《近代史》在综合历史事件上再加以评价反思，再得出结论，个人尤其喜欢近代史，很多观点跟我不谋而合。真心觉得，历史是需要反思的，不是说我们无论对错都要反省，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进而提升自己。结合百年之中国，愿我们国家民族越来越团结一致、繁荣昌盛且国泰民安！ 以下摘抄原文我很喜欢的几段话，也是以便我自己时常翻看容易些： 1. 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2. 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3.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4. 徒然恢复中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中华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 5. 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 6. 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做帝国主义者的傀儡。 7. 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 8. 无疑地，经过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地，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需利器。

一下午闪完了… 首先书友说成书原因后我搜了一下这本书的诞生背景，本书是包含在艺文研究会组织出版的"艺文丛书"系列。艺文研究会是经蒋介石拨款成立的，汪精卫领导的，陈公博和陶希圣负责运作的。也就是，这本书就是国民党文宣组织的作品。即，要符合当时国民党的"自主理论""反对共产党"，造成舆论，可战可和，还有就是全面西化，工业化。 其次，这本根本不是史学作品，最早蒋廷黻报告而成。所以在书里，根本没有什么引用史料，也没有名词注释，也就是说读来特别通俗的原因。 最后，本书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归咎于现代化的不彻底、没有全盘西化，而不是揭示士绅地主阶级倾向维护自身统治而非革新的阶级本质、资本主义勾结官僚资本共同垄断经济遏制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弱势，其实看412武汉与南京经济斗争，武汉惨败就能看出原因。 本书，没有看见外国资本和中国统治阶级的勾结共同蚕食腐朽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同时用大量篇幅论述没有政治侵略属性的资本"投资"并非帝国主义，认为在那种官员与外国财团勾结谋私的情况下要"正确"看待并利用"有利"的外资。 这就是为卖国当买办背书，卖国有理。

想了想还是推荐。很适合我这种小白建立近代史的主线，他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及时完成近代化，主线很清晰。最重要的是他提醒了我：不要只用忠奸、爱国卖国来理解近代史。林则徐不是完美英雄，琦善也不是纯粹奸臣。鸦片战争不是几个好人坏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传统帝国面对近代世界体系冲击时，认知、制度、军事和外交全面落后的结果。 下面说说我读得不舒服的地方： 1.作者过于强调清朝不懂近代国际秩序。鸦片战争既有中英贸易制度冲突、外交观念冲突，也有英国维护鸦片战争利益和帝国扩张的因素，清政府的闭塞和误判加剧了失败，说英国刚开始主要是为了通商利益把战争主要责任推给清政府，我觉得不是很合理，淡化了鸦片贸易和帝国主义侵略性。 2.作者批评林则徐，说他不懂世界大势，不懂英国实力，不懂近代外交和军事差距。但我还是觉得他是传统体制内最优秀的一类官员，只是没有超出传统帝国应对近代世界的上限。我觉得作者近代化史观太强，对清朝人物的评价有时过于“是否懂现代”这一单一标准。 3.好像只要清政府开放通商，战争就可以避免。即使清朝更开放，中英之间权利不平等、鸦片利益、条约要求、司法管辖权等等问题，仍然可能引发冲突。 我再去读读《天朝的崩溃》，希望有更深的理解。

这本书有两三句经典语录：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国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 当我看到这些句子时，我感觉很兴奋，因为初中做历史卷子时看到过这些话，对它们印象深刻，我立刻就辨别出它们了。 这本讲述近代史的书，看法和论据还是相当新奇的。因为只凭借我们初中课本教材的学习，会觉得这本书的观点太不可理喻了。作者竟然认为琦善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代外交总长、林则徐有名无实。 林则徐是“剿夷”派的代表，他来到广州强制禁烟，但他也是高度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俯视西方各国，禁烟的过程中也完全不了解西方的外交方式，以古代对付边疆民族的方式，如火炮制对付西方国家。 而这只会激化双方的矛盾。在禁烟的过程中，林则徐渐渐了解西方先进的工业科技，并吸纳。但他处于清朝整个的文化环境，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他没有公开地提倡学习、改革。因此，有作者在文中一直慨叹的：中国晚了20年，若使咸丰、光绪的改革提前20年置于道光，中国官员能早早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处于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没有尽到义务，他沉默了。 而相对的，一直被我们冤枉的琦善，同样是清朝的高级官宣，“抚夷”派的代表。他放下身子，深入西方生活中体味对方的科技、军事，知道中国远落后于西方，绝对打不了对方。因此，主张割地、赔款，（远低于战败后的割香港、九龙，2000万银两，开放五个城市）。 此外，琦善还以平等、尊重的外交方式同西方国家交往，相对于同时代的众大臣是巨大的进步，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尽管琦善才是我认为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他太懦弱了，他不相信中国还有希望，因此完全不追求自强。使国家晚了整整20年！ 具体的侮辱西方代表的内容我就不具体记了，中国太傲慢无礼了，傲慢的我不想去留意回忆，是我们的耻辱。 显然，中国的官场文化及政府的决策是很值得体味学习的。文化的强弱体现的是我们民族、国家的强弱。 我以为现代的我们、新中国的我们中国人，也同清朝的民众没什么大的差距，他们有的缺点，我们还有。正如李光耀经历中国网民对他的质疑，他认为，中国正承担世界未来的重要角色，而中国民众显然还没有做好成熟的世界公民的准备。“这显示出崭露头角的是一股未成熟的力量。” 后续再补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是满含屈辱与血泪的抗争史！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强敌”，道尽了近代中国的困境！ 19世纪前中西无邦交。经济自给自足的“天朝上国”认为西洋是不知廉耻的外夷！ 18世纪末，英国派马戛尔尼大使为促进中英友谊来华，试图改变中国苛刻的通商制度，但最终发现和平交涉的路不通。 英国发现鸦片买卖能攫取中国更多的白银，而道光则派林则徐赴广州禁烟，鸦片战争势所难免。 直隶总督琦善审查中外强弱、权衡利害轻重之后。明白当时中国的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主张抚夷。但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清廷战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根由是落伍，但军事的失败不是致命伤，致命伤是在失败后还不力图改革。不改革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再延迟了20年。林则徐虽然明白应该以夷制夷、以夷器治夷器，但他看重自己的清誉胜于国事，不肯公开提倡改革。 《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清廷和民众却认为失败是因为没有让林则徐来一场硬仗。于是剿夷派又抬头。直至英法联军进攻广东，攻大沽口，清廷又被迫签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之后洪秀全企图建立新王朝，进行民间自救，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洪秀全的志向不在建立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立新朝代。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不能救国救民。 曾国藩领导的士大夫运动救了清政府，但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国。曾国藩一方面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守旧，恢复中国固有美德，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大贡献。 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四次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的方案。 一、恭亲王奕䜣及文祥领导的内外合作、以求自强运动。恭亲王奕䜣及文祥定方针：以夷器夷法制夷，实力不够前，谨守条约，以免战争，因为自强非短期能实现。 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诸人也有着同样的认识与教训。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及文祥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欲学习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至此中国开展了一步一步向前进的自强事业。清廷聘请外国军官训新军，创新水师，江南机器制造局，船政学校，派学生赴美留学，成立北洋海军等。 但中国要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化不可。而曾国藩、李鸿章等著人不彻底，不能救国救民。他们不彻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就不彻底，时代也不容许他们彻底，士大夫阶级与民众皆守旧。 甲午战争的失败，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䜣、文祥，本想一面避战，以图自强，但是时人不允许。时人对自强事业多方掣肘，对邦交好轻举妄动而误国。 二、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2次救国救民的运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仅限于物质方面，而康有为旨在变更政治制度，改君主立宪，以其民主精神及维新事业得以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比自强运动更西洋化、现代化。但最后以西太后囚禁光绪帝，康有为出逃，戊戌六君子被被杀，宣告新政失败。制度变革虽失败，却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种。 三、拳匪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3个救国救民的方案。朝廷中也有很多顽固分子是爱国的，他们想借助义和团扶清灭洋。1899年5月25日，西太后向各国同时宣战，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逼近北平。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拳匪运动是反对西洋化的、近代化的。拳匪运动与第1个、第2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开历史的倒车也注定了它的失败。 四、孙中山总理提出的民族复兴方案是第4个救国救民的方案。孙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兼顾方方面面，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一月之内十三省相继独立，清政府灭亡。打倒了清政府，就扫除了民族复兴的障碍。但在建设新国家时，要面对民主内在的障碍。民国初年，军权就是政权，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中国15年。1926年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贯彻孙总理的遗教，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跨时代的史实。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成为引领国家上轨道的方法。全国在向近代化的大道上迈进，中华民族走在复兴之路。 中国近代的4次探索，印证了唯有顺应时代潮流、立足民族根本的道路才能救国救民！

《中国近代史》 第一次拜读蒋先生的作品，简明易懂。中国近代历史是屈辱的，列强在完成工业革命后，都想掠夺、瓜分中国，获得利益，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使我们国土丧失，使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民深受火热之中，满清政府闭关自守，愚昧、无知、落后、自大最后导致兵戎相见。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看近代史回顾，使我深深觉得故步自封，死路一条，只能挨打，任人宰割。开放、发展、强大才能拥有自尊。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历史不可忘记。开放、发展才是壮大之路，合作共赢才是强国之路。

T：20240412 对于近代史的了解真的少之又少，与这本书的相遇是在去了南京旅游后，就是有种迫切的想法想去看看近代史，就开始翻阅了这本书。犹记得学生时代看到的近代史，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被世界各国列强瓜分、割地赔款，签订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在蒋先生的笔触下，对近代史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西大变局的起始—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蒋先生书中说在此之前西方是没有将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在此之后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在纪录片《大国崛起》中，就看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靠着航海和海外事业兴衰更替，只要谁在航海上占领优势，国家就变得很强大和富有，十五世纪后欧洲列强靠着航海事业迅猛发展，而彼时的中国却发展变得缓慢，依然保持的政治观念，以天朝自居，“一统无外，万邦来朝”。 英国一开始本想用软的方式来与中国通商，好好与中国说话行不通，那就开启了硬的方式—武力的方式。以输入鸦片为起，让中国大量白银流出，正如《国富论》提到的贸易顺逆差，出口大于进口是顺差，出口小于进口是逆差，在两国货币币值不变的情况下，逆差国的财富便会流入顺差国，英国借此赚的盆满钵满。还有中西的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更为可惜的是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我们还并没有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硬伤。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不懂得反思，还继续固步自封的话，这才是最可怕的。 跟随者作者的笔伐，看到了中国近代史中所呈现出来许多历史人物，以奕忻、文祥、曾、左、李等诸疆吏大臣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自强救亡运动；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族的第二个方案；拳匪运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是近代史上第四个救国救民的方案。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中国，他们力图改革，奋发图强，望民族得以复兴。 阅读了这本书之后，在学生时代接触到历史中极其夸赞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而琦善被怒骂为卖国贼。通过最后附录关于琦善一些叙述当中，就发现他在他那个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是先进的是破时局的，可惜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先进理论思想是占少数，而不被他人所理解，被怒骂为卖国贼，而是他根据当下清廷局势下选择和议。蒋老师对琦善的评价更为客观与公正：“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最后的感受莫过于我对康熙这位皇帝更想了解，文中说到了：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可见康熙皇帝是比较开明的态度，在军备上不遗余力，在外交上则不为过甚。还有对他好奇和喜欢的是，在《书简阅中国》就是讲到了曹寅与康熙皇帝之间事情，康熙每次阅曹寅的奏书都会画上一朵小红花，因为曹寅的妈妈是康熙的保姆，所以康熙和皇帝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也才会有专属于曹寅的一朵小红花。再结合这本书，就不由自主的更加喜欢这位康熙皇帝了。

19世纪的中国所处危局是真正意义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屡战屡败的挫折唤醒了一部分中国人，以奕忻、文祥、曾、左、李等诸疆吏大臣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自强救亡运动，曾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但总的结果上失败了。蒋先生评价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面对前所未有的局势，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用他的原话来说: “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近代中国的屈辱的历史，不仅有租界，同时还有一些不平等的条约，比如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禁烟运动让当时的外国势力有一定的惧惮，但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的不作为和当时社会的黑暗，当时的鸦片已经荼毒了中国大部分人的精神以及当时政府的无所作为，依然是无法挽救中国的近代史，从而当时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南京条约》中除了割地赔款还有商业贸易以及港口，让中国的领土完整权以及贸易和其他的权利都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让中国人民也都感到了愤怒，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的爱国心。这虽然是一种弊端和不平等，但也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意识的开始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