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

初看劉小楓爲其所作之序，尚懷疑劉氏批評是否有失過當，畢竟劉氏言論偏頗早已爲人熟知，但尚未閱畢心中卻已經給此書宣判死刑。劉序之批評非偏頗，而是相當剋制。此書且不論史實硬傷之處，就是史觀都是“掛羊頭賣狗肉”。一面鼓吹人民羣衆偉大，一面又自詡所謂精英意識，動輒高談政治家之高瞻遠矚，改革與革命非中人之姿所能爲之，觀點矛盾，前後相抵。引蕭功秦之說，四川保路運動，竟全爲立憲派所操縱，四川百姓全爲立憲派鼓動，藉此對立憲派謀取自身利益大加鞭撻。 清末新政與預備立憲更是被作者描繪爲立憲派所倒逼進行，最終失敗全是立憲學識淺薄，不知形勢。如按清廷立憲步驟，本不至於成土崩之勢，導全局瓦解之危。此顯然混淆了清末新政之內在矛盾，注意不到新政內部結構性危機，忽視新政已錯過改革窗口，亡羊補牢已不在可能。作者全然站在上帝視角對立憲派肆意指責，借嚴復之口批判梁啓超，奢求所謂穩妥方案與高明政治家，殊不知革命時機何待所謂“完全成熟”？指責時人幼稚之病，在於採取“倒放電影”之做法，以己意度古人，全然不注重當時之形勢。 全書最爲飽受詬病之點在於思想與政治相混，誠然思想不可能脫離社會與政治所存在，一時代之思想必然與當時之社會與政治所關聯。故治思想史不可忽視政治之視角與社會之影響。近代思想史名家桑兵與羅志田都極力主張思想史應與社會史、政治史等互通，萬不可畫地自牢。但思想與社會、政治相通並不意味着可以肆意將之隨便聯繫，忽視史實論證，僅憑藉自身猜測就隨意做出武斷總結。試問作者論述廖平與改良派、革命派關係時可曾看過廖平當年被誣陷入獄時之自辯？廖平始終與政治保持相當距離，在作者筆下幾乎成爲革命派之積極分子，此距史事可謂十萬八千里。論述蒙文通“素王革命論”時又不注重蒙氏建國前後說法之別，誤將建國後附會中共革命之說與建國前宣揚之“一王大法”等同。 治思想史當有歷史觀念，即使崇尚“心意會通”也不以爲着可以以己意代昔人，把握好度需要深厚功底，而作者顯然不在其中。筆者目及全書，盡是穿鑿附會之處，對於人物評價之失當更是不知凡凡。（胡適赴美擔任大使被批成躲避國內漢奸言論指責；梁啓超“以今日之我戰勝昨日之我”被譏諷爲“實際不變”）且此書還好發深論，動輒論及“現代”“傳統”“革命”，並縱論近現代上百年之歷史，多是稍微提及卻有一筆帶過，令人摸不着頭腦，不知此舉是否顯得作者思想深邃、見解高深？書中令人笑掉大牙之處數不勝數，筆者就不一一列舉，此書實無必要讀，即使要讀僅讀劉序即可，誦讀全書實屬浪費時間。

頗有見識，不過學術觀念與政治觀念之間的關聯性材料還是太少，有很多隻是邏輯推斷。

傅正碩士論文主要是反對余英時對清代學術總體發展提出的內在理路說，反對余英時將尊德行與道問學對立，主張尊德行而道問學。 對余英時內在理路說的批判，前有丘爲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特質與義涵》（1994），後有張汝倫《以今度古的詮釋》（1999），傅正的反對並不新鮮，而其竟然不知。只能說水平不夠得練

看了三分之一不打算看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更何況未必是盛名。不管是作者還是序者，對經學缺乏研究，或者說用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來批判，這大概也是和平時代文人一貫的臭毛病。我不看這種書，乏味。

推薦是給序言的，只看劉小楓的序言就好，會有驚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