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與認同建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研究

戰壕中沒有無神論者。面臨自己不可控甚至不可知的因素，人類的本能就是訴諸情緒和迷信。歷史書寫建構認同的過程中，政治認同優先於甚至替代民族國家認同，真正的民族國家認同很難建構起來；而歷史具有反建構特徵，歷史會衝擊通過歷史建構的認同，甚至動搖認同。當建構成爲一種特定的意識時，建構的東西就很容易成爲想象者認爲真實的東西，進入想象者的觀念與現實生活並起着重要作用，即使那些一開始懷有一定目的來創造這種想象的人，自己也迷失於這種建構之中了。 教科書編寫、發行的過程，也是知識生產的過程。書局通過控制教科書的編寫、發行，確立其在知識生產中的地位，實現知識的社會控制。那些看起來反映一個時代的知識思想，往往是個別書局知識觀念的體現。與之相應的是，編者個人的認識通過書局的權勢網絡，成爲一般民衆的知識來源。即便是傳授一般知識的教科書，所體現的也是“有選擇的傳統”，只是某些人的選擇，只是某些人對知識與文化的看法，它參與決定了社會上什麼樣的知識會被認爲是合法與真實的。書局通過教育途徑，以國家的名義將地方性知識全國化，將個人性知識大衆化，使一種地方性的、部分人的知識成爲“經典”知識，影響一代甚至數代人的思想觀念。 法人拉克伯裏在1894年出版的《早期中國文明的西方起源》（《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中，列舉了中國和古巴比倫在天文曆法、語言文字、科技發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近百種相似之處，從而斷定中國文明是從古巴比倫東遷而來的。 奈亨臺（Narkhunte）者，即近世Nai Hwang Ti，與愛雷米特Elamite歷史所稱之Kudur Nakrhunte相同，於底格里士河邊有戰功，當紀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或謂當紀元前二十四世紀至二十七世紀）率巴克（Bark）民族東遷，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葛爾（Kashgar）（即疏勒），沿塔里木河（Tarym）達於崑崙山脈之東方。其一族者，與其本族分離，向北方近煙尼塞河流域旅行。今日於河邊，發現其用當時文字所成之古銘。而同時又有未達東方者，與北西藏之民族，結合而爲一部族。此東遷之酋長，以中國古史證之，即黃帝也。又曰莎公（Sargon）者，於當日民族未知文字，爲記事實，用火焰形之符號（案中國古史稱神農用火德王，以火命官，故曰炎帝），是即中國所謂神農也。又曰但克（dunkit）者，近世Tanghieh迦勒底語爲Dungi，亞多人Chalden，曾傳其制文字象鳥獸爪之形，是即中國所謂倉頡也。巴克者，本當時命其首府及都邑之名，而西方亞細亞一民族，用以爲其自呼之稱號。今此語之存於西亞細亞古史者，即巴克之國Country of Bak，此民族其後有東遷者，是即中國所謂“百姓”。崑崙Kuenln者，即“花國”（Flowery land），以其地之豐饒，於後世子孫之永不能忘，既達東方，以自名其國，是即中國所謂“中華”也。 盧文迪：漢本朝代名，不必說。所謂滿族，本是漢代時東胡人的後裔，東胡人便是黃帝子昌意的子孫。所謂蒙古族，本由蒙古地方得名，其人本爲室韋，而室韋則是契丹別種，契丹又本屬東胡族，那麼也是室韋的後代。回本宗教名而非種族名。藏族則以西藏地方得名，其人本與羌族同種，羌爲有虞氏舜的後裔。而三苗則是舜時和共工及禹父鯀同爲不服舜的四凶之一。猺則自認盤古爲祖先。照這樣看，所謂滿、蒙、回、藏、苗、猺等族，原無一不和所謂漢族同出於黃帝——所謂有虞氏、夏后氏、有扈氏都出於黃帝。不過漢人大部居於中原。開化較早；而此等人則因散處於關東、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山中，開化較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