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處的管理智慧3：領導修煉與文化素養

這本書有亮點，用多視角去闡述一件事，管理學起源於歐洲，當時正處於機器化時代，管理者更多是以效率最大爲目標，所謂人文關懷，也不過是把人更像機器一樣穩定。 摘抄書中結尾一段內容： 傅斯年稱：“史的觀念之進步，在於由主觀的哲學及倫理價值論變做客觀的史料學。”“著史的事業之進步，在於由人文的手段，變做如生物學地質學等一般的事業。”在設定史語所的旨趣時，傅斯年明確把近代史學與古代史學區分開來：“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的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 這種科學化的史學，其進步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人們在高度肯定其積極意義時，往往會忘記任何進步都要付出某種代價。史學科學化，意味着傳統史學中的價值導向被消解，道義倫理被排斥。而中國傳統的以史爲鑑，論史知世，由史得悟，從史生智，大半會在科學光芒下銷聲匿跡。這種史學用於管理研究，難免有所偏向，注重實證而反對思辨。實際上，歷史就是觀念史，歷史就是思想史。把歷史科學化，那種以實證方式從歷史資料中尋找管理奧妙的努力，不過是給管理研究增加了一些歷史數據而已。尤其值得重視的問題在於，西方的社會演變過程中，科學、神學、文學、藝術各司其職。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蘭克史學的興起，在西方不會替代基督教倫理和信仰的地位。而在中國，則出現了以科學決定人生觀的呼喊。當今有些學者以計量史學解釋管理問題，就類似於用多巴胺的生化反應解釋愛情問題。其中的負面影響，值得引起關注和研究。 如果說，史學的科學化儘管有副作用，畢竟還是正路，那麼，史學的政治化，就是副作用更大的彎路。從晚清到民國再到共和國，受政治需要的帶動，史學向實用、影射和比附方向的發展，就是這一方向。 晚清時期，康有爲以公羊學的比附方式，爲維新尋找歷史證據，孔子成爲改制的先驅。到了章太炎，則以古文經學的研究爲排滿革命服務。這一路徑，到民國時期已經蔚成風氣。20-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大討論，在學術語言中滲透了現實需要。雖然這一討論的政治傾向和實用追求明顯，但大體上還能在學術範圍內說事。儘管如此，已經出現了“以論帶史”的研究方法，表現爲用馬克思主義公式剪裁和套用中國史料。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史家和著作都多少帶有論在史先的痕跡，例如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號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是出於“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是在“風雨如晦”的時代裏的“雞鳴不已”（《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即便如學界評價很高的吳晗的《朱元璋傳》、王亞南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也帶有明顯的影射民國政府和領導人的色彩。至於政治領袖推崇的《甲申三百年祭》等專門爲政治服務的史論文章，則政治已經壓倒了學術。這條道路的最終走向，以戚本禹《爲革命而研究歷史》（發表於《歷史研究》1965年第6期）最爲典型，其效果以“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的方式走向極端。值得警惕的是，許多學養豐厚、造詣非凡的著名學者，如吳晗、翦伯贊、郭沫若、楊榮國等人，不但未能避開這一彎路，反而在這條彎路上越走越遠，最終殉難於政治。 這種政治化的史學，在管理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有兩個方向，一是狹義的借鑑、簡單的比附和低檔的類推；二是在實證領域以非科學方式排斥科學。 雖然有文革的前車之鑑，但當下的管理研究領域運用史學，似乎並未從前鑑中汲取多少教訓，甚至還在前仆後繼。主要的表現有： （1）對歷史現象按照傳統方式歸類概括，藉以說明《神農本草經》優於現代植物分類，四庫典藏優於現代圖書館。 （2）根據需要剪裁史料，尋求符合自己意圖的史實驗證相關假說，對某一觀點和見解尋求史料的正反饋支持，而對負反饋視而不見，導致歷史真的成爲“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3）按照現實發掘故事，敘述歷史以證明當下的合理性。 （4）用混沌的整體對抗邏輯分析，用模糊的說明替代清晰界定，用陰陽五行式的結構體系替代元素週期表式的科學體系。最常見的，是在歷史資料中簡單套用某一成功經驗，狹義理解以史爲鑑，或者在思維上回歸古代，如用陰陽概念說明管理中的某些現象，用《易經》說明管理中的各種情境變化等。 不論是以科學化方式運用史學，還是以政治化方式運用史學，所有這些，都背離了史學思維。研究者並沒有形成史學思維，而是用科學思維、政治思維（或者神學思維）對待歷史資料，爲現實服務。所以，它們在管理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不但不能與技術性研究形成擠壓張力，而且還會助長技術性研究中的偏失。就科學化而言，是在歷史資料中尋找相關元素，運用現代方法進行所謂的實證研究，其最積極的作用也不過是擴大了實驗範圍和實驗數據，不可能對實驗體系產生警醒和校正效應。就政治化而言，是以歷史故事闡明當下行爲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是爲現實提供正強化解釋，其最積極的效應也不過是增強了迷茫中的信念，不可能爲現實提供批判性思辨。 筆者認爲，史學思維對管理研究的真正價值，在於增長研究主體的見識與智力，以史學的薰陶觀察和論證管理實務。有些人儘管不從事史學，但卻具備了史學思維（如管理學界熟知的德魯克、馬奇等人，國內其實也有類似跡象，但稱名道姓有可能引偏討論方向，暫且不提）。那些不具備史學思維而試圖把歷史知識用於管理研究者，多數走了彎路或者偏道。 從上世紀80年代起，筆者以史學功底從事管理研究，歪打正着，幾十年的積累，反而有一些學術上的收穫。當人們都看重科技和現代性時，筆者曾呼籲從文化與傳統研究中獲取管理的洞見。但今日越來越多的人試圖以文化與傳統解讀管理問題時，筆者又憂慮管理學界因此而發燒感冒。對此，不妨將自己的期望和擔心坦誠在此，以引起同仁的反思。

歷史的功用，在於增進人們的智識思考，而不是提供現成的模仿範例。

所以我們讀書，一定要強調積澱。而不是單純強調更新。即使有所更新，也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通過不斷的積澱，才能夠發展起來的。

歷史的教訓就是——所有人都不會從歷史的教訓中真正學到教訓

深厚的文人研究，東西方文史哲精髓。今已聞道，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