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學生書：春葉秋葉菩提葉（增訂版） （水木書香）

嚴肅地成長，快樂地生活。梁啓超當年說“讀書不爲稻粱謀”。 教育堪稱“博雅”，目標可定爲“完整的人”，斷不可脫了三者：智識的提升，心靈的薰染，人格的養成。這三者，正對應着大學之大：大視野、大胸襟、大氣魄。以智識的提升，獲得開闊的視野；以心靈的薰染，造成胸襟的博大；以人格的養成，型塑氣魄的恢宏。 大學之成此大境界，一校之長亦殊爲關鍵。缺了那具大視野、大胸襟、大氣魄之校長，大學無非課徒、授業之教坊，難成傳道、解惑之聖殿。一如大學之大境界惟淋漓盡致於非常時刻，一校之長之大境界，每每於其悲情與傳奇的生命形態中陳示，而此種陳示卻又如此靜默、沉寂，益顯其悲情與傳奇。 作之己師。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師，是他自己。 掌握法律還是理解法律，可形成法律工匠、法律家、法律哲人之別。一個人規範地、準確地掌握了法律，可以運用法律爲自己謀生、斷他人是非，算是達到了匠人的水準。但是他可能只是簡單地、機械地、刻板地運用法律。只有理解法律，理解法律的內在精神、理解法律內在的缺陷和不完備、理解法律與人性人情之通連，他纔可能在某些個案中創造性地運用法律，也纔可能使法律的運行達到那種帶藝術般的美感的程度。這樣的人，帶着創造性或美感以運行法律，超過了匠人的境界，進入了藝人的層面，我稱之爲法律家。再進一步，以對法律的理解，而洞達人性與世事，由此演繹和彰顯一己之智慧，我稱之爲法律哲人。 法律是不能只表現爲法典的，那是靜態的、紙上的。法律必須是動態的、運行的，這才能夠實際地規範和調整生活世界中的具體行爲。法律一旦“動”，就必定體現爲司法。甚至該說，人類的法律最初就是體現爲我們今天稱爲“司法”的活動，而不是“立法”。司法是人類法律的原初的和基本的形態。人類司法運作的原理，最集中體現在民事訴訟中。這就是強調民事訴訟法學在法學本科課程體系中獨特的重要性的依據。如果先修習民事訴訟法且學得紮實，再修習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仲裁法（或商事仲裁程序）這些課程，事半功倍；相反，事倍功半。 所謂理解法律，也可以說能夠把握法律的三個層面：第一，法律是一套規則體系，是用於規範人的行爲的特定製度；第二，法律是關於這一套規則體系的人類活動，通稱爲立法、司法，也包括行政；第三，法律是包含在這一規則體系和人類活動中的生命態度、立場，因此法律足以作爲人類生活本身。這個說法，大可以推而廣之，用來理解其他的各種“專業”。 這幾十年，高等教育在全球範圍繁榮，大衆化、普及化則是高等教育繁榮的表現和結果。這背後的動因，離不開對知識的工具主義和功利主義態度。在工具主義態度中，知識無關精神世界的興趣、愛好、志向、理想，只和就業、謀生、營利這樣的現實功利有關。知識轉變了性質，不再是精神性的和符號性的，成了資本，“知識資本”。這個詞曾經非常流行，也很“打動”人。知識的價值變得可以量化了，並且是以貨幣量化。知識由此物化了，而物化知識者在物化知識的同時，也將自身物化了。由對知識的工具主義和功利主義延伸出對高等教育的工具主義和功利主義。 當大學只在形下層面的時候，就出現了韋伯當年所揭示的情形，師生之間的關係已經變成了一種理性的、爲了知識而建立的關係，失去了其更高層次的、精神啓迪的意義。其必然性則在於西方文明進程是以智識性資源代替情感性資源的，個人生存的首要的因素是知識—理性。曾經的說法，“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正反映了智識資源之於個人生存的重要性。 今日的“讀書人”，羣體性地演繹了逐利動機，將文化資本的可兌換性展現得透徹之極。這是說的學術的動機。就結果而言，今天看起來繁榮的學術界，大量地炮製着學術垃圾，總體上沒有爲這個民族和時代提供可以稱之爲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增長或者知識增量的活動。在知識論的領域今天中國的讀書人其實失去了真正的、嚴格的、嚴肅和嚴謹的、純粹的學術創造和符號化生產的能力。 “讀書人”今天用學術不端所摧毀的，不光是他們自己的氣節和風骨，更是在玷污一個民族的心靈純淨，扼殺一個民族的文化生機。“如今教授不達禮”。今天的讀書人真的拋棄了使他們成其爲他們自己的那些最基礎、最根本和最關鍵的東西，自己演繹了一種版本的斯文掃地。合此知識論上“如今教授難知書”和價值論上“如今教授不達禮”，成“如今教授不讀書”。 在一個壟斷話語權的社會，辯論是不可能的，哪怕以遊戲方式進行的辯論也在禁止之列。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恰是如此。與此相反的是，城邦民主制時代的希臘，乃是話語權處於分散化配置狀態的社會，辯論盛行，對辯論術的研習和教授亦盛。因爲話語權的分散化配置使人們在話語上的相互平等成爲可能。辯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商談，其前提是承認辯論參與者的人格獨立、身份平等；通過辯論以話語說服反對者，而非憑藉物質力去壓迫、屈服對立面，這體現的是對非暴力即和平的選擇。 以理想主義情懷和自覺的責任感表達他對公共生活的理性思考的辯手，無疑是充滿力量的。如果說“力量越大，責任越大”是一種倫理信條，那麼我樂意改造這一表達方式來作爲一種人生態度：責任越大，力量越大。 若一定要說人生有捷徑，那麼“人生沒有捷徑”是唯一的捷徑。存着這樣的生活態度和生命理解，再以坦誠、恭謙爲人和認真、勤勉做事爲準則，人生少有不成功的。我看身邊的人，但凡在財富、權位、聲望上過於常人者，總還是有自身努力甚至堅忍之處，沒有所謂捷徑可走的。 朱熹釋敬業爲“專心致志以事其業”。 若說，“人生無捷徑”說的是生命的方式，“敬業是美德”說的是生命的態度，“捨得即人生”說的就是生命的境界了，其中是含了四層不同的生命境界的。 有個性，並請有教養。這一份氣度和特質，越過了手足何措的具象層面，而是關乎一己之內心。立身處世，不流俗、不盲從，不阿諛、不諂媚；能明察、肯辨思，分是非、別善惡；爲其所當爲，止於所當止，及至“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個人，若是內心裏躲避甚至拒絕崇高、優雅、莊重、神聖，安於和樂於平庸、低俗、時尚、隨性，何談個性？這種與內心相關的個性，其極致，定然是內心的堅忍和持守。所謂“真性情也”。作爲一個人的氣度和特質，個性更是在年歲漸長後將少年的輕狂化爲內心的孤傲，由此而將生命節奏演繹得淋漓盡致。 人類天性上雖有探索的慾望、求知的激情，無知卻是永無法擺脫的。說無知是人類的常態，殊爲恰當；有所知，不過是對無知這一常態的修正，有限的修正。與其說人類的探索、學習是要擺脫無知，不如說是學會無知。或者說，是擺脫先天的無知，而進入後天的無知；擺脫自然無知狀態，以進入理性無知狀態。這含了三層意思。第一，知道自己無知，並且知道何以無知。不妨把這當作老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另一種理解了。 所敬畏的生命，不止與己共處同一時空維度中的他者，也及於前人和後人。西人所言代際正義，也不妨此處釋解之。敬畏前人，即敬畏前人的文化創造，那是他們的生命形態和當代留存，恭敬之、守護之、傳承之，爲“生生不息”。敬畏後人，即敬畏後人之生命條件，人文的條件和自然的條件。守護與傳承前人的文化創造，留與後人，是敬畏後人生命所依憑的人文條件；敬畏自然，不干預天地之化生、養育之能，是敬畏後人生命所依憑的自然條件。也是“生生不息”。古希臘時以正義、勇敢、謹慎和節制爲四大美德，後來則有以謹慎爲第一美德的。謹慎意味着有所敬畏，因承認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敬畏，因承認自身固有的無知而敬畏 “最後一課·六句話”之保持爲心靈而閱讀的熱情與熱切。 生命也如葉飄零。這一羣“孤獨的個性建設者”，卻又是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裏懸空性地孤獨着，演繹出“千年變局落一身”的另一面的悲情與悲劇。 “現代性的斷裂”是西方人在自身的文化體系中對其文明模式的批判性反思。若以中國人的文化視角，在剝離文化自卑、力避文化自大之後，審思今日歐美主導的全球體系和文明模式，卻是另見玄機。 在今天給大學生的首先絕不是那張課表，而是喚醒他們人生的覺悟。對一個人來說，覺醒，在大學比什麼都重要！覺醒了，才能真正的理解：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覺醒了，纔會去暢想自己美好的人生路旅；覺醒了，纔會在這四年孕育出美好的人格。李兄時時告訴孩子，知識與專業，大學與人格，自己與世界，這一切都需要獨立的思考與覺悟，一番覺醒纔會迎來一番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