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帝國

人類即使擁有高度發達的文明和認知，在疾病面前都太弱小無助了。無論我們多麼卑微的乞求，多麼努力的研發藥物，在疾病收割生命的鐮刀下，都毫無還手之力。 張家界棧道上那四條鮮活的生命，在縱身一躍之前，如果有人肯拉他們一把，如果有人願意耐心的傾聽，如果有人可以真誠開導，如果……能否在悲劇發生之前扭轉乾坤？ 真希望我們未來的子孫（不知道要等到哪一代了），醫生可以輕鬆的告訴病人：哦，不過是個癌症/抑鬱症嘛！輸個液就沒事兒啦！ 你已經病入膏肓，痛不欲生，我卻以爲你只是無病呻吟般的矯情。可是唯有那些走過深淵的人，才能體會黑暗帶給你的徹骨寒冷與絕望。那每一句的“我很好”背後，都是泣血的“救救我”…… 另：資本裹挾着的醫療行業，連病情和生命都可以被量化被漠視。只需不斷放寬鑑定的範圍，儘可能多的把所有症狀表現都可以往抑鬱症裏面歸結，就能讓更多的人變得“抑鬱”。 胃疼、消化不良、經常哭泣（很可能僅僅是因爲狗狗去汪星了）、頭疼、失眠……統統都變成了抑鬱症的症狀。 不然這麼多藥應該賣給誰？醫藥公司又怎麼賺得盆滿鉢滿？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專長的領域是心理學史。這本書的英文原版出版於2021年，反響非常熱烈，很快就被翻譯成了中文。 21世紀，抑鬱症這個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名人被爆出患有抑鬱症，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經常被抑鬱症拖累。還有很多人感到悲傷、疲憊，但拿不準這是正常的情緒還是抑鬱症。在公衆的關注之下，市面上關於抑鬱症的書籍層出不窮，很多都號稱能對人們的情緒問題提供幫助。在這些關於抑鬱症的書中，《抑鬱帝國》是獨一無二的。不僅因爲它以200多頁的短小篇幅，簡練而系統地梳理了抑鬱症的概念、理論、治療現狀和文化，還因爲它難得坦誠地告訴你，那些自助手冊和心理學專家不會告訴你的事情；關於抑鬱症，還有哪些是科學家懷疑的、誤會的、不瞭解的？這些疑點、偏見和盲區對於抑鬱症的防治，乃至於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可以說，《抑鬱帝國》不僅更新了我們關於抑鬱症的知識，或許還刷新了我們對精神病學，乃至整個醫學的認識。 在第一部分，我們先來看看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人們是如何認識抑鬱症的。在第二部分，我們再來看看，抑鬱症這種疾病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我們到底該從心理、社會，還是化學角度來理解抑鬱症？這三種關於抑鬱症的主流觀點，作者都會介紹和評價。在第三部分，我們迴歸今天的日常，21世紀抑鬱症的確診率越來越高，抑鬱症好像已經成了精神病學領域裏的一個帝國。是我們真的來到了一個更加抑鬱的時代，還是抑鬱的概念被濫用了？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僅能從不同的角度認識抑鬱症，還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情緒。 第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我們先來看看不同時代和文化的人們都是如何認識抑鬱症的。要知道，從有記載的上古時代，人類就開始和病態的抑鬱情緒作鬥爭，提出過無數種治療方案，但是，從重視一種病理情況，到確認一種疾病，再到對這種疾病完全瞭解，這中間有很遠的路要走。對抑鬱症理解的變化，還伴隨着無數種大膽甚至充滿風險的醫療實踐。雖然科學家從19世紀就開始研究抑鬱症，但直到1980年，精神醫學界才正式將抑鬱症確認爲一種臨牀疾病，寫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在當時，是否真的有必要設立這麼一個新名目、“抑鬱症”的命名是否足夠準確、定義抑鬱症的關鍵症狀是什麼……這些問題也存在很大爭議。 即便在今天，人類科學對抑鬱症的瞭解仍舊遠遠不夠，我們還不清楚這種病的完整病理機制；大部分的抑鬱症藥物都是在其他實驗中被發現有改善抑鬱的副作用，然後才被投入使用的；甚至，抑鬱症被寫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後，手冊的每一次修訂都會對抑鬱症相關條目進行大改。也就是說，我們對抑鬱症的認識仍然處在不斷的更新之中。而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也各不相同。 通常來說，一種疾病要想獲得承認，它的症狀、診斷和治療需要儘可能地客觀和普適。但是，抑鬱症的症狀和診斷似乎受到很大的文化影響——它在歐美的確診率遠高於其他地方，並且原因尚不明確。根據一項研究，2011—2014年，超過1/9的美國人接受過抑鬱症的藥物治療，這一比例現在只會更高。你可能也發現，美劇里人們因爲抑鬱去看心理醫生，就像家常便飯一樣。本書作者還舉了一個例子：在美國，有位來自尼日利亞的女學生叫伊菲麥露，她是個難民，在美國沒有合法身份，因此不能找工作，生活上困難重重。很快，伊菲麥露出現了嗜睡、悲傷、社交退縮等症狀。她的姑媽是一位在美國受訓的心理醫生，認爲這是典型的抑鬱症。但伊菲麥露反駁姑媽說：把生活裏的一切問題歸結爲心理疾病，把所有的不舒服診斷爲抑鬱症，這根本不是科學，而只是一種美國文化。她認爲自己的情況不是生病，而是面對重大困境時的正常反應，只要拿到身份、找到工作，自然就好了。 後來，伊菲麥露的確通過改善生活狀況解決了自己的心理問題。這當然不能說明，抑鬱症就不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疾病，但這位尼日利亞女生的確揭示了一種可能：所謂抑鬱症，會不會只是歐美文化理解悲痛的一種方式？ 有一個術語專門用來形容一種和文化高度綁定的精神疾病，叫作“文化制約綜合徵”，也叫文化束縛症候羣。它指的是一系列和文化背景相關的症狀，只有特定民族或地區的人會報告同時出現這些症狀，有的症狀甚至只在這些民族或地區出現。當地人會用這些症狀命名一種疾病，但這種疾病外界並不承認。常見的文化制約綜合徵有馬來西亞的縮陽症、韓國火病和北極歇斯底里症，等等。很多學者認爲，多數文化制約綜合徵並不是獨立的疾病，而是其他問題在文化影響下表現出的特殊症狀，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文化習慣。 那麼，抑鬱症會不會是一種文化制約綜合徵呢？ 本書作者薩多斯基的看法是：抑鬱症的存在既有大量證據支持，也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受到文化制約的與其說是抑鬱症，不如說是現代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對抑鬱症的主流認識。 作者承認，抑鬱症的命名本身就和西方歷史，尤其是現代西方歷史緊密相關。從古希臘到基督教的中世紀，人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命名、分析和治療過度的憂鬱。解剖學剛興起的時候，人們更是熱衷於在軀體中尋找憂鬱的病竈……可以說西方的醫學中還沒發展出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對抑鬱的研究就已經如火如荼了，甚至還有大量著作出版。只不過不同時代形成了不同的命名和知識體系，當時“抑鬱症（depression）”這個名字還不通行。 隨着人文主義的興起，歐洲人開始把抑鬱的情緒，和人之爲人的本質聯繫在一起，認爲它正是人性高貴和敏感的體現。這種認識也是有文化背景的。舉個例子，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就是這種高貴憂鬱的代表。他因爲父親被害、王位被篡奪，感受到人間的醜惡而開始厭世，並對存在的意義、人的本質產生了懷疑，提出“存在還是毀滅”的著名問題。哈姆雷特身上這種悲傷、沉思，又充滿智慧、文采斐然的迷人狀態，叫作“憂鬱”（melancholy）。和憂鬱相對的是哈姆雷特的女友奧菲莉婭的精神狀態。奧菲莉婭同樣遭受了不幸，但她被悲傷擊垮，瘋瘋癲癲、喪失理智，這種狀態被稱爲“抑鬱”（depression）。當時的人認爲，只有歐洲男性身上纔會出現高貴的憂鬱，女性身上只會出現病態的抑鬱。至於歐洲以外的人，例如他們能接觸到的非洲奴隸，根本體會不到這些複雜的憂愁。 你不要覺得，這些都是過去式了。從前的文化偏見仍然在影響着現今由歐美主導的精神病學和心理學。今天，因爲抑鬱症就醫的人仍然以女性爲主，這又反過來導致了醫生只能根據女性患者的症狀來確定診斷標準，男性即便鼓起勇氣去治療“病態的抑鬱”，也經常會被誤診。同時，很多歐美國家的研究都顯示，比起白人，有色人種的抑鬱症診斷更加嚴苛，很多醫生更傾向於對有色人種作出精神分裂，而不是抑鬱症的診斷。 瞭解的不足、標準的頻繁變動、文化因素的制約和個人判斷的影響……這些都在挑戰抑鬱症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作者認爲，這些不確定性和文化的影響，在人類認識很多疾病的過程中都出現過。例如同屬精神疾病的阿茲海默症，也是在確認了腦部機制之前就被承認的疾病；大名鼎鼎的肺結核更是這樣。再說，即便醫學沒有承認，難道這種病就不存在了嗎？ 作者進一步指出，醫學既是科學，也是一種社會共識。他援引精神病學家南西·安卓森的說法，指出整個醫學史上，其實從來沒有人成功找到過疾病和健康之間的界限。換言之，別說是具體的某種疾病，就是“疾病”這個範疇本身，也沒有明確的定義。所以，與其往客觀純粹、邊界清晰的死衚衕裏鑽，不如更多考慮人們的需要和感受，這些需要和感受同樣是真實的——雖然抑鬱症的知識體系受到歐美文化的影響，但在很多其他族羣的文化制約綜合徵裏也能找到抑鬱症的影子。古今中外，抑鬱症可以有很多副面孔，比如歇斯底里、神經衰弱、下沉的心、火病，甚至是一句“這個人總是想太多”……這些變形與其說是挑戰了抑鬱症的存在，不如說是豐富了抑鬱症的內容。今天，大部分專家都承認，抑鬱症不是一組單一的症狀，它的症狀、診斷和治療都會受到文化影響。而作者的態度是：無論如何，命名抑鬱症有助於幫助患者表達他們的痛苦。把痛苦看成一種問題，就是踏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關於抑鬱症，學界的主要分歧：抑鬱症的本質是什麼？是心理的、社會的，還是化學的？這也是我們第二部分的內容。這個問題乍一聽有一些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味道，但正是這個抽象的問題，決定了人們是否會治療抑鬱症，以及用什麼方法去治療抑鬱症。同時，作者也提醒人們：對待抑鬱症的本質沒有必要採取非此即彼的方式，不同的治療手段之間也不完全排斥，曾經的醫學在這一點上走了彎路。 現代醫學中，“心理說”的知名度最高。“心理說”的先驅是精神分析學派。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哀悼與憂鬱症》中討論了抑鬱症。他認爲：抑鬱的根源是一個人喪失了某種重要的東西，但出於某些原因無法表達，或者不願意對自己承認這一點，導致憤怒轉向了內部。要治療抑鬱症，可以通過談話療法，讓醫生深度發掘病人的潛意識，引導他意識到自己憤怒和喪失感的真正來源，從而緩解病情。精神分析學派另一分支的代表榮格則認爲抑鬱症的根源是心理能量低下。心理能量爲什麼會低下？因爲它從外部的意識世界中轉移出去了，向內轉化到內心的潛意識中去了。榮格認爲，抑鬱症患者感到缺少能量、不能集中注意力應對日常生活，其實是潛意識在告訴他：“嘿！別再對外在的事物大驚小怪，注意我，我有事情要告訴你。”榮格和弗洛伊德一樣主張用談話療法治療抑鬱症，但他認爲醫師要引導患者在潛意識中發現的，不是被壓抑的痛苦，而是未曾意識到的改變認知和行爲模式的機會。 除了精神分析學派，現在臨牀上流行的另一個流派：認知行爲療法（CBT），也認爲抑鬱症的根源在心理。這個流派認爲，抑鬱的根源是患者錯誤的邏輯思維,比如認爲一切都是自己的錯，或者自己沒辦法控制生活，等等。醫生可以同時從行爲和思維入手，糾正這些偏頗的觀念，病情自然就會緩解。 “社會說”是關於抑鬱症本質的第二種觀點。關於這個觀點有一個很重要的爭議：如果抑鬱和痛苦有合理的現實社會原因，那它還算不算抑鬱症呢？ 很多人認爲有合理原因的抑鬱不算抑鬱症，前面提到的尼日利亞難民學生伊菲麥露顯然就是這樣認爲的。日常生活中總有人開玩笑說：你這不是抑鬱症，是沒錢沒工作沒有戀愛的正常反應。這個玩笑的潛臺詞同樣是：只有缺乏合理現實原因的悲傷，纔算抑鬱症。 早先的精神病學同樣持有這種觀點。然而，隨着治療的重心逐漸向緩解症狀傾斜，精神病學家逐漸改變了看法。2013年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認定，當一個人感到精神痛苦，哪怕這種痛苦有合理的社會原因，也不妨礙他被診斷爲患有抑鬱症，出於任何原因的過度悲傷都可以按照抑鬱症來治療。 一些心理學家，尤其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學者，則開闢了另一條研究抑鬱症的路徑，開始尋找引發抑鬱症的社會原因。 前面說到，女性的抑鬱症診斷率通常高於男性，這部分是因爲傳統的偏見：男性的憂傷是智慧的體現，女性的憂傷則是需要治療的疾病。此外，社會不鼓勵男性表現出脆弱的情緒，讓男性的抑鬱症狀更隱蔽，也是一個原因。除了這些，學者還觀察到，社會上的歧視和性別不平等，的確讓女性更頻繁地陷入孤立無援、壓力重重的境地，主流話語對這些痛苦輕描淡寫，這就讓女性更容易患上抑鬱症。 類似地，很多研究都顯示，弱勢羣體更容易抑鬱：童年時遭受過虐待的人、殘疾或患病的兒童、難民和流亡者，當然還有低收入人羣，都更容易得抑鬱症——雖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較少遇見得抑鬱症的窮人，但作者提醒：貧窮和抑鬱的聯繫其實再自然不過了。對抑鬱症進行社會分析是有意義的，因爲這能幫助患者避免把所有問題歸結在自己身上，也能讓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們知道，哪些人羣的抑鬱情況被忽視了——生活中很少出現貧窮的抑鬱症患者，可能只是他們沒有時間和金錢就診而已。 醫學將抑鬱症視爲疾病，關注症狀的改善，這也讓“化學說”逐漸興起，這是關於抑鬱症本質的第三種觀點，也是目前在臨牀上佔據主導位置的觀點。科學家一直試圖用藥物和手術治療抑鬱症，曾經用過神經梅毒、腦白質切除術、胰島素昏迷療法和抽搐療法等等，這些方法要麼效果不顯著，要麼副作用太大，都被逐漸淘汰了。大約在1950—1960年代，科學家終於發現神經遞質的缺少——或者是供給不足，或者是受體功能異常，是抑鬱症的一個重要原因。 簡單來說，神經遞質是一種神經元的輸出工具，神經元（也就是神經細胞）合成神經遞質，把它釋放到末端的突觸間隙裏，在這裏，神經遞質遇到了下一個神經元上的受體，和它們結合，發生化學反應，神經信號就傳遞下去了。神經遞質能讓人保持清醒、體驗豐富的情緒、快速學習、識別和記憶、進行軀體運動等等。這些神經遞質如果因爲某種原因缺少或者無法傳遞，人就會麻木、嗜睡、行動遲緩。科學家目前還不知道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些神經遞質的缺乏，也無法憑空製造這些物質，但他們發現，可以通過藥物抑制這些神經遞質的消失。 根據這個原理，一種著名的藥物“百憂解”應運而生。百憂解的療效比較穩定，副作用比較小，很快成爲最常見的抑鬱症處方藥，直到今天還在使用。本書作者認爲，百憂解不僅緩解了抑鬱症的症狀，還徹底改變了社會對抑鬱症的認識：既然這種病有藥可以治，醫生就不再需要費時費力地分析抑鬱症的個人和社會原因，進行冗長的心理諮詢，而只需要花五分鐘評估症狀，然後開藥。 從此，抑鬱症才真正成爲一種和肺炎、胃潰瘍一樣的臨牀疾病：有標準化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有可以預測的療效。在抑鬱藥物得到廣泛臨牀使用後，臨牀的抑鬱診斷大大增加，醫生開始把抑鬱症描述爲一種平平無奇的“精神感冒”，非抑鬱症患者也開始聽從醫生的建議購買各種抗抑鬱藥物來增加快樂、提高效率。抗抑鬱藥物不僅改變了大衆對抑鬱症的看法，更改變了人們對精神健康，乃至和自己心靈的關係的看法。因此，作者認爲，可以把抗抑鬱藥物發明之後的時代稱爲“百憂解時代”。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百憂解時代”中。 總的來說，關於抑鬱症的本質，三種看法各有千秋：“心理說”重視個體病例的獨特性，幫助患者突破自我；“社會說”讓抑鬱症跳出個人層面，尋找系統產生的社會痛苦；“化學說”則致力於簡單直接地緩解痛苦的症狀。圍繞這三個觀點，有不少爭論。但作者認爲：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抑鬱症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既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 第三部分 作者對於確認、診斷和治療抑鬱症持積極的態度，但他也提到一種普遍的擔憂：從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人們對抑鬱症的瞭解不斷增加，確診抑鬱症的人也越來越多。尤其在21世紀，似乎絕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曾經或者正在經受抑鬱症的折磨。究竟是我們已經來到了抑鬱症時代，還是抑鬱症的概念被濫用了？ 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人提出過類似的疑問，作者對這個問題持開放態度，但他清晰的討論思路，值得我們瞭解一下。 首先，作者承認，“抑鬱症”在西方精神病學和社會中，已經逐漸取代其他概念成爲解釋精神痛苦的主要方式；這種轉變隨即產生了廣泛影響，導致全球範圍內抑鬱症的診斷大量增加。在這個意義上，他說抑鬱症及其文化已經成爲一種“帝國”，這也是這本書的名字《抑鬱帝國》的由來。 然而，抑鬱症的診斷增加，不一定是因爲醫生濫用了這個概念。 最常見的一種可能是，更多患者從前被遺漏，現在被診斷出來了。前面提到過，以前歐美人覺得歐美男性很少得抑鬱症，有色人種根本不會抑鬱，弱勢羣體的精神健康更是完全無人在意。今天，這些情況得到了部分糾正。在發展中國家，隨着經濟發展，更多的人有能力關照自己的精神健康，圍繞抑鬱症的污名也在逐漸減少，這些因素都會導致抑鬱症診斷的增加。 抑鬱症診斷增加的另一種可能是：人們真的更抑鬱了。許多人覺得現在是個讓人抑鬱的時代：人與人之間隔絕，生活節奏快，競爭壓力大。持有這個觀點的人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今天的生活再糟糕，也比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好，爲什麼現在的抑鬱症確診率更高？作者認爲，今天的物質生活雖然不錯，但人們的思想狀況的確發生了變化。他回憶，20世紀中葉，焦慮症的診斷曾經特別多，也有人稱當時是“焦慮症時代”，現在我們又迎來了“抑鬱症時代”。這兩種病的邊界很模糊，但有一個直觀的區別：焦慮是對即將到來的危險的預期，而抑鬱則是已經感受到的喪失感。20世紀中葉，戰後經濟觸底反彈，各種產業雄心勃勃地發展，人們對未來懷有希望，但又擔心冷戰變成熱戰，或者跟不上時代的潮流，所以普遍感到焦慮。1970年代後，在資本主義世界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拉大了貧富差距，經濟增長整體放緩，人們普遍感到失望、幻滅、被剝奪、不再相信進步。新自由主義同時製造了一種利己的社會氛圍，人和人之間關係破裂，社會支撐網絡瓦解，人們的憤怒只能像弗洛伊德所說的那樣，轉向內部、轉向自身，體現爲抑鬱。 抑鬱症診斷增加的第三種可能自然就是診斷標準的改變，用書中的術語說就是“診斷漂移”。作者提醒說，診斷漂移不一定是壞事，它部分是由常規醫學發展導致的。曾經，公立醫院很少開設門診，私立的精神和心理診所又幾乎沒有，所以只有最嚴重的抑鬱症患者纔會接受診斷，入院治療。治療的方法風險高、痛苦大，也讓人們不敢承認自己得了抑鬱症。隨着門診和私人診所的增加，越來越多的輕症患者獲得了診斷，藥物治療也不那麼讓人牴觸了。 當然也不排除一種情況：方便的藥物治療誘使醫生頻繁診斷抑鬱症，用書中的話說就是，如果你手裏有一把錘子，那你就會到處發現釘子。 從百憂解開始，藥物的效果越來越顯著，也引發了人們對藥物的崇拜。醫生想用藥物取代沒完沒了的談話和含糊不清的分析。而患者中，有人希望藥物能幫自己擺脫所有負面情緒，成爲永遠陽光積極、徹徹底底健康的人；有人渴望開藥只是爲了證明自己不是懶惰，而是病了，然後享受病人身份帶來的一些社會豁免權；甚至有人希望藥物能幫自己解決外在困境，讓生活一帆風順。前面提到過，不僅是確診抑鬱症的人數增加了，還有很多沒有確診的人主動服藥來改善情緒。作者擔心，藥物的流行正在帶來文化副作用：人們越來越不能接受負面情緒的存在，以至於要把所有痛苦都當成病來治。這種情況部分是因爲有些製藥公司過度美化藥物效果，宣傳唾手可得的“化學幸福”，讓人們覺得抗抑鬱藥是“快樂藥”；也部分是因爲有些企業在抗抑鬱藥物中發現了增長點，希望喫藥可以讓員工減少曠工、提高效率、快樂地工作。 顯然，濫用藥物是對自己或他人的一種情緒剝削，藥物也不能實現這些願望。作者警告說：如果一個人迷信藥物，可能會因爲療效沒有達到預期而加重症狀；而如果一個企業迷信藥物，可能會傷害員工的健康和熱情，並在長遠上傷害自身的利益；如果一個社會迷信藥物，則會試圖用藥物來掩蓋各種各樣的問題，最後導致問題大爆發。 結語 我們一起回顧一下：首先，作者討論了關於抑鬱症這個概念的種種含混之處，尤其是它的社會文化屬性，然後陳述了他的觀點：儘管無法精確測量，但對抑鬱症進行正式的命名既合理，又有必要。隨後，作者介紹了關於抑鬱症本質的三種說法：“心理說”“社會說”“化學說”，他認爲這三種說法描述了抑鬱症的不同方面，其實是同時成立的。最後，他回應了一個常見的問題：我們是否生活在一個抑鬱症時代？他對這個問題保持開放，但提出了抑鬱症診斷率增加的三種可能的原因，也對抑鬱症概念的濫用提出了自己的擔憂。 你可能會覺得，圍繞抑鬱症有好多模棱兩可的地方。沒錯，作者一方面坦然承認人類對抑鬱症瞭解的侷限，另一方面也在提醒讀者：含混和審慎其實是醫學的常態。現代醫學本來就既是一種科學，又是一種社會共識。它有不可辯駁的用處，也有自身的邊界和侷限。抑鬱症需要被當成一種疾病，但又不能僅僅被當成一種疾病。這其實也應該是人類對待其他很多疾病的態度。

抑鬱症的科普書籍，比“各種抗抑鬱回憶錄”高一個維度來認識抑鬱症的前世今生、治療選擇，以及那些無能爲力的方面…… --end-- 「李園讀書會」簡介： 上學，→當牛馬，→創業/投資，→自由人，當前……你在哪個階段呢？ 這裏是「以書會友」的個人成長社區，各階段的書友都有，主線任務是通過「創業/投資」實現FIRE的生活方式：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讀書會」現已開放納新，感興趣的書友，快快私信我加入哈~ 讓咱們常喝茶，多看書，約跑步/徒步/登山，一起愉快地玩耍吧！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閱人少數，少於150人。

你是否對有抑鬱傾向的人說過“不就是情緒低落麼，我也經常這樣，多運動多出去曬曬太陽就好了”？如果你看了這一本對《抑鬱帝國》的描述抑鬱症超客觀角度的書：抑鬱症既是一種病（心理疾病），又不是一種病（生理疾病診斷標準暫不明確），或許你會改變你的措辭！ 抑鬱症的人最怕的就是對抑鬱症的污名化，也是我竭力去尋找一個讓社會推翻“抑鬱症污名化——抑鬱者病恥感”惡性循環的一個跨學科的理論支撐，讀完此書之後真的感覺找到了！作者喬納森·薩多斯基是位“精神病學史學家”，他結合了生物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心理學、神經科學、歷史學、社會學、化學等多學科，把抑鬱症診斷的歷史脈絡多元、立體地展示給讀者，把抑鬱症的概念、診斷標準、治療方法及歷史與未來分析得頭頭是道，無論對抑鬱症患者、親人，還是專業醫生，都提供了超專業的文獻資料！ 作者對《DSM-5》對抑鬱症的標準有肯定的一面，也更多地提出了了質疑，尤其是那句“抑鬱症不是一個整體，而是是一組疾病狀態，它更像一個姓氏，而不是一個名字”，深以爲然：它需要細分成更多的亞型，它需要注意根據不同的成因去選擇最適合的方案，它需要用一個動態的生理指標去確定它是什麼樣的病，而不是一個標籤！ 書中引用了不少抑鬱症患者的自傳，從他們的角度去看待抑鬱症不一定客觀，但也是非常好的解析角度，對抑鬱症患者現身說法有更可靠的來源依據。 書裏還大篇幅對藥物如MAOI、SSRI尤其是“百憂解”的治療及影響也有一個從歷史學的角度去觀察。對各種治療方式如“談話治療”（精神分析學派和認知行爲療法CBT）也有介紹，甚至電影《飛越瘋人院》裏駭人的電抽搐療法（ECT）也有客觀的解釋。 抑鬱者的世界是孤獨的，孤獨者需要一個窗口，精神科醫生、藥物研究者、心理諮詢師、抑鬱者的親人也希望有那麼一個聯結他們的橋樑，那麼這本《抑鬱帝國》就是這麼一個通道，雖然它裹着一個“抑鬱症歷史”的封面！

一、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人防是如何認識抑鬱症的？ 科學家從19世紀開始研究抑鬱症，但直到1980年，才正式將抑鬱症確認爲一種臨牀疾病。我們對抑鬱症的認識仍然處在不斷更新之中。而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也各不相同。 抑鬱症的症狀和診斷受到很大的文化影響——在歐美的確診率遠高於其他地方，並且原因尚不明確。 文化制約綜合徵：一系列和文化背景相關的症狀，只有特定民族或地區的人會報告同時出現這些症狀，有的症狀甚至只在這些民族或地區出現。多數文化制約綜合徵並不是獨立的疾病，而是其他問題在文化影響下表現出來的特殊症狀，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文化習慣。 抑鬱症的存在既有大量證據支持，也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受到文化制約的與其說是抑鬱症，不如說是現代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對抑鬱症的主流認識。抑鬱症的命名本身就和西方歷史，尤其是現代西方歷史緊密相關。在解剖學剛剛興起的時候，西方醫學還沒發展出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對抑鬱的研究就已經如火如荼了。隨着人文主義的興起，歐洲人開始把抑鬱的情緒和人之爲人的本質聯繫在一起，認爲它正是人性高貴和敏感的體現。當時的人認爲，只有歐洲男性身上纔會出現高貴的憂鬱，女性只會出現病態的憂鬱。至於歐洲以外的人，根本體會不到這些複雜的憂愁。這些文化偏見至今仍在影響着現今由歐美主導的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瞭解的不足、標準的頻繁變動、文化因素的制約和個人判斷的影響……這些都在挑戰抑鬱症存在的合理性。這些不確定性和文化的影響，在人類認識很多疾病的過程中都出現過。 醫學既是科學，也是一種社會共識。整個醫學史上，其實從來沒有人成功找到過疾病和健康之間的界限。疾病這個範疇本身，也沒有明確的定義。與其鑽牛角尖，不如更多考慮人們的需要和感受，這些需要和感受同樣是真實的，在很多其他族羣的文化制約綜合徵裏也能找到抑鬱症的影子。這些變形與其說是挑戰了抑鬱症的存在，不如說是豐富了抑鬱症的內容。抑鬱症不是一組單一的症狀，它的症狀、診斷和治療都會受到文化影響。無論如何，命名抑鬱症有助於幫助患者表達他們的痛苦。把痛苦看成一種問題，就是踏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二、抑鬱症這種疾病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對待抑鬱症的本質沒有必要採取非此即彼的方式，不同的治療手段之間也不完全排斥，曾經的醫學在這一點上走了彎路。 1.心理說： （1）弗洛伊德：抑鬱的根源是一個人喪失了某種重要的東西，但出於某些原因無法表達，或者不願意對自己承認這一點，導致憤怒轉向了內部。可以通過談話療法治療，讓醫生深度發掘病人的潛意識，引導他意識到自己憤怒和喪失感的真正來源，從而緩解病情。 （2）榮格：根源在於心理能量低下，因爲能量從外部的意識世界中轉移出去了，向內轉化到內心的潛意識中去了。同樣主張用談話療法，醫師要引導患者在潛意識中發現的，不是被壓抑的痛苦，而是未曾意識到的改變認知和行爲模式的機會。 （3）認知行爲療法(CBT）：根源是患者錯誤的羅輯思維，認爲一切都是自己的錯，或者沒辦法控制生活。醫生可以同時從行爲和思維入手，糾正偏頗的觀念。 2.社會說： 如果抑鬱和痛苦有合理的現實社會原因，那它還算不算抑鬱症呢？弱勢羣體更容易抑鬱：女性、童年時遭到虐待的人、殘疾或者患病的兒童、難民、流亡者、低收入人羣…… 對抑鬱症進行社會分析是有意義的，因爲這能幫助患者避免把所有問題歸結在自己身上，也能讓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知道，哪些人羣的抑鬱情況被忽視了——現實生活中很少出現貧窮的抑鬱症患者，可能只是他們沒有時間和金錢就診而已。 3.化學說： 神經遞質，也就是一種神經元的輸出工具，的缺少，或者供給不足，或者是受體功能異常，是抑鬱症的重要原因。神經遞質能讓人保持清醒、體驗豐富的情緒、快速學習、識別和記憶、進行軀體運動等。如果缺少就會麻木、嗜睡、行動遲緩。目前可以通過藥物抑制神經遞質的消失，百憂解療效比較穩定，副作用小，是最常見的抑鬱症處方藥。百憂解不僅緩解了抑鬱症的症狀，還徹底改變了社會對抑鬱症的認識：既然有藥可治，醫生就不再需要費時費力分析個人和社會的原因，進行冗長的心理諮詢。藥物還改變了人們對精神健康、乃至和自己心靈關係的看法。 圍繞上述三個觀點，還有不少爭論。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抑鬱症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既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 三、我們是否真的來到了一個更加抑鬱的時代？ 1.抑鬱症在西方精神病學和社會中，已經逐漸取代其他概念成爲解釋精神痛苦的主要方式。這種轉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導致全球範圍內抑鬱症的診斷大量增加。這不一定是醫生濫用了這個概念，更可能是更多的患者從前被遺漏，現在被診斷出來了。隨着經濟發展，更多的人有能力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圍繞抑鬱症的污名也在逐漸減少。 2.這是一個讓人抑鬱的時代，人們真的更抑鬱了：人與人之間隔絕，生活節奏快，競爭壓力大。今天的物質生活雖然比以前更好，但人們的思想狀況的確發生了變化。焦慮和抑鬱的邊界很模糊，但有一個直觀的區別：焦慮是對即將到來的危險的預期，抑鬱則是已經感受到的喪失感。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人們對外來懷有希望，但又擔心跟不上時代的潮流，普遍感到焦慮。隨着貧富差距的加大，經濟增長整體放緩，人們普遍感到失望、幻滅、被剝奪、不再相信進步，人與人之間關係破裂，社會支撐網絡瓦解，人們的憤怒只能轉向內部、轉向自身，體現爲抑鬱。 3.診斷漂移，也就是診斷標準的改變。這也不一定是壞事，它部分是由常規醫學發展導致的。隨着門診和私人診所的增加，越來越多的輕症患者獲得了診斷，藥物治療也不那麼讓人牴觸。但方便的藥物治療也可能誘使醫生頻繁診斷抑鬱症。藥物的流行也會帶來文化副作用：人們越來越不能接受負面情緒的存在，以至於要把所有痛苦都當成病來治。濫用藥物是對自己和他人的一種情緒剝削，藥物並不能讓人實現幸福和快樂的願望，反而可能以爲療效沒有達到預期傷害人的健康和熱情，並在長遠上傷害自身利益。如果一個社會迷信藥物，則會試圖用藥物來掩蓋各種各樣的問題，最後導致問題大爆發。 人類對抑鬱症的瞭解有侷限。含混和審慎是醫學的常態。現代醫學本來就既是一種科學，又是一種社會共識。它有不可辯駁的用處，也有自身的邊界和侷限。抑鬱症需要被當成一種疾病，但又不能僅僅被當成一種疾病。這也應該是人類對待其他很多疾病的態度。

薩多斯基以醫學史家的專業視角，突破了傳統醫學敘事的侷限，將抑鬱症置於廣闊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中進行分析。抑鬱究竟是正常情感還是疾病？是生物性還是社會文化性的？其醫學化是減輕還是加劇了問題？薩多斯基拒絕給出非此即彼的簡單答案，而是引導讀者理解抑鬱症的複雜性和多元面向。“帝國”這一隱喻具有多重含義：既指西方精神病學話語在全球範圍內的主導地位，也暗示了抑鬱症診斷範疇的不斷擴張，同時還涉及製藥工業在全球健康領域的巨大影響力，以及精神病學作爲學科在定義和管理人類情緒痛苦方面建立的權威地位。 薩多斯基細緻梳理了抑鬱症從古典時期到現代的歷史演變過程，從古希臘的“憂鬱症”概念與黑膽汁理論的關聯，到中世紀將憂鬱視爲道德問題或精神考驗的宗教解釋；從文藝復興時期將憂鬱與天才創造力相聯繫的浪漫化概念，到啓蒙時代對憂鬱的理性化處理；從19世紀精神病學專業化帶來的分類系統，到20世紀精神藥理學革命帶來的生物學轉向。這一歷史軌跡展示了抑鬱症如何從一個寬泛的文化概念轉變爲具體的醫學診斷。 作者特別分析了近年來抑鬱症診斷率飆升的多重原因。從社會結構變化、文化因素、醫學系統發展和經濟影響等多個維度進行剖析。包括城市化帶來的社交隔離、家庭結構變化導致的支持系統減弱、工作不安全感帶來的壓力；個人主義文化興起的心理影響、情感表達規範的變化、媒體對心理健康話題的報道增加；診斷標準的變化、篩查工具的廣泛使用、心理健康服務的擴展；以及製藥公司營銷策略、研究者與製藥公司間的利益關係、患者組織在疾病認知推廣中的作用等複雜因素相互交織的影響。 作者對抑鬱症醫學化進程進行了深刻批判，他既承認醫學化帶來的進步，如減少病恥感、提供有效治療選擇，同時也敏銳地指出其消極方面：將社會問題醫學化、忽視痛苦的社會根源、創造患者依賴性和被動性、擴大製藥公司影響力。他考察了歷史上精神病診斷被用於社會控制的案例，如奴隸制時期將逃跑奴隸診斷爲“漫遊癖”，殖民語境中將反殖民抵抗病理化，以及性別壓迫中將女性反抗診斷爲“歇斯底里”等。同時，他也關注當代社會中不同種族、性別和社會階層人羣在診斷和治療機會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問題。 在治療方式的歷史考察中，薩多斯基涵蓋了從前現代的體液理論指導下的放血催瀉療法、宗教魔法實踐，到現代的物理療法如電休克治療和精神外科，再到各種心理治療方法如精神分析、認知行爲療法，以及藥理治療革命中的各類抗抑鬱藥物發展。他強調不應陷入“藥物無效，只有心理治療有效”或反之的二元論，主張基於患者個體需要的實用主義整合 approach。 本書還提供了重要的跨文化視角，考察了非西方文化中類似於抑鬱症的現象，如中國的“神經衰弱”、拉丁美洲的“nervios”等文化特異性綜合徵，分析了文化因素對症狀表達、病恥感認識和治療偏好的影響。最後，薩多斯基提出了一種多元的、分層的視角來理解抑鬱症，承認其同時具有生物、心理、社會和歷史維度。這種綜合視角不僅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抑鬱症，也爲更人性化、更有效的預防和治療策略提供了基礎。作者呼籲的是一種批判性的同情——在承認痛苦真實性的同時，不斷反思我們理解和管理痛苦的方式，爲構建一個更包容、更公正的精神健康未來提供了深刻思考。

讀完《抑鬱帝國》 你知道「抑鬱症」嗎？ 你知道到底什麼纔是「抑鬱症」嗎？ 人人都說“你要去運動啊。你要去接觸大自然啊。多散心啊。你要跟朋友多聊天啊。你給自己找點事做啊。” 是我不想嗎？是我不能啊。我失去了對所有事物的熱情，失去對喫東西的熱情，失去了與朋友玩耍的熱情，以至於到最後失去對自己的熱情。 我希望從痛苦中解脫。我想去死。不對，我不想死，也不對，我只是不想活着。 我討厭太陽。太陽很刺眼，沐浴陽光中也沒什麼感覺。但我知道，陪我出門的人，他覺得天氣好陽光燦爛，我就應該高興。 我是從城市這頭到城市那頭去看病，家附近就有一個醫院，我爲什麼要去城市那頭的醫院治療疾病呢？——精神病污名化。就像女生來月經要說來例假，買衛生巾要藏着掖着，買衛生巾要說成買麪包。 這個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想象是什麼？或說的難聽一點，這個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期待什麼？ 「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襤褸、口齒不清，然後六十天沒有洗澡去找他，他就會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又或者他覺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 抑鬱症並不會“看起來”像個瘋子。 「請試想一下今天你有一個晚輩，他得了白血病。你絕對不會跟他說：“我早就跟你講，你不要跟得白血病的人來往，不然你自己也會得白血病。不會這樣說吧？” 你也不會跟他說：“我跟你講，都是你的意志力不夠，你的抗壓性太低，所以你纔會得白血病。 你也不會跟他說：“你爲什麼要一直去注意你的白血球呢？你看你的手指甲不是長得好好的嗎？爲什麼要一直去想白血球呢？” 你也絕對不會這樣說。 你更不會對他說：“爲什麼大家的白血球都可以乖乖的，你的白血球就是不乖呢？讓白血球乖乖的很難嗎？” 這些話聽起來多麼荒謬，可是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來聽到最多的一些話。」* 有些症狀或許你能想象到。我會哭泣，脾氣變得急躁，會自殘。有些症狀或許你想象不到。我會頭疼，會手疼，會背疼，會胃疼，會幻想，會幻聽，會解離，也就是精神分裂，精神分裂這個詞聽着比較恐怖，所以它有個不那麼恐怖且好聽的名字：思覺失調。我對解離毫無印象，隱約記得日記本上記錄過，但日記本不見了。 我成爲了一個有魔法在身的人，偶爾會變成剛出生的嬰兒，只不過體型上有些差距。與重度抑鬱症爲伴的兩年時間裏，若沒有文字記錄，我是記不起發生了什麼事情的（大多數情況下）。是記不起，而不是記不清。 人在某種程度上相信，抑鬱症是一種像糖尿病一樣的疾病，需要定期喫藥。對睡眠的期望和安眠藥讓我從清醒生活的痛苦得到一絲喘息。 抑鬱症的治療通常分爲兩種主要類型：1）生理或軀體治療；2）心理治療，其中大部分是談話治療。 喫過精神類藥物的人都知道，喫了藥以後反應會變得很遲鈍，會嗜睡。可總是會有那麼些文藝青年，巴不得自己得抑鬱症，在他們看來這是一件能增加談資、能增加那朦朧感傷的氣質。 我也知道有些人礙於面子，沒有去看醫生。我也知道有些人想要看醫生，卻被昂貴費用全退。每週一次心理諮詢+藥品，我一個月大概要花四千來塊。（日常花銷） “抑鬱”是所有人都面臨的問題。 抑鬱症，它是一種心境異常低落的疾病。這個簡單的定義下隱藏了很多複雜性和變化。大部分人的共識是：必須存在身體病變才叫疾病。還有一種是：使用疾病來指代非典型狀態/情況，但非典型狀態並不總是壞的。 什麼是非典型狀態？異性戀大家都能接受，那同性戀呢？你會認爲同性戀是屬於疾病般的存在嗎？同性戀不是社會共識，不是大家都認同的。那社會共識是決定疾病的好方法嗎？ 抑鬱症的症狀： 1）情感/行爲——與情緒和行爲有關 2）精神病性——脫離現實 3）軀體症狀 ”抑鬱“一詞可以指一種疾病，但也可以指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一種情緒。這種情緒會自然消失，通常也會通過簡單的改變而消失，如跑步、打掃房間等，並且隨着生活的改善而消退。 當抑鬱情緒上頭無法散去時，你可以試着寫情緒日記，把情緒通過書寫的方式釋放出來。也可以試着寫幸福日記，嘗試創造和感受更多的幸福，強迫自己每天說出三件幸福小事，回憶那些心存感激的、讓人微笑的、進入心流的時刻。 當一個人的生命更飽滿自在，是會散發美好且能被感知的磁場，從而吸引更多積極的能量。 * 林奕含婚禮致辭

看完了這本書，有一好一壞兩個消息。好消息是，我對人類罹患抑鬱症以及想盡辦法治療抑鬱症的歷史脈絡清晰了很多。壞消息是，我發現自己還是無藥可救。人類在抑鬱症面前還是在撓癢癢，其實根本無計可施。抑鬱症這個可怕的帝國，目前來看還是空前強大，我們這種善良的人只能被它欺辱、壓榨，祈求它在今天能夠放我們一條生路。當然，我會盡量、盡好的活下去。書上很多話和那些作家、哲學家的感悟，我感同身受，很有共鳴。其中有一點就是，我不再同任何不理解抑鬱症的人交流了，因爲我是在探討疾病，他們卻認爲你只是有一個壞心情，甚至質疑你是否真的生病了，或者抑鬱症是否真的是一種疾病。書上引用的作家說的那句話說的很好，能通過運動、轉移注意力等改善的是壞心情，而不是你的抑鬱症。隨便給你提建議的人，一方面不瞭解抑鬱症，另一方面他們怕你說的都是真的，他們害怕抑鬱症真的存在，絕望真的存在，真的治不好，這讓他們恐慌。這感覺，像是一個見過鬼的人和一些沒有見過鬼的人的區別。真正見過鬼的人不會再懷疑鬼的存在。但無論如何都無法和沒見過鬼的人解釋清楚，因爲他們始終不信，而且見過鬼的人在沒見之前也始終保持懷疑。所以，一切都無解

有資料顯示，疫情環境下，中國的抑鬱症患者激增。大約每20人中，就有一個抑鬱症患者。中國每25萬左右自殺人羣中，一半以上是抑鬱症患者。 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在中國，幾乎每20秒，就有一人因抑鬱症自殺。 面對如此令人震驚的數據，普通人對抑鬱症的瞭解，僅限於各大視頻網站及平臺、對抑鬱症的各種報到。比如，“某某明星因抑鬱自殺身亡”“疫情席捲下，某九零後姑娘，因抑鬱跳樓輕生”“不堪抑鬱折磨，某中學生跳樓自殺”等等。 這些報道，每每看到都會令人心痛不已。在心痛的同時，又會特別的迷茫，到底什麼是抑鬱症？又該怎樣去治療呢？我是不是也抑鬱了呢？ 就連有“尼日利亞的托爾斯泰”之稱的奇瑪曼達.恩戈奇.阿迪奇埃也曾說過：“沒有抑鬱症的人很難理解他，但患有抑鬱症的人也常常爲之困惑。” 美國精神病學史學家，喬納森.薩多斯基，從歷史的角度，解讀抑鬱症的“前世今生”。在《抑鬱帝國》這本書中，他就爲關心抑鬱症的廣大讀者，提供了一個跨越千年的歷史視角，從抑鬱症演化的歷史故事和科學文獻中，尋根求源、梳理總結，向大家展示了一個、不一樣的“抑鬱帝國”。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中文翻譯，一個是有着27年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心理諮詢師工作經驗的臨牀心理學專家祝卓宏；另一個是應用心理碩士、關注心理學、VR技術治療失眠等研究的吳夢雪；這本抑鬱症歷史上不可不看的鉅作，是由兩人共同翻譯的。 下面就讓我們走進《抑鬱帝國》這本書，跟隨作者一起，跨越千年時空，探索抑鬱症的祕密。 ①抑鬱症的表現 開篇，喬納森.薩多斯基以小說《美國佬》中的主人公伊菲麥露與她姑媽的爭論展開敘述。 尼日利亞女孩伊菲麥露，第一次背井離鄉遠離親友，來到一個她完全陌生的大都市，她沒有移民證，又相當的貧窮，還沒找到工作，這些讓她極度悲傷，近乎絕望。她開始感到孤獨、懶得收拾房屋、嗜睡，就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中的那隻哈蟆先生一樣，對什麼事情都提不起勁。 姑媽烏珠認爲伊菲麥露病了，需要去看醫生。伊菲麥露卻並不這麼認爲，在美國，出現像伊菲麥露上述的情況，人們自然而然地認爲是抑鬱症，而伊菲麥露覺得，只要她找到工作、結識到新朋友，所有問題都會化解。 作者指出悲傷和抑鬱有時是不易界定的。 身陷抑鬱的主持人崔永元，談到抑鬱症的表現時說：“當你長時間陷入焦慮、失眠、沒有胃口、對任何事情都提不起興趣、不願見人社交……而且你購物、旅遊、喝小酒都不起作用時，去看醫生吧。” 本文作者用一個“鐘罩”的隱喻形容抑鬱症。它表達了一種窒息感，以及無論病人走到哪裏，都會被它困住的感覺。同時作者也指出，抑鬱症的可怕之處在於:耗盡你的生命價值，使你變成行屍走肉。 ②引起抑鬱的原因 說起能引起抑鬱的原因，那可是多了去了。 喬納森就曾在不指明道姓的情況下，暗示自己曾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論感到抑鬱。有趣的是，曾經的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也有過類似的描述，稱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論導致她“輕度抑鬱”。 你看，言論就能導致抑鬱。 也有人認爲抑鬱與性、與體液、與消化、與食物、與情緒等可能都有關聯。 《抑鬱帝國》的作者從衆多歷史著作中尋因。他講述了在精神分析的觀點中，疾病的原因來自於內疚，也就是說，原本對他人的憤怒或指責等感受指向了自我，抑鬱症就是一種憤怒轉向了內部。 當然，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見解。比如，卡爾.亞伯拉罕認爲孩子天生就有攻擊傾向，當復仇的情緒轉向內部，就導致抑鬱；比如，弗洛伊德提出了內投射的觀點；再比如，梅蘭妮.克萊因提出了著名的“心理位置理論”等等。 儘管專家們各有所見，但隨着歷史的腳步不斷向前推進，新的見解又會取而代之。 ③抑鬱症的治療 現實中，如果遇到抑鬱症患者，大多數人立馬變得小心翼翼起來，接着會勸道“別操太多心，歇歇就好了”，或者說“多去外邊走走，到大自然中曬曬太陽，就會好起來的。”等等。因爲多數人並不認爲這是什麼嚴重的疾病，而有抑鬱症的病人，一大部分並不就此病去就醫。 在我國，抑鬱症就醫率不足10%！ 作者認爲，抑鬱症的治療通常分爲兩種主要類型：①生理或者軀體治療；②心理治療，其中大部分是談話治療。 生理治療主要是抗抑鬱藥物治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百憂解等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同樣有代表性的是電抽搐治療（ECT），當然，這些治療的效果褒貶不一，並不適用於每位患者。 心理治療中談話治療佔大部分。旨在對內心衝突的內省和“修通”，又或者糾正抑鬱症患者思維中的邏輯錯誤，鼓勵其行爲進行改變。 作者同時也指出，許多治療方法對很多抑鬱症患者都有效，不過沒有一種方法，對所有的人都有效，而且有些人很難找到適合他們的解決方案。但需要強調的是，如果你覺得你可能需要幫助，你應該嘗試尋求幫助！ 就抑鬱症的治療問題，我們不妨聽聽崔永元的理解。他說：“總有人詩意盎然地說：抑鬱症就是一次心靈感冒。其實，得病就是得病，哪有那麼浪漫。治療抑鬱症和治療其他病無異：一是承認有病，二是尋個好大夫，三是配合治療，四是防止復發。” 寫在最後 我們常說“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也常說“人生實苦，學會自渡”，保羅.西蒙在《海岸》中也唱道，“悲傷無處不在”。正如喬納森所言，我們漫長的歷史中，除了一些特殊時刻，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宗教和哲學傳統中，都流傳着一個經久不衰的教訓：生活是艱難的。 不可否認，生活充滿苦難，但也有無限美好。我們無法改變一些會讓生活變得艱難的問題，悲傷雖然無處不在，但抑鬱症的問題可以得到緩解。 審視抑鬱症的歷史，我們明白，對於抑鬱症，我們要重視歷史及對抑鬱過去和現在的解讀；我們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出現；我們也不要過度的相信對某種治療效果的過度炒作；當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慢慢變得清淅，就是療愈的開始！ 無論是悲傷，還是抑鬱，把它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來看，都不過是一顆星而已。

抑鬱是個心病，大多數的人只能自我調節，想和人傾訴又不知道怎麼開口說起，又害怕被別人看輕，覺得自己是在無痛呻吟，久而久之內心越來越壓抑，想要結束逃離喧囂。壓力和焦慮是萬病的根源，它們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得人越來越喘不過氣，很沮喪，又無法逃脫，生活越來越沒有意義，這是社會造成的幸福指數降低導致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我們不過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小小塵埃，億萬年時間裏的滄海一粟，做不到千古流芳，那便活在當下，擺爛吧，別糾結看開和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