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 • 杜爾
2006年,在一次至關重要的晚餐討論中,當約翰·杜爾15歲的女兒向他提出解決氣候危機的挑戰時,他竟無言以對。自此,作者一直致力於尋找可以扭轉全球變暖趨勢的方法。 在關注環境危機的15年中,作者深刻感受到,解決當下危機刻不容緩,人類已經沒有試錯和緩衝的時間,因此,他聯合科學家、決策者、社會活動家、商界領 袖和慈善家,以OKR這種有效的工具,爲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制訂了一個清晰可循的行動方案。 本書分爲兩大部分,第 一部分從六個可減輕氣候危機的大的領域入手,包括交通運輸、電力、農業、自然保護、工業、碳清除,將淨零排放逐步分解,提供了每個領域每個階段需要達到的目標與方法。第二部分則探討與清潔能源、碳中和經濟相關的政策、技術及投資等問題。每一章裏面的每一個目標,都配有一套可衡量的關鍵結果,便於跟蹤在這些領域上取得的進展,以顯示做得如何,以及是否需要加快步伐或糾正方向。 這是一套迫在眉睫的碳中和行動方案,也是以投資人的角度尋找“零碳”經濟新風口的指南,更是政府與企業家關於“雙碳”目標下企業如何轉型的有效參考。
無測量,不管理 □ 魏嘯亮《經濟日報》(20261004第8版:副刊) 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一直被視爲研究“外部性”與“負外部性”問題的經典案例,其遭遇也和大多數外部性案例一樣,始終被各種左右爲難困擾着。 1890年,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他觀察到,產業集聚會帶來專業化分工、成本下降以及知識外溢等外部效應,因而他傾向於認爲,外部性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內生動力之一。 然而,外部性的反面——負外部性很快浮出水面。馬歇爾在劍橋大學的同事阿瑟·庇古將目光投向了“外部不經濟”的現象——工廠排放的污染物損害了周邊居民的健康,但這種損害並未反映在工廠的生產成本中。 庇古的解決方案在理論上非常自洽:如果企業每排放1噸二氧化碳,都會被徵收等同於社會成本的稅,市場就能自動將排放量調整到社會最優水平。 但問題恰恰在於“如果”。要徵收“庇古稅”,必須知道社會成本是多少。這需要知道氣候變化的損害函數、折現率、未來技術的演變路徑——而這些偏偏都是人類尚未徹底搞清楚的領域。 196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思路。科斯的核心論點是:外部性問題的根源不在於市場失靈,而在於產權界定不清。只要產權明晰且交易成本足夠低,市場本身就可以通過自願談判解決問題。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是科斯思想的直接產物——政府設定總量上限,市場通過交易發現價格。 科斯定理同樣簡潔,但具體到操作層面卻遭遇了三重挑戰:初始碳配額如何分配、實際交易成本遠高於零、環境作爲一種全球公共品的“產權”無法清晰界定。 進入21世紀,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工具箱找到一個“最優解”。他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開發“動態綜合氣候—經濟”(DICE)模型,將經濟增長、碳排放、氣候變化和經濟損害納入一個統一的動態框架。諾德豪斯的工作代表了新古典經濟學處理外部性問題的最高成就,但也暴露了其根本侷限——模型的結果對摺現率極度敏感,而氣候系統本身存在不可逆的臨界點和非線性反饋。這種不確定性讓基於成本—收益分析的政策建議失去了紮實的科學基礎。 這便是硅谷知名風險投資人約翰·杜爾踏入的戰場——這位風險投資家,帶着他那個發端於企業管理,名叫“目標與關鍵成果法”(OKR)的工具箱,試圖回答一個經濟學家們爭論了一個多世紀的問題:如何讓經濟活動的主體,承擔其行爲的全部成本? 在《速度與規模:碳中和的OKR行動指南》一書中,杜爾設定了10項目標和55項關鍵結果,涵蓋交通運輸電動化、電網脫碳、食物體系重塑、自然保護、工業淨化和碳清除六大排放源,以及政策、行動、創新、投資四大加速機制。這個框架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一個“終極目標”——2050年淨零排放,分解爲一系列“中間裏程碑”,每個里程碑都配有具體的時間表和可驗證的測量指標。 換句話說,這不是一份“願望清單”,而是一份“施工圖紙”。 將OKR從企業管理遷移至全球氣候治理,絕非簡單的“工具移植”。因爲企業OKR的有效程度依賴於一個前提——“數據可信度”。這也是杜爾的觀點中最具創造力的部分:他試圖用測量技術的升級,來解決數據可信度問題。 杜爾在本書結語中寫道:“如果無法測量重要的指標,就沒有確定的方法去往我們需要到達的地方。”這句話看似平淡,卻暗藏鋒芒。 經濟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與測量密不可分。從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到西蒙·庫茲涅茨的國民收入覈算,經濟學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測量體系的演進史。杜爾的解決方案,本質上就是試圖建立一套“氣候版”的測量體系。他不僅對全球排放來源進行了分類,而且爲每個來源設定了可測量的標準,並建立了年度追蹤機制。這相當於爲全球經濟建立了一套“碳覈算體系”——其原理很像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只不過,它關注的是“經濟的碳產出”而非“經濟產出”。 回到經濟學思想史的脈絡,杜爾的工作可以被理解爲對“外部性內部化”的另一種回答。 庇古的方案是“政府定價”——通過稅收將外部成本內部化。 科斯的方案是“市場交易”——通過產權界定和自願交易將外部成本內部化。 杜爾的方案則更趨近於“可測量的制度變遷”路徑——通過設定可追蹤的關鍵結果,將減排從一個“外部性問題”轉化爲一個“管理問題”。這一方案的優勢在於,它既不依賴對社會成本的精確計算,也不依賴對交易成本的理想假設,只要能夠進行持續、透明、可驗證的測量即可。 在杜爾看來,當每個國家、每個行業、每個企業的排放都被實時測量和公開追蹤時,減排就變成了純粹的技術問題。市場自然會獎勵那些在關鍵結果上取得進展的公司,懲罰那些落後的公司。 “並非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可以被計算,但沒有被測量的東西無法被管理。”在一個外部性無處不在的世界裏,杜爾的這句話或許是最好的實踐哲學。
對於想了解碳排放或OKR的人,都推薦一讀。
VC的氣候雄心以及同美國清潔能源產業政策的聯繫,可以看到凱鵬、科斯拉系(以及微軟、谷歌系)同馬斯克以及特斯拉的微妙聯繫。
電動車佔比較多;GCP數據中心,很大的綠色能源“買主”;比較數據化的內容,集合了很多企業主的言論
極度推薦。 碳中和相關的書,比爾蓋茨寫的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是最基礎的讀物,而這本書清晰的表明了美國人對這個問題的具體看法和做法。 內容極其詳實坦誠,高度推薦。
看完這本書,讓我對未來的願景實現有了更強的信心,也對OKR這個利器有了更強的信心。OKR尚且將這麼一個複雜的問題轉化爲目標進而推動實施,何況其他的夢想呢,帶着設計的思維,堅定的信念,一定能實現任何想要實現的畫面。 這一次看是大概瀏覽的整本書的邏輯框架,也大致瞭解了這一個宏大項目的框架,特別想要將這本書中的okr抽離出來做一個分析和梳理。是如何制定出來的?爲什麼是這一些?之於我們的啓發是什麼? 也讓我有一個未來的清單 1. 將我的願景和夢想用okR可視化下來激勵當下的行動。 2. 梳理和分享這一些偉大的okr的案例去影響更多志向遠大的人,有理想的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