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高考與應試體制

作者特別強調，由高考結果導向特徵所塑造的一整套社會規範和行爲模式，具有明顯的“跨代際傳遞效應”（cros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norms and behaviors that are shaped by the result-oriented nature of Gaokao）。這些規範與行爲之所以具有強大生命力，正是因爲它們爲考生及其家庭帶來了多種“有形與無形的回報”（tangible and intangible rewards），包括大學錄取機會、優質就業崗位、經濟流動與收入提升、社會認可與尊重（social recognition and respect），以及個人層面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等。書中觀察到，面對這樣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制度環境，學生及其家庭所採取的應對行爲在資源投入、時間安排和壓力管理等方面“極其理性”（“extremely rational”，第 9 頁），而且多數家庭願意接受高考的結果（families of test-takers a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outcome of the exam），這從側面印證了公衆對這一制度公平性的信任。與此同時，高考驅動的行爲規範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抑制個體的多樣化志趣和職業選擇。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追蹤考生在高考之後若干年的職業路徑，探討在怎樣的條件下，原本立志成爲舞蹈演員、畫家、小提琴家、漫畫家、記者、喜劇演員等的年輕人，會因爲高考的高風險與高賭注而選擇推遲甚至放棄最初的職業理想。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的職業結構和社會分工能否在高考主導的人才選拔框架下，仍然保持對多元化職業與不同類型才能的包容與支持。——香港大學治理與政策學院院長、CCCW傑出研究員黃勁豪（Kenneth Wong）對《終極考試——高考如何塑造中國》（The Highest Exam – How the Gaokao Shapes China）一書的書評 進入田野之後，無論是從初中還是從高中，我都能感受到存在於學校中的每時每刻的緊迫感，中考成績、高考成績作爲核心指標在組織着學校教育，看似與升學無關的美術課、音樂課甚至運動會都被編織進入了由分數定義的意義之網中。面對升學，教師不僅僅是一個應試技能規訓者，更是一個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情感勞動者。儘管每個人都知道“理想”中的教育不應該是應試，但所有行動者都在爲應試而竭盡全力。回到中國統一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以統一考試分數爲準的錄取制度不改變，那麼由分數所定義和形塑的行爲便不會發生改變。這便是統一高考改革的癥結所在，統一高考分數的意義不改變，或者高考的“統一性”不發生改變，那麼對於微觀層面的行動者來說，上述意義之網便不會發生改變。這便是本書的核心論點。——陳彬莉《統一高考與應試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