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領導力

六位領導人: 德國阿登納奉行謙遜戰略，直面失敗和歷史包袱，在歷史最低點上重建德國，最終改變了戰敗國的艱難處境，讓歐洲和世界重新接納了德國。 法國戴高樂的意志戰略，戴高樂非凡的先見之明與他敢於根據直覺行事的勇氣相結合，即便在當時看來無異於自取滅亡，仍然堅持“意志戰略”。由此，戴高樂使法國在戰後重新獲得世界大國的地位。 美國尼克松的均衡戰略，通過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退出越戰等，大膽舉措戲劇性地扭轉了地緣政治格局，改變了高度緊張的超級大國關係，爲美國提供了地緣戰略優勢。 埃及薩達特的超越戰略，立足現實，果斷決策，通過外交斡旋和軍事手段相結合的方式，突破民族、宗教、歷史和時代的各種限制和桎梏，與以色列實現了長期難以實現的和平，爲中東帶來了和平願景。 新加坡李光耀的卓越戰略，在大國夾縫中求生的蕞爾小國，只有做到最好才能生存；新加坡不僅要求得生存，還要因追求卓越而繁榮。對這種卓越的追求不只停留於個人層面，還滲透到新加坡社會的方方面面，在此過程中，李光耀成長爲一名世界級領導人。 英國撒切爾夫人的信念戰略，撒切爾夫人總是抱着一往無前的精神和必勝的信念，儘自己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難，捍衛英國的權利和利益，表現出極堅強的意志。這種信念和意志也感染了整個政府，改變了政府的行爲模式。 撒切爾夫人執政下的英國經濟重煥生機，傳統重工業被取代，通過私有化、減稅、放松管制以鼓勵競爭，實現英國經濟自由化發展。社會與文化面貌也連帶發生了既深且廣的改變，她創立的政治哲學至今仍主導英國政壇。

去年，100歲的資深外交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去世，我沒有悲傷，卻有慨嘆，他老人家真是生逢其時啊，看看他一生的那些功業，必須三鞠躬致敬！ 這本《論領導力》，中文版是2024年3月 出版的，如果沒記錯，英文原版應該是去年，他人生的最後一部作品，前後腳的還有一本《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真是活到老，寫到老，說到老。 這本書列出的六位領導人，我都不陌生，德國總理阿登納，法國總統戴高樂，美國總統尼克松，埃及總統薩達特，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還有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 而如果讀過尼克松寫的《領袖們》的朋友，更會好奇基辛格博士如何寫戴高樂和李光耀呢？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這本書我是首先看寫李光耀的部分，然後是戴高樂，也看了他如何評價尼克松，這位他一生的伯樂。 不得不說，時間既有毀了一個人容貌青春的破壞力，也有提升一個人智慧的能力，即使評價同一位人物，也是各具神采。 李光耀的章節，題目是卓越戰略。 1968年11月13日，新加坡45歲的總理李光耀來到哈佛大學，說要在這裏度一個月的“公休假”。 李光耀對哈佛大學校報《哈佛深紅報》(Harvard Crimson)說，他此行的目的是“吸取新思想，結識啓發我思考的人，帶着新的熱情回去投入工作”。他還語帶謙虛地說：“我想學習過去10年中我在無人指點的情況下摸索着應對的一切。” 李光耀既未乞求援助，也未大談美德，而是冷靜分析了他所在地區的地緣政治現實。照他所說，新加坡的國家利益是經濟得以生存，國家獲得安全。他明確說，他的國家會千方百計追求實現這兩個目標。同時他明白，任何提供援助的決定都將由美國根據自身原因自行做出。李光耀請在座各位不要尋找與他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之處，而要和他一起探索需要做些什麼。 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質之一是不被一時的情緒衝昏頭腦。這是基辛格的評價。 1965年8月新加坡獨立後，他成爲領導人，掌管的是一個過去從未存在過的國家。因此，實際上，他的國家除了曾經受過帝國統治，政治歷史爲零。李光耀的成就是克服了國家的這個缺陷，爲一個由不同族羣組成的社會創造出生機勃勃的未來，以此確立了明確的國家自我意識，並把一個貧窮的城市發展爲一個世界級經濟體。在此過程中，李光耀成長爲一位世界級政治家，各大國向他求計問策，趨之若鶩。 新加坡的領土“落潮時大約有224平方英里”，他常說還不如芝加哥大。按全球標準看，新加坡的190萬人口微不足道，還被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3個不同族裔之間的緊張關係弄得社會撕裂。它周邊的國家比它大得多，也強得多，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兩個國家對新加坡的深水港和扼守海上貿易通道的戰略位置既羨又妒。 他在回憶錄中所說，新加坡“不是自然國家，而是人造的”。正因爲它作爲一個國家沒有歷史，所以不能保證它一定會有未來，它失誤的餘地幾乎永遠爲零。“我擔心新加坡人以爲新加坡是個正常國家。”他後來數次這樣說。“如果我們的政府和人民不能出類拔萃……新加坡就會不復存在。” 聽聽，多麼如雷貫耳！ 如果說每一個偉大的成就在成爲現實之前都是一個夢想，那麼李光耀的夢想大膽得令人窒息。在他的設想中，國家不單會生存下去，而且會通過不斷追求卓越而蒸蒸日上。 他能夠服人，不光是因爲他對東南亞地區政治觀察入微，還因爲他的中華文化傳承加上他在劍橋大學接受的教育賦予了他洞察東西方互動走勢的特殊能力，而東西方互動是歷史一個至關重要的支點。 1978年，鄧小平到訪這個城市國家，新加坡成爲中國改革開放年代重要的政府官員培訓學習基地之一。 李光耀一生的成就在於他對世界格局的深刻洞察，冷戰時期，他明確維持與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的關係，保留了英國殖民者在新加坡的痕跡，例如萊佛士酒店，包括萊佛士本人在新加坡河畔的雕像。而1976年，他是毛澤東最後接見的幾位外國領導人之一，我往往會問一句，李夫婦之後去了哪裏，迄今爲止，尚未有一個朋友回答正確的，哈哈。。。 他通過主動融入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而成爲中國幾代最高領導人的至交，鄧小平也有一座雕像立在新加坡河畔。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是中新合作的最佳典範。 可以說，他爲新加坡的未來鋪就了長遠的路基。 1990年11月，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結束了他漫長的任期。 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517美元，1990年增長到1.19萬美元，2020年達到了6萬美元。GDP平均年增長率直到進入20世紀90年代許久都保持在8%的水平。 新加坡的選舉不民主，但並非沒有意義。在民主政體中，民衆通過選舉換人來表達不滿。在新加坡，李光耀及其繼任者使用投票作爲一種業績評比，讓當權者藉以瞭解自己行動的效力，因此讓他們有機會根據他們對公共利益的判斷來調整政策。 政治對一個人有特別的要求，必須忠於人民和理想。你不僅是在做一份工作。它是一種召喚，和擔任神職不無相似之處。你必須感人民之所感，必須立志改變社會，改善人民生活。 在大衆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義之間能否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這將是新加坡面對的終極挑戰。 蘇聯解體後，自由市場民主自稱最可行的制度，如今卻同時面臨着外部替代模式的出現和內部民衆信心的減退。其他的社會制度宣稱自己能更好地釋放經濟增長，培育社會和諧。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在轉變中避開了這種鬥爭。 亞歷山大·蒲柏的格言：“爭論政府形式的都是傻瓜，只要治理得好就是最佳。” 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說，人“沒有本質，他擁有的是……歷史” “我不是說我做的一切都對，”他對《紐約時報》說，“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爲了高尚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一些惡事，比如不經審訊就關押人。”他引用一句中國成語說，“蓋棺論定”。 當今世界秩序同時遇到了來自兩個方向的挑戰。一是宗教派別的激情壓倒了傳統的組織結構，致使整個地區陷入解體；二是合法性主張互相沖突的大國之間敵意日益加劇。前者可能會造成混亂的擴大，後者則可能導致災難性的流血。 李光耀的政治才幹在這兩種情況中都大有用武之地。他一生的努力證明，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博取進步和可持續的秩序是可以做到的。 李光耀的治國經驗說明，決定一個社會命運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質財富，亦非其他衡量實力的普通標準，而是人民的素質和領導人的遠見。如李光耀所說：“如果你只看現實，就會變得乏味、庸俗，就會失敗。因此，你必須比現實站得更高，說‘這也是有可能的’。” （未完待續）

在信息有限的條件下，領導者要做到決策正確是很困難的事，決策的正確與錯誤，是存在人們的心裏的，民衆並不能知道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是什麼，領導者則不然，他們必須衡量怎麼樣的選擇是對國家有利的，國家是需要長久發展的，什麼算是長久的發展，每20年到30年就是一代人，是算一個長期的目標，每個領導者是至少做一個20年的展望。 最近也在讀一本書，是摩根斯坦利投資銀行黑人女總裁的自述。當然我們比較領導力的時候，大致可分爲政治領導力，企業領導力，還有向社會組織領導力。這些都是有顯著的區別。基辛格講的是政治領導力，基辛格是外交領域神一樣傑出的存在，他活了100歲。他從二十幾歲就開始閃耀政壇，閃耀世界舞臺。他接觸了不是當代，而是近百年最傑出的政治家。他用他的遠見灼識以及和這些政治家的近距離接觸，長期交往，以及切身感受到的經歷寫了最後一本書。 政治領導力顯然比我剛剛講的，即使是像摩根斯丹利的黑人女總裁的企業領導力要面臨着更爲複雜的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包括國際趨勢、國內政治派別、及其更爲複雜繁重的經濟發展任務，地區差異、內政外交，還包括各種像統一戰線、政治協商、婦女兒童老齡殘疾等弱勢羣體的保護，社會公平等一系列的目標。而企業領導力主要是帶領企業實現卓越的成長，戰略選擇以及在多樣性、公平性、差異性上面實現有效領導。對組建的領導團隊，既要有顯著差異性又要能實現有效溝通，體現卓有成效的領導力。 領導力的主要體現制定戰略的能力，認定複雜環境能力，帶領團隊有效走出困境的能力。而管理意味着有效實現領導目標的能力，是組織有序、高效運轉、而不產生混亂的能力。管理還體現在快速改變組織機構實現社會應社會變革的能力。領導力體現的是願景、是制定戰略的能力，是識別組織面臨的主要問題制定合適戰略的能力。管理更多的體現是運營公司的能力、實現目標的能力、推動組織變革的能力。 領導者的決策跟科學實驗不一樣，它沒有反覆驗證、反覆比對的機會，往往是一局定勝負。要長期展望，短期落地，就得依據實際，解決當下問題，抽30%的力做長期的事。

所謂領導力，是指在掌握有限信息的情況下，清晰地評估當下的處境和長期目標，制定相應的戰略，並推動國家穩步朝着長期目標邁進。在這個過程中，領導者需要掌握教化民衆、組建核心班底的能力，還要有勇氣和毅力去履行自己的職責。某些時候，甚至需要依靠直覺去制定戰略。培養領導力不是公式，不是機械科學，而是一門藝術，需要想象力和靈感，才能塑造未來。 政治不能脫離社會現實去行事，優秀的領導者必須具備先知的前瞻眼光，也要堅守厚重篤定的道德。 一、領導力函數模型 任何形式的領導者，都受到兩根座標軸的約束： 1.時勢：連接過去和未來，是無法提前選擇的 國家的資源稟賦是固定的，短期內很難發生改變。國家的文化傳統、宗教傾向、國際地位是歷史決定的，也屬於既成事實。領導人需要接受事實，才能構想未來。 2.連接民衆的短期渴望和領導人的長期價值目標 現代的領導人不是古代君王，無法一言九鼎，需要說服，甚至誘導民衆，把他們的視線從短期渴望慢慢移動到長期目標。 領導力本質上就是這兩根座標軸拉出的有限空間裏，展開的函數，變量可以概括爲兩大職責+兩大品質： 1.教化和引導國民，激發他們的主動性 2.組建和運營執政班底，讓幕僚和下屬爲自己提供高質量的支持。 3.不走尋常路的勇氣 4.堅毅的性格 真實世界複雜多變，難以捉摸。就算學習了各種領導力法則，依然有可能陷入困境。沒有任何萬無一失的解決方案，只能依靠對人性的瞭解，依靠知識和經驗，甚至是直覺判斷，去制定戰略並付諸落實。領導決策跟科學實驗不一樣，沒有反覆驗證對比的機會，往往一局定勝負，需要具備藝術家的靈感和技藝。 平民出身的領導人，家庭教育傳遞的價值觀是崇尚自我剋制、自我提升以及自強意識。教育的價值，則是提升智力和道德維度，並養成歷史學習的謙卑心理。在奮鬥過程中，還鍛鍊了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力，這也爲他們後來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領導人都有深度閱讀的習慣，好處在於： 1.發展不被外部刺激左右的平衡感 2.訓練記憶力，形成豐富的知識儲備 3.養成合理有序的思維習慣和大局觀 當代的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雖然降低了獲取信息的門檻，但傳遞的更多是直觀的圖像、畫面和情緒。我們確實需要適應傳播規律，但是一味追求短平快，喪失了分析複雜問題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勢必會引起後患。 領導者不能害怕衝突，只要對長期目標有價值的事情，就要勇敢面對，堅定推行，哪怕短期內會影響支持率和外部評價。網紅也不怕衝突和爭議，但他們的目標是流量和商業價值，是影響力；領導者需要把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下，必要時甚至需要犧牲個人名望，這是爲人和爲己的區別。有沒有我爲人人的公共服務意識，是傑出領導者和一般精英在價值觀上的最大區別。 領導者分爲多種類型，大多數時候需要按部就班的管理者，在危機時刻則需要變革型領導人： 1.既勇於改變現狀，又具備周密計劃性的政治家：俾斯麥和羅斯福 2.目光遠大，能遠遠超越當下的先知：列寧 這兩種領導人看似界限分明，其實經常互相轉化和借鑑，比如丘吉爾和戴高樂在中年以前是典型的先知，執掌國家大權以後則更多運用了政治家的藝術，並非一成不變。 一切成功的領導者，都能超越自己繼承的環境，帶領社會達到可能性的極限。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出來的素質就是領導力。 二、依靠領導力走出失敗 1.阿登納：恭順戰略 上臺的時候已經73歲，處於西德建國之初，面對一系列尖銳的矛盾：雖然處於西方陣營，卻被周邊國家視爲潛在危險，尤其是法國，希望剝奪它的工業能力。內部希望儘快開始重建經濟，解決民生問題，希望實現領土統一。 德國在20世紀上半葉之所以命運坎坷，癥結在於過度迷信自己的硬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西歐想要維持國際地位，就必須聯合起來，在經濟和軍事上結成聯盟。西德所有的國家目標，無論是經濟重建還是再武裝，甚至是統一事業，都必須放在西歐一體化的框架下，才能順利完成。絕不能不顧鄰國的感受，追求紙面上的國家利益；更不能拋開冷戰大背景，憑藉喜好做事，需要瞻前顧後，小心翼翼。 這種戰略貌似喫虧，但是改善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向整個歐洲借勢，爲自己爭取了更高的國際地位。統一事業也必須審時度勢，纔不至於引起恐慌和抵制，需要慢慢積累足夠的地區聲望和軟實力，才最終藉着冷戰結束的良機，實現了再統一。 2.戴高樂：意志戰略 喜歡談論歷史，喜歡唱反調，展現強硬。其政治生涯，與兩次戰敗密切相關： （1）1940年法國淪陷：出走英國，舉起抵抗大棋，完成了從軍人到政治家的轉型。 （2）1958年在阿爾及利亞輸掉了殖民戰爭，復出政壇，改革內政外交，把法國重新帶上正軌。 兩次戰敗問題都出在內部，需要處理的主要是內部問題，意志戰略的出發點，是從內部整合人心。二戰期間，不僅積極部署軍事行動，參與對法國本土的反攻，還頂住外部壓力，爭取國際話語權，位列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冒着被暗殺的風險，與阿爾及利亞抵抗力量簽署了和平協議，把政府的重心調整到經濟建設和歐洲一體化事業上。軍事和外交政策上也保持了獨立性，沒有成爲美國的附屬品。與阿登納的戰略相結合，爲歐盟今天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3.尼克松：平衡戰略 不光是維持外交路線的平衡，具體操作上也是如此。重視外交談判，認爲外交接觸是大國瞭解彼此意圖，避免核戰爭的重要途經。很少參與具體細節，只會做最後的決策判斷，這樣避免了情緒上頭，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也減少了內部的矛盾。 三、依靠領導力開創新局面： 1.薩達特：超越戰略 典型的先知型領導人，是超越戰略的典範。一般政治家只會看到瑣碎的利害得失，但先知能看到更宏觀的全局，能超越當下的視野，不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把埃及的國家利益和鋪得太開的阿拉伯世界區隔開，才能走出外交和軍事上的死衚衕，爭取到更好的外部環境。 2.李光耀：卓越戰略 新加坡是一個沒有歷史的鞥加，也是一個沒有衰落餘地的國家，如果做不到出類拔萃，國家將不復存在。以卓越求生存：在經濟增長、外交路線和社會福利上，都力求做到最好。完成了兩次產業升級：第一次發展出口型製造業，第二次扶持電子產業和金融業，始終在亞洲經濟舞臺上佔有一席之地。利用地理位置，同時發展與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獲得了超出人口和領土規模的影響力。是一位先知型領導，是地緣政治大事。證明只要有思想上的遠見、實幹精神和耐心，就可以克服先天不足造成的不利局面。 3.撒切爾夫人：信念戰略 真正的厲害之處，不在於鐵腕，而在於清晰的信念和原則：在經濟上，堅定減少政府幹預，提高效率；在民生問題，沒有采取放任政策；在外交上，高調重振英國聲望，不惜打馬島戰爭，一旦發現蘇聯出現政策變化，也能順應時勢，推動美蘇進行戰略戒除。如果不是信念堅定，打破了英國停滯狀況，給社會乃至整個國家注入活力，應該還會再迷茫中沉淪更久。 只有保持精神上的活力，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才能克服眼前的困境，開創新局面。我們無法選擇外在的環境，但我們總可以選擇應對環境方法。

《論領導力》以六位領導人爲典型論述領導人的領導力，雖然因立場不同對某些典型領導人的評價觀點不一定完全認同，但該書對領導人領導力的觀點及論述還是值得一讀，摘錄書中一些論述鑑賞。 領導人的分類：大部分領導人不是目光遠大型任務，而是管理型人物；第二類領導人是目光遠大型的，或稱是先知型。 領導人的標準：看其是否能憑藉遠見卓識和奉獻精神超越自己所處的環境。 領導人的兩條軸線：領導人在兩條軸線的交叉處思考問題並採取措施：第一條軸線連接過去和未來，第二條軸線連接長期價值觀與他領導的人民的渴望。 領導人的挑戰：領導人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分析形勢，然後領導人必須在自己的所知與自己對未來的直覺之間達成平衡。 領導人到達目的地的途徑：領導人想到達目的地，邁出的每一步都必須做到手段與目的相匹配，意圖與環境相符合。 當今世界形勢：當今時代缺乏合乎道德的戰略性遠見，像一艘無錨的船。 未來的呼喚：未來如茫茫大海，是一片未知的疆域。浪峯愈加陡峭，令人頭暈目眩，浪谷又深不見底，加之水底淺灘危險四伏——這一切都呼喚着思維新穎、意志堅強的領航員，好引導各國駛向未知但孕育着希望的目的地。 時代之問：有沒有性格堅強、智慧超羣、不畏艱難的領導人站出來應對世界秩序面臨的挑戰？

不管是一個國家一個機構，還是一個企業，拼到最後拼的是領導人，拼到最後拼的是領導力。這就是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 這個世界就是變化無常的考驗的，是人對這種無常的應對風險的把握和不變規律的掌握。 判斷力：對局勢的分析，本質上是爲了聚攏人和籌措資金和資源 治理能力：人多了是非就多，壓鑄是非的能力考驗的是體系的搭建、機制的設計和資源配置的合理性 收集素材和觀念講有想象力故事的能力：對組織來說叫領導力，對於投資人來說叫財富演算能力。 這裏面大多講的是領導人和國外的一些故事，我們要透過這些對局勢的分析和對人心的理解，找到我們自己應用的抓手。

15.5小時囫圇吞棗地看完此書。對國政和國關感興趣的讀者應該説不可不讀。此乃基辛格博士近百歲之際完成的一部“經典”之書，以其對（國家領導人）“領導力”的洞察，對書中“介紹的六位領導人——康拉德·阿登納、夏爾·戴高樂、理查德·尼克松、安瓦爾·薩達特、李光耀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領導力做了分析和探索。但似乎覺得此書是我看過的基辛格博士的書中站位傾向最為明顯的一本，而書後部分也比較悲觀……或許與年齡有關？或許對其身在的“環境”感到“不滿”或者“失望”？

薑還是老的辣，不得不說，百歲老人基辛格所寫的這本《論領導力》讀後打開了我的視野，一是對二戰之後整個世界的發展歷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二是對六位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的認知更加全面和清晰了。這本中文版的譯文後面特別附加了許多中文圈重量級人物的導讀和推薦，結合起來讀，也是酣暢淋漓。 構成全書主體部分的六個案例，包括阿登納以恭順戰略，引領二戰後的德國度過了因戰敗、分治、經濟崩潰和道德喪失而迷惘失落的歷史低潮；戴高樂以意志戰略，帶領法國贏得了盟國的認可、治癒了二戰的創傷、擺脫了帝國的包袱，並使法國成爲一個穩定、繁榮的民族國家；尼克松以平衡戰略，領導美國走出了越戰的泥潭，重新獲得了地緣政治的優勢；薩達特運用超越戰略，在長達25年的衝突之後，給戰亂不已的中東地區帶來了和平的願景；李光耀運用卓越戰略，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引領新加坡發展成爲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之一；撒切爾夫人則運用信念戰略，重新振興了已經被視爲“歐洲病夫”的英國。 基辛格說，這六位領導人都是由他們所處的波瀾壯闊的歷史時期所塑造，而他們又成爲本國社會和國際秩序演變的建築師。其實，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時勢造英雄”和“英雄造時勢”之間的辯證關係。基辛格指出，人世間的大部分領導人不是目光遠大型的人物，而是指導國家日常運作的管理型人物。但是在國家和國際社會面臨危機的時期，需要的是本書所描述的目光遠大、敢於擔責、堅忍不拔的變革性(transformational)領導人。 簡單來說，這六位人物都極具個人魅力，帶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也創造了偉大的歷史。對於後人來說，史爲今用纔是我們的目的。這本《論領導力》，可以多翻多讀。

基辛格在99歲高齡出版了此書，內容還是挺精彩的。教員說，天下大亂，形勢大好。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幾位領導人的智慧和膽識令人傾佩，縱然爭議不少，但所謂唯無功者無咎。 對企業領導力也有不少啓發，危機動盪之時更需要領導力，尤其需要強勢的領導力，在日常管理之上的遠見卓識和戰略定力。所有人對領導者的不堅定是很敏感的，能否以願景目標點燃衆人（這幾位都口才出衆，可以說相當有煽動性），同時又在具體事務推進上務實理性甚至“冷酷”。

基辛格有着敏銳的觀察力，在書中，對於政治人物行爲及其心思有着非常細膩的描寫，爲我們展現了高明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質。那就是：1 看透困境；2 管理當下；3 塑造未來。想要做到這一切，需要一顆愛國，愛人類的心，需要有爲國家和人類的發展奉獻精力，名譽甚至生命的意志。 很多人具備成爲偉大政治家的能力，但是他們缺少對於國際關係深度的思考，以及那種堅定不移的“信念”。2024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