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新現實

讀罷《管理新現實》，我毫不猶豫給出9分的評價。首先要感謝劉志迎老師的贈書——德魯克先生的著作一路引導着我，從《管理的實踐》《管理：使命、責任、實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爲成果而管理》到《旁觀者》，讓我從懵懂的愛好者成長爲自覺的專業管理者。而這部寫於1989年、2019年纔出版中文版的著作，依然給了我諸多新啓迪。 這本書的核心價值在於，它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幫助管理者看清“已經發生的未來”。 德魯克明確將目標讀者鎖定爲決策者和知識型組織的管理者，旨在引導他們“問對問題”。全書分爲政治現實、政府與政治過程、經濟生態與經濟學、知識社會四大部分。基於對20世紀中葉已發生事件的深刻洞察，德魯克斷言這些事件已奠定未來三四十年的基調——管理者必須立足“新現實”做決策。今天回看，書中對蘇聯解體、信息型組織興起、管理範式演變等重大趨勢的預判，幾乎無一失準，令人歎服。 更令我受益的，是書中超越時代的實踐性洞見。 儘管成書已逾三十年，但許多思想至今仍極具創新色彩：對知識員工價值的充分肯定、對扁平化組織的力薦、對信息社會下教育培訓戰略地位的強調，以及對願景內部溝通和績效參與式管理的倡導，都讓我深受啓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魯克對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的討論，以及對醫院定位與運營的具體建議，令人驚喜——畢竟他的作品多聚焦於企業，而事業單位的改革實則關乎人的命運，影響更爲深遠。當然，就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實踐而言，我認爲中國政府在這些領域的探索做得更爲出色。倘若德魯克先生有機會親臨中國觀察，相信他會獲得更多鮮活案例來豐富他的理論。 總而言之，《管理新現實》與德魯克的其他經典一樣，閱讀時隨處迸發思想的火花。它不會束之高閣，我相信在今後的工作實踐中，每當遇到困惑，我都會時常翻閱，從中尋找答案。

經濟的滿足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商業只是工具而非生活方式 知識分子和學者往往會相信觀念先行：先要有觀念，然後纔會形成新的政治、社會、經濟和心理現實。歷史上確實出現過這種情況，但那些都是例外。一般而言，理論不會走在實踐的前面。理論是對已經驗證的實踐的結構化和梳理，理論是把孤立的個案轉化爲規律和系統，轉化爲可以學習和傳授以及能夠應用到一般情況中的模式。理論是對新現實進行條理化，但一般而言，並不能創造新現實。 畢竟我們用了整整100年的時間（直到1781年）去研究思考17世紀笛卡爾和牛頓引領的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的意義，然後才由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來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我們面臨的一些最嚴重的問題其實是由過去的成功所引起的，如福利國家的成功、20世紀發明的財政國家的成功、知識社會的成功等。取得成效的最大障礙是還在主導公衆輿論並限制我們視野的一些過去的宣傳口號、承諾和問題，而我們已經遺忘得差不多的一些過去的經驗教訓卻又有了新的現實意義。 現實不同於政治人物、經濟學家、學者、商界人士和工會領袖還在關注、著述、演說的那些問題。令人信服的證據是，在很多方面，現在的政治學和經濟學都已嚴重脫離現實，對此我們都有很深刻的體會。 1968～1973年所形成的分水嶺完全可以與1873年相提並論。1873年可謂自由時代的終結，而1973年則標誌着政府作爲進步源泉時代的謝幕。1973年告別了19世紀70年代開始形成的信念和政策所主導的時代。無論是自由民主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還是國家社會主義，在歷史的天空中，信念和政策所主導的時代都已遠去。就像1873年後的放任自由主義一樣，所有這些信條都迅速退潮了，不再行之有效。 信奉信仰拯救(salvation by faith)的觀念主導了中世紀的歐洲。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中這一觀念得到了復興，而到了17世紀中葉又衰弱了。當然，每一種宗教都宣揚，而且還在宣揚，它是唯一正確的方式。但到了17世紀中葉，普遍接受的觀念是，宗教信仰是個人的事情。 18世紀中葉，信奉社會拯救的觀念填補了信仰拯救消失以後所留下的空白。所謂的社會拯救，就是建立世俗的社會秩序和平等的世俗政府。法國的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首先闡述了這一信念。30年後，英國的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將其逐漸發展成政治體系。社會學之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和德國的黑格爾(Hegel)用一種所謂永恆的形式，也就是科學的絕對論進行了理論闡述。在西方國家崛起成爲主導世界力量的過程中，精良的機器、貨幣和槍炮所發揮的作用，可能還不如社會拯救的承諾。而現在，這一切都已一去不復返了。社會拯救觀念的式微導致過去200年間極爲盛行的錯覺的破滅：革命的神祕性。 政治的檢驗標準是，是否能夠維持政黨執政或者有助於攫取權力？是否足以進行現代複雜社會特有的不同派系、利益集團和多元的短期壓力的整合？是否足以進行統治、領導和提出應對政策？ 在1873年這一歷史分水嶺前不久，發生了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兩個事件：1857年的“印度兵變”(The Indian Mutiny)，以及10年後，即1867年的日本“明治維新”(The Meiji Restoration)。第一個事件確立了全球西化的方向，第二個事件則開啓了非殖民化的歷史進程。 反對俄羅斯化是布爾什維克取勝的主要原因之一。列寧承諾賦予所有民族充分的文化和教育自主權，這使他獲得了從沙皇軍隊中分裂出去的萊特神槍手團(Lett Sharpshooters)的鼎力支持。沒有這一支持，“十月革命”可能無法取得成功。 軍備能夠打贏戰爭，但不再能夠決定戰爭。在一個核武器、生化武器和細菌武器時代，軍備不再能夠保家衛國。事實上，我們已經不能再認同卡爾·馮·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延續方式。”戰爭實際上意味着政治的失敗。 就在勞合·喬治剛剛推出其預算政策時，意大利數量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託(Vilfredo Pareto)推出了帕累託定律Pareto's Law。帕累託畢生研究收入分配，他得出的結論是，政府不能有效地改變收入的分配。 通過稅賦機制對收入進行重新分配，許多政客和選民仍認爲這是社會政策的最有效工具。然而，現在也許已經到了迴歸傳統準則的時候了：稅賦的目的是產生政府收益，但要儘量降低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副作用。 個人的工作將會成爲一種財產權。事實上，我們已經在這一方向上走得很遠了。現在，美國的法院通常都堅持認爲員工，特別是管理人員、專業人士和技術專家，即使沒有明確的合同和任期規定，也有工作權利。這一權利只有在由於特定的原因並通過法定程序予以解僱時才能削弱或取消。換言之，法院認爲，必須把工作當作一種財產。其實，這並非激進的觀點，而是相當保守的觀點。自從2000多年前羅馬律師首次定義“財產”一詞以來，獲取生計和社會身份地位的一切手段和工具都被看作財產。 現代政治中羣衆運動的人數其實很少：一般不到選民人數的5%，最多也就10%而已。他們之所以在現代政治中占主導地位，是因爲經過精心組織、積極主動、專心致志和全身心投入單一目標中。而傳統的政治組織則與之相反，雖然規模龐大，但是缺乏組織、消極被動、四分五裂和漫無目的。羣衆運動把自己的政治目標置於絕對優先的位置，而我們其餘的人，則最多也只是把政治和公共事務看作有趣的事情，很少會把它當成一件主要任務。在發達國家，這種形式上表現爲單一目標的壓力團體的羣衆運動，逐步癱瘓和壓制了政治生活。 “經濟發展”是20世紀50年代的偉大發現，指的是全面共同的發展。它預測所有國家都會得到快速發展，而現實的發展則是不平衡的、具有高度選擇性的。 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消滅貧窮是要等到經濟發展的後期，而不是開始階段。在現代社會，貧窮主要是社會問題，而非經濟問題。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其中有1/3的黑人生活在貧窮之中，這就是極好的例證。 要建立有效的經濟理論，我們需要一個能夠簡化這種複雜性的新的綜合理論。但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跡象表明在這方面取得了任何進展。如果不能形成這一新的綜合理論，在經濟理論方面我們可能就已經走到了盡頭。那麼，我們也許只有經濟定理，也就是描述或解釋這一或那一現象、解決這一或那一問題的公式和表達式，而無法用統一的系統來描述經濟學。那麼，也就沒有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那種經濟政策了，政府也就沒有管理商業週期和經濟環境的行爲基礎了。 芝加哥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是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過幾年的潛心研究，他發現，長期以來美國政府試圖控制、指導或規範經濟的政策法規都沒有取得成效，它們不是無效，就是適得其反。斯蒂格勒沒有解釋原因，但我們現在知道這恰恰是蝴蝶效應一次又一次發揮作用的結果。蝴蝶效應也是1986年和1987年日本消費熱潮的唯一解釋。在任何一個像發達國家經濟那樣複雜的系統中，無論是統計顯著性事件，還是邊緣性事件，至少從短期而言，都可能成爲決定性事件。 未來社會，知識和教育是獲取理想的工作和職業發展機會的通行證。向這樣的社會轉型，意味着我們從商業是個人發展的主要途徑這樣的社會，向商業只是個人發展的機會之一，而不再是獨特機會的社會轉型。這意味着我們在向後商業社會轉型。這樣的轉型，要數美國和日本走得最遠，但大多數西歐國家也處於這一轉型過程之中。 知識社會具有社會流動性，存在成爲無根社會的威脅，存在日趨式微的另一半，農村和小城鎮那種密切人際關係的瓦解及其狹隘的視野，所有這一切都需要重建社區，自由選擇和建立新的紐帶關係。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個人通過服務成爲主人的社會。這也需要建立一個不是基於消極自由的社會，也就是既沒有人干擾也沒有人管理秩序的社會，而是積極參與和承擔責任的社會。 當然，管理的基本任務還是一樣的：建立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價值觀和合適的組織結構，爲了取得成效和應對變化而對員工進行必要的培訓和發展，從而使他們能夠取得卓越的績效。但這一任務本身的含義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爲管理促進了勞動力結構的深刻變化，從非熟練勞工主導向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型員工主導轉變。 學習的全部目的是讓學習者取得成就，學習需要專注於學習者的優勢和才能，讓他們在能夠做好的方面取得更爲卓越的成就。 但卓越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弱點的基礎上，甚至不是建立在已經改正的弱點基礎上。卓越的成就只能建立在優勢的基礎之上，而這一點正是傳統的學校教育所忽視的。事實上，學校甚至可能認爲這是無關緊要的。優勢不會產生問題，而學校關注的則是問題。 在現代經濟中，其他任何投資的回報都不如高等教育，因此，沒有理由讓納稅人來爲學生買單。雖然學生在讀書期間沒有錢，但他們因受過高等教育而在一生中獲得了額外的收入。讓他們從中拿出一部分來回饋社會，這是公正公平的，在經濟上也符合平等的原則。 我們現在知道人是如何學習的。我們現在知道教和學並非同一硬幣的兩面，它們是不一樣的。我們必須教授只能教會而無法學會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必須學習能學會的東西。幾千年來，我們一直把關注點放在教這一方面。然而，我們對教知之甚少。今天優秀教師和3000年前優秀教師的教育方式是一樣的，但還沒有什麼人能夠複製他們的教育方式。直到19世紀行將結束之際，纔有人提出了這一問題：“我們是如何學習的？” 我們學的是課程，而教的則是人。 重要的是，學術專家學習的知識性正在迅速消失，他們的學習說得好聽一點是博學，說得難聽一點只是獲取數據而已。至少在自然科學之外，200年來產生知識的學科和方法已經不再那麼有效了。事實上，跨學科研究的迅速發展，驗證了我們已經不再從學科內部獲取新知識，而在19和20世紀，我們都是圍繞學科組織教學和研究的。 技術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人創造發明的。技術不是工具，而是人類的工作方式。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和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共同發現了進化論。他們認爲：“人類是唯一能夠自我設定進化目標和方向的動物。人類能夠製造工具。”恰恰因爲技術是人類能力的擴展，所以基本的技術變化，既表達了我們的世界觀，也因此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 現代生物學認爲，生命可以用遺傳密碼（即編碼信息）來表示。事實上，如果我們不求助超自然物，那麼我們對神祕的真實生命的唯一定義就是一種信息組成的物體。生物過程不是分析性的。在機械現象中，整體是部分之和，因此可以通過分析進行理解。在生物現象中，整體並非部分之和。信息確實是可以理性分析的，但意義則不可以理性分析，而是需要感知的。

沒覺得有什麼新鮮觀點。還是美國自由經濟那一套。

20250730 於南京、長春 草草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