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故事：一個協和醫生的科普求索

醫學科普的“爲”與“不爲” 作者：譚先傑《光明日報》(20260813第11版:光明悅讀) 　　【著書者說】 　　健康是民生之本，強國之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既要靠精湛醫術救治病患，更要靠科學知識防患未然。在醫療衛生工作從“以治病爲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爲中心”轉變的進程中，健康科普於醫者而言，已非可選項，而是職業良知與社會責任的體現。從醫三十餘載，臨牀與科普雙線實踐，讓我愈發確信：醫學有侷限，科普無止境。這便是我撰寫《講好故事：一個協和醫生的科普求索》（以下簡稱《講好故事》）的初心。 　　這本書的誕生，原非刻意策劃。我將一次近三小時的專題講座錄音整理成文，再補充臨牀故事與成爲網上爆款科普作品的創作經歷，反覆打磨，寫成此書。本書內容淺近，兩三小時即可讀完，是爲想做科普卻無暇系統學習的臨牀同行而寫。書名最終定爲《講好故事》，因爲科普在本質上近於講故事——講有科學、有溫度、有底線的生命故事。 　　12歲那年母親去世，是我從醫並選擇婦產科的緣起。從醫頭二十年，我一直在兌現對母親的承諾：到大醫院，做大醫生，做一個什麼病都能治好的大醫生。然而，隨着臨牀閱歷的增加，我漸漸明白，什麼病都能治好的大醫生，根本不存在。醫學有侷限，醫者有邊界，很多時候我們能做的，遠比人們期望的要少。 　　2012年，我赴美國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醫學院研修，其間接觸到系統的健康教育理念，也終於鼓起勇氣，直面了此前本能迴避的事實，釐清了母親病故的真正原因：子宮內膜癌。這是一種可以早期發現、本可治癒的腫瘤。遺憾的是，當年家人沒有機會接觸到這樣最基本的醫學常識。那一刻我深深醒悟：讓人們先懂得防病，其意義並不亞於治病。回國後，我在臨牀工作之外，從臨牀科研轉向健康科普，立志用知識補上曾經的遺憾，用科普守護更多家庭。 　　十餘年來，我先後出版十餘部科普圖書，開展三百餘場科普宣講，圍繞健康科普“爲與不爲”舉辦八十餘場專題分享。2023年，《話說生命之宮》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這份國家級榮譽是對科普價值的極高肯定，也讓我下定決心，將十餘年實幹經驗凝練成書，爲更多投身科普的醫者點亮一盞燈。 　　做科普不難，做專業、有溫度、不踩坑的科普不易。不少醫務同行深感困惑：健康科普能做什麼？怎麼做？沒有現成教科書，沒有統一模板，只能在臨牀實踐中摸索，在傳播實踐中沉澱。一位出版界前輩說，《講好故事》正是這樣一本源於臨牀、歸於實幹、面向同行的科普方法論。 　　本書沒有高深理論，沒有宏大敘事，而是以“可爲”“慎爲”“不爲”作爲核心脈絡，把我十餘年的創作心得、傳播技巧、風險防控傾囊相授，用真實案例、直白語言，回答健康科普的核心命題，讓忙碌在臨牀一線的同行看得懂、學得會、用得上。 　　健康科普，順勢而爲。郎景和院士曾言：醫生要始終做科普。好的科普，有助於將“有時是治癒”拓展爲“常常是治癒”，把疾病擋在就醫之前。我曾收到一面特殊的錦旗：患者因觀看科普節目及時發現早期宮頸癌，獲得治癒機會；無數女性因瞭解篩查與疫苗知識，主動築起健康防線。 　　科普的“可爲”，是普及疾病常識、解讀檢查報告、指導高效就醫；是傳遞醫學人文，闡釋醫學的不確定性與邊界；是增進醫患互信，讓溝通更順暢、診療更高效。一堂課、一篇文、一本書，能讓科學知識抵達千萬人，這正是科普最持久、最動人的力量。 　　健康科普，必須“慎爲”。醫學高度個體化，同病不同治、同人不同策是臨牀常態。遵循郎景和院士“保健靠自己，看病找大夫”的理念，我始終堅持：疾病診斷與具體治療，絕不是科普的重點。科普可講預防、講篩查、講認知，但不能替代臨牀決策；可講前沿進展，但不可過度解讀實驗性、爭議性方案；可藉助新媒體傳播，但不可流量至上，爲蹭社會熱點盲目專業跨界。科普的目的絕非製造和販賣焦慮，進而帶貨，而是通過傳播科學知識緩解焦慮，內容不越位、不誇大、不誤導，守住科學底線與專業邊界，才能維護醫學科普的公信力與生命力。 　　健康科普，有所“不爲”。我將“不爲”凝練爲四條鐵律：不害自己、不損同行、不毀單位、不傷患者。不爲博眼球而棄初心，不爲流量而越紅線；不公開貶低同行診療，不網上互懟消耗行業公信；不忘醫者身後的平臺，謹言慎行維護機構聲譽；不泄露患者隱私，以“態度端正、徵得同意、移花接木、隱私優先”守護生命和患者尊嚴。有所爲有所不爲，科普之路方能行穩致遠。 　　健康科普不能孤軍奮戰，需要一羣人結伴而行。只有帶動更多醫者掌握方法、守住底線，讓專業、靠譜、有溫度的科普佔領傳播陣地，科學的健康理念才能傳得更廣、覆蓋更深，優質健康資源才能真正下沉基層。 　　《講好故事》既是我十餘年科普求索的小結，也是寫給同行的科普創作傳播建議。未來，我將繼續紮根臨牀、深耕科普，與同道一起，講好醫學故事，傳播科學理念，以科普之力守護人民健康，爲健康中國建設貢獻綿薄之力。 　　（作者：譚先傑，系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