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力與新科學（經典版）

新的認知： 1.宇宙中蘊含着無數的信息： 2.海量的信息圍繞這個我們； 3.當信息與我們產生連接，纔有了意義： 4.認識到關係的重要性； 5.對信息進行一個進一步的分類； 6.對信息進行一個反饋，才能形成一個熵減行爲，即需要有一個開放系統，對信息有個處理消化能力，爲什麼很多人越學習會越覺得累，主要原因是隻有信息接收，沒有外部輸出，做的是一個熵增的行爲，並不是一個熵減的行爲，需要通過開放系統不斷的通過信息與外部形成一個能量的交互，對系統內部不斷進行熵減，加強代謝率，不斷加強組織內部與外部的交互頻率，清除一些無效的，過時的，已經成問題的知識結構，並且通過此行爲，讓組織內部形成自組織，結構化知識體系，不斷拓展認知邊界，通過湧現，達到認知躍遷的目的。 7.熱力學第二定律不是蓋的，抵抗熵增，通過開放系統（ 8.耗散結構 耗散結構會形成自組織，從無序到有序，自組織；通過組織內部的不斷聯繫會出現湧現，在這過程中，組織不可避免的會熵增，遠離平衡態，必須要耗散； 9.組織內部通過不斷加強信息的傳遞完全度，把組織的目的目的意義願景傳遞至各角落，構建場的形式讓能量在企業內部流動，湧現，以集體智慧來取代個人智慧，集體湧現智慧，從而帶動組織的進化； 10.任何事物或系統，都是有序和無序狀態的不同程度的辯證統一。 熱力學用熵，相變理論和協同學用序參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用信息量來度量系統的秩序，系統的熵越大則有序度越低，序參數、信息量越大則有序度越高。 有序和無序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熵增的過程就是有序向無序自動轉化的過程。反之，一個開放系統在與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中，若從外部輸入的負熵流大於內部的熵產生，從而使內部的熵逐漸減小，就可使系統從無序變爲有序。熱力學第二定律揭示世界從有序走向無序，進化論則證明世界是從無序走向有序。 二者的矛盾在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和哈肯的協同學中得到統一：自然界的發展既有向上的分支也有向下的分支，一種趨勢是從無序到有序，是進化，另一種趨勢是從有序到無序，是退化。正是有序與無序的辯證統一，形成了自然界豐富多彩的發展圖景。有序和無序這對範疇豐富了唯物辯證法的內容； 11.無序意味着更多更復雜，系統內部的自指性原則，以願景目標意義構建，輸送至組織中的個體，簡單規則構建複雜結構，需要個體進形成一個共識，這裏就形成了分型結構演化的基礎。 12.. 熵爲何物？ 熵的物理學概念。熵首先是一個物理學概念，熵的單位是焦耳/ 熱力學溫度。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一個孤立系統的熵一定會隨時間推移，達到極大值，系統會達到最無序的平衡態。因此，熱力學第二定律也被稱爲熵增定律。1850年熵增定律誕生的時候就有兩種表述，後來不同學科、不同科學家又發表了很多種各不相同的表述。相比較，筆者更喜歡量子物理學和現代生物學的奠基人歐文·薛定諤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綜合性描述：“一個非活的系統被獨立出來，或是把它置於一個均勻的環境裏，所有的運動由於周圍的各種摩擦力的作用都將很快地停頓下來；電勢或化學勢的差別也消失了；形成化合物傾向的物質也是如此；由於熱傳導的作用，溫度也變得均勻了。由此，整個系統最終慢慢地退化成毫無生氣、死氣沉沉的一團物質。這就達到了物理學家們口中的熱力學平衡或‘最大熵’——這是一種持久不變的狀態，其內部再也不會出現可以觀察到的事件。” 熵是個不容易理解的概念。好在我們並不需要真正瞭解熵和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經典物理學含義，只需要知道其社會學意義即可。筆者對此做了個總結，即：熵就是無序的混亂程度，熵增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發展的自然傾向，即從井然有序走向混亂無序，最終滅亡。這在經典力學上的寓意更容易理解，即世界上沒有永動機，所有系統最終都會走向平衡靜止，即熵死。 13.耗散結構——開放的系統 生命都需要新陳代謝，都是開放的系統，也都是典型的耗散結構。 熱力學第二定律是封閉系統的規律，避免熵死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耗散結構。耗散結構是普利高津在研究不違背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情況下，就闡明生命系統自身的進化過程時提出的新概念，他因此獲得了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 耗散結構就是一個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通過不斷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在耗散過程中產生負熵流，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爲有序狀態，這種新的有序結構就是耗散結構。

讀起來有些生澀，但是值得埋頭好好研究下： - 企業組織是一個系統，傳統意義上只要是系統就會受熵增定律影響，隨時間流逝，系統耗散會趨於混亂。即使再多的管理手段，可能延緩，但無法扼制。 - 對抗熵增可以學習生命系統，利用開放機制應對耗散和混亂，將混沌作爲新秩序的發源，用更加靈活的自適應、自組織，形成全新的系統機制，不斷迭代並生長，猶如分形一般。 - 對抗熵增的辦法，還有另外一個說法：反脆弱，實際上也是用更加彈性的應對機制，用進化迭代的方式去彌補耗散、抵抗熵增，這裏面不是回到來時路，而是開通第二條道路，也就是所謂的“第二曲線”。 - 真正的領導應該是文化領導和引領，而非樹立管理權威，前者通過文化滋養形成小個體的創新和迭代，後者則容易導致機制僵化和強權遮蔽，不但沒有適應新形勢，而且選擇性無視，導致更加快速的滅亡。 - 組織中應該更加致力於關係以及反饋，而非流程和層級，所有的定勢都是用來突破的，只有自適應的迭代機制才能在變化中變化，在創新中共振，以柔制柔。 - 由管理到領導的變革，就如同從牛頓的機械決定論到達爾文的進化論，在這個世界上，關係普遍存在，但因果則屬偶然，有 input 必有 output，但卻不一定是因果。沉痾猛藥的方式固然在有些情況下有療效，但我們更需要提前的預知變化，採取行動，這都需要反覆不斷的應激、調整和迭代反饋。 - 書中將生物學、量子力學引入管理學，很有思考啓發性，除了對管理學的思考，何嘗不是對人生和哲學的借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817《領導力與新科學》 ​一，自組織系統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生命體都具有建立關係系統的能力，而關係系統的能力是非常強大的。這些生命系統還讓我們看到了自主與控制之間的獨特關係。我們因此理解了：大型系統若想長久生存下去並不斷髮展壯大，唯一的途徑就是讓系統內的成員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 ​二，耗散結構理論告訴我們，無序可以成爲新秩序的源頭，成長往往起源於不均衡，而不是平衡。實際上，組織管理中我們擔心的大多數事情，如解體、糾紛、混亂等，都無需視爲將給我們帶來災難的消極因素；相反，它們可以更有效地激發人們的創造性。從新的視角來看，科學家們認爲，無序和秩序的關係是“秩序源於混沌”或者“變化產生秩序”。這些新的理論準確地描述了混沌與創造性、解體與成長之間的因果關係。 ​三，這個世界根本就是“虛無”的，你是誰或你的表現如何，完全取決於你碰到了誰。 ​四，一個組織若想通過學習而不斷變強，必須敢於正視與它過去的思想和實踐不一致的信息。

這個時代的領導者，必須用全新的科學來武裝自己，否則，很難成爲一個合格的領導者。 整體來說，這是一次世界觀級別的革命。牛頓的機械論與決定論的世界觀已經無法適應這個時代，我們需要用達爾文的進化論與複雜性科學來理解和禪釋關於領導力的一切，這意味着我們得了解：自組織、反饋迭代與湧現的概念。 這也必將帶來一次領導力革命上的範式轉移，傳統的基於控制，把組織成爲視爲機器零件的方式已經式微，真正的領導者要視組織爲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而組織成員將會成爲一個個隨時能夠獨立決策的主動參與者。 ……

書是寫於1992年的書，新科學的研究在當時還不夠深入，本身理論不是那麼完備，外加上作者本身也是文科出身，對新科學的理解也不紮實，所以整本書的內容就像在一個很虛的邏輯基礎上闡述另外一個很虛的理念（管理），這倒是很像目前量子力學的情況，是一個理解世界的方式，但基本沒有什麼實踐意義。 其實闡述的觀點比較簡單，的確具備一些啓發性，但把這個觀點闡述得太複雜了。核心還是對系統（組織）的理解進化，從原始的系統論（系統由獨立的元素構成），進化到樸素系統論（系統由元素和關係構成），到最新的理解：系統由元素和關係構成，但元素和關係是共生關係，就像量子的波粒二象性，其實是共同存在的。而現在很多管理方式，其實是將兩者割裂開來考慮。 此外，除了系統構成的理解外，還有系統變化的理解，組織的熵增概念目前已經很流行，將組織打造成一個開放系統，利用外部信息來交互系統內的熵，從而控制熵增，這個其實在目前管理理念中，也已經比較流行。 系統（組織）的演進過程，會經歷一個混沌、非線性的變化，這個只是一個對世界的理解。 道、法、術、器，都不是那麼理想，只有一些道層面邏輯不是很紮實的信息，對於高級別和較長時間管理經驗的人，也許有一些啓發作用。

拓寬思維認知類的書。 <領導力與新科學> 一，新科學是什麼？ 新科學是相對舊科學而言的，舊科學指的是牛頓機械理論(17世紀), 新科學指的是量子理論(物理學), 進化論(生物學)等學科(19世紀). 這些”新”科學相對於今天而言已經不新了，但是對於沒有接觸過這些理論的人來說，依然很”新”— 比如我。 作者大概認爲所有人都知道這些”新科學”是什麼，因此對新科學着墨不多，更多的是分享新科學對自己組織與管理的啓發。因此如果有跟我一樣對新科學瞭解不多的小夥伴兒，看這本書推薦你還需要”百度百科”。 二，這本書講什麼？ 新科學與領導力有什麼關係呢？ 在一個組織中，通常我們期望組織穩定發展，一切事務有序進行 — 事實總是跟我們的期望相反的！大量的領導者爲此而焦慮，渴望更加有效的”領導力”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如果我們瞭解一些物理學，比如熱力學第二原理: 熵增定律，就會知道混亂纔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同時量子物理”超級吸引子”告訴我們混亂不可怕，”無序”會產生新的”秩序”，等等。 總體而言，四分。如果具備相關學科知識的情況下再來看這本書，也許收穫會更大。

領導是什麼？是告訴員工該如何工作的人嗎？我們過去往往是這麼認爲的。但在混亂的環境下，領導者最好通過價值觀念引導員工靈活地採取行動，使得他們不被條條框框削弱創造力。 本書從科學理論中提煉了一些原則，它們一起構成了領導力的“新科學”。這一新的世界觀能夠告訴我們該如何感知世界。

給予：一般 請批判式的閱讀與吸收，不要全盤接收，也不要全盤否定。有一些內容不值得，有一些內容是可以學習的。 原文摘要： 信息是保證組織生命力的重要資源。​ 知道爲什麼而活的人幾乎能克服一切問題。 使用過時的導航圖無法探索新世界。需要改變的是我們的世界觀，也就是我們解釋世界的基本方式。 大型系統若想長久生存下去並不斷髮展壯大，唯一的途徑就是讓系統內的成員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 在量子世界裏，關係是決定萬事萬物的關鍵要素。 最好是把領導理解爲一種行爲，而不是一個角色。 激發人們主人翁意識的最好方法就是：讓執行者自己制訂行動計劃。 對外開放的系統才能成爲強大的系統。 如果一個組織想擁有適應環境的生存能力，就需要千方百計地開放自己。組織與信息的關係是尤爲重要的，要特別關注新的信息，甚至是干擾信息。 任何生命都是通過信息將自己組織成一種形態的。生命系統的結構是不穩定的，整個生命就是一個不斷組織信息的過程 成長總要經歷一個可怕的階段——“解體”​。 我們生存的最大動機不是獲得快樂或避免痛苦，而是找到人生的意義。 如果我們帶着整體意識去研究部分，從與整體的關係角度去認識部分，我們就會得到新的、更深刻的認識。

用混沌的理論來重新看待組織和領導力，作爲領導，需要做的不是控制，而是賦能---指明組織發展的方向，賦予組織意義（使命、願景、價值觀）整合資源，給組織內的個體更多的自主權，讓個體之間產生更多的聯繫和互動，從而激發善意！

量子世界中的中國智慧 瑪格麗特·魏特利(Margaret J.Wheatley)的《領導力與新科學》（Leadership and the New Science：Discovering Order in a Chaotic World，2006）是一本有趣的書。 魏特利以新科學爲表，實則在質問西方自牛頓(Isaac Newton)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以來的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方式，諸如：把世界看成一部沒有生命的大機器；把個人勞動者予以商品化；過於強調科學客觀性和科學管理；等等。 從作者寫的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東方文化對其領導力和組織研究的影響。作者說，源於“新科學”的有關領導力的新觀點“根本算不上新觀點。只有對於西方社會來說，它們纔是新的”。 承認新科學的古老性，意味着把關係、傳統信念、團體與和諧帶回到一個現代化的、機械的、技術驅動的世界；意味着通過智慧和合作而不是以往的蠻力爲混亂的現實創造新的解決辦法；意味着牢固地樹立這樣一種認識：是合作讓生命變得更加繁茂，而絕不是競爭；意味着懂得混沌相對於秩序的必要性——無論是在生命體內還是在一個組織中，混沌都並非壞事，而是建立秩序的必經之路。 可能你會問：量子物理、生命系統、混沌理論這些東西，與中國的古老文化怎麼能扯上關係？原因無他，“新科學”打破了西方人固有的“機械論”傾向，即習慣於從元素的角度來探察結構，強調研究不同實體之間的機械聯繫，而暗合中國人素樸的“系統論”傾向，即習慣於從結構的角度來分析元素，注重研究整體架構中的功能關係。 魏特利說：“新科學與牛頓科學的一個最大差別是：前者關注整體，而後者關注部分。”又說：“在量子世界裏，關係是決定萬事萬物的關鍵要素。”如此看來，西方人的新科學，不就是我們的舊哲學？ 試觀察人類把握世界的兩大“思維結構”——西方重“因果”，中國倡“陰陽”。“因”與“果”是兩種彼此外在、相對獨立的元素。“因”不依賴於“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產生出來，同樣具有了獨立自存的屬性。前者對後者的制約和影響是外在的、歷時的、單向的。而在注重“陰陽”關係的中國人看來，“陰”與“陽”構成並服從於統一的矛盾結構，“陰”不能離開“陽”而單獨存在，“陽”離開了“陰”同樣失去了其自身的意義，二者之間的制約和影響是內在的、共時的、雙向的。 按有果必有因的思維線索向上推論，西方人便不得不爲感性的現實世界找出一個最初的創造者。所以，在牛頓科學中，世界被看作一個因“上帝第一推動”開始運轉的機器。這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必然朝着熵增加的方向發展，爲了扭轉衰敗的進程，必須爲生存而不斷抗爭。出於對因果關係的強烈偏好，在管理上，西方首先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進行精明的預測和控制。管理者認定這些部分存在無休止的衝突，懷着控制的夢想，以爲自己有能力將混沌從生活中趕跑。 而以“陰陽”思維來思考，世界不是機器而是生命。在生命世界裏，重要的不是控制，而是動態的聯繫。任何事物都不能獨立存在，混沌和毀滅是生命循環的一部分。組織也是生命系統，具備所有生命都擁有的適應和生長能力。由此，需要關注組織當中的人，包括他們的意圖、尊嚴、情懷和價值，因爲這些都是強化關係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我必須說，我不想在管理學和領導力的問題上重複在其他領域一再出現的陳詞濫調，說中國文化曾經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美妙，可以治療西方患上的頑疾。這種說法對中國人沒有半點好處。正如《領導力與新科學》作者在序中誠懇指出的，以關係爲導向的社會不易創新，而且，由於後發現代化的緣故，當西方社會的新科學已經放棄講述如何控制大自然，而開始探討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候，我們卻在反其道而行之。在此，我想說的只是，對西方人來說，從整體的角度認識世界是一項新的技能，而這項技能從來就包含在我們中國人素有的智慧之中，我們其實無須舍近而求遠。 古蘇菲派教義說：“你認爲，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爲一加一等於二。但是，你還必須知道‘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起，我們忘記了中國式的“加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