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夫·托尔斯泰
本书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小说通过马斯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经典之作。 书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经历了从贵族纨绔子弟到精神觉醒者的转变。他年轻时的荒唐,给玛丝洛娃带来一生苦难,而在法庭上与她重逢后,他内心的良知被唤醒,开始为玛丝洛娃奔走申诉,试图赎罪。这一路他审视自我,看清贵族阶层的虚伪与腐朽,这种自我救赎的勇气令人动容。 玛丝洛娃的遭遇更是深刻反映社会底层的悲惨。她本是纯真少女,被聂赫留朵夫伤害后,又遭社会唾弃,一步步坠入苦难深渊,好在最后也重寻生活希望。 托尔斯泰通过两人故事,像揭开伤疤般把沙皇俄国的司法不公、贵族堕落、农民困苦等问题暴露无遗。贵族们奢靡享乐,底层人民却为生存苦苦挣扎。 《复活》一场灵魂的自我救赎之旅,它不仅是个人灵魂的重生,更是对一个黑暗时代的呐喊。 📖延展阅读相关书籍 延展阅读相关书籍 《卡拉马佐夫兄弟(套装上下册)(译文名著精选)》 《大卫·科波菲尔(经典译林)(全集)》 《安娜·卡列尼娜(全集)》 《穷人》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人文社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网格本)》 《安娜·卡列尼娜(经典译林)》 《红与黑》 《堂吉诃德》 《复活(人文社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网格本)》 《悲惨世界(全三册)(果麦经典)》 《远大前程(译文名著精选)》 《悲惨世界(全册)》 《叶甫盖尼·奥涅金》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战争与和平(全集)》 《少年维特的烦恼》 《巴黎圣母院》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人文社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网格本)》 《父与子》 《莎士比亚全集(全8册)》 《苔丝(经典译林)》 《大卫·科波菲尔(全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套装上下册)(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2015)》 《百万英镑(经典译林)》 《漂亮朋友(译文名著精选)》 《基督山伯爵》 《静静的顿河(全集)》 《罪与罚(果麦经典)》 《福楼拜小说全集》 《卡拉马佐夫兄弟(全集)》 《巴黎圣母院(经典译林)》 《白痴(译文名著精选)》 《群魔(全集)》 《永别了,武器(译文名著精选)》 《当代英雄(经典译林)》 《钦差大臣(世界文学名著)》 《美丽新世界(译文经典)》 《呼啸山庄》 《鼠疫》
开篇先说个题外话,《复活》这本书我在小学和初中曾几次尝试阅读,但每次都没读多少篇幅就放弃了,真可谓是“读书未半,而中道崩殂”。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让我挑战的次数比之更多(后来因为实在读不进去,最后选择将书送人了)。这次重读《复活》,虽然因为工作的原因阅读的过程还是断断续续,但却没有了之前几次枯燥冗长的感觉。相反这本书带给了我很多的触动和感悟。因此,我觉得如果阅读一本书带给我们的阅读体验是煎熬、痛苦的话,其实倒不妨先放下这本书,尝试读一读其他的著作或者干脆进行一些与阅读无关的活动,隔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重新阅读。千万不要让本应美妙的相遇,变成互相折磨的闹剧。 读罢此书,最先让我惊叹的便是托翁那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我相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小伙伴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因为单论及《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题材而言,其实并不算十分优秀。不信的话,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代作家以女性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选择出轨,最终却又因为对爱情的幻灭而选择自杀,这样的小说究竟能获得怎样的文坛地位?难道真的不会随波混入文学的时代长河中,最终逐渐被淹没么?我想,之所以《安娜·卡列尼娜》能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一枚不朽的瑰宝,实在离不开托翁的妙笔。(这里我只简单谈一点,姑且算是抛砖引玉吧,名著所具有特点之一便是时代性,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具有穿越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为不同时代的人通过作品传达出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和观念,再借由这种独特的当代性引发读者对于当前世界或自我的深思。这种时代性一定要经过岁月的更迭,由未曾经历过当时社会环境的读者重拾,才能激发出强烈的韵味。这一点我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那篇书评中也曾提到。究竟《安娜·卡列尼娜》是如何经过托翁之手产生妙笔生花的奇效的,我还是等到写这篇书评的时候再谈吧。) 言归正传,其实《复活》的故事剧情也着实算不上复杂。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遗弃了曾被自己引诱过的姑妈家的女仆玛丝洛娃,致使她沦为妓女并被人诬告谋财害命而判流放。当成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了玛丝洛娃时,他却因良心深受谴责而决定帮她伸冤,并准备通过与她结婚来赎自己的罪过。上诉失败后,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亚。他的行为深深感动了她,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玛丝洛娃却选择与另一名犯人结婚。而困苦不安、深陷迷途的聂赫留朵夫最终从福音书中得到启示,从而使自己的灵魂“复活”。 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那么不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俄国的社会环境吧。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农村遭到巨大的破坏,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趋贫瘠,再加上当时俄土战争的造成的重负和连年饥馑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这一切都迫使托尔斯泰越发关心底层人民的困苦。他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救灾工作,亲眼目睹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可怕处境。他以文学家独到的深邃思想,结合自身多年来不懈地探索思考,终于看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本质。此时的托翁深切体会到农民与地主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逾越的巨大的鸿沟,而农民贫困的根源正是土地私有制。他以广大农民的眼光审查着俄国的现实生活,并且积极代表农民阶级发表意见,而这一切无疑是他晚年创作所包含的巨大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托翁凭借本书广泛而深刻地抨击了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反动官吏的残暴昏庸、毫无人性,撕下了官办教会的伪善面纱,反映了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极端贫困,勾画了一幅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农奴制俄国的社会图画。 下面让我们来走进这本书吧! 《复活》想要表达的一个重点是“复活”。(这一方面指的是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灵魂上的复活;另一方面指的是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在精神上的复活。) 让我们先来看看玛丝洛娃是如何“复活”的吧。这个可怜的女人原本是个十分纯洁善良的姑娘,单纯的她没有禁受住聂赫留朵夫对她的引诱,在遭到遗弃和体验过丧子之痛以后,她便不再相信世间的一切善良和美好。于是她选择出卖肉体,却又深深地憎恨每个来找她满足肉欲的男人,此时她的人生陷入谷底。而当她被陷入狱之后,看到聂赫留朵夫为她想尽各种办法伸冤和其为其他犯人奔走呼告逐渐开始融化了她束之高阁的内心世界,她对于世界的那份美好期待也正随着这个男人的行为而渐渐地被唤醒起来。她戒掉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并尝试着做好这个男人希望自己做好的一切事情。除此之外,身陷囹圄的她在与下层劳动群众的接触中,也在不断地体会着生活的魅力与希望的美好,这同样使她充满勇气去迎接新的生活。她之所以最终拒绝了聂赫留朵夫,并非是因为她不爱他,而是因为她明白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只是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忏悔,而西蒙松却是因为她独特的魅力而选择娶她,他还将她看作是一个品德高尚、不平凡的女性。我们能明显从玛丝洛娃开始的自甘堕落,见证她是如何一步一步拥抱阳光,在精神上“复活”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聂赫留朵夫是是如何“复活”的吧。青年时的他单纯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贵族社会的道德偏见与生活方式却使他堕落,糜烂的军营生活更是加快了这燎原星火燃烧的速度。他向他这个阶层的其他男人那样,做出了足以给她人带来终生不幸的恶行。直到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玛丝洛娃时,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竟是她不幸人生的罪魁祸首。法庭上的他思想渐渐清醒,良知逐渐复苏。在为玛丝洛娃上诉的过程中,他又通过亲眼得见监狱囚徒和土地农民的悲惨生活,看透了统治阶级的残酷与无情。聂赫留朵夫不顾他人的反对,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交还给了农民,收取租金并规定地租是农民的财产,有他们自己支配,缴纳税款和用作公益事业。同时他要为监狱中的无辜之人,辗转伸冤。在此过程中,他不断对自己进行灵魂上的拷问和价值观上的审视,只为找到心中那正确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他用尽自己的努力,以一种牺牲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过失。在与玛丝洛娃求婚失败之后,迷茫无措的他最终在福音书里找到爱与宽容的启示,找到了困束他已久的那个答案。“从这天夜里起,聂赫留朵夫开始过起一种全新的生活,倒不是因为他进入了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有了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之所以聂赫留朵夫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原因在于“他身上发生的这一系列可怕的变化,原因仅仅是他不再相信自己,转而去相信别人。至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去相信别人的原因,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生活就会变得过于困难:相信自己,意味着处理各种问题都不能考虑追求轻松快乐的肉体的自我,而且几乎总是同他作对;相信别人,意味着无需处理任何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解决问题的原则总是不考虑精神的自我,而只考虑肉体的自我。” 而本书想要表达的另一个重点是矛盾。 “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里的水都是有的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坦。每个人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本性的胚芽,有的时候表现出这样一种本性,有的时候表现出那样一种本性,有时变得面目全非,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这种矛盾的两面性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体现的淋漓至尽。他虽然想要通过与玛丝洛娃结婚来为自己赎罪,却又在面对玛丽艾特的引诱时春心荡漾。他虽然厌恶上层社会的浮华与奢靡,却又在最后与将军的宴会中重新体会到了养尊处优的美好。我多次因为怀疑自身行为的正确性而陷入迷惘,又多次因为这种怀疑而嘲笑自己不够坚定。我们读不懂他到底是因为心存怜悯,为了忏悔罪行而选择挽救这个因自己而坠入深渊的女人;还是因为自己迷醉在虚幻的道德顶点中陷入了一种虚妄的自我满足感而不能自拔;亦或是为了彰显自己与所在阶层庸俗的其他人在人性上和思想上的不同而选择做出这种自觉超凡脱俗的另类做法。这些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看到他痛恨他所处的上流社会,认为这些人思想贫瘠、精神空洞,但却又不得不周旋于这种人情世故之中。我们同样也看到他欣赏底层人民的劳动精神,却又在与他们的相处中不免还是会有恶心反感的心情。他在同阶层人和底层人的眼中都是个病态的人,甚至称得上是怪物,可他却时常因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深度而自鸣得意。赫留朵夫觉得自己之前就像一匹马被人抚摩着,为的是戴上笼头,牵去套车。可是他从庭审当天看到了玛丝洛娃开始就变得特别不愿意拉车了。他就这样在自我矛盾和与社会的矛盾之中反复煎熬着,也同样在这样的矛盾中不断成长着。 当然这种矛盾同样也存在于社会之中。 书中最令聂赫留朵夫感到害怕的是,有些人本来是善良宽厚的,可一旦当了官,就不能不变得麻木、残忍起来。比如奔赴流放之地的途中,面对中暑濒死的囚犯,那些熟视无睹的人原本在没有穿上那身官服的时候也会和最慈悲、怜悯的人一样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进行深深的斥责。这些人的良知和道德感逐渐被埋葬起来,每个人都假装看不见所发生的一切,直至习以为常。 同样矛盾的还有法律。 “法律哩!”他鄙夷地说,“他们先把所有的人抢得光光的,把人家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夺过去,算成自己的,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杀死,然后再定出法律,不准抢劫,不准杀人。要是他们先定出法律就好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是很清楚的,他明白“所有那些荣华和排场都掩盖着由来已久的、大家已经习惯了的罪行,犯这样罪行的人不仅不受惩罚,而且神气活现,想尽了美化的方法对罪行加以粉饰美化。”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副检察官因给同事饯行,通宵喝酒打牌与女人玩乐,导致开庭前甚至连玛丝洛娃案件的案卷都没有来得及看。而法庭庭长为了要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所以竭尽所能使得审判可以早点结束。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当然会使得我们发问,“一些人是否有权对另一些人进行审判。”这不仅让我们回想起书中所谈到的这句话“有的想法,起初他觉得是奇怪、荒诞甚至可笑的,却越来越经常在现实中得到证实,终于使他一下子就看清楚这原来是最简单的、不容置疑的真理。他现在看清楚的想法就是:战胜可怕的、使许多人受苦受难的恶势力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人人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总是有罪的,因此既无权惩罚别人,也无权改造别人。”审判他人的过程本身就已经将两者放在了不平等的地位之上,想要通过这种不公正的方式达到一种公正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做到的。因而,在聂赫留朵夫与姐夫的争吵过程中,他便直言“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本书的最后,托翁借着那位不知名的老人表达出了他对于宗教的思考。“每个教派都说唯有自己的一派是正宗。其实都像瞎眼的狗崽子一样,乱爬乱折腾。信仰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同时他还认为官办教会是欺骗和愚弄人民、维护专制政体的工具。他赞成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平等的教义,认为教会的许多做法都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也表达出了类似的看法,如果耶稣降临世间很可能称为教会传播者的牺牲品。罗曼·罗兰对此曾评价道:在《复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托尔斯泰那清明的目光,这束目光在每个灵魂中看到神的存在。 我始终认为陀、托二人是俄国文学的天花板,他们都有着远超常人的文学水平和思想境界。只要读过托尔斯泰的著作,便不难看出,托翁的思想内容其实是极为庞杂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的探讨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内涵。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里,托尔斯泰专注于对国家现存的政治体制进行抨击。他在《复活》里将矛头指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教会、政府、监狱、军队、社会制度以及上层社会对穷人的剥削等等。所有这些,他尤其将土地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是一切不平等和奴役现象的基石。在本书中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之口阐述了自己新的农村公社的蓝图,“土地必须是公有的,和水、阳光、空气一样都是上帝的财产,不能被私人拥有或买卖。公社的和谐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他人的爱之上,它将反过来促进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灵魂救赎。因此,茨威格才说“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脸上笼罩的厚厚一层的乌云才消除了;直到人生的晚秋,俊秀之光才使这块悲凉之地解冻。” “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复活》无疑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之一。1887年托翁从检察官柯尼那里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使他大为震惊,这也促使他动笔写就这部旷世巨著。托翁于1889年动笔,1895年完成第一稿。但他很不满意,认为小说容纳现实生活的广度和透视生活的深度都不合要求。后来又不断地探索,重写,先后六易其稿,到1899年才写成。前后历时十年之久。要知道《复活》成书之时,距离托翁的第一部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出版已经过去了30年的时间,在这30年的时间里,他对于人性的思考、社会的审视和思想的拷问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能更好地完成这部著作,托翁在这十年中参观了许多监狱,到法庭旁听,接触了不少囚犯、法官、狱吏,到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不断地深入观察和认识现实生活,深入地思考。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融汇在艺术形象之中。书中的大量篇幅皆是托尔斯泰借由聂赫留朵夫这个虚构人物来阐述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见解,故而聂赫留朵夫其实是托尔斯泰在思想和感情方面的载体。对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茨威格曾评价本书道:“《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托翁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全部融汇到了这部作品之中。而按托翁自己的说法则是:“我以为,这是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东西。” 最后,我想提几点我认为本书稍显不足的地方,欢迎各位书友指正。限于篇幅的原因 ,就不再展开谈了。 1.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聂赫留朵夫在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是与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存在着巨大矛盾的,但略有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从托翁笔下看到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因强烈碰撞而产生的火花。无论是聂赫留朵夫在与姐夫的争论还是与挚友的交谈中,仿佛这种矛盾冲突,托翁都是浅尝即止。聂赫留朵夫可能不愿将自己的思想完全表露出来,但同阶层的人应该是乐于“拯救”这只迷途的羔羊。因为能说服这位不同寻常的“怪物”既可以证明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无疑是正确的,同时还可以为自己在贵重阶层的功勋榜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在表现玛丝洛娃这个人物时,关于她在情感和思想变化方面的描写着墨不多。作为另一位“复活”的主人公,玛丝洛娃由自甘堕落一步步走到向往生活,其内心世界必然不会是波澜不惊的。遗憾的是,托翁仅仅是在聂赫留朵夫去探望她的时候捎带脚似的提及玛丝洛娃因为聂赫留朵夫的行为而产生的这方面的变化。 3.全篇读罢,不由让我有种虎头蛇尾的感觉。诚然,本书的最后部分,托翁想要将各阶层群体的问题尽量全面的展现给读者,因而穿插了很多他人的故事情节。但这却使得故事的推进到了尾声部分出现了很强的跳跃性,读者需要在繁多的人物中不断剥离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并且最后聂赫留朵夫的灵魂升华也显得略有唐突,实在是很难让人们“安然无恙”地拥抱一个完美的结局。
《复活》的主线非常简单,就是涅赫柳多夫试图拯救马斯洛娃,最终两个人实现精神上的“复活”的故事。所谓的“复活”,与托尔斯泰对人性的理解有关,他认为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个部分,一是专门利他的“精神的人”,二是损人利己的“兽性的人”,“复活”就是抛弃“兽性的人”而找回自己身上“精神的人”。 尽管托尔斯泰在写作过程中寄托了自己的思想,但他仍然遵循现实主义的逻辑,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准确的描摹,从而呈现出其复杂性。书中的一段话十分著名: “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 比如小说的结局,就非常合情合理。涅赫柳多夫当然愿意为马斯洛娃付出、牺牲,然而由奢入俭难,他早已习惯了上流社会的舒适、文明,所以第三部二十四章写他参加将军的宴会,感到十分愉快、满足。他也渴望安逸、温暖的家庭生活,所谓“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和儿女,我要过人的生活”。 马斯洛娃最终没有选择涅赫柳多夫,也是从这个角度为对方考虑。她对涅赫柳多夫说“您也得生活啊”。这反映的也是两个人地位、阶层的差异。 我认为她选择了西蒙松,还有另外一重原因,如同《复活》中所写的那样: “涅赫柳多夫向她求婚是因为宽宏大量,还因为从前发生过那样的事,然而西蒙松却是在她处于目前这样的景况下才爱上她的,他纯粹因为喜欢她才爱她。此外,她还领会到西蒙松认为她是不平常的女人,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具有特殊的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涅赫柳多夫对马斯洛娃,主要是出于一种负罪感以及道德感,他认为他当年诱奸对方是造成她后来一切不幸的根源;同时,自己做好事,帮助别人,也有一种充实和快乐。当然,其中也夹杂了一些虚荣心和自我满足感,陶醉于自己做了好事、付出了巨大牺牲这一事实,认为自己很崇高。 而西蒙松爱的是现在的马斯洛娃,看到了她身上的可贵之处。相反,涅赫柳多夫与马斯洛娃多年未见,对她的印象停留在少年时代那个单纯美好的卡秋莎,不时还会对她有所误解。比如听说她因为和医生调情被调离医院,一时就信以为真,以为马斯洛娃没有摆脱妓女的习性,因而非常生气。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误传,真实情况是对方调戏了她。 马斯洛娃尽管对涅赫柳多夫不无感情,但就如《半生缘》最后曼桢对世钧说“我们回不去了”,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马斯洛娃的感情也很复杂,对涅赫柳多夫有爱,有感激,但也夹杂着沉痛的情感,甚至是恨。 《复活》的这个结尾非常精彩,把涅赫柳多夫和马斯洛娃两个人内心的复杂性都写出来了。 如上文所论,涅赫柳多夫当然没有达到纯粹的利他主义,但他帮助马斯洛娃和监狱里的其他犯人,是出于赎罪心理和自身的良知。尽管其中夹杂了自恋和虚荣心,但他的道德境界仍然是比较高的。真正自私的人,则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卢仁那样,他的人生哲学是: “首先要一心爱你自己,因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如果你只爱自己,把自己的事办得挺好,你的长上衣就会保全下来。经济学的真理补充说:在一个社会里,私人的事业办得越多,也就是所谓完整的长上衣越多,那么这个社会的基础就越稳固,这个社会所办的公共事业也就越多。可见,我专为我一个人谋福利,顺带也就无异于为大家谋福利,其结果就会使得我的邻人得到的要比一件破长上衣多一点,这却不是出于个人独自的慷慨,而是由于共同努力的结果。” 利己是第一位的。还借用了时髦的理论为此进行辩护,利己就是利人,利人要以利己为基础。 尽管主线简单,但托尔斯泰在写作过程中展现了当时俄国广阔的社会现实,涉及到的人物包括上流社会的贵族、官僚阶层、农民、监狱中形形色色的犯人。他鞭辟入里地揭露了俄国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土地分配不公、草菅人命的司法及监狱制度、虚伪与徒具形式的宗教信仰等。其中的一些描写,现在看起来仍然十分刺眼。比如第二部第二十七章,涅赫柳多夫指责一些官员满口“人民的利益”,其实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又如第三部第七章提到,在跟随犯人流放途中,几个旅站的押解官不让涅赫柳多夫同马斯洛娃见面,这么严格的原因是“他们正等待一个主管监狱的大官路过此地。可是如今,那个长官已经从这里过去了,根本没有看一眼这些旅站”,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领导看到,可领导根本不在意。几个书友都提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遇到过类似事件。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类人压迫、剥削另一类人的状况,托尔斯泰倡导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并诉诸于宗教提出解决方案。他希望人们“相怜相爱”以建立社会秩序,认为每个人都有罪,没有人有资格审判、惩罚别人,一部分有罪的人审判另一部分有罪的人,只会滋生更多的罪孽。 托尔斯泰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应当执行“不杀人,不对弟兄动怒,不认为任何人渺不足道”、避免沉迷美色及奸淫、不“在许诺任何事的时候起誓”、“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忍受欺侮”、对于仇敌要“爱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等戒律。 他提到了《马太福音》中葡萄园的比喻: “园户本来是被派到葡萄园里去为园主工作的,却自以为葡萄园就是他们的私产,凡是葡萄园里的东西统统是为他们置备的,他们的本分仅仅是在那个葡萄园里享受他们的生活,竟然忘掉了园主,而且把那些对他们提到园主,提到他们对园主所负的责任的人都杀害了。” “园主”比喻上帝,而“园户”则是人类的统治者。统治者的职责本应是执行上帝的戒律,可他们却享受起来,作威作福,走到了上帝的对立面。 在这一思想脉络下,托尔斯泰强调了个体的力量。涅赫柳多夫在渡河时遇到一位老者,他的理念是: “我什么教也不信。因为我除了相信我自己以外,对谁也不相信,对谁也不相信。” “信仰有许多种,灵魂却只有一种。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那么各人只要相信各人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人人都保住自己的原来面目,大家就合成一个人了。” “你干你自己的事,不要去管人家的事。各人只管各人的事。上帝才知道应该惩罚谁,应该饶恕谁,我们可没法知道,你得做你自己的上司,到那时候就用不着另外再有什么上司了。” 托尔斯泰认为,人分为“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两部分,“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自我。他追求一种自由的境界,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对于规律的认识基础之上。在托尔斯泰看来,规律就是他所讲的宗教戒律。 托尔斯泰试图通过人人自觉遵守宗教戒律的方式来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托尔斯泰对人的悲悯之心在叙述过程中不时显现出来,这一点非常让人感动。比如在押解途中,两个犯人因中暑死亡,碰巧被涅赫柳多夫遇上。第一个犯人他“想要看一看死尸抬到什么地方去”;第二个他“仿佛着了魔似的”跟在抬犯人的警察身后。我觉得这里体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即便一个人已经死亡,涅赫柳多夫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自己对他们有多一点的了解。 第二部和第三部末尾两次描写涅赫柳多夫端详犯人的遗体,这两次都给他以极大的触动。第一次他有感于犯人的美丽,以及他的前途被断送,想到: “他活活地被折磨死了,非但没有人把他当做一个人来怜惜,而且也没有人把他当做一个善于劳动的、白白断送的动物来怜惜。他的死亡在所有人的心里引起的唯一感情,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身眼看就要腐烂,不得不赶快抬走,这就给人们添了不少麻烦。” 第二次面对与他投契的克雷利佐夫,涅赫柳多夫发出了以下疑问: “他受苦是为了什么?他活着是为了什么?现在他明白这些了吗?” 都是有感于两个人在大好年华,其生命就在非人的折磨之下被断送,从而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托尔斯泰一个非常可贵的思想是:不因为一个人的身分、地位而否定他/她。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是:对有地位的人顶礼膜拜,比如书中提到的一位将军: “他既然居于显赫而高高在上的地位,那就不论说出什么荒唐话,也会被人家认为是警句。” 而对于妓女、犯人这样一类人,则抱着先天的成见。比如妓女就是品行不堪、喜欢勾引男人;犯人就是有罪的,才要被关在监狱里受到相应惩罚。 但涅赫柳多夫不这样看(他的观点也反映出托尔斯泰的立场),他认为有一些人根本无罪,是被误判的;甚至是因为“道德方面高于一般社会水平才被列为罪犯”。即便真的有罪,也不能说明他们是不好的人: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有些人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行动,结果被判罪的。像那样的行动,凡是审判他们和处罚他们的人,处在同样的条件下,也是几乎一定会采取的”;还有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倒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大得多”,“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也包括“先前,在过去的时期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犯下的”。一般人只看结果和表面,而不问具体过程。但托尔斯泰恰恰相反,他关注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认为即便一个人真的犯了罪,也有可以理解的原因。 托尔斯泰在本书中展现出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每个人都应当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没有资格审判别人;而对他人则应抛弃成见,尽可能地去宽容、理解。
世上没有后悔药去让生活重新来过,但却可以选择与过去再见,从而走上与之前不同的人生道路。不过,若要发生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需要命运契机的。如果聂赫留朵夫没有再遇到卡秋莎,或许他也就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土地主的贵族身份给予的奢侈生活,彻底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美好和纯洁的灵魂。 时过境迁。当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团的位置上,认出受审人员之一的便是自己真诚热爱过的卡秋莎时,无疑是震撼的。他没法将眼前这个卖弄风骚、人尽可夫的妓女与自己记忆中那个有着纯洁情感、鲜嫩如花的少女结合起来。 虽然重逢的距离只相隔几米,却像是隔着苍茫的岁月,隔着消逝的青春和真挚,隔着早已被遗忘的曾经。记忆的洪闸一旦打开,汹涌而来的洪水势必会让人暂时丢下当下的状态,于是,聂赫留朵夫内心另一个“人之初、性本善”的他已在悄然地苏醒。 其实,若是一个已完全丧失了道德理念的人,他可以为自己编造上百个理由,说服自己,那个女人沦落到如今可耻的地步是与自己无关的。 毕竟,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作为这个女人命运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导火索,他自觉自己有罪,他需要为自己曾经恶劣的行为负责。 于是,便有了聂赫留朵夫的复活,也就有了卡秋莎的复活。 也许,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想法,是让这个无罪的女人摆脱牢狱之灾,恢复自由之身。但随着他一次次地踏入监狱的大门,对这个同样在阳光底下的一方世界,亲眼目睹后,无法不为之震动。 一个人,只要对于生活还有想法,那在如此反差的环境下,就会不得不去怀疑,去思考,人为何会犯罪?为什么要以失去自由、甚至性命的代价做出某些过激的行为?这真的是这些所谓罪人的过错吗?那为何卡秋莎没有罪还被判刑?对于手持法律之杖,无情践踏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们的尊严的权力,又是如何来的? 可以说,这本书的基础是建立在聂赫留朵夫本人也有自省且愿意思考、追随真理的基础之上。虽然聂赫留朵夫做出的一路追随卡秋莎、甚至愿意与她结婚的决定,有自我感动的因素,但在为那些政治犯奔波的过程中,却又是无私的了。他并没有有意地去塑造自己伟大的形象,他更多的是为了追求生命另一种的平和。 在那个贵族的生活圈子里,他看清了生命在于他们,是饱饭酒足后的虚荣心满足。可而对于那些被社会制度压榨得犯罪的人们,他们已无暇考虑自己作为人可以善良、宽容和爱的能力,即使是那些拥有智慧的政治犯们,他们的另一种生活的乐观也感染着聂赫留朵夫。 这些感动是聂赫留朵夫的贵族圈子无法想象的。 虽然,对于那些被法律残酷对待的人们的下场依然没有结局,但聂赫留朵夫的觉醒,总会利用自己所占的社会优势,去做些什么的。
先给WD上☕️☕️☕️ 再送小心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故事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复活》的情节虽然是单线发展的,可却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沿着马斯洛娃蒙冤下狱并被流放,涅赫柳多夫为她奔走上诉,以及陪同她前往西伯利亚,通过男女主人公活动的主线,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政府的办公厅到省长官邸,从贵族的厅堂到农民的茅舍,从剧院的包厢到三等客车车厢,从警察局到停尸房等各个角落,广阔而深入地反映了沙皇俄国的面貌。把各个事件,各个阶层的人物,各个社会生活的侧面串联起来,组成一个整体。 借涅赫柳多夫的所见所闻,又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黑❤️暗,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视人命如儿戏的法庭and 监❤️禁无辜百姓的监狱;金碧辉煌的教堂and 褴褛憔悴的饭❤️人;穷乡僻壤的农村and 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and 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托翁很善于抓住一些具体情节,给予细腻的描写,展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更能显示人物性格,作者刻画反面人物和揭露人物的恶劣品性时,运用辛辣的讽刺手法,以暴露他们的丑恶。在结构安排和人物描写中,形象生动地展示了群众的苦难,鲜明地暴露了社会矛盾。 读到小说的后面部分,托翁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改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重新审视了各种社会现象,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法。把希望寄予宗❤️教信❤️仰和戒律,我想这是实属无奈,个人的力量太渺小,没办法去与整个国家的机制抗衡。 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对着无处不在的恶,人们怎么样才能摆脱?原谅与宽恕对恶能起到任何作用吗?当然,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尤其不能解决人性深处的灵魂。但是,幻想在一个恶的环境中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来达到自我解放,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在每个人摆脱了饥饿、寒冷、奴役、压迫的束缚之后,才有可能追求灵魂的自由。小说中那个罪❤️恶的社会,那种不合理的现实,种种惨❤️象,跃然纸上,使人震惊和愤慨。 END: “那我们就分手了” ,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没有说其他的告别辞。她是爱他的,为了他的名誉、地位和前途而拒绝了跟他在一起。为了他好索性就烧掉了她自己的船,从此把她的命运同革命者西蒙松结合在一起,西蒙松正直善良,是纯粹喜欢她爱她,如果我是马斯洛娃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后来的涅赫柳多夫对马斯洛娃的感情不是爱情,更多的是怜悯、同情、愧疚,他想帮助马斯洛娃以此来赎罪,拯救自己的灵魂。要说是这样的话,他已经都做到了,而且做的够多了。年轻时他们俩确实互相爱慕,而现在经历了那么多早已物是人非。虽然男女主人公没在一起,但我想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因为他们俩最终都达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双重复活❤️❤️❤️!
《复活》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 该书的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主要描写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引诱了姑妈家的女仆玛丝洛娃,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后来,她沦为妓女,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受审判。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的女人,深受良心谴责。他为她奔走伸冤,并请求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上诉失败后,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亚。他的行为感动了她,使她重新爱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她最终没有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为伉俪。这样,男女主人公都达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展开的补偿性质的救赎,同时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救赎。 《复活》写于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九年,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经过艰苦的探索,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主题思想,前后共写成六稿,内容逐步演变,使柯尼的故事情节同托尔斯泰想揭露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小说的篇幅也逐步扩展,最终成为一部体现作者揭露和批判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一重要主题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大量篇幅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当托尔斯泰发表《复活》时,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社会批评家,而不是一名小说家。书中对沙皇体制——教会、政府、司法裁决与刑事判罚体系、贵族阶层的私人财产和社会习俗的批判,使得这本书成为托尔斯泰写作生涯中最为畅销的一本书。小说激怒了政府和教会,托尔斯泰被俄国主教公会开除了教籍。 托尔斯泰在构思写作《复活》的过程中,他所见所闻和现实的生活让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此后,他越来越致力于“平民化”。那不仅仅是一种逃避虚空的努力,而且是一种致力于自我完善的过程。但是,他的做法不能被世人所理解,在家庭中也感到痛苦与孤独。最后,为了彻底摆脱贵族生活,他在一九一〇年十月一个寒冷的冬夜弃家出走,不久即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以前看过纸质书,看过前苏联1960年什维依采尔执导的电影《复活》,最近再次阅读电子版。虽然这本小说思想性大于艺术性,但我依然觉它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不朽名著。 本书书摘: *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里的水都是有的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坦。每个人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本性的胚芽,有的时候表现出这样一种本性,有的时候表现出那样一种本性,有时变得面目全非,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 *我们活在世界上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这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那是出于某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们断定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显然,我们不会有好下场,就像那不执行园主意志的园户那样。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 *人性中可怕的存在着兽性,如果这种兽性没有袒露出来,而是深藏在所谓的诗意外表之下时,则更加可怕。 *人过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顺从别人的想法,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重大区别之一。 *他所谓的灵魂的扫除,指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往往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间隔以后,忽然,他感到他的内心生活疲沓了,有时甚至停顿了,就着手把堆积在他灵魂里而成为这种停顿的原因的垃圾统统清除出去。 *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宽恕别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宽恕,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复活》的剧情寡淡无味,但却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涅赫柳多夫不仅战胜了自己心中那个“兽性”的人,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更让他明白了统治阶级的丑恶,以及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对人性的侵蚀,从而使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理想。 一、自我救赎 涅赫柳多夫原本也是一个秉性纯良的少年,他酷爱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体会到了土地私有制的种种残忍和不公正,于是便决定把父亲留给他的二百俄亩土地通通送给农民。但就像托尔斯泰在文中说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涅赫柳多夫的良知也被淹没在了社会的歪风邪气中,但他却自认为是一个高尚的人,不过这种高尚只是为了高尚而“高尚”罢了。他把父亲的土地送给了农民,但对于母亲留下的那两万俄亩土地,他却犹豫不决。他深感自己占有土地的罪恶,想要成为一个无私高尚的人,却又放不下占有土地带给他的奢侈生活。而对于诱奸马斯洛娃这件事,涅赫柳多夫也始终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因为他自认为高尚,却又犯下了这样的罪恶,所以他只能选择逃避,继续自欺欺人的做一个“高尚”、“优雅”的人。 涅赫柳多夫明白,高尚是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承认自己的罪恶同样也是,这令涅赫柳多夫十分痛苦。一边他放不下虚荣,一边又受到道德的谴责,这也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道德和虚荣的抉择。然而,良知就像一个三角形在你的心里,当你做坏事时它便转动,深深刺痛你的心,当坏事做多了,三角形磨平了,心也就不会痛了。就像托尔斯泰说的:“做坏事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思想的腐败,”一件坏事只是为其他坏事铺路而已,但思想的腐败却把坏事合理化了。好在涅赫柳多夫的思想并没有腐败,他内心的煎熬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所以内心才会煎熬,才会有后来的忏悔和赎罪。 那么,涅赫柳多夫是为了成就自己的高尚而赎罪吗? 涅赫柳多夫的自我救赎不仅仅是自我道德的完善,道德高尚不是他的目的,赎罪和弥补才是,涅赫柳多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此时的他虽然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也做了许多高尚的事,但却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高尚而高尚。对于农民,他是真心实意为他们考虑,不仅仅是简单的把土地送给他们,还为他们设计了一种很好的分配方式,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拥有土地的好处,而不至于滥用土地。对于马斯洛娃,当他得知马斯洛娃不再需要他的牺牲,并且要和西蒙松结婚时,他的心里十分失落,因为这降低了他的牺牲的价值。虽然他知道马斯洛娃依然爱他,和西蒙松结婚也是为了让他断了念想,而作为一个高尚的人,既然他看破了这一点,本应该坚持留在马斯洛娃身边,但他知道这固然会增加他的高尚,但也会给马斯洛娃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他选择了成全。 涅赫柳多夫的赎罪仅仅是为了获得良心的安宁吗? 为良心的安宁而赎罪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却不能为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再给对方造成更多的伤害。在《飘》中的玫兰妮临死前,米德大夫警告斯佳丽说:“你不能为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去破坏别人心灵的宁静”,劝她不要把自己和阿希礼的暧昧关系告诉玫兰妮。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涅赫柳多夫是因为良心不安才开始赎罪,但他的赎罪行为并没有给马斯洛娃造成二次伤害,反而令她感到喜悦和欣慰,也给她减轻了许多身体上的痛苦。可以说涅赫柳多夫既捍卫了自己的良知,也做出了极大的弥补和牺牲,而前者是他的动力,后者才是他的目的。 二、社会理想 涅赫柳多夫的社会理想主要表现在土地改革、政府和司法改革,以及宗教信仰三个方面。 土地改革 涅赫柳多夫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十分崇尚斯宾塞的学说,大学时期还专门为此写过论文。根据斯宾塞的社会学,土地是天赋的权利,应该属于全体公民共有,但地主阶级却占有了这些公共财产,并以此反过来压榨农民。这种土地私有制导致了经济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又导致了政治不平等。只有让每个人都充分享受到这种天赋的“自然权利”,才能根除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所以涅赫柳多夫对土地改革怀着深切的希望,但他也只限于把自己的土地权益归还给农民,而这对整个社会来说不过是“星星之火”,“燎原”的希望也十分渺茫。 政府和司法改革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涅赫柳多夫说过:“那些温和的人,都是担任了官职才变得凶狠。”官职给了这些人管理、压迫别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得不到制约,所以使用权力的人就会变得肆无忌惮。而统治阶级对权力的“垄断”,也自然会造成法律上的不公正,法律就成了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政治工具,它只为维护上层社会的利益而存在,而对于底层社会,无罪的“罪犯”比比皆是。只有对权力进行限制,才能改善上层社会的腐败,从而纠正法律的不公正。但权力该如何限制又成了问题,只要权力存在就无法完全限制它,因而也就无法完全消除腐败。 关于社会的刑罚机制,涅赫柳多夫认识到其最大的弊端在于:只对犯人起到了惩罚的作用。但惩罚并不是监禁的目的,监狱应该对犯人进行改造,让他们出狱后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如果犯人被监狱的歪风邪气所感染,出狱后变得更坏了,那监禁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宗教信仰 早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就要求宗教从外在的形式复归内在的信仰,马丁·路德更是提出只要内心虔诚就能直通上帝。但一直到十九世纪的托尔斯泰年代,宗教依旧是统治阶级愚弄民众的工具。这些人满嘴都是上帝,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亵渎上帝。他们只想从上帝那得到恩惠,犯了错就乞求上帝宽恕,上帝宽恕了他们,他们却不愿宽恕别人。就像文中说的:“他们自己就坏,却要纠正别人。”不过,尽管宗教总是被利用,以至于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痛苦,但在宗教信仰中往往蕴藏着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涅赫柳多夫正是在《马太福音》中看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希望———宽恕和博爱。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宽恕一切,做到相怜相爱,那么以上提到的种种政治、经济、司法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涅赫柳多夫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信仰是合理的,因为信仰就是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给人们带来一种心灵寄托。面对这个社会的总总问题,涅赫柳多夫束手无策,但信仰给了他把人间变成天堂的希望,给了他一个努力的方向。尽管希望渺茫,但他依然会尽其所能。 三、结语 在腐败的社会中,涅赫柳多夫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马斯洛娃”,因此完成了自我救赎后,他又继续怀揣着救赎社会的理想砥砺前行。他不像哈姆雷特那样,面对难以改变的现实自暴自弃,他是善于抓住希望的勇士,永远朝着希望所在的方向前进。
如果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相比算是逊色不少的话,那这本《复活》和那两本任何一本相比真都有点淡而无味的感觉。有味也读完了,没味也读完了。反正五十多个小时的时间是搭上了。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想弃读,读到一半多的时候干脆扔下放了三四天。最后还是又拾起来勉强读完了。读书越读越没味的感觉就跟吃没味的东西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味同嚼蜡的感觉。之所以觉得无味,就是觉得书中的这种故事,这种情感有点太高、大、上。高、大、上到有点假。当然,我绝对相信现实世界是有的,但我更相信是少的,少到近乎没有。可能是离现实越遥远的东西越令人感觉无味吧。因为毕竟太遥远的东西很难令人相信,很难令人理解,也就很难令人共情。想读懂《复活》可能最好先读懂作者这个人。因为这部小说据说是他的精神自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俄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从小的生活就是锦衣玉食,但他的一生都在与自己的贵族身份对抗。年轻时参军,中年致力于自己的庄园改革改善农奴的生活,却因阶级阻力失败。晚年“玩”的更是彻底,他放弃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分给农民,甚至在82岁那年顶着寒冬深夜出走,最终病逝在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旅馆里。这份决裂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对“贵族阶级罪恶”的终生的清醒认知。而《复活》中涅赫柳多夫正是这种“罪恶感”的化身。翻开这部作品看到的不只是19世纪俄国的社会画卷,更是一面照见每个人内心光明与黑暗的镜子。一面好的镜子不会只照见光鲜的外表,更能照见褶皱里的灰尘,眼角藏着的疲惫,甚至是灵魂深处的斑驳。每个人身上都住着一个精神的人(追求道德、善良、正气),每个人身上也藏着一个兽性的人(沉溺欲望、自私,冷漠)。而《复活》这个故事,就是这面镜子中最锋利,也最温暖的那道光。 青年的涅赫柳多夫并非天生的恶棍,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怀有理想,对马斯洛娃最初也带着纯真。只是在声色犬马的贵族圈混迹多年后的他第二次遇见马斯洛娃的时候,马斯洛娃的纯真与深情在贵族的傲慢与自私里俨然就是一种只值一百五十卢布的廉价消遣。最终酿成了她一生的悲剧。多年后法庭上的第三次重逢,沦为妓女的马斯洛娃那一双失去光彩的眼睛终于击碎了他麻木的灵魂。从最初的逃避、愧疚,到主动为马斯洛娃申诉,放弃贵族特权,追随她前往流放地。涅赫柳多夫的“复活”本质上就是一场对自我的清算与救赎。他的赎罪不是“英雄救美”的俗套,而是一个贵族对自己阶级的背叛。马斯洛娃的堕落也不是自暴自弃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对底层人的“谋杀”。故事写的是这两个人的故事,但写的也是俄国社会的两个阶级,写的更是人性的两种可能,沉沦或是觉醒。这本书所谓的“复活”不是神话中的死而复生,不是简单的幡然醒悟,而是一个人在认清人性的丑陋、社会的残酷后依然选择向善的勇气。是一个灵魂从麻木的黑暗中一点一点挣脱枷锁,走向光明的艰难历程。复活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新生。谁都没法回到自己的年轻时光,涅赫柳多夫和马斯洛娃也一样。涅赫柳多夫不可能再活回那个曾经的心性纯良的大学生,马斯洛娃也不可能再是那个心地单一纯真的卡秋莎。但他们都可以再次走向新生。人性能堕落也能升华,社会有黑暗也有光明,灵魂能沉睡也能觉醒。人性这种东西是世间最难捉摸的存在。它犹如多棱镜,在不同的境遇下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可能善良、宽容、勇敢,也可能贪婪、自私、残忍,还可能混沌不清,在善恶间徘徊、挣扎。在永远都有太多苦难的底层社会,能始终保持本心的人实在寥寥无几。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就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丝丝缕缕地影响着每个最底层的人,概莫能外。从出生时的阶层差异,到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就业、婚姻、际遇,无一不被其左右。真正的复活不是纠结而是纠正,不是回头而是回望,用善良、用担当、用爱的能力去做未来可期的事。复活的本质就是道德觉醒,道德觉醒不是一场光彩照人的胜利游行,而是一次狼狈不堪、跌跌撞撞的艰难分娩,是一个人从自私走向赎罪时内心必然经历的混乱与痛苦。 善良、正义、美好、积极、正能量……这些珍贵的品质也许就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散发着微弱却坚定的光芒,也许就藏在《复活》那一页页充满高大上力量的文字里。等待着更多的人去发现,然后带着自己的发现在现实中追寻属于自己的“复活”。 愿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命里找到复活的力量。 写到最后,我最想说的是,“复活”也好,道德觉醒也罢,千万不要成了一成偏执。就像故事里的涅赫柳多夫,幡然醒悟后一头扎进另一个极端。散尽家财,拒绝爱慕者,把一场道德觉醒变成了对生活的报复。好像不折腾到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就不算虔诚。就像那些为了减肥而绝食,为了“上进”而熬跨身体,为了“无私”而委屈自己的人一样。可人生哪有那么分明,如果把本是千金难换的“复活”变现成了对别人的一种赤裸裸的绑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死去”? 其实,真正的复活应该是灵魂和肉体一起好好生活,好的人生或者说对的人生从来不是消灭欲望,而是让欲望有处安放。即能照顾肉身的温饱,又能守住灵魂的体面,这才算真正正确的复活吧。
复活主要讲述贵族青年涅赫柳多夫引诱了他姑母家的婢女卡秋莎。卡秋莎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受审判。涅赫柳多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涅赫柳多夫决定为被诬告犯杀人罪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奔走伸冤,上诉失败后即陪她去西伯利亚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她,使她重新爱他。但是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她终于拒绝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合。这样,男女主人公都达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通过涅赫柳多夫对卡秋莎的帮助实现自我救赎,和精神上的解脱。 这是一场救赎,一场赎罪之旅,一场对错误的反思和拯救,也是一场精神、道德上的复活。涅赫柳多夫能够放弃一切去弥补自己曾经犯的错。现实中我们有多少人想对自己的人生重新洗牌,有多少人发自内心的想从灵魂、精神、道德上复活。世间大多数人大多数人都是一次又一次说服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诱惑降服,不知不觉又堕落了,往往比以前堕落的更深。涅赫柳多夫能够放弃一些去弥补自己曾经的过错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 小说以涅赫柳多夫作为陪审员的身份审判卡秋莎伟主线,通过描述涅赫柳多夫为了卡秋莎的案子奔走的过程,展示了俄国当时社会的黑暗,在对政府、司法、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批判。 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家庭,本人也是个伯爵。他早年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在自己庄园中试行减租减役,幻想寻求地主和农民和谐相处的途径;以后加入军队,参加俄土战争,曾在克里米亚作战,亲眼看到沙皇军队的腐败;退役后又出国旅行,但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引起他的憎恶。从某种程度上男主其实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作者本人在所处的时代也一直想推动土地的私有制,作者在现实中没有实现的在小说中实现了,从本质上土地私下有能够解决方式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又复合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从土地私有化能看出作者的思想相当超前。 小说最后的章节借用涅赫柳多夫和英国牧师深入灵魂的交流,说明人一定要有信仰,有信仰才能有原则,才能更坚决,有信仰人才会更有力量,有信仰才能超新脱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老来赋闲在家,有时间一读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复活》。 小说写了忏悔、救赎和自我救赎,寻找人类希望之路中的所见所闻———社会不公,官僚、司法、阶层、财富、权力…..等等的不公。透视了社会的腐败。因此,《复活》是对整个社会的深刻反思。 托尔斯泰通过对男主涅赫柳多夫的思想和道德探索和人性展示,描写了一幅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美好愿景。不得不说,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那种对人人平等的追求,是很理想主义的,很原始很朴素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到小说结尾处,连作者自己都无法给这种美好的愿景以完美的结局,不得不从追求理想主义回到神学的迷宫里继续探索。男主的精神救赎之旅,托尔斯泰在整本书几乎在证明一件事:司法、官僚体系、阶层结构、财富权力,全都仍然照旧运转。甚至可以说,小说里唯一发生变化的只是:个别个体的良知,而不是社会现实。其实,这部小说中,谁也没有真正“复活”——男主涅赫柳多夫折回神学迷宫,女主玛丝洛娃清醒而又无奈,她最终只是带伤生存,没有重生。社会更没有“复活”,全都依旧运转着。这部小说也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当年的思想和经历。也许托尔斯泰自己也知道“复活”只是愿望,他最后不得不退回神学。阅读过程中,查询了一点资料,有研究者认为:托尔斯泰写《复活》时,其实已经意识到——现实世界无法承载他的道德理想。于是他把希望转向内心信仰和宗教伦理上来,某种程度上,这像一种精神避难所。 深感文学作品有它的时代性,贵族男主涅赫柳多夫,胸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伟大理想,一腔热血,将自家房子、土地全数分给农民,自己几近财富赤贫地走上赎罪、自我救赎、拯救社会、拯救他人的灵魂救赎之路,跟随被流放的囚徒队伍,一路前行去了西伯利亚。让我们把时光快进拉回到150年后的现代,回头看看当今世界,全球主义白左,不断高喊自由、平等,土地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大开国门让国家成为没有围墙的地球村。但你要是让TA打开自己家前门后院的门放难民进来试试看?所以,当年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主义者,是身体力行的,跟现在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投机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小说与现今社会相去甚远! 也许,人类社会的最终命运就是不得不走向灭亡,尤其是现在AI机器人的迅速发展崛起,将实现人类社会的这种预后远景,成为了可能。未来社会,也许没有人治,只有机器人按程序规则治,千篇一律,真正实现人人平等,机器人时代的乌托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