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果麦经典）

（对20世纪的小说的读者来说）“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 偶然在某书的封面上看到这句话，于我心有戚戚焉。阅读《审判》并不是一段轻松愉悦的体验，在翻开第一页就知道K命定的结局以后更是如此。 阅读K的命运，就如同一场预知结局的漫长行刑。看着他毫无悬念地走向被审判的境地，几次想中断阅读，中止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审判。然又在阅读中渐渐与约瑟夫·K的视角融为一体，不期然地抱有一丝应该能够幸免于难的侥幸，恰恰是这份侥幸鼓动着我读下去，一直读下去，直到K死去…… 也是这份侥幸让我思之惶惑，很多时候我也有“K时刻”，我总觉得自己会是例外，即使好事不达己，无论如何祸事也不会降临于我身，即使身陷囹圄也信着有摆脱之时。 这诚然在许多至暗时刻将一丝光亮毫不吝啬地捧献给我，可近来却也越发警觉：它正使我这个一个身处关系网中的“人”，逐渐失却温热的体温，变得越来越冰冷，与人与事都愈来愈疏离。 渐渐地，我对遥远的苦难只有瞬息的哀悼，对许多甚至与己有关的切近之事亦是深感漠然。 提笔至此，旺盛的自我意识已抢先一步，让我甚至在深入小说之前就忍不住开始对自己长篇大论的审判。脚着溜冰鞋，我滑轨于“过于在意”和“毫不关心“的两极之间，似弹丸般游移不定。 身体找不到落脚之处，所幸目光尚且能够在一件与现实看似无关的事情上久作停留，暂时替代躁动肉体的不知归途，为灵魂觅得些许安宁慰藉。 我试着去回忆小说在讲述怎样一个故事，在搜刮不出任何连续性的情节后我重又打开小说，发现卡夫卡在第一行就已经讲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捕了，但他什么坏事也没做。如果说要更详细一些，我们可以再做这样的延展：他被捕、被审判、被处以死刑了，但他什么坏事也没做。 一切都显得那么毫无来由、不知根底，蔓延宇宙的荒诞就这样被卡夫卡演绎到了极致。 为了理解这审判为何如此令人窒息，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卡夫卡，以及他所代表的20世纪小说讲述故事的方式。 20世纪，小说家们常常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去讲故事，亦或者说不再去言说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小说中情节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再也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 习惯深夜写作的卡夫卡的小说也犹如没完没了的梦境，他按照梦的法则进行创作：故事没有开头和结尾，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现在和“这里”。 K的审判来的突兀且毫无根底，《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变成虫子的事实也自然无需去浪费笔墨铺衍。 作者大可以截取事情的片段做尽情的发挥，读者能做的只有接受，像接受人生来就走向宿命般的死亡一样接受文本，否则就会被小说家拒之门外。 本世纪开始，阅读小说也成为一件颇具门槛的事，不再是人人皆可读、人人皆可乐。我们作为读者心中自然会满腹怨怼，这种小说不读也罢，又何苦自贻伊戚呢？有时读到晦涩难解处怒从心起，甚至想抓着作者的衣襟叩问：你何必自掘坟墓弃大众于不顾？除了我们中文人谁来读你！且好自为之吧！ 可文学的魅力不就在此吗？一如先哲康德所洞见，面对似乎凭借个体力量无法把握的对象，作为人类我们总试图去超越，去超越感官能力的极限，超越一种无力的状态。而恰恰是这种无法统摄却又义无反顾去征服的使命感让我们喜不自禁，亦不由得去叹服自身、敬重这个不信命的个体作为人的存在。 我们阅读20世纪的小说不也是如此吗？ 当真看完之后就一头雾水、了无所获吗？ 不尽然吧，难道不正是”看“本身让我们兴奋雀跃，让我们又稍稍觉得我和人类都还没有完蛋吗？ 故而，我们以为厉害的是小说，殊不知它们乃是“我们伟大心灵的回声”。 在信仰崩塌、中心离散之际，我们如无本之木般栖栖遑遑地在人世飘摇，可就是到了此种境地我们也从未停止过对人的存在的追问。 哈姆莱特在基督教神学与人文主义精神轮换之时罹患精神危机，他在延宕中展开对命运的思索：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是否应该回到上帝的怀抱？或者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以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去开拓一条未来的全新之路。 如今，上帝已死的已然是覆水难收的事实，一切都在被解构，可解构之后又如何重构，无人可知。 然20世纪的小说家们却试图在作品里对此时人的精神状态予以不加评判地呈现：他们就像没有感情的摄像机器，冷峻到极点，以至笔下的文字也透着森森凉意，飘着袅袅虚无的寒气。 他们剖开人的心脏却失望地发现里面空无一物，留下的只有一具僵化冷却的躯壳。于是乃惊觉——孤寂、烦恼、畏惧、绝望、怜悯、困惑、沉沦、恶心甚至死亡这些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就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 如果说上帝死了之后，传统理性主义诉诸概括性的本质、追求普遍性的规则，皆因为失去了终极保证和本原支撑而同时失去了可靠性、可信性。 那么反过来，文学则因为天然具有的“诗性智慧”性质，以及同人类原始祖先、远古自然的血缘纽带，它始终不渝地诉诸感性生命、追求与活生生人生劳顿奔忙的情感互通性，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现实处境的直接心灵关切性，因此尚保留着本然的真实可靠性、可信性。 思与诗相融，而后，人才获得生命本真和存在的证明。这也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应有之义。 既然阅读20世纪的小说是必要且值得的，我们便得以带着更深的洞察重返《审判》。一看到《审判》，我们就不禁会去追问——谁来审判？审判谁？为什么审判？ 这部小说的多义性让所有标准答案失效，但至少，我们可以窥见其中交织的三重审判： 一是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无罪的审判”：K莫名被捕最后处以死刑； 二是自觉伦理道德层面的“有罪的审判”：K在上诉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罪恶的世界的一份子也有意无意在加害于人； 三是宗教方面的“对‘审判’的审判”：在所有审判背后还有个总审判，如卡夫卡所言：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罪孽很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审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的法庭的一个总诉讼。 这种永恒的、悖论式的审判，在小说中那个“关于法门之前”的寓言里得到了极致体现。这篇寓言不好理解，不好理解，贴一个学者的解读： 【这篇寓言充满了悖论：大门敞开着，却又有守卫；门警答应放他进去，又一直不肯放行；乡下人最终没有进去，而门又是专门为他开的。 张志扬先生进而发挥道：“门，既是范域的限定，又是这限定的缺口，既可破门而入，又破门而出，进入存在'或超出存在'。如果完全的隔就不必通了，完全的通就不必隔了，又通又隔，于是有门，所以，门是限定中的否定。门的肯定是在否定中或通过否定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人建立世界，就是建立门。 如此看来，这篇寓言中的寓言，它寓意含混，而又含混得清清楚楚；它如此深刻，又如此完整，以致于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同时又根本不能再作任何解释。 对于这寓言，还是那位神甫说得好，“没有必要去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是真实的，人们只要把它当作是必须的。"这就是说，解释是可能的，但绝对的解释却是不可能的；接受是必须的，而理解却并不是绝对的。“】 卡夫卡说“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是砸碎我们心中冰海的斧子”，他通过写作捏到了生命的痛处，使得我们在剧烈的痛觉中保持清醒，在失去永恒的精神家园后，依然能保持一种镇静的追问姿态，而不至于在麻木中浑然不觉地走向死亡。 那个“法门”前的乡下人，或许永远进不去，但那扇专为他而设、却又永远隔绝他的门，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必须”的审判。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乡下人，在“必须”接受的生命荒诞面前，阅读《审判》这样的作品，正是我们举起卡夫卡留下的那把“斧头”，试图砸碎内心冰海，在虚无的寒气中，求证自身存在的一次勇敢尝试。

“只要开始审判，就必然认定有罪，无法得到赦免”，这就是官僚制度下司法机构，一个肮脏且无法度的绞肉机，用不停歇永远流淌无辜着鲜血的地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以及整个社会的异化是不容忽视的，人与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职能部门的一双大手可以遮天蔽日，可以无形的摧残每一个人，易如蝼蚁没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故事中男主的遭遇与卡夫卡真实生活中遇到的审判如出一辙，面对不公的审判，卡夫卡对上帝的光环产生了自我罪感，对社会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考量，将自己的遭遇交给主人公约瑟夫来表达，让小说所表现的既是这个世界又完全外在于这个世界。

卡夫卡是一头大象。而你我都是摸索至此的盲人。 这是一部充满了伟大隐喻的作品，他的隐喻无处不在 比比皆是。 不但跨越了卡氏自己的其他作品，也同样跨越了中西 跨越了古今，跨越了种族和宗教。 包括城堡 包括法院 包括钥匙孔 包括椅子 包括仆人 包括杂役 包括护士 包括酒吧女郎。 这样的隐喻是一种深刻和玄妙的。它的深刻和玄妙在于它既有很强的表现形式，它又是残缺的。残缺的就是各自能看到不同的隐喻，因为是隐喻，就具有了相当的解释性，无论是从宗教，从体制，从阶级关系和从男女思维。 还有蛮意思的一段。画室的那唯一一把椅子，座位：是一种很强烈的隐喻，它不但代表了权利，也代表了你所处的位置，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掌控。相对于动态的世界来说，坐下是一个安稳，一个稳定，一个带有些许尊贵以及掌控的象征。 为什么说画室只有一把椅子，是因为谁坐在这把椅子上，谁就是掌控全局，谁就是进行描绘、进行阐述、进行思考、进行表达的位置。 而其他的任何地方，你都是一个模特，都是一个物件，都是服务于整个表达的一个零件。你当然不是一个人！或者你也可以是一个人，你可以是一个女人，可以是一个戴耳环的奴仆，可以是一个捧着水瓶的维纳斯，可以帮你表达成任何人。包括把你推到床上。这个床上包括其他的被褥等造景可以表达任何其他隐藏的寓意，或者是性，或者是被操控，或者是舒适。一切由人表达，你只是 play 中的一环。 所以在这样的著作下，经常有一些让大家相互之间觉得莫名其妙的评论。这种莫名其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卡氏得以风靡后世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对于卡夫卡来说，所有的读者都是在盲人摸象。所有的观点都是在以管窥豹。无一例外。 他们既混乱又持续井然。既肮脏又干净纯粹。既次序森严，又荒诞离奇。中国外国，古往今来，一战二战，宗教种族，包括书内书外，一个个隐喻既是文学，也是你我。 卡夫卡是一头大象。而你我都是摸索至此的盲人。

读完汉德克的《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后，再读卡夫卡的《审判》，选了旅德小说家文泽尔的译本，值得推荐。 回想起对外国文学的认知改变来自一道填空题：《城堡》，《等待戈多》，《荒原》的作者是哪几位？这道题出在1989年的一次普通小考，自此开启了本人对世界文学新的认识，除了古希腊罗马文学、莎士比亚时代文学和俄语文学外，原来还有更多不一样的惊喜、惊奇甚至惊吓在等着你。一开始读卡夫卡似乎被惊吓到了，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格里高尔一个大活人睡了一觉居然变成了一只大甲壳虫，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人在死了以后才可能变成蝴蝶或蟋蟀之类的（蒲松龄编织的聊斋故事，以寓言内核写现实），卡夫卡是在用表现主义形式暗示、影射现实。多提一句，陈忠实《白鹿原》里的超自然元素，如田小娥死后化为鬼魂复仇、白嘉轩梦到白鹿、风水宝地等，更接近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民间鬼怪传说与民俗信仰，与卡夫卡的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不能一概而论。 再读《审判》和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增添了许多思考时间，对一读友的评价很是感慨：人生最大的耻辱是对体制的默认，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我的诬告，耻辱抑或悲哀，都是对荒诞人生和世界的一种态度。 年少不知书中意，再读已是书中人。 假设：汉德克的这个题材给卡夫卡，卡夫卡会怎么写？估计这种现实题材不是卡夫卡的菜。所以假设不成立。 （2025.07）

在开始对卡夫卡的《审判》进行最后的逻辑合龙前，我必须重新唤起阿尔贝·加缪在《局外人》里那句近乎诅咒的告白：“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心扉。” 这种“温柔的冷漠”其实就是一种识别。在现实中，当一些情况发生在我身上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情况不对”，却无法瞬间判定病灶。 看完《审判》后，我识破了这种“非线性的认识捕获”——它不依循逻辑，而是潜意识里的观能感知。 卡夫卡用一出荒诞的布景，剥开了权力的内核：它不是那种能被肉眼看见的外部高压，而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内在的催眠。真正的审判不在法院，它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个毛孔里，时刻等待着吸食你的意志。 支撑这个庞大审判系统的，从来不是什么崇高的公义，而是原始的欲望、混乱的偏见和极其无聊的恶意。系统最恐怖的武器是不确定性。 当审判不再以具体的对话形式出现，它就变成了一种无孔不入的背景噪音，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层面，逼迫你承认自己的低人一等。这种由于心虚和羞耻感产生的自我监视，才是最稳固的牢笼。 我记忆犹新的是书中的“鞭打者”。这个群体代表了系统最底层的执行意志——不讲情感，不讲道理，只负责输出痛苦。 它是系统为了维持恐惧而设置的必要环节，其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消解任何关于怜悯的讨论。这种冷酷的效率感，与法庭办公室那种松散、肮脏的氛围形成了令人窒息的对比。 所以审判不仅是精神的折磨，它在物理层面通过剥夺时间，逐渐剥夺一个个体在社会契约中的生存根基。 而蒂托雷利向 K 揭示的那三种结局：真正的无罪释放、表面的无罪释放、以及无限期的拖延，简直是一场关于希望的彻底屠杀。 真正的无罪释放只存在于遥远的传说；表面的释放意味着随时待命的被捕；无限期的拖延则要求你永远维持受审的状态。 系统没有出口，只有不同形式的围困。 当这种围困从早餐被剥夺的那一刻开始，惊悚便不再是宏大的词汇，而是个体防御的彻底崩解。 这种崩解伴随着一种虚火般的日常失效，让人在法庭办公室里感到生理性的眩晕。当私密空间被邻居越界窥视，职场安全感被负罪感击碎，社会资源在律师的纠缠中无效对冲，生存权便只能在画家的交易中暗度陈仓。 最终，当社会属性彻底凋零出奴性，存在主义的逻辑便走到了必然的绝路。 在最后的处决时刻，K 看着窗外那个人影，那个看似身处局外、实则与系统共谋的“局内人”。 我想，那个人影就是我，是每一个想要通过审判看清自己“看似身处局外”的局内人。面对这种左右皆沉沦的局面，莫尔索式的缴械与强力者的对抗都不是最优解。 或许，唯一的出口是在那两个陌生人闯入生活、侵蚀你微小秩序的一瞬间，你就已经识破了这场审判的非线性本质。 真正的恐怖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这种对微观秩序的蚕食。而我们能做的，便是以那个“窗里人”的冷峻视线，去平视那个荒诞的现场，拒绝进入那场必输的博弈。

《审判》是奥匈帝国的德语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故事讲述了银行高级职约瑟夫· K 在他30岁生日的早上莫名其妙遭到逮捕，受到指控，成了被告。K完全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法。事情来得突然且荒谬，约瑟夫·K几乎无法相信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为了澄清自己的无辜，K四处寻求帮助，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最后，在31岁生日的前一晚，他还是被判有罪并处死。直到死的那天，K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审判他的法官身在何处，审判他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 小说中，整个审⚙️判过程充满了荒谬和不合理。让读者感受到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在冷酷无情的官⚙️吏面前，作为弱势群体的民众是多么无助和迷茫，只要权力想审⚙️判你，你根本无处遁形。在一个专⚙️治和权⚙️力垄⚙️断的社会里，法律不再是公正的象征，而是变成了权⚙️力的工具。 卡夫卡这部作品让人感受到了他想要逃出这个荒🏜️诞处境的强烈欲望，透过文字似乎可以看到他用尽全力试图将他的思💭想作为呼救声传递出去。1924年，卡夫卡因病去世，生前，他自认为《审判》在艺术上是失败的，遗嘱中声明要将手稿焚毁。因为遗嘱执行人布罗德的“背叛”，《审判》最终得以整理发表。

一个虚弱的人却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 似乎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都知道弗兰兹·卡夫卡这个人，以至于我竟没有读过他的书却知道他鼎鼎大名。 许多文学界的名人赞誉他，可以说卡夫卡死后有多少鲜花，那么他生前就有多孤寂和被冷落。抛开那些头衔和赞誉，卡夫卡就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困境跟现代大多数人的困境一样，童年的打压式教育，被拿去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为了好就业和体面被迫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有份996而晋升不大的工作，大龄未婚，对婚姻和爱情渴望而焦虑，直到他离世，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如果没有他那些离奇和荒诞的思想被好友挖掘，卡夫卡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他甚至不如大多数人乐观和坚强，大概也正是卡夫卡平淡的一生和荒诞离奇的文字，才能刚好跟时代共鸣，成为现代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作家之一。 “一定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他没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 极度平静、客观的语调，讲述了一件完全荒谬、不合逻辑的事，整部小说的基调就像日常世界突然被一种无法理解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侵入，这种感觉被读者视为卡夫卡式荒诞与异化。 小说中“法的门前”那个入口是专门为一个人开的，但他却用一生等待许可。现代人常常觉得，某个机会、某个职位、某种认可“只对自己紧闭”，而实际上那扇门本可以推开。很多障碍是被我们自己内化的“必须遵守规则”所构建的。那个迟迟不放行的守门人，是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不要轻易把外界施加的困境，内化为自己的罪过；同时，不要只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寻找正义。 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解释一个原本不该由你解释的局面，可能你已经是K.了。 大体上读来还是云里雾里，有机会把《变形记》和《城堡》也读完罢。

进不去的门 卡夫卡的《审判》写于1914—1915年，却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友人马克斯·布罗德整理出版。小说没有真正完成，甚至连章节的次序也并非完全确定。因此，读《审判》时，很难把它当成一部有完整因果链条的法律小说。它更像是一场漫长而荒诞的梦：一个人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从某一天开始，被卷入一个自己永远无法弄明白、也永远无法逃脱的审判。 故事从约瑟夫·K三十岁生日那天开始。 K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一天早晨，他刚刚醒来，就发现房间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告诉他，他被捕了。奇怪的是，他们既不告诉他犯了什么罪，也不把他带走。K仍然可以上班，可以自由行动，只是从此以后，他已经成为一个“被审判的人”。 审判并不是把一个正常人的自由突然夺走，而是在保留他的日常生活的同时，把一个看不见的罪名塞进他的生活。 K试图弄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参加第一次审讯，来到一个拥挤、混乱、充满压迫感的场所；他寻找法院，法院却藏在普通住宅的阁楼里；他遇到法官、律师、法院工作人员，也遇到那些似乎熟悉整个司法系统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告诉他：案件究竟是什么，法律究竟是什么，自己究竟应该怎样证明清白。他找到律师胡尔德，希望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又认识了画家蒂托雷利，希望通过他与法院的关系获得帮助。可这些所谓的帮助，实际上只是让K陷入更多的迷宫。蒂托雷利告诉他，案件大概有三种可能的结局：真正的无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谓“表面的无罪”，只能暂时让案件停止；而“拖延”，则是让审判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这时候，K似乎已经逐渐明白了这个世界的规则：你可以申辩，却不能真正解释自己；你可以寻找出口，却找不到法院的大门；你可以认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掌握法律；你可以不停行动，却始终没有向前一步。 最后，K来到大教堂。本来，他是去接待一位意大利客户，却没有等到客户。一个神父却突然叫出了他的名字。K这才知道，神父竟然是法院的人。接下来，小说出现了最重要的一段——“乡下人与守门人”。 法律面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乡下人来到这里，请求进入法律的大门。 守门人告诉他： 现在还不能进去。 乡下人问：“以后可以进去吗？” 守门人回答：“有可能，但现在不行。” 门其实是敞开的。 乡下人甚至可以看见门里面。但守门人又告诉他，自己只是第一道门的守门人，里面还有一道又一道门，每一道门都有更强大的守门人。于是乡下人害怕了。他没有闯进去，而是在门口坐下来，等待允许。 一天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 他为了进入法律之门，向守门人行贿，向他询问，观察他，甚至研究他身上的皮毛、胡须和习惯。他越来越老，越来越接近死亡。 临死之前，他问守门人： “所有的人都想接近法律，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没有人来这里？” 守门人回答： “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开的。现在我要把它关上了。” 故事结束。而K的故事也走向结束。 最终，K在采石场被处死，他的罪名始终没有被宣布。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像一条狗！”——这声抗议中包含着某种觉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审判”，从来就不存在于任何外部权威那里。他的罪就是他的存在本身，而这个“罪”是无法通过任何辩护来消除的。 于是，“乡下人的门”和“约瑟夫·K的审判”突然重合了。 把《审判》放回卡夫卡自己的时代，会发现这扇门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是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的德语犹太人。他受过法律教育，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来长期在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保险机构工作，是一个非常熟悉官僚制度、文件、法律和行政程序的人。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四年，而且工作能力受到认可。所以，《审判》里的法院并不一定是卡夫卡对某一个具体法院的影射。更可怕的是，它可能来自现代社会本身。 卡夫卡生活在一个旧帝国正在瓦解、民族主义不断增长、官僚机构日益庞大的时代。1914年，他开始写《审判》，恰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小说开篇和结尾几乎最先写出，而中间部分则不断中断，最终没有完成。他还是一个处在多重身份之间的人：布拉格人，却不是捷克人；说德语，却生活在捷克社会；是犹太人，却又与传统犹太宗教保持着复杂距离；受过法律教育，却又不愿让法律成为自己真正的人生。因此，《审判》中的“无法进入”，也可以让人想到一种更深的现代人的处境，我们总在寻找一个能够证明自己身份、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地方，却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你还没有资格，你还需要等待，你还需要证明自己，你还需要认识更高一级的人，你还需要理解那些你永远无法理解的规则。而最可怕的是，我们最后可能会把这个声音变成自己的声音。 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喜欢这个寓言最后的反转。 乡下人一生都认为：法律的大门对所有人开放。所以，他一直等着进入。直到临死之前，他才知道：这扇门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专门为他开的。 这句话把整个故事倒转过来。如果门是专门为他开的，那么他这一生究竟在等什么？ 守门人阻止他了吗？当然阻止了。但仅仅是守门人阻止了他吗？似乎又不完全是。因为真正没有跨过去的，是他自己。这并不是说受压迫的人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负责，而是卡夫卡提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当权力告诉你“不能进去”时，你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了它？从那一刻开始，外在的守门人就进入了人的内心。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寓言比单纯的“反抗权力”更加复杂。如果只是“恶人挡住好人”，故事反而很简单。但卡夫卡让我们看到的是：权力不仅能够阻止人的行动，还能够塑造人的判断，让人开始主动按照权力的规则理解世界。 于是，门虽然开着，人却进不去了。 门是否真的打不开，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当一扇门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有没有因为害怕门后的守门人，而从来没有尝试走进去？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那扇门原来一直是为自己开的，却已经没有时间了呢？

摘自《存在主义心理分析》（欧文亚隆） 把存在的内疚写得最生动有力的，莫过于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个体拒绝承认和面对存在的内疚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 《审判》一书开篇就写道：“必然有人恶意中伤约瑟夫，因为他没有做任何错事，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被逮捕。”约瑟夫被要求认罪，他却宣称：“我完全无罪。”整部小说都在描述约瑟夫如何努力让自己无罪离开法庭。他向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帮助，却得不到任何帮助，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官方法庭。正如读者逐渐意识到的，约瑟夫面对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法庭。 裘利斯·赫舍提醒读者注意法庭的物理环境被原始本能的材料玷污，譬如法官的桌上散放着色情书刊，法庭坐落在贫民窟的一个肮脏的阁楼上。当约瑟夫进入一所教堂，一位神父对他讲了一番话，试图敦促他关注内心、发现自己的罪。约瑟夫回答说这一切都是误会，然后他开始合理化：“如果你是指这个的话，那么有哪个人可以说自己无罪呢？我们都只是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差不多。”神父继续劝导说：“但是所有有罪的人都这样说，”并再次让他看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试图把自己的罪消解在集体的罪中。当约瑟夫描述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之后（“我打算寻求更多的帮助”），神父生气地说：“你太热衷于寻求外界的帮助“。最后，神父在讲坛上高喊：“难道你就不能稍微看远些吗？”约瑟夫于是希望能够从神父那里得到逃避法庭的方法，所谓“一种完全脱离法庭审判的生活方式”（指的是一种可以避免自己良心审判的生活方式）。 其实约瑟夫问的是，人是否有可能永远不必面对存在的内疚？神父回答说他逃避的希望只是“妄想”，并告诉他一则“写在律法前言”的寓言，其描述的就是“那种妄想”。这则寓言是一个人和守门人之间的故事。一个乡下人想要进入法律之门。在无数门中的一个门前，守门人迎接了乡下人，告诉他此刻不准进入。当乡下人试图向内窥探时，守门人警告他说：“你可以试着在没有我许可的情况下进去。但是你要小心光是我就拥有强大的力量。而里面的大厅一个连着一个，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强大。到第三个守门人我就已经看都不敢看了。” 乡下人决定自己最好等到获得许可再进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在门口等待着。他整个一生都在门外等待。他变老了，他的视力衰退了，就在他倒下快要死去的时候，他问了守门人最后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想要进入法律之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之外，就没有其他人要求进入呢？”守门人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因为他的听力也衰退了）：“除你之外没有别人需要经这个门走进法律殿堂，这个门是为你准备的。我现在就要把它关上了。”约瑟夫无法理解这则寓言，他继续寻找某种外在的帮助，直到最后“像一条狗一样”地死去。 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到他自己一开始也并不能够理解这则寓言的意义。之后正如布伯指出的，卡夫卡在笔记中充分描述了这则寓言的意义：“承认罪，无条件地承认罪，门就会打开。它在世界之屋的内部，墙后是它污浊的反射。” 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是有罪的，他的罪不仅是没有活出应有的生命的罪，等待他人许可的罪，没有把握自己生命的罪，没有走入只为自己准备的大门的罪，他的罪更是因为没有接受自己的罪，没有用自己的罪作为内心的向导，没有“无条件”地认罪（他的认罪本可以让大门“自动打开”）。 存在主义治疗中的“内疚”与传统治疗中的内疚有所区别。在传统治疗中，内疚指的是一种做错事的感觉，这是一种具有渗透力的、让人很不舒服的状态。这种状态被形容为伴有焦虑的负面自我评价。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为内疚这个概念增添了新的维度。首先，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这个观点通过减少逃避内疚的渠道从而扩展了内疚的范围。个体不能再舒服地依赖于如下的借口：“我不是故意的”、“这是意外”、“我没有办法”、“我（这样做）是因为根本无法抵抗的冲动”。 除了扩展了“责任”的领域之外，存在主义概念还增加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简单地说，一个人感到内疚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别人有过错或者是违反了某种道德或社会规范，它也包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感到内疚。所以人的负疚感的强烈程度，等同于人对于自身、对于自身世界的责任感。 人需要为自己的存在负责，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回答使自己成为什么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自己的审判者。这种情境带来焦虑。这个焦虑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就是内疚的焦虑；从绝对的角度来看，这个焦虑是对自我排斥或者自我否认的焦虑。人被要求使自己成为自己应该的样子，充分实现自己的命运。人通过实现自身的命运，通过实现潜在的可能，获得自我肯定。 哈西德教派的拉比苏西亚在去世之前曾经说过：“当我到天堂的时候，他们不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是摩西？’他们会问我的是‘你为什么不是苏西亚？为什么你没有成为你本可以成为的你？’” 马斯洛第一个使用了“自我实现”这个名称。他也相信人自然会试图实现自我，除非环境对发展太过不利，使人力图获得安全感，而不是努力成长［也就是说，人必须采用“匮乏动机”(deficiency motivation)而不是“成长动机”(growth motivation)］。 但是人如何能发现自己的潜力呢？人怎么能在遇到它时认出它来呢？人如何知道自己迷失了呢？海德格尔、蒂利希、马斯洛和罗洛·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致的回答：“通过内疚！通过焦虑！通过良心的呼唤！”

卡夫卡式的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也谈不上好的文笔，可能就不想好写吧~。那究竟伟大在哪呢，也许伟大在现代主义的开创性，或者是因为独特的荒诞显得文学性强，需要读者慢慢去嚼，越嚼越有味道，我认为在后者。现实的荒诞，是你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无序，并且感到深深无能为力。《城堡》和《审判》这两本小说读完都有这种感觉，这不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吗？孤独，空虚，以及对现实的无力感。刚刚读《城堡》的时候，作者用力的描述，里面每一段推理都合乎逻辑，但是每一段的结论都毫无意义。我想起的是和媳妇吵架的场景，每个人表达的都有道理，都有逻辑，同时每一个小片段都能达成共识，但是拉长了看，好像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帮助，问题永远在那，没有什么对或者错，接下来就是妥协，互相妥协，忘记了最开始因为什么而吵架的。 读这本《审判》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觉，K突然被捕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怎么摆脱来自法院的审判，尝试着去解决问题，找律师，画家，商人，一步一步在走进真相，但是最后依然一无所获，满满的荒诞感，可以解读为对官僚集团的讽刺，也可以解读为人性的冷漠抨击。每个读者都能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可能就是卡式的伟大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