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年纪事（译文经典）

一部看起来像是纪实作品的小说，记述了伦敦1665年的一场大瘟疫。瘟疫流行时笛福还只是一个5岁的小孩子，所有的内容据说来自其本家叔叔的讲述，通过一个生活在伦敦的皮具商人的眼睛，将那时候伦敦的景况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包括参与的各类人员、制定的各种应对措施、人们在日复一日防疫过程中心态的变化，还有那些不断消失的个体……跟当前状态比较，不能说十分相似，只能说历史总是在轮回。

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一部可视为“真正的历史”的历史小说！

1665年，发生在伦敦的这场瘟疫，人们的惊慌失措与人性的各种表演，在355年后，在另一片土地上重演。 即使科技发展了355年，在面对这些小到“看不见的敌人”，人类团体仍然没有太多的进步。 比如街道上的号哭。 比如冒险工作的穷人。 比如发病后买通看守逃亡的富人。 比如飞升的数字和越来越大的埋尸坑。 包括政府采取的措施。 隔离，然后封闭。 不过，今天我们对这些病毒的认识毕竟有很大进步。我们有了不断调整的治疗方案，我们有了不断研发疫苗的光亮，我们有了大数据追踪，提前隔离病毒可能的潜伏宿主… 当然，病毒也在不断进化，“狡猾地”逃脱人类的各种歼灭追踪。 我还是相信人类能胜利的，毕竟，我们本来就来自于病毒。

相比之下，加缪的《鼠疫》，是以冷静的语调讲述正义的人与恶的搏斗；而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则是用更生动亲和的方式，细细描绘了瘟疫降临时慌乱而绝望的人们，展现了瘟疫如何改变一座城市的样貌，还花了大量篇幅谈论政府的笨拙应对和乡野的荒谬传说。在那样的日子，走在街上会听到隐约而凄惶的呼救，就像这一个多月来微博上到处出现的求助信息一样，只要听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都是提醒着我们，他们不是《死亡统计表》上冰冷且可疑的数字，他们如此渺小无力又独一无二，他们没有犯任何罪，他们只是遭遇不幸罢了。

疫情之下读完了这本书，在现实和虚幻之中穿行，四百年前的疫病摧毁了伦敦，作者以极为详尽甚至诡异的笔触记录了大疫病来临时的混乱、悲惨、荒谬和温情，令人难以忘怀，疫病中的个体的无助与绝望。群体中显示出的慌乱、荒唐和互助，笛福的记录有着与虚拟作者身份相匹配的琐碎、杂乱和断断续续，杂以统计表，使得小说更像纪实的笔记，笛福这种写法确实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小说，他被尊崇为现代小说之父的理由在这本小说中也有迹可循。 小说主要写的是疫病来临后平民的生活，对宗教的信仰以及接受上帝的旨意的思想在文中可见。 翻译文本对于阅读不甚友好，作者强调了对原文的忠实，却令阅读困难颇多，需要在上下文中拼命连缀。 不过读完这本书，对于那场瘟疫有了一个全景式了解。

历史很调皮，它把上演过的戏码改头换面一下，隔段时间就再来一次，就像这二十一世纪短短二十年，平凡的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疫情，第一次感觉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咋就让我遇见了，第二次是平地惊雷到麻木到一直麻木很久直到结束（比起历史上疫情出现的频率，疫情的到访似乎已开始加速）。如今，事过境迁，关于最近这次疫情，好像跟许多历史事件一样，拉上剧幕后，就被尘封起来，再没有探究的必要，但教训是要学习的，至少在不能绝对避免发生下一次疫情的时候，探寻总结，有益无害（我们天天说现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自媒体的盛行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视角观察，似乎再没有什么信息能不被大众所知，再没有什么真相可以被隐瞒，可现实又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永远是想让我们看到的，我们需要看到的，要么姗姗来迟，要么石沉大海，真相如何，是要沉淀很久后，才会被大众看到冰山一角）。 看《瘟疫年纪事》 之前不看简介，很容易把这本小说当做纪实来读，叙事手法和文字表达方式太像了，作者的匠心独运，读者深陷其中。笛福复现了伦敦瘟疫的图景：街道上堆积的尸体、民众对大蒜驱邪的迷信、富人仓皇逃亡后穷人的绝望。他铺陈真实的街巷名称与冰冷的死亡数字，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虚构的真实感”，他用叙述者的视角捕捉了从趁火打劫的暴行到邻里间守望相助的微光，也记录了苦难中的临终忏悔和对当局应对迟缓无能的反思。 我拿这本书对比过加缪的《鼠疫》和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加缪笔下，发生在奥兰城的故事显然超越了具体疫情的范畴，将目光投向了人在荒诞处境中的行动本身。而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则将人性置于一个更极端也更赤裸的困境实验室，以冷峻甚至残酷的笔调，迫使读者直面一个终极拷问：当维系社会的所有规则与伪装失效，我们人性的底层究竟潜藏着什么…… 笛福记载的时代，瘟疫往往被视为天谴神罚，人们或求助彗星预兆的解读，或口含大蒜寻求庇护，这种基于神秘主义的解释在今天看来略显愚昧，但在科学蒙昧的年代，却是搭建起了理解灾难、缓解认知焦虑的框架。而到了加缪和萨拉马戈的时代，瘟疫早已超越了其作为疾病的自然属性，成为洞穿社会结构和人性本质的巨大透镜。《鼠疫》映射着法西斯的阴影，《失明》刺穿了官僚系统的彻底失效与冷酷无情。瘟疫之所以成为灾难，病毒只是导火索，更关键的是它对固有的权力逻辑、社会缺陷和人性的幽暗之处所产生的恐怖的放大作用。进入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后，新冠疫情中凶猛爆发的“信息瘟疫”——谣言四起、阴谋论甚嚣尘上、甚至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都被政治化标签化——简直就是笛福笔下伦敦市民关于“毒气传播”或“犹太投毒”恐慌的重演…历史一再残酷证明：科技纵然日新月异，深植于人性深处的恐惧、偏见和非理性弱点，却几乎从未改变；人类能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学不到任何教训。 灾难发生时，也是人性善恶冲突和社会伦理选择矛盾最突出的时候。《瘟疫年纪事》中富人率先逃亡，《鼠疫》中科塔尔的走私牟利，《失明》中强盗用武力垄断食物，赤裸裸的生存本能和自我利益优先的原则在灾难的放大镜下无比刺眼。而里厄医生的无言坚守、医生妻子在失明人潮中带领寻找食物和希望的微弱光芒，也验证着加缪深刻的断言：“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在这儿，想由衷的对那些武汉封城初期那些“逆行”的医护人员身影、自发接送医护的志愿者车队、所有坚守岗位毫不退缩的人们，致以最高的敬意，他们是人性坚韧与善意的代表，她们是黑暗里最闪亮的光。 隔离作为对抗瘟疫的基本手段，它内在的两难困境也在历史与现实间反复重演。对笛福时代的伦敦人而言，被“封门漆十字”等于宣判了缓期执行的死刑；在萨拉马戈的隔离营里，隔离则是人性被极端践踏的人间地狱，但在《鼠疫》里，为了整体生存所需的封城又成为一种必要、沉重且清醒的选择。 笛福书写伦敦大疫，是在对抗健忘；加缪在《鼠疫》的结尾冷静地指出：“鼠疫杆菌不会灭绝”；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结尾让那些重获视力的人们选择了对灾难沉默，一如我们现在。文学之所以不断书写灾难，正是因为这种“集体遗忘”的本能在现实中一再应验。瘟疫与文明的博弈永不停歇，文学固然无法提供解药，但它封存了每一次灾难降临时顽强闪现的人性光芒，哪怕微如萤火。正如萨拉马戈借医生妻子之口说出：“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完全像动物一样生活。”

在疫情的阴影下，以凝重的心情读完《瘟疫年紀事》这本最有代表性的“瘟疫文学"。该书作者笛福（Daniel Defoe）是18世纪英国作家，被誉为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丰富小说的奠基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之父”。笛福最负盛名的作品是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世界名著《鲁宾逊漂流记》。而《瘟疫年纪事》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瘟疫年纪事》一书实际上既无主角也无情节，读来完全不像一部小说。作品的背景是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笛福在书中把当年这场鼠疫的发生、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怖和人心惶惶，死亡数字、逃疫的景况写得栩栩如生，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笛福对这场瘟疫形形色色的描写，犹如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让读者不忍直视，毛骨悚然。这是伦敦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它让数以万计的伦敦人痛不欲生，人人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书中对这场大瘟疫下伦敦城市的描写，那一幅副奇怪的城市白昼图景，读来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最让人感到吃惊的事情，便是看到那些街道，通常是那样熙熙攘攘，眼下变得荒芜凄凉，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这样如果我是个陌生人，还迷了路的话，我往往要把整个街道……走上一遍，还看不到有人为我指路呢…。那种空空荡荡使得 ’自然的现象’ 变得不自然…” 。更令人惊悚的是，在1665年伦敦大瘟疫高峰时期，最恐怖的还不是阴森恐怖的街头暴尸，而是大量被疑为染病的人被强行关闭在自家屋子里，门上画上红十字，像是活活被关进坟墓。书中的主人这样说道：“ 当时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关起门来待在自家屋子里。他熟悉他的伦敦，但是他的伦敦已经变得陌生…"  那还是一个科学不发达的年代，那些跪在尸首旁边神色茫然或掩面无力的穷人市民；在这场大瘟疫中，他们只能是的迷信、恐惧、匮乏、冒险和忧戚或祈求上帝的庇护。正如《圣经》《诗篇》第91章：“耶和华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在伦敦将要灭亡的时刻，人们只能是“ 彻夜奔走，彻夜号叫：“噢，无上而威严的上帝呀！” 笛福笔下有许多身处灾难中人们值得同情的遭遇和可悲可叹的行为。如书中所写的：“一方面，宗教生活变得空前团结和虔诚，就连那些铁石心肠的杀人犯也开始大声忏悔，痛哭流涕对人供认隐瞒已久的罪状；另一方面，人们互相提防，偶尔碰面也都绕道避开，怕的是染上瘟病。层出不穷的江湖医生、魔术师、星相家、智多星、预言家，他们信口开河，趁机诈骗穷人和病人的钱财。在瘟疫的痛苦和瘟疫的恐怖达到高峰时，人们多半分不清谣言和真相的区别。连《死亡统计表》的数字是不可全信的…” 任何一场大灾难只要被如实报道出来，似乎都具有史诗（epic）恢弘不凡的气度。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以其严谨忠实的叙述，为十七世纪中叶的伦敦城谱写了一曲史诗。 此刻读完《瘟疫年纪事》，不禁让人想到哲学家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曾说过：“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但愿一场 Coronavirus，可以让许多的良心惊醒；让许多的铁石心肠溶化成泪水，可以不再残杀生灵，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这是一本疫情逼近人类时值得阅读的经典之作。

类似纪实文学的小说，有些啰嗦，有些东拉西扯，翻译也是很多英式倒装句，读起来比较别扭。内容倒是鲜活，经历过疫情再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忘了谁说的“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本篇纪事的作者，正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埋葬在那块地里的，而他姐姐是几年前埋葬在那里的”之后“而我却活了下来”不可思议的纪事手法，反复告诉我们它来了应该怎么做，应该保持着什么态度，如若相反，一部分人的结局已经写在了书里，该庆幸我们活在种种事务皆发达的新年代吗？

在国内疫情趋于稳定乃至消失、武汉解封之际读完了这本书（显然书评因为懒癌推迟）读完了这本书，算是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两个多月的封闭，对期间数不尽的担忧、焦虑、痛心、遗憾一个交代。历史已经过去，但不应该被忘记；历史应该被铭记，但未来依旧可期待；希望我们吃一堑而能长一智，转危为机。 首先要吐槽一下本书的章节安排，不知道是作者的原因，还是出版者的原因，还是电子书录入的原因，整本书竟然没有章节，太影响阅读了。尤其是我一会在手机上看，一会在电脑上看，如果遇到两边不自动同步的情况，很难找到上一次的接头，建议改进一下。 1665年的伦敦鼠疫，对于当地的居民而言，无疑是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无论是其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还是病死率，对于当时的医疗能力、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都是具有毁灭性的。但是，要说传染病的恐怖之处，生物意义上的毁灭只是它的一个方面，甚至都不能说是最主要的方面。因为它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社会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打击，不仅是高烈度的，而且是持久性的。 之前在《瘟疫与人》《枪炮疾病与钢铁》中都读到，欧洲人入侵美洲时，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不仅导致印第安人口锐减、军队伤病严重，而且普遍性的死亡摧毁了他们对于生死的固有信仰，导致他们失去了抵抗意志。确然，这一点在本书中，在作者的笔下又一次得到了验证，在没有科学的解释之前，人们自然无法解释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究竟是救赎还是降罪；人们更无法认同：无论是行善的还是作恶的，无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无论是信国教的还是信新教的，为何都无法免于死亡。几乎是不加区别地感染和死亡，使当时人们心中的因果报应的生死观，以及对于上帝的信心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疫病不仅夺取了人们的健康，也夺去了他们的灵魂。 与此同时，鼠疫作为一种可以人传人的传染病，对人际关系、乃至伦理道德也带来了额外的考验。就如1665年的伦敦，也似2020年的武汉，人在疫情中既是潜在的被传染者，也是潜在的传染者。灾难面前，出于人性悲悯的情怀，应该更加同情、照顾被感染者，帮他们恢复健康、渡过难关；也更应该关心、体恤被隔离者，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但同时，由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又表现出对被传染者、被隔离者甚至其他所有人的警惕、恐惧甚至憎恶，极端情况下甚至演变为对无辜者的一种压迫，乃至暴政。这种极端、暴力的行为，既源自于对传染病本身的恐惧，也源自于对他人的不尊重、不信任，在疫情中数见不鲜。正因为人们自私的本性，才使得我们所谓的“逆行者”更加可贵和值得尊敬。正是他们，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时刻怀有对不幸者的同情，时刻保持理智冷静的头脑。这些在平日里都司空见惯，甚至不值一提的事情，在疫情中，在灾难的阴霾的笼罩下，却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当然，我也不能去指责谁，或者说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谁。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在传染病面前渺小、卑微、胆怯的普通人，他们也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与不幸。这种不幸不仅仅是对于受感染甚至死亡病人及其家属，也加诸于所有未被传染的健康人，加诸于每一个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人。看着作者笔下痛苦、焦虑乃至于疯狂的人们，两个月来的生活历历在目，看看孩子们渴望自然的眼神，看看老人们疲惫无助的姿态，那面对病患人数激增时的一声声叹息，那家人朋友一通通担忧关心的电话，甚至那一次次歇斯底里的争吵，一对对一解禁就劳燕分飞的夫妻、支离破碎的家庭，一声声确诊、自杀之际绝望无助的呼喊……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是胜利了，因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挺过来了；可我们赢得也不光彩，因为代价是那么的惨烈。 时至今日，继续沉溺于回忆，渲染悲伤似乎已经不合时宜。现在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已经是复产复工的火热场景，作为曾经疫情中心的武汉，也已经开始了早高峰、晚高峰的拥堵。是的，疫情似乎越走越远（至少现在、国内是这样），生活终究要继续，我们的脚步也要继续向前。然而，疫情的影响依然在驻足停留，看看门可罗雀的商店饭馆，看看行色匆匆的遮面侠，看看经营惨淡的工矿企业。我们究竟是要扔掉口罩、走出家门、热热闹闹地生活，还是继续下床染病的余威下惴惴不安、小心翼翼，进而忍受生产生活的衰退。无论是大步流星，还是步步为营，我们走得依然很不踏实，依然磕磕绊绊。我们尚未消灭病魔，又何谈消灭心魔。 此时此刻，我无意于夸大困难、恐吓他人，我反而比大多数人更加大胆，更有信心；我也无意于为谁开脱、洗白，我的抨击反而更加尖锐、猛烈。这段经历让我了解到、认识到的，就是渺小，个人的渺小，人类的渺小。与炫目的文明成就而言，我们更不能忘记的是应对灾难时的惊慌失措。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我们尚不能或许永远也不能脱离自然法则。或许，我应该弹一点尊重自然、尊重野生动物的老调，但实在没什么新意了。这次疫情给我们的触动与启示，不应该止于此处。那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继续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