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中篇小说集：呼兰河传

到底有多长时间，未曾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记不得了，自我感觉是好久好久，这两天无事，带着萧红的小说到了公司，看完了《呼兰河传》，一共七章分别描写不同的事情有儿时的欢乐，长大后所看到的种种，还有呼兰河的风土人情。看到团员媳妇那的时候，似乎这个桥段我在高中的试卷还是什么地方有读到过，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享年31岁的她，也是英年早逝，否则应该会有更多好的文学作品留下，通过萧红对呼兰河的描述，可以看到那里的人“落井下石”的有，“损人不利己”的也有，而且还深受迷信之殇，好好的团圆媳妇活生生被迷信整死，冯歪嘴子的媳妇王大姑娘一开始人人夸赞到后来的人人“诅咒”，人们总是会在无聊中找点与自己无关的话题进行大肆加工，而后越传越疯狂，人们的通病，从一开始描绘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到后来的长大，每个人的成长总是会有伤痛，或许这就是成长过程中上天给予你的疤痕，当你某天回头看时，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挺过来了。旧时期的重男轻女现象总是如此，作者是个女孩，父母不爱，祖母嫌弃，唯独祖父对她呵护备至，让她的童年无忧无虑，后花园，小黑屋总会成为作者的天堂，当然还有那观音粉和木质刀。 2018.02.12

很难想象，萧红的身体里竟会住着两个截然相反的灵魂。

读萧红《呼兰河传》 写作即记忆，这句话道出文学的某种真相。对于萧红来说，她的写作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记忆。充满浓郁的个人经验主义色彩，萧红的很多作品甚至可以说是对自我经验的复写，个人经历与家国之思，情爱纠葛与故乡记忆，以一颗天真热情的心审视苦难的世界；她几乎是以女性独到的经验洞察历史，成功地逃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男权话语。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以细致的笔触，抵达语言所不能呈现的隐秘之处。她的作品站立在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林毫无愧色。说到萧红，免不了提及她与鲁迅的交往。鲁迅先生还为她的第一部中篇《生死场》作序，誉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与其他的左翼作家不同，萧红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正是偏离政治的她反而能够让后世的读者重新审视她的作品。有时候想想很奇怪，萧红与萧军（两人笔名寓意小小红军）与鲁迅先生交往过，两人又极为向往革命。但最终并没有走上极左的道路上。萧红后来漂泊四方（行旅与感情皆是如此），远离左翼组织。而萧军亦是不同凡响，在延安、东北皆仗义执言，为弱势者讨公道，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良知。结局自然很惨，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湮没了几十年。读萧红的《生死场》，女性自身的关注与家国的命运纠结在一起，在断裂处反而呈现出奇异的光芒。最精彩的篇章并非抗战的主题情节，而是民众的愚昧、盲目的生死而又极具顽强的生命力。她对生殖与死亡的关注，别具一格。1940年12月完成的《呼兰河传》，已经不在意故事的挖掘，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甚至没有连贯的故事，仿佛写散文一样，行云流水，信手拈来，抛弃小说写作严密的逻辑。在寂寞的心境中，写出对自己幼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在书写中，萧红采取一种孩童的视角，以温暖而浪漫的语调徐徐展开对故乡小城呼兰河的描写：一种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对故乡风物和乡风民俗的描写。故而评论家夏志清说“《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呼兰河传》重要的乃是它的回忆诗学的书写，回忆在这部小说里是一种生命的和艺术的双重形式，作为生命形式，意味着回忆构成了萧红的灵魂的自我拯救的方式。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萧红难得地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的写作之路。她的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一种边缘化的写作，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坛的价值所在。萧红对小说写法，其实很有“自我意识”，她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札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短篇《牛车上》就巧妙运用孩童视角，假装幼稚地叙述一个逃兵的妻子跟另一个陌生的逃兵的悲惨故事。至于《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皆是孩童眼中的世界，区别于传统的世故眼光，天真自然，率性拙美。

这本书特别好听，我还没有把全部听完但是我一定要全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