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之地

文明假面下的幽暗人性——《幽暗之地》 J.M.库切的处女作《幽暗之地》以双篇叙事的冷峻结构，将越南战争的意识形态暴力与18世纪南非殖民掠夺的血腥残酷并置，撕开“文明征服野蛮”的虚伪假面，直抵权力、理性与人性深处的幽暗内核。这部作品没有温情的救赎，只有尖锐的叩问，让我看清：所谓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从来都是强者的定义；真正的幽暗，不在蛮荒之地，而在被权力扭曲、被理性粉饰的人心。 小说由两个互文共生的故事构成。《越南计划》中，美国心理战专家唐恩蜗居书斋，以冰冷理性炮制战争宣传方案，用学术逻辑美化暴力、解构生命，在狂热的意识形态裹挟中走向精神崩溃。他从未踏足越南战场，却用文字与理论制造杀戮，将侵略包装成“拯救”，把暴行合理化，成为体制暴力的忠实拥趸。而《雅各·库切之讲述》里，18世纪荷兰殖民者雅各·库切深入非洲腹地，以“文明开拓者”自居，对原住民肆意屠杀、掠夺、贬低，用种族主义逻辑为殖民暴行辩护，却在自诩高贵的行径中，暴露了最赤裸的野蛮。 两个相隔百年的故事，指向同一个残酷真相：文明是野蛮的遮羞布，理性是暴力的合理化借口。唐恩与雅各·库切，一个是思想上的施暴者，一个是行动上的掠夺者，他们都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与文明的一方，用偏见划分“自我”与“他者”，将弱势者定义为“落后”“野蛮”，从而心安理得地实施压迫与伤害。库切以冷静到残酷的笔触，戳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虚妄——那些标榜文明的人，往往最漠视生命；那些高举理性旗帜的人，往往最容易陷入疯狂。 书中最深刻的批判，是对权力异化人性的精准描摹。唐恩被体制规训，沦为战争机器的螺丝钉，丧失了基本的共情与良知；雅各·库切被殖民野心裹挟，在征服欲中泯灭人性，将他人的痛苦当作满足私欲的工具。他们的悲剧，不是个体的堕落，而是权力逻辑下的必然：当人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当暴力被赋予正当性，人性中的幽暗便会肆意生长，最终将人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库切没有刻意批判，只是客观呈现这种异化，却让读者在窒息感中，看清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合上书页，“幽暗之地”的意象久久萦绕心头。它既是殖民扩张的蛮荒之地，也是战争笼罩的绝望之地，更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愿直面的阴暗角落。在当下，种族偏见、文化霸权、体制暴力依然存在，我们依然会用偏见定义他人，用理性掩盖自私，用正义之名行伤害之实。《幽暗之地》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人类永恒的道德困境，也提醒我们：拒绝被权力裹挟，不被偏见蒙蔽，守住对生命的敬畏，才是对抗内心幽暗的唯一出路。 这部作品是库切文学创作的起点，更是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它告诉我们，文明的进步，不在于征服与掠夺，而在于对弱者的尊重；人性的高贵，不在于理性的自负，而在于对良知的坚守。唯有直面内心的幽暗，摒弃虚伪的偏见，才能让真正的光明，照亮每一片被遗忘的土地。

人即使在相同的环境当中，所造成的心理也各有不同，一个认为在所处环境之下，恰在时代之上，有用武之地的人，会绞尽脑汁，为此进行，在内心深处这是属于他所要做的事，属于他的主场，尤其是在某一方无能的情况之下，在某一领域有着自己的能力显现。 大环境之下，看似都会面对相同的未来，可实际每个人的心中都对之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战争，也无法保持一致性的观点。 集体的存在会因为个体的左右，动摇集体的思想，一旦集体的一致性打破，面对所要发生的，只是个体思想去面对，无法做到团结一致。 当在一个领域进行中，会认为有足够的可能性在现实当中将所思的成为一种现实，而非幻想当中的成功，会使一切如己所料一样的心理暗示，达到自己认为的，去疯狂进行。 在不同的区域之内，外者会遭受本区域的人抵触，此遵守着长久保持的理念，传统，为固执封建之举，所行令人发指。 从结果来思考即使同为人，文化，环境等不同，都会造成个体对人的态度，行为，一旦成为集体，就是殖民类型，将会难以改变。 假设驱赶出此区域，从两种角度思考逃出后，组织将之毁灭的心理，一种角度站在个人复仇的心理，承受自己所经历的痛苦，有着一种报仇雪恨，以牙还牙之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种角度，假设未来的人会有如自己相同的处境之下，并入此地，那么是否有足够幸运能安然无恙，走出此区域，前者是个人之怨，后者则更显格局，为他人未来，以及入地的外来者所忧。

“真正的野蛮是什么呢？野蛮是一种生活方式，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幽暗之地》库切 1、品评：由两部相映成趣的中篇小说构成。前一部《越南计划》的主人公唐恩是一个战争狂徒，他为美国政府工作，整天幻想发明一套战无不胜的心理战系统。然而，他个人的生活却一败涂地。这名男子的狂想与小说中一份探险队的报告形成了对比。这份报告是18世纪一支在非洲腹地探险的布尔人探险队所写。男子的狂想与布尔人的探险是两种形式的遁世。前者属于智力和自大狂；后者事关生死。充满野蛮的气息，两者相映成趣。而唐恩本人也最终陷入精神崩溃。后一部《雅各·库切之讲述》更具实验色彩，是库切用“先祖”雅各·库切的名义创作的一部自述性的小说。这发生在第18世纪。他是一个狩猎远征到“未知”的南非内部的人。过了橘河，雅各布遇见纳米比亚部落的贸易，但突然生病。他参加了部落并逐渐恢复，并加入了他最终被驱逐出村的部落的斗争。他最后的奴隶死在回家的路上。他独自归来后组织对瓜征伐。叙事结尾在他与他垂死的奴隶，并抛弃了他对以前的旅程和部落的大屠杀。这位主张种族隔离制度的雅各·库切，不但懂得编造故事，更善于编造逻辑，照他看来，异族的“软弱”和“无力”正是可以构成他侵略和统治他们的理由。雅各·库切的几次远行，证明了人类自身无比强大的同时，也展示了他自以为是地想像征服与被征服逻辑关系的过程。  2、感受：库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于1974，由报告、讲述、后记、证词附录等不同文体构成，结构新奇、形式先锋。他通过两部小说，一层层剥去人类表面上附着的外衣，让本来的、真实的人性展现在读者面前。并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 *1）题材方面：库切在美国入侵越南的大量文献基础上另辟蹊径，将视角对准了“野蛮人”主题，提出命题“野蛮是一种生活方式，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引发究竟谁才是野蛮人的问题。“我们无法计算蛮荒的数量。蛮荒是唯一的，因其无边无界。我们可以计算无花果树，可以计算羊群，因为果园和农庄可以围起来。果园中的树和农庄中的羊本质即是其数目。我们与蛮荒的交往是种伟业，不屈不挠地把荒野变为果园和农庄。当不能用篱栏围起并加以计数时，我们另用他法来使其变为数字。杀死一只野兽，它便跨过了荒野状态和数字之间的樊篱了。我已经捕杀了一万多只生灵，那些在我脚下灭亡的无数昆虫不计在内......” *2）构思方面：（1）形式实验的“先锋”之作，由《越南计划》和《雅各•库切之讲述》两个看起来不搭界的中篇小说组成，两个文本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分为代表“知识领域的思想者”和“实践领域的行动者”。（2）《越南计划》中的唐恩面对美国大兵在越南的残忍行径无动于衷，躲在屋里炮制宣传战的策略，其变态阴暗的心理在字里行间跳跃。《雅各·库切之讲述》讲述了十八世纪荷兰拓荒者在南非犯下的罪行，自我感觉优越的种族观化作现实的暴力。 这部早期作品一是讲时事，一是讲历史，但其指向是一致的——以践踏他人尊严为基础的利益观。可以明显看出来，库切在《幽暗之地》中的人性分析还有概念化痕迹，反战、反种族隔离的目的很鲜明，具有强烈的道德喜好和政治倾向。 *3）技巧方面：对位手法是最大的特点，在写作背景和情节上《越南计划》讲述了尤金·唐恩在越战中为官方撰写战争计划的经历。作为战争的代言人和设计师，唐恩崇尚暴力，最终陷入精神崩溃。下篇《雅各·库切之讲述》库切以“先祖”雅各·库切的名义创作了一部自传性小说。在书中，雅各·库切支持种族隔离，当地土人的“软弱”和“无力”构成侵略和统治他们的理由。从表面上看，两部中篇的情节无法在时空上构成统一的线性叙事。上篇发生在美国，下篇发生在200多年前的南非殖民地。但如果从对位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理出二者之间的头绪。《越南计划》和《雅各·库切之讲述》就好像乐章中两个对位的声部：一方面它们自成一体，另一方面又遥相呼应，构成和弦，反映一个共同的主题。 *4）背景方面：（1）库切博士论文研究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早期小说。《幽暗之地》中的文本套文本、作者作为人物出现、高度自觉的叙事方式、对精神病人心理状态的兴趣、主谓短句的使用，明显带有贝克特的印记。（2）贝克特关心泛泛的“人类生存状况”，而库切更多的探索历史、社会和伦理，他延续并深化了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有关种族和殖民问题的思考。（3）诺奖评委会在2003年的授奖词里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关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恶的人物的内心深处。 *5）形式方面：（1）唐恩躲在“杜鲁门图书馆”里逃避现实，而那位雅各•库切则是在逃避文明和政府的任何形式的约束，走向荒野，用他无穷无尽的精力、强健的体魄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毛瑟枪应对一切挑战。前者是所谓的“思想者”，后者是活蹦乱跳、停也停不下来的“行动者”。（2）唐恩相信武器是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中介，因而依赖武器。他写道：“我们随身携带着武器、枪炮及其隐喻，这是我们所知的在我们和我们的目标之间唯一的联结。”所谓的“隐喻”指的是他在《计划》里反映的一系列恐怖统治的手段，从随意的暗杀到监狱的酷刑以及一整套代表了绝对权威的宣传话语。雅各•库切不善哲学遐思，但是在下面这段文字里他捡起了唐恩关于武器的话题：枪代表了你自身以外的借以生存的希冀，枪是此次征程中抵御孤立无援的终极防身之物，枪是我们与外界之间的调停人，因为是我们的救星。枪支所传递的信息是，外面的世界不过如此，没什么可惧怕的。（3）枪（或者说武器及隐喻）已不再是狩猎者手中的谋生工具，它升华为形而上的需求，人类（当然不包括非洲部落居民）本质的延伸，精神健全的保证。他对黑人随从说：“我怕的是如果没有枪，我并非会毁于饥饿，而是会毁于精神上一病态，这种病态甚至能使囚笼中的狒狒变得失禁。”（4）唐恩想入非非地要对越南人集体施暴，但是他却相信美国出兵越南是出于爱心。在小说里，他和儿子马丁的关系成了美国与越南的翻版。唐恩怀疑妻子有外遇，背着她带马丁住进一家汽车旅馆。妻子和警察闻讯赶来后他拒绝配合，警察只得破门而入……警察命令他把刀入下，他反而刺伤怀里的马丁。库切以马丁比越南，用意十分明显。用伤害（或战争）来表示爱意，这是何等荒唐的行为。唐恩是精神失常了，那些头脑清理的战争设计师难道不也是同样地盲目、残暴和疯狂吗？拯救越南，需要死多少越南人？拯救伊拉克，需要死多少伊拉克人？（5）“野蛮人必须穿戴起来，遮蔽自己裸露的肌肤，因为曼彻斯特出口棉制衬裤。野蛮人必须用犁翻耕土地，因为伯明翰出口犁铧。”英国人的私利动机逃不过S.J.库切观察敏锐的眼睛，当他谈及荷兰裔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关系时，他犀利的目光再也烛照不了南非历史上那片幽暗之地。（7）非洲部落在与白人以货易货的贸易中丧失了一切，沦为赤贫，而且还爱上了白人带来的美酒（就像北美的印第安人喝着朗姆酒沉沦），更是无可救药。S.J.库切善解上帝的意旨。当地人堕落了，因为他们“不可能永远活在伊甸园中”；这出戏的主导是上帝，荷属东印度公司只是扮了佩带利剑的天使的角色。 3、启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对自我与他者作出本质的划分，不怀好意地赋予他者落后、野蛮、堕落等性质，这样“西方就可以通过它的“文明使命”理念使人得以拯救和赎罪”。而“文明使命”、“慈善事业”的背后隐藏着不言自明的野心和阴谋：殖民南非的布尔人自命为“由上帝带进‘希望之乡’迦南并受委托来消灭异教徒的”。美国帝国主义意欲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越南，以便使之“成为受统治和管理的人”。所以，讽刺的是，西方残酷、伪善的文明并没有用文明的方式拯救、促使进化这些它所认定堕入罪恶深渊的“异类”或“野蛮人”，而是用文明的另一极端形式——武器和战争——使之屈服于自己的淫威，并用武器及战争带来的隐喻满足自己征服、嗜血、毁灭异己的阴暗欲望。

《幽暗之地》本书讲一方面幽暗之地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社会阴暗角落，另一个重要的幽暗之地，就是人的内心。书中同时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一者则是充满活力、富于荒蛮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作者分裂自身去想象，等于在重新定义自身，这是一种不常出现的技巧，必然会引发读者的反思，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充满冷峻诗意的想象力和寓言的盛宴。书中故事告诉我们；政治永远都带着面具说话，我们看不到它真实的一面，或者说它从来也没有真实的一面，凝视深渊，我们很可能被不自觉地污染和渗透，极易被谎话或虚假的行动所蒙骗，成为魔鬼，而我们却浑然不觉。

2026年第71本 ★★★★ 第一部《越南计划》：一条线是心理战专家为从思想上摧毁越南人而撰写的美军越南思想占领报告，先洗脑，再占领，报告夸张得让人匪夷所思的同时，竟也嗅到了很多历史片段中真实的味道；另一条是在生活中专家对妻子的征服支配。双故事的线索略凌乱，语言赤裸暴力几乎无美感，随着主角的精神崩溃叙述的可靠性也被打破，唯一留下的就是打着文明幌子共同指向的霸权，充满混乱、野蛮、不可理喻的且不会成功的面目。 第二部《雅各·库切之讲述》：层层嵌套的虚构自述+虚构编者脚注…构成一串炫目的谎言。故事有爱伦坡和梅尔维尔的影子，又在《黑暗之心》的内核上更进一步，褪去外在蛮荒，直指人心幽暗。 作为第一本书，从复杂的技巧中能看出库切的野心，虽然不够丝滑不够内敛，但库切大半生的创作母题也都能在这本书找到。

二合一的反战反殖民小说 此书分尤金唐恩的“越南计划”和雅阁库切“讲述”两部分。貌似不搭界，一篇讲一米国知识分子在纸上书写对越南的战争计划发了疯的故事，一篇讲18世纪欧洲殖民者在南非殖民地、以及和土著人之间的经历。 前后两篇貌似无关，其实暗中相通，前后呼应。细读，作者库切用意明确，揭露以“拯救”为名义侵略和统治殖民地的西方国家对弱国人民的残酷一面，同时透视人性的复杂、兽 性的可怕和扭曲。 在唐恩执笔的《越南计划》里，米国智库的可行性报告、政策建议和精神病患者的内心独白纠结在一起。尤金唐恩作为一个严谨的知识分子，闭门造车，制定着残暴的战争计划，确切地说，他在制定一个如何毁灭越南的计划。他以最静止的写作研究状态，进行着最残酷的杀戮，他的计划中，除了心理战术以及陆地上的杀戮都不足以满足他的兽 性和极恶心里，他设计毁灭性的空战，以及更具毁灭性的化学战争，比如喷洒化学物质改变土壤性质，使土地不再可以耕种等等，细思极恐，令人毛骨悚然。他的这种内部的“兽 性”发作被妻子玛莉莲觉察，是战争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兽 性，也许只有战争结束，才可能重拾人性；他的这种执迷也导致了他自己走向疯狂，竟然用刀刺伤自己的儿子。 下篇写18世纪的殖民者雅阁库切在南非远征蛮荒之地探险旅行中的经历。我想说小说中这位库切有着鲜明的勇敢气魄，他以自己的方式骑着马，穿越还不为人尽知的世界，面临各种险境而不畏惧，热病、野兽、土著人野蛮的抢夺和未知的处罚等等。他对贴身土著忠仆克劳厄也很宽容，显示出正常的人性。但另一方面，他猎杀大象、处置黑人土著随从心狠手辣，诸如咬掉土著孩童耳朵以及后来的杀掉四个土著人的情节好像娱乐一般，十分残忍。 “越南计划”的文字相对晦涩，因为是自白形式，这种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自然有了一种学究气，有些描写视角非常独特，写的很漂亮。他变疯的自述可以用“高明“来形容。 “讲述”部分的文字相对自然、易懂，故事性更强，有情节也就增加了阅读乐趣。 此书很多情节和描述非常血腥，个人感觉少儿  不宜。阅读的过程也是不很愉快的，良知会被唤醒，战争、原始部落的原始状态以及文明与非文明的冲突，都会令人掩卷沉思。 这无疑是部有内涵的沉重小说。你会禁不住思想人类你争我斗的意义何在？所谓“文明“的定义又是什么？建立在死亡和毁灭之上的“文明”，不是最大的“恶”吗？ 写“恶”来扬“善”的目的虽然作者并未指明，但参考作者库切的反战立场，这种意图是存在的。作者曾因为在美国参加高校反对越战的示威活动而没得到美国绿卡，虽然那时他已经是美国大学的教师。 库切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他各大洲的文学奖也大包大揽了众多，他的书早在我书架里，因书友推荐，书短，立刻读了。400多页，竟读了7个多小时，有些段落听了感觉没明白，又坐下读，拖延了阅读速度。 通过阅读第二篇“讲述”，对早期南非的地理风貌、土著人的生存方式与土著文化、殖民者与当地人的关系，能有个基本了解。老实说，土著人的矇昧野蛮，抢东西、群交、杀戮等习俗，我个人感觉很开眼、也很抗拒。关于殖民者是否应该把“文明”带去改变当地的愚昧落后，是个非常敏感而复杂的话题，世界各地因此引发的冲突比比皆是，不在此讨论。 个人感觉库切的语言很奇特，有一种怪异的美，我想他的英文一定非常迷人，列人书单。译文也够美，比如：“如今我过着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日子。过多的想法在我头脑里冒出来，那是个密闭缺氧的世界。首先是那个笼罩脑部的头盖骨。接着是一个囊包，一层羊膜：我在运动中可以感觉到里头那些稀薄的惰性液体。夜间，月亮在双耳之间引起微弱的潮汐。那儿似乎正在孕育着我。” 书序不要错过，对理解此书大有助益。 诺贝尔奖评委会在2003年的授奖词里给予它很高的评价： 《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厌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描写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物，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与此同时他个人生活却糟糕透顶。此人的奇思异想与一份十八世纪布尔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报告并列而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满活力，是富于蛮荒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 书摘若干： 作为有德的基督徒，他特别提到布须曼人对待牲畜如何残忍，因之要用其人待牲畜之道还治其身，“像猎杀豺狼一样捕猎布须曼人” 我对我们的双重自我谈话，让它们互相拥抱，爱至善，也爱极恶。 两位主人公生活的时代和地域迥异，但是他们都有畸形发达的自我，都崇拜暴力手段，总能为自己奔腾而来的自私动机披上合理的外衣。库切像莎士比亚那样深入自己并不喜欢的角色，取他们的立场来讲述、编造故事。 《幽暗之地》明显受到贝克特的影响。文本套文本、作者作为人物出现、高度自觉的叙事方式、对精神病人心理状态的兴趣、主谓短句的使用（“我哼唱，我咆哮，我嘶嘶响，我怒号，我尖叫，我赞叹”），这些贝克特作品标牌式的特点也出现在《幽暗之地》。贝克特过于关心泛泛的“人类生存状况”，而库切的作品中更多历史、社会和伦理的探索，从《幽暗之地》的书名就隐约可见《黑暗的中心》的影子。库切延续并深化了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有关种族和殖民问题的思考。他的小说创作成就，当在贝克特之上。 这是历史写作的复杂干预。这是一部聪明老练的小说。

库切在《幽暗之地》中以双向穿刺的叙事刺破了殖民主义最后的遮羞布。《越南计划》里暴虐亢奋的军工技术官僚与《雅各·库切之讲述》中满口上帝恩典的殖民祖先，形成了质询西方精神的镜像结构。前者用统计数据和信息模型掩饰屠杀的政治计算，后者以福音书与契约论粉饰掠夺的合法性，相隔三百年的两套语言系统共享着暴力生产的内核。 殖民者最致命的谎言在于自我说服。库切不断强调原住民的“野蛮”与自身的“教化使命”，却在叙述中泄露了谋杀、奴役和土地侵占的真实场景。这种认知暴露了殖民逻辑的悖论：所谓文明秩序的建立，恰恰依赖对原始暴力的系统性遮蔽。拓荒者手持《圣经》丈量土地的行为，本质是暴力对秩序的僭越。这种存在于殖民者意识底层的逻辑错位，最终指向整个西方文明体系中野蛮与文明界限的虚妄性。

《幽暗之地》是库切创作的第一篇处女作，彼时的他已重回南非开普敦，在开普敦大学教书。而他不得不回这个令他眷恋又厌恶的故乡的原因，就在于他参加了反越战游行，因此没有拿到美国绿卡，只能“灰溜溜”地回国。 所以，库切第一篇小说写了越战和南非，是由其个人原因和历史背景的。 《幽暗之地》由两个中篇组成，在这两个中篇中，都出现了“j.m.库切”，第一个中篇里是作为尤金·唐恩的上司而存在，第二个中篇里是作为译者而存在。当然，这里就涉及到叙事学的作者身份问题，显然，在文本中的作者并不能等同于隐含作者，也不能等同于真实作者。在故事和话语的二分之下，这两个“库切”只是作者在故事层所塑造的人物。更不用说“我”，更加不能等同于作者了。我发现一些读者朋友，由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读小说这种虚构型文本，自然而然地把“我”认为是作者。实际上，这只是作者在叙事视角上玩弄的技巧罢了。用有限第一人称视角写完全篇不等同于这视角所表现的思想就是作者的思想。（尤其在库切因为反对越战而被迫回南非的现实语境下，说库切等于小说中的“我”简直是在开玩笑） 第一篇涉及了一些神话学的概念，“我”认为神话的本质就是将儿子反对父亲的忤逆行为合法化。在《千面英雄》里也有谈到神话的本质，最典型的体现这个本质的神话不是基督教中的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是希腊神话中的神王权力的更迭，每一代都是子代推翻父代，而父代被推翻的原因，更多的体现于父代不能进步和更新，慢慢成为是腐朽和老旧的代表，但在他推翻他的父辈的时候，他也曾作为子辈而存在。世界就是新的战胜旧的、不断更迭的过程。 这就涉及到一个定义问题，什么是新的，什么又是旧的？在书中，美国认为自己是新的、文明的，越南是旧的、野蛮的，所以美国对越南的入侵理所当然，这是在帮助越南，使他们成为“世界公民”。美国是“父”，越南是“子”，儿子反抗父亲终不能成功，“我”列出了一系列心理战术去攻克越南人的心理防线。而这种“为你好”的借口之下掩盖的却是“帝国中心主义”的野心。当然，这种堂而皇之的借口和理由也不仅仅只出现在书中，现实中依然存在。 那么，在第二篇中，库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我”，在处理与土著人的关系上，比他们更加残暴、更加野蛮。虽然土著人把“我”带来的牛、烟草、白酒等物品一抢而空，但他们又救助了处于疾病下的“我”。而“我”在病好之后，回报以这些土著人的，是屠村，是用枪猎杀手无寸铁的土著人，在他们的恳求之下用枪口抵住嘴唇，子弹从口中射进脑袋。什么是新的？什么又是旧的？什么是文明的？什么又是野蛮的？ 自以为是的欧洲人对其他大陆的土著居民的改造、屠杀，无疑就是一场种族灭绝，无论它冠以什么好听的名头。

“野蛮是一种生活方式，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他们的死验证了我的存在。”。第一部分是精神分析报告，第二部分是人类学报告。第一部分是试图对越南进行文化殖民的《越南计划》，第二部分则直接展示布尔人暴力殖民南非过程的《雅各·库切之讲述》。作者在写作手法上进行了独一无二的创新，阅读过程并不轻松，第一部分文本艰涩而碎片化，宛如一个自大的疯子的呓语，却又在疯言疯语之中不时如同哲学家般揭穿事物的残酷本质；第二部分有了稍微连贯的情节，较为好懂，却又是一份夹杂着谎言的自大狂式回忆录。库切以冷峻的叙述抽离读者的参与感，将残忍行为直接展现在我们面前，迫使我们思考。读完库切的小说，会感觉到人类的残忍完全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究竟想写什么？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这家伙还是让人难以理解。